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在啟動的那一刻，就已經死了

文 | 諶旭彬

1901年。

是「新政」開始的年份。

也是「新政」死亡的年份。

不許講「西法」的變法上諭

1月29日，逃亡西安的慈禧太后，以光緒皇帝的名義，發布了一道新政改革上諭，上諭中說：

「世有萬古不變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成法……蓋不易者三綱五常，昭然如日月之照世。而可變者令甲令乙，不仿如琴瑟之改弦……」

意思是說：除了三綱五常不能改，滿清皇帝的統治不能改之外，其他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改。

這是自洋務自強運動以來，清廷最高當局首次明確「賜予」帝國子民如此大尺度的改革空間。

這份上諭遂因此被視作清末新政的起點。

但這個「開始」，並非政策，而是權術。

1、該如何「處置中國」？

「對中國該如何處置」——這是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城之後，所面臨的最重要的一個問題，也是逃亡西安的老太后最關心的問題。

原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丁韙良「以華制華」的觀點，也許最具代表性。庚子年九月二十八日，丁氏在上海演講說：

「為今之計，當先請皇帝復辟，另舉西使中之賢者一人，入軍機處，贊襄新政，則中國可安，而後患可兔矣。次當限制中國乏軍備，散其營伍，毀其製造各廠。南中督撫以保商保土為念，訂約保護，自是正辦。余深望西國政府聯絡南省，整頓北省，須俟太后歸政，罪魁重懲，方與退兵議和，萬不可先退兵也。」

丁氏極力建議列強廢黜慈禧太后，扶植光緒帝上台。在他看來，慈禧是庚子年中國排外運動的罪魁禍首、義和團的同黨和滿族保守勢力的總代表。光緒則是開明派和改革者，是滿人統治階層中唯一的例外。丁氏說：

「我們必須區分漢人和滿族統治者。前者被人引入歧途，而後者背信棄義，不可饒恕。在滿人中間，又得區分進步的光緒帝和排外的慈禧太后。」「由於是外族君臨中國的王朝，滿族對外國的各種影響一概生妒忌之心，他們都是排外的，唯一的例外是光緒帝，他接受的是漢人改革家的影響。在當今王朝的王室成員中只有光緒表現出能廣泛地認識和超越民族偏見，熱切希望他的政府適應西方文明。他因熱烈支持進步而被剝奪權力，因此他特別值得我們的同情。」

丁氏對光緒的上台充滿了期望：

「從沒有象在年輕的皇帝統治的短暫時期那樣，排外情緒一蹶不振」，「（對外國人的）敵視情緒……幾乎消失了」。

丁氏上述這些「處置中國」的意見，被正式歸納總結、公開發表在庚子年九月十五日出版的京津《泰晤土報》上。其主要內容包括：

(1)為了根除慈禧太后製造的災難，在各大國共同議定下，將慈禧放逐，恢復光緒帝的合法權力。

(2)取消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後頒布的一切政令，包括她任命的黨羽的委任狀，新政權許可者除外。

(3)恢復光緒帝的改革方案，在各國批准後執行。

(4)讓各國劃分利益範圍，指派代表控制在其勢力範圍內的各省督府的行動。

圖：京師大學堂的總教習丁韙良

廣學會總幹事李提摩太，於也於庚子年七月十四日，為列強擬訂了一份「處置中國」的意見書，並印發給西方各國政府機構以供參考。

意見書主張組建一個中國人、外國人各半數的聯合內閣來治理中國，由外國人居於主導地位。其具體內容如下：

目前中國既然沒有一個被各國信任並能執行條約義務的中央政府，北京政權已通過一個秘密策劃使全國陷入戰爭狀態，兩年來致力於驅逐外國人出境，現又在北京與直隸省進行，各國被迫必須組織一個新的、能夠維持永久秩序使中國人和外國人獲得持久和平與繁榮的聯合內閣。

