《美文》2017年第07期 特別推薦·徵文

徐 可

徐可，江蘇如皋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高級編輯，啟功研究會理事，《文藝報》副總編輯。長期從事新聞工作，業餘以散文寫作為主，兼及小說、詩歌、報告文學、評論等，發表作品上百萬字，不少作品入選各種選本或作為高考範文。結集出版的有《三更有夢書當枕》《三讀啟功》《為了我們的明天》《三更有夢書當枕（之二）》等，譯著有《湯姆·索亞歷險記》《六個恐怖的故事》《熱水河》等。曾獲中國新聞獎、中國報人散文獎等獎項。

美文2017年07期

特別推薦 · 徵文

司馬遷的選擇

文徐可

一

漢武帝天漢二年（前99）的秋天，一股肅殺之氣瀰漫在京都長安城內。秋風蕭颯，草木枯槁，寒意襲人。

這一年，對太史令司馬遷來說，是黑色的，他的人生從此墮入無盡的寒冬和黑夜；而這場災難，又如鳳凰涅槃一般，成就了人類文明史上一位百科全書式的文化巨人。

漢廷未央宮內，空氣格外凝重。

漢武帝在大發雷霆，大臣們隨聲附和。

事情起因於李陵——西漢名將，「飛將軍」李廣的孫子。

這年夏天，漢武帝派寵姬李夫人之兄，貳師將軍李廣利率三萬騎兵去攻打匈奴，想讓他立功封侯，同時又命李陵擔任他的後勤指揮官，但是為高傲的李陵所拒絕。李陵認為他的部下都是荊楚勇士，奇才劍客，力能扼虎，箭法高超，不願接受這種後勤的差事。他請求漢武帝派他獨率兵馬到蘭干山一帶活動，這樣就可分散單于兵力，減輕李廣利的壓力。漢武帝說：「我現在發的兵多，再無騎兵派給你。」於是撥給他五千步卒，命令他立即出擊。李陵率兵從居延出塞，向北行軍，行軍三十餘日，進展順利，最後深入浚稽山一帶紮營，並把沿途所見山川形勢繪成地圖，派部將陳步樂呈送漢武。漢武聞報，大為高興，朝中大臣們也無不舉杯歡慶李陵縱橫千里的英雄壯舉。

可是不久，李陵所部遭遇匈奴大軍圍攻。他身先士卒，智勇果敢，殺敵萬人。可是由於叛徒告密、矢盡糧絕、後無援軍，終於戰敗被俘。消息傳來，武帝大怒，那些以前為李陵唱讚歌的大臣們也見風使舵，跟著皇帝大罵李陵。就在這一片討伐聲中，司馬遷站了出來，仗義執言，勇敢地為李陵做了辯護。在十年後他寫給好友任安的信中，我們看到了他是如何為李陵辯護的：

「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仆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鬥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弮，冒白刃，北首爭死敵者。」

「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

在司馬遷看來，李陵置生死於度外，赴國家之難，這已經是非常難得的英雄壯舉了。他深入匈奴腹地，以五千步卒對抗八萬騎兵，並殺敵萬人。如今事情已經無可奈何，但如此卓越戰功，也足以向天下顯示他的本心了。雖然他最後投降了，但自己相信，只要一有機會，他還會重新報效漢朝的。

這一番話條分縷析，入情入理，有節有據。司馬遷講這些，沒有絲毫私心，他看到皇上悲戚哀傷，真心想獻上自己的懇切忠誠，為皇上解憂。「仆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凄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眥之辭。」他想用這番話寬慰皇上的心胸，並堵塞那些攻擊、誣陷李陵的言論。沒想到，他的幾句話如同一勺涼水倒進沸騰的油鍋里，不僅沒有降溫，反而點燃熊熊烈火。

當司馬遷在皇上面前侃侃而談的時候，這個不會察言觀色的書生沒有注意到，漢武帝的臉色漸漸陰沉下來；他沒有想到，他的無心之言，恰恰觸到了漢武帝的痛處。漢武帝認為，他為李陵辯護，稱頌李陵的戰功，實是諷刺李廣利的庸懦無能，而諷刺皇帝寵幸的人，也就是諷刺皇帝本人。漢武帝大怒之下，當即把司馬遷投入大牢。「明主不曉，以為仆沮貳師，而為李陵說游，遂下於理。」不久，又傳來李陵為匈奴練兵的消息，於是漢武帝下令殺了李陵全家，判處司馬遷死刑。