1、這個內閣將由一半外國人和一半中國人共同組成。

2、每一個能派遣一萬名常備軍駐紮在中國的大國得派二人為閣員。

3、中國的總督和巡撫得推派同等數目的人(譬如說十二人)為閣員。這些人必須是列強所絕對信任的。

4、這個內閣的主要任務是：

(1)保護各國人民的生命財產；

(2)保障中國的領土完整；

(3)毫無歧視地保護所有國家的利益而不是一國或幾國的利益。

5、新內閣將不受任何一國的直接管轄。

6、應組織一個最高國際法庭處理這個聯合內閣產生的一切問題。

7、在過渡時期責成各省督撫負責各自轄區內的秩序，不可派遣軍隊援救北京。

2、該如何「處置慈禧太后」？

丁韙良與李提摩太們的意見，其實也是列強的意見。

列強提出了兩個最核心的議和前提條件。

一是「懲凶」。即懲辦把持清廷中央政權的「頑固勢力」。

二是「兩宮迴鑾」。即迫使慈禧太后回到北京，回到聯軍的勢力所及範圍之內。惟有如此，列強才可能達成其迫切的另組「新政府」的意圖——用駐日公使李盛鐸的話說：

「中國須將舊政府大臣更換，另選大臣，立一新政府，各國方能議和。」

此處的「政府」，乃是指軍機處。列強並無意推翻清廷。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的看法是：

「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的四分之一。」

既然無意推翻清廷，如何強迫中國政府改組，尤其是如何處置慈禧太后，就成了問題的核心。

自戊戌以來，承認慈禧還是擁護光緒，一直是西方輿論的焦點。庚子年義和團的排外，終於使得西方輿論在這個問題上獲得了空前一致的統一。譬如：

英商在上海的喉舌《字林西報》發表社論說：

「希望有可能把光緒皇帝尋出來，重新置於皇位之上。與此同時必須對中國人明白指出，挑起目前戰爭的是慈禧太后。」

德國《德文新報》說：

「如有可能；光緒帝應予恢復。如不可能，應物色一名不同慈禧集團相聯繫的新皇帝。端王之子大阿哥的繼承權應予廢去，慈禧應令其退隱。」

美國《紐約時報》說：

「列強如能使用因其軍隊駐華而獲得的影響，堅持恢復光緒帝的權力而不採納解決問題的其他更好的辦法，這就是件大好事。」

在華西方傳教士，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最為堅決。庚子年9月，代表20個傳教團體的大約400名英美傳教士集會上海，致電西方國家政府，要求「恢復光緒的合法權力」，「迅速和適當地懲處起自慈禧太后的所有煽動暴亂的官員」。

相對於輿論對光緒皇帝的普遍認同與同情，慈禧太后的命運則充滿變數，尚在未定之天。比如，德國堅持將「懲辦真正的禍首」作為和談的「先決條件」，而且明言：所謂禍首，「必須是些大傢伙」。英國則認為「懲辦皇太后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從現實利益的角度考慮，這「將冒著廢棄中國整個國家組織的危險，這對於歐洲也是不利的」。

3、為安全回京，老太后重塑「開明」形象

列強希望重組一個親西方的中國政府。

慈禧太后則日夜擔憂自己的政治權力被列強剝奪。

如何讓二者兼容？——惟有老太后發布改革上諭。

平心而論，慈禧本不是一個反對改革的人。其反對改革，唯有在改革威脅其權力之時。戊戌年扼殺維新無關乎政見，只是純粹的權斗；庚子年掀動義和團，同樣無關乎政見，也只是為了保住權柄、抗衡列強的歸政壓力。

1901年頒布改革上諭，與上述情形並無二致。

湖廣總督張之洞對新政諭旨的迷惑，很能說明問題。張氏庚子年坐鎮江楚，與劉坤一、李鴻章等人聯合發起「東南互保」，將中國從亡國邊緣拯救回來，可謂居功至偉。張氏密切關注時局變化，尤其是朝廷的政治動向。在接到新政上諭之後，張氏的第一反應，是寫信給在京的關係網，希望弄清楚諭旨的來路：