這一年，司馬遷三十七歲，在朝廷里擔任著一個不大不小的職務：太史令。官雖不大，吏祿只有六百石，卻是他喜歡的職務。他繼承父志，正在全力著述的《太史公書》（即《史記》）已經進入第七個年頭。如果司馬遷此時被殺，將是中華文明史上的巨大損失。

二

司馬遷的先世源遠流長，司馬遷自稱其先祖是顓頊時期的天官。《史記·太史公自序》記載，「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是西漢武帝時期太史令。司馬談是一位非常傑出的學者，著有《論六家要旨》一文，系統總結了春秋戰國秦至漢初以來陰陽、儒、墨、法、名、道各家思想的利弊得失，並對道家思想進行了高度肯定。他在司馬遷的教育上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具有諷刺意味而又令人悲哀的是，身為歷史學家，司馬遷本人的生卒年份卻是一個謎。《史記·太史公自序》和《漢書·司馬遷傳》都沒有記載他的出生年代。後人根據唐人的兩條《史記》注文，分為兩派意見。一派推定司馬遷誕生於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另一派則推定司馬遷當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兩種說法相差十歲。我認真比對了有關資料，傾向於取前說。

司馬遷的童年是在故鄉左馮翊夏陽縣（今陝西韓城市）度過的。他自述這段經歷說：「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龍門山，橫跨黃河兩岸，對峙秦晉之間，兩岸山崖高峻欲傾，湍急水流從中穿過，波濤激蕩，聲若雷鳴，是著名的險阻。清乾隆《韓城縣誌》卷一載：「兩崖皆斷山絕壁，相對如門，惟神龍可越，故曰龍門。」雄奇的河山，聖王的遺迹，優美的神話，在童年司馬遷的心裡刻下了深深的印記。在父親的指導下，他刻苦學習，「年十歲則誦古文」。司馬遷所學的「古文」，不是我們今天理解的文言文，而是用周代篆文書寫的先秦殘存的古籍。《史記》中提到的，便有《春秋古文》《國語》《系本》《論語第子籍》。他向孔子第十二世孫、武帝朝著名的古文大師孔安國請教《古文尚書》，跟隨董仲舒學習《公羊春秋》。

漢武元鼎元年（前116），司馬遷開始壯遊天下。二十歲的他已研習了當時所能見讀的今、古文典籍，學問具備了堅實的根底。司馬談為他安排的這次壯遊，是一次有目的、有計劃的行動。他從長安出發，足跡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區，所到之處考察風俗，採集傳說。《自序》記載了這次行程：「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嶷，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在汨羅江畔，他憑弔屈原投水自盡處，深為詩人的偉大人格與不幸遭遇所感動：「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屈原賈生列傳》）「想見其為人」這句話，在《史記》中至少出現了兩次。還有一處是：「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雲。」（《孔子世家》）當司馬遷與屈原、孔子等古聖賢相遇時，他的腦海里浮現出傳主的音容笑貌，不禁潸然淚下，低回不能去。他把自己的感情直接帶入文中，絲毫不掩飾自己對先賢的追慕和懷想。他是帶著感情來寫傳主的，不是冷冰冰的。

這次壯遊大約花了一兩年時間，足跡踏遍漢王朝的腹心地帶，是為寫《史記》做準備的一次實地考察。他親自採訪，獲得了許多第一手材料，保證了《史記》的真實性和科學性。他這個漫遊，也是《史記》實錄精神的一種具體體現。回京後，他當了漢武帝的侍衛，護衛皇上祭祀天地、諸神、名山大川、封禪泰山，又奉使出征西南夷，行蹤遍及全中國。正如他在《史記·五帝本紀》中所說：「余嘗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這在古今文人中是罕有其匹的。

元封元年（前110）司馬談卒，彌留之際，要求兒子在他死後一定要接任太史的職務，一定要完成他生前未能實現的宏願：繼續孔子的事業，作第二部《春秋》。「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面對齎志將終的父親，司馬遷俯首流涕，對父親立下了莊嚴的誓言：