「何人陳請？何人贊成？」

當各個信息渠道的反饋，均表明這一諭旨出自「聖意」，並得到了榮祿和鹿傳霖的「贊成」之後，張氏曾一度認為朝廷是真的有意要改革。但很快，安徽巡撫王之春的來電，卻將張驚出了一身冷汗。

王氏在電報中說：

「頃行在軍機章京密報：……『奏復變法，毋偏重西』雲，想見兩宮宗旨，奈何？然就復我古法立論，或不幹怒。」

張之洞無法理解：

「變法不重西，所變何事？」

朝廷既宣布變法，又不讓重點談西法，那這個「變法」，究竟是想要變什麼？「變法」的目的，又究竟是什麼？

為探明朝廷變法的真實意圖，張之洞特地致電鹿傳霖，詢問王之春來電所謂的「切囑各省復奏萬勿多言西法」，到底是怎麼回事。張氏在電報里充滿了憂慮：

「竊思採用西法，見諸上諭明文。鄙意此後一線生機，或思自強，或圖相安，非多改舊章、多仿西法不可。若不言西法，仍是舊日整頓故套空文，有何益處？不惟貧弱，各國看我中國，乃別是一頑固自大之人，將不以平等與國待我，日日受制受辱不成為國矣。」

張氏希望從鹿傳霖處得知慈禧和榮祿的真實態度，也希望了解到哪些改革內容是可以提的，哪些改革內容不能碰的雷區：

「究竟此事慈意若何？略園(榮祿)能透澈否？各省能否切實復奏？哪幾種事可望更張？」

鹿傳霖的回電模稜兩可。一方面否定王之春的說法，極力鼓勵張之洞放下思想包袱，拿出自己的改革提案。一方面又極委婉地警示最好不要提「西學」——「不必拘定西學名目，授人攻擊之柄。」

張氏隨後複電鹿傳霖，沉痛感慨中國如此「變法」，距離亡國之日已經不遠：

「嗣聞人言內意不願多言西法，尊電亦言勿襲西法皮毛，免貽口實等語。不覺廢然長嘆：若果如此，變法二字尚未對題，仍是無用，中國終歸澌滅矣！蓋變法二字，為環球各國所願助、天下志士所願聞者，皆指變中國舊法從西法也，非泛泛改章整頓之謂也。」

張氏此一時期的政治主張，乃是要「大變西法」：

「欲救中國殘局，惟有變西法一策。精華談何容易，正當先從皮毛學起，一切迂談陳話全行掃除。」

王之春和鹿傳霖帶來的消息，使張之洞變得謹慎起來。一方面，張氏致電王之春，讓他不要急著上奏，不要急著回復、響應朝廷的變法上諭；另一方面，張氏嘗試聯絡東南各省，就變法問題「互通聲氣」，希望共同拿出一個變法方案，以「法不責眾」來倒逼朝廷的改革向「西法」傾斜。於是，遂有1901年十餘省督撫參與討論、張之洞、劉坤一主筆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折》。

《江楚會奏變法三折》的具體內容，本文從略。惟有幾個細節很值得注意：

（1）朝廷發布變法諭旨之後，要求各省督撫回奏，並限期兩個月。在這兩個月里，竟沒有一位督撫向朝廷回奏過自己的變法意見。

（2）復奏期限已過之後，朝廷屢次催促張之洞回奏，張並不急於下筆，而是繼續選擇觀察朝野的政治風向。

（3）兩廣總督陶模一方面認為朝廷「未必真欲變革」，一方面又回奏朝廷希望開設議院，結果其建議被朝廷冷藏，並未下發給督撫們討論。

（4）此一時期的張之洞思想激進，不僅呼籲「大變西法」，且主張「仿行」西方議院和「公舉」各級官員，但這些主張並沒有寫入奏稿，原因是：在與各省督撫商議聯銜會奏的過程中，張之洞提出設立議院的主張時，被劉坤一否決了，劉氏認為朝廷的「變法」尺度不可能容忍設立議院。

拖延了近半年之後，《江楚會奏變法三折》才送抵慈禧太后手中。這種拖延，顯示了地方督撫對朝廷「改革」誠意的嚴重懷疑——袁世凱曾有一封催促張之洞、劉坤一早日回奏的電報，其中對舉行「新政」與慈禧「迴鑾」的利害關係，說得相當透徹：

「迴鑾以前，如不先行新政，有大可慮者二：各國以現之政府守舊頑固，倘迴鑾後，各國要挾以更換執政，拒之不足，國體安在？可慮一。各國皆盼我變法，倘迴鑾後各國縷列多款，要挾照行，執政不敵，允則干預，可慮二。」

簡言之：新政，是太后為了迴鑾而行的不得已之舉；不先以「新政」主動塑造出自己的「開明」形象，老太后不敢回京。

圖：慈禧太后。1902年1月7日，慈禧回京。20天以後，她會見了各國駐華公使，接著又會見了他們的夫人，期間曾久久抓住美國公使康格夫人的手，顫抖、哽噎地訴說進攻使館區是極大的錯誤，她為此「後悔莫及」。

迫害拳民、驅趕民眾入教

向列強獻媚，是1901年清廷高層政治的主旋律。

在變法上諭之外，另一重要的獻媚手段，是對義和團的迫害。這種迫害，在1901年，深入到了鄉土中國的每個角落。

1、「州縣官驅民入洋教」

義和團運動前後，山西太原鄉紳劉大鵬親曾在太谷縣南席村私塾任教，撰有《退想齋日記》，真實記錄下了辛丑年朝廷對拳民們的迫害。

迫害的形式各式各樣，試舉兩例說明：

（1山西春荒，地方政府只賑濟教民，而不賑濟不入教的平民。據劉大鵬了解，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獲得洋人對山西義和團運動的諒解：

當此之時，教民橫行，武斷鄉曲，欺虐良民，州縣各官不敢一攖其鋒，惟是一意撫循以求無事，而教民由是益肆無忌憚矣，而百姓由是恨教民愈深矣。各州縣之教民，官皆賑濟，大口銀三兩，小口半之，而不入教之窮民，飢餓而死者枕藉於野，未聞官開倉賑濟，以救民於水火之中；人事如此，安望天之溥降甘霖乎。(1901年4月16日)

2、地方官將辦理教案當作第一要務，以教民之意為聖旨，隨意鎖拿「拳民」。劉大鵬記錄：

今日有徐溝及太谷差役來南席村，鎖拿去年練習義和拳者。其指名之人且系在京為商者，現不在家，並非拳民。此系清源教民捏造者也。嗟夫！教民現恃洋夷之強，控告鄰里及諸拳民，縲泄滿獄，官不能保民，惟聽教民之言以肆毒。成何世界乎?殊令人心意俱酸。（1901年5月21日）

太原一郡之州縣官無他政之辦，唯是辦理教案，聽教民之指揮而已。當此之時，差役四齣，恫嚇鄉民，鄉民恐懼；賄役求免，而役遂生無厭之求，閭巷何以能安乎?新撫到晉之初，即發帑金十萬賑濟教民(每人月五兩)。其未奉教之民，飢餓垂斃，置之不問，此固離散民之一端也。（1901年5月22日)

劉大鵬總結說，政府如此做法，一方面會招致民眾鋌而走險暴動——「去年練習義和拳者，城鎮村莊處處皆有，今日聽洋夷教民之言，差役鎖拿以治其罪，是迫之使變也」；另一方面，則等於是驅趕民眾加入洋教，可謂玩忽職守「喪失天良」：