「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

——兒子雖然駑鈍，但我會全力編撰先人所記的歷史材料，不敢稍有遺漏！

司馬遷深深地理解父親的心愿。父親帶著事業未竟的遺憾而死，他希望司馬遷子承父業，克紹箕裘。面對父親的重託，司馬遷做出了莊重承諾，也做出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選擇。這次選擇，確定了司馬遷的人生目標和價值標準。他立志要當一名歷史學家，要寫出一部偉大的史書。「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父親的臨終遺命、自己的莊嚴承諾，成為司馬遷前進的動力，精神的支柱，指引著他歷經磨難而無怨無悔地把第二部《春秋》——《太史公書》寫下去。

站在中華歷史三千年文明之巔——大漢盛世，司馬遷深刻地意識到自己所負的歷史使命和責任擔當，發出了「捨我其誰」的洪鐘巨響。「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著史，成為司馬遷人生中的第一次抉擇。

元封三年（前108），司馬遷繼任太史令。他「紬（讀）史記、石室、金匱之書」，開始了龐大而浩繁的資料整理編輯。太初元年（前104）正式開始著述。

正當司馬遷全心全意撰著《史記》的時候，一場飛來橫禍使他深陷於生命的絕境之中。

三

司馬遷被投入監獄後，很快以「誣上罪」被判以死刑。

據漢朝的刑法，死刑有兩種減免辦法：一是拿五十萬錢贖罪。二是受宮刑。如果這兩條路都走不通的話，就只有死路一條了。

司馬遷又一次面臨人生的選擇，而且是生死抉擇：是選擇生還是選擇死？

求生避死，是人之本能。生命是世間最可寶貴的，不到萬不得已，誰都願意活下去。司馬遷受到冤屈，當然也有活下去的權利。為了活下去，現在他有兩條路可走：

第一是花錢贖罪。司馬遷官小家貧，當然拿不出這麼多錢贖罪。司馬遷當時擔任的是太史令，每年的官俸是六百石穀子。從公元前108年開始擔任太史令職位，到他受冤下獄正好十年。五十萬錢相當於他十年全部收入的一半。這樣的收入維持正常生活應該沒有問題，但是估計也所剩無幾，一下子要拿出這麼多錢肯定不行。所以他說，「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不唯如此，往日的親朋好友就像對待瘟疫一樣避之唯恐不及，沒有誰敢去為他說上一句好話，沒有誰肯出資為他贖罪。「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也不能怪親朋好友們勢利眼。在漢武帝的淫威之下，誰還敢為司馬遷辯解，誰還敢施以援手？即使他們心懷同情也不敢流露半分，司馬遷本人的遭遇就是前車之鑒。這條路顯然是走不通了。

二是接受宮刑。宮刑，又稱蠶室、腐刑、陰刑和椓刑，就是閹割男子生殖器、破壞女子生殖機能的一種肉刑，是古代極為殘忍的一種刑罰。接受宮刑之後，一個正常的人就變成廢人，與太監無異。孔夫子強調：「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一個人的身體髮膚尚且不能受到損傷，何況是閹割生殖器這樣的極刑？所以受過宮刑的人，被視為對祖先大不孝，生前被人鄙視，死後不能入祖墳。宮刑不但給當事人的身體造成巨大傷害和痛苦，而且殘酷地摧殘人的精神，極大地侮辱人格，這是士大夫萬萬不能接受的奇恥大辱。作為一個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知識分子，司馬遷比一般人保有更高的個人尊嚴，當然不願意忍受這樣的刑罰。他說：「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也就是說，最丑的行為就是侮辱先人，而一個人最大的污點，就是被處以宮刑。又說：「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顯然，這也不是他應有的選擇。

既然無錢贖罪，又不願苟且偷生，那麼，現在就剩下最後一條路了：接受死刑。中國古代文人特別重視個人名節，把它看得比個人的生命都重要。寧可喪失生命，不能喪失名節。在生命與仁義的關係上，先賢有過很多精闢的論述。「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司馬遷不怕死，事實上他也考慮過接受這一選擇。「人生實難，死如之何！」犧牲生命，以「全其名節」，這是司馬遷最好的選擇。

然而，如我們所知，司馬遷最終選擇的是第二條路：接受宮刑。他接受了閹割，接受了奇恥大辱，從此成了一個與太監一樣的廢人，成為一個苟且偷生的廢人，終生生活在奇恥大辱中，生活在別人的白眼和鄙夷中。

難道他忘了先賢的教誨嗎？難道他貪生怕死嗎？

不。司馬遷沒有忘記先賢的教誨，他也不怕死。他之所以在這生死關頭選擇屈辱地活下來，是他想起了自己肩負的使命：他還有大業沒有完成。他的心裡有一個偉大的任務，有一個偉大的理想，他要寫一部在他之前還沒有過的、貫通千古的史書。這不僅是他的目標，也是他父親的目標。他不能死，他的生命已經不屬於他自己，他得為這個目標而活著。

接受宮刑，司馬遷經受了痛苦的靈魂掙扎。他在《報任安書》中詳細敘述了當時自己的心理糾結：「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仆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仆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仆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仆之不得已乎？」

接受宮刑，司馬遷遭受了殘忍的肉體虐待。「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圉之中，誰可告訴者！」「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正惕息。」

接受宮刑，司馬遷承受了沉重的精神壓力。「仆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

受宮刑對司馬遷是一種難以忍受的侮辱，是對司馬遷精神和肉體的無以復加的折磨和摧殘。

當他的身體和精神備受摧殘和凌辱的時候，為了維護人格的尊嚴，他曾多次萌生自殺的念頭。但一想到《史記》尚未完成，他便渙然清醒了，他告誡自己：他無權選擇自盡！「（《史記》）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眾多倜儻不群的古聖先賢忍辱負重、發憤著書的壯舉更堅定了他的生命意志：「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他從古聖先賢發憤著書的榜樣中獲得力量，終於戰勝了人生的大災難、大痛苦、大屈辱，為自己尋求到了一條未來的戰鬥道路：隱忍苟活，發憤著書。「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發憤著書」，是司馬遷選擇「隱忍苟活」的唯一目的、唯一動力。為了實現父親的遺囑，為了實現自己的承諾，他以沉雄果毅的大勇主動申請接受奇恥大辱。

四

司馬遷接受宮刑後，仍系獄服刑，直到太始元年（前96）「夏，六月，赦天下」，司馬遷方有機會被赦出獄。他出獄之後不久，就以「中人」（太監）身份被漢武帝任命為中書令，以「閨閣之臣」的身份「領贊尚書，出入奏事」，類似於皇帝在後宮的秘書長。表面看來，是在皇帝近旁「尊寵任職」，實際上卻是對司馬遷人格的莫大污辱。但是，他以極大的毅力忍受著這種屈辱，全力以赴、爭分奪秒地撰寫《史記》。

李陵之禍，讓司馬遷重新審視他的撰述工作。他對漢武帝、對漢王朝有了新的認識，他對《史記》的撰述也有了新的考慮。在《史記》的敘事斷限上，他將敘事上限由戰國上升到陶唐，與孔子整理的《尚書》斷於堯取齊，敘事下限由當初的「至太初而訖」下延到漢武帝鑄黃金為麟止的太始二年。「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而實際上，最後的下限是「下至於茲」。「下至於茲」當指《報任安書》寫作和《史記》紀事截止的實際年代，也就是征和二年八月巫蠱之難中的衛太子劉據之死。這是《史記》最後的紀事。巫蠱之難對於司馬遷來說，也是一大悲劇。他曾寄希望於劉據嗣位後能夠撥亂反正，中興漢室。而漢武帝一手導演的家族巫蠱之難逼迫太子自經，使司馬遷在現實世界撥亂反正的最後一線希望徹底破滅。這是繼李陵之禍後對司馬遷的又一次沉重打擊。於是他將《史記》紀事的下限「麟止」延伸到巫蠱之難，在衛太子劉據自殺之日畫上一個句號，宣告《史記》至此絕筆！

《史記》的編纂主旨也發生了重大變化，由原來的為漢武帝歌功頌德改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他秉筆直書，在稱讚漢武帝功德的同時，也斥責了漢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史記》由原先的頌漢盡忠之史，升華為撥亂反正之經，如包世臣所說的「百王大法」。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法天則地」是《史記》的總主題。天道公明無私，地道厚德載物。這是百王治國的大本，也是生民為人的準則。這真正是應該「萬世載之」的金言！經歷李陵之禍後重新命筆，《史記》方才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第二部《春秋》。

征和二年（前91），司馬遷終於完成了《史記》這部巨著。這年十一月他在《報任安書》中向知己任安通報了這個消息。「仆竊不遜，近自托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仆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

從太初元年開始起草，到征和二年殺青成書，司馬遷用了14年時間完成《史記》的寫作。如果算上寫作的資料準備，則超過了20個年頭。現在，他已沒有遺憾，沒有牽掛，可以坦然走向死亡了。