「中國編氓信從洋教，屢入而不能已，罪雖在民，而推其究竟，殆州縣官力洋人毆焉爾。……今之州牧縣令，百姓啼飢而不問，百姓號寒而不知，百姓愁賦重而賦上加賦；百姓苦政煩而政外有政；百姓生齒繁，而坐視其貧困；百姓昧禮義而一聽其昏迷。好百姓之所惡，惡百姓之所好。上不體朝廷視民如傷之意，下不念黎庶顛連困苦之情。洋人誘之，州縣官毆之。……州牧縣令唯是袒庇教民，唬嚇百姓，以求事之了結而已。教民雖曲，而刑罰不加，百姓雖直，而箠楚不免。州牧縣令如此待民，而蚩蚩者氓有不忿然興起接踵入教者乎?故曰：為淵驅魚者，獺也，……為洋教驅民者，州牧縣令也。驅民入教而不自省，反謂朝廷放縱洋夷、煽惑中國百姓，莫能禁止百姓入教，是誠喪失天良有愧官箴者也。」

2、反洋教先鋒，也不得不入洋教尋求庇護

普通平民不堪地方政府的黑暗，為求保護而入教，在晚清相當普遍，譬如1889年山東單縣李集人曾被捲入訟事，他們「聽此消息後非常害怕，就從劉庄請來一個范神父，大家都請求在教，求教會保護。」

但最具諷刺意味的，乃是曾經的反洋教先鋒——義和團的拳民們，最後也不得不選擇入洋教尋求庇護。

據《拳時北京教友致命》記載，京郊下營村的劉廣來，「曾當團頭，為逃避官府追究而奉教」——所謂「官府追究」，正是庚子年之後清廷為取媚洋人而調轉刀鋒迫害拳民。在義和拳的發源地山東冠縣，這種拳民變成教民的現象更為普遍，比如著名的教案發生地紅桃園，「大部分就入了耶穌教」，緣由則是為了「不受辱，不受氣」——所謂「辱」與「氣」，均來自地方官府的迫害。

有資料統計：從1901年到1910年僅十年功夫，中國的天主教徒從原來的70萬人激增至130萬人，幾乎增加一倍；從1901年到1904年，只不過花了3年工夫，中國的基督教教徒數已從8萬人增加到13萬人，到1914年巳發展到25萬人。

1905年，周作人北游京城，發現：整整五年過去了，義和團厚重的陰霾仍然在這座城市上空籠罩。面對朝廷的迫害，曾經的拳民噤若寒蟬；普通人也唯恐與「拳民」二字沾上任何關係。

周氏如此記述其所見所聞：

「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在庚子事變後的第五年，當時人民創痛猶新，大家有點談虎色變的樣子，我們卻是好奇，偏喜歡打聽拳匪的事情。我們問客棧的夥計，他們便急忙的分辯說：『我們不是拳匪，不知道拳匪的事。』其實是並沒有問他當不當過拳匪，只是問他那時候的情形是怎麼樣罷了。可是他們恰如驚弓之鳥，害怕提起這件事來，這實在也是難怪的。因為我們雖然都還有辮子，卻打扮得不三不四，穿了粗呢的短衣，戴著有鐵錨模樣的帽徽的帽子，而且口音都是南方人，裡邊雖然也有山東河南的同學，但在老北京看去也要算是南邊，這便是一群異言異服的人，那樣的盤問他，不知是何用意。何況在那時的形勢之下，有誰不是反對『毛子』的人呢？民國初年錢玄同在北京做教員，雇有一個包車夫，他自己承認做過拳匪，但是其時已經是熱心的天主教徒了，在他的房裡供有耶穌和聖母馬利亞的像，每早禱告禮拜很是虔誠。問他什麼緣因改信宗教的呢?他回答得很是直截了當道：『因為他們的菩薩靈，我們的菩薩不靈嘛。』這句話至少去今已有四十多年了。」

「我們的菩薩不靈」，這是一個曾在庚子年打著愛朝廷旗號滅洋、隨後卻被朝廷迫害而不得不入洋教尋求庇護的拳民的沉痛領悟。

為什麼「我們的菩薩不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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