這是司馬遷人生中的第三次重大選擇，也是他最後一次選擇：死亡！他的使命已經完成，現在他可以慷慨赴死了，以死抗爭，以死明志，以死洗刷漢武帝帶給他的恥辱！第一次選擇，是遵父囑而做，確立人生目標。第二次選擇，是被漢武帝逼迫，在生死關頭他選擇了隱忍苟活，發憤著書。而第三次選擇，則是他主動做出的，在沒有任何外力的情況下，他主動選擇了死亡。他不怕死，但是要死得其所，死得有價值，死得「重於泰山」。

《報任安書》是司馬遷的一次總爆發，也是他勇敢地面對死亡的挑戰！「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司馬遷決心用死來洗清那麼多年來所受的屈辱，他要用壯烈的死來表明自己的心跡，讓他和他的價值真正地被人們所認識。所以，死，對他來說是一個心甘情願的選擇。「仆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債)，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任安（少卿），是司馬遷的好朋友，漢武帝時曾為衛青舍人，後遷任為益州刺史，征和二年因太子事變被判處死刑。在司馬遷受宮刑後出獄擔任中書令時，他曾寫信給司馬遷，多有指責，「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班固《漢書·司馬遷傳》）。許是出於《史記》尚未寫完的考慮，司馬遷沒有作答。現在，《史記》已經完成，故友面臨死刑，司馬遷終於無所顧忌，把一腔怒火傾瀉而出。學界多數認為，正是這篇《報任安書》再一次觸怒了漢武帝，致使他最終殺死了司馬遷。

關於司馬遷的卒年，古代典籍皆無記述。《漢書·司馬遷傳》敘述司馬遷生平，只到全文轉錄《報任安書》便戛然而止，以後的事迹隻字不提，更不記司馬遷卒於何時，對於司馬遷之死只以一語帶過：「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王莽時，求封遷後，為史通子。」這一反常做法顯然是有所隱諱。而前後漢之際的著名古文經學家衛宏在《漢舊儀注》中則明確寫道：「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 司馬遷在遞送出《報任安書》後不久，再度下獄驟死，時間當在征和二年年尾（前90），終年四十五歲。

五

司馬遷在李陵之禍後選擇隱忍苟活，蒙受了巨大的恥辱，「重為鄉黨戮笑」。與司馬遷差不多同時期的桑弘羊就曾說過：「一日下蠶室，瘡未瘳而宿衛人主，出入宮殿，得由受俸祿，食太官享賜，身以尊榮，妻子獲其饒。」（桓寬《鹽鐵論·周秦》）這段話似有所指。不僅桑弘羊，很可能任安在給司馬遷的信中也觸及了這個問題，對司馬遷有所誤解和指責，所以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才用了那麼大的篇幅引今說古地反覆解釋自己的動機。

然而，時間的長河終於洗刷了漢武帝潑在司馬遷身上的髒水，洗刷了他所蒙受的奇恥大辱。司馬遷偉大的靈魂終於放射出璀璨光輝，《史記》也顯示其巨大價值，成為中華文明史上一座巍然聳立、永不傾頹的豐碑。

最早對司馬遷及《史記》做出高度評價的，是漢代史學家班固。他在《漢書·司馬遷傳》中寫道：「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狀況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揚雄也在《法言》一書中寫道：「太史遷，曰實錄。」他們不約而同地讚揚了司馬遷「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可謂一語中的。

宋元之際的史學家鄭樵對《史記》極為推崇，他說：「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清代傑出史學家章學誠在他的史學理論名著《文史通義》中說：「史遷之學，《春秋》之後一人而已。」梁啟超說：「史界太祖，端推司馬遷。」更為當代中國人所熟知的是魯迅先生的評價：「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司馬遷為了實現自己的藝術理想，為了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不惜做出巨大的犧牲，他的英名永載史冊。

多年來，我曾多次閱讀《史記》，我是把它當成偉大的教科書來讀的。書中那些英雄故事給我無盡的遐思和啟迪。「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在中國，這句話因為一位偉人的引用而深入人心。在生與死、義與利、榮與辱之間，司馬遷做出了人生正確的選擇，他用自己的抉擇完美地詮釋了生命的價值。

捧讀《史記》，我時時觸摸到那個偉大的、孤獨的、不屈的靈魂。

余讀太史公書，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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