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晉商的成功之道

明清山西商人稱雄國內商界五個多世紀，「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是他們的自我寫照。他們的成功，令人注目。他們是如何取得成功的，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我們知道，每一種社會實踐活動都有一種特殊的精神作為其靈魂，這種內在的靈魂是實踐活動中最活躍的能動力量，而從事這一活動的人就是這一特殊精神的創造者和實踐者。明清山西商人的成功，就在於他們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自覺和不自覺地發揚了一種特殊精神，它包括進取精神、敬業精神、群體精神，我們可以把它歸之為「晉商精神」。這種精神也貫穿到晉商的經營意識、組織管理和心智素養之中，可謂晉商之魂。

一、進取精神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否亦為之。」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由利益而起動的進取精神，是明清山西商人鏖戰於商場的精神動力。

清人紀曉嵐說：「山西人多商於外，十餘歲輒從人學貿易，俟蓄積有資，始歸納婦。」這就是說，事業不成，甚至連妻子也不娶。可見山西人是把經商作為大事業來看，他們通過經商來實現其創家立業、興宗耀祖的抱負，而這種觀念正是使其在商業上不斷進取的極其巨大的精神力量。

山西商人的進取精神還表現在他們不畏艱辛，敢於冒風險方面。他們拉著駱駝，千里走沙漠，冒風雪，犯險阻，北走蒙藏邊疆；橫波萬里浪，東渡東瀛，南達南洋。充分表現了他們不畏艱辛、堅韌不拔的精神風貌。

山西商人的進取心還表現在強烈的開拓精神上，所謂「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有許多山西商人就是靠這種自強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業。

二、敬業精神

晉商的敬業精神，也是常為人所稱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學的一個基本範疇，孔子就主張人在一生中始終要勤奮、刻苦，為事業盡心儘力。他說過「執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語。北宋程頤更進一步說：「所謂敬者，主之一謂敬；所謂一者，無適（心不外向）之謂一。」可見，敬是指一種思想專一、不渙散的精神狀態。敬業是中國人民的傳統美德。

敬業：是事業成功的源泉，而勤奮、刻苦、謹慎的作風，又是敬業思想在實踐中的具體體現。

勤奮：這是大多數山西商人具有的良好品德。如山西定襄邢九如「少貧乏，年十四失情，……越二載，其大父即辭世，家道益困，公以母老弟幼苦無資，不得已棄學就商，甫弱冠遠服賈於京東之赤峰縣，……勤勞四十餘載，而家道卒致豐。」榆次人李智春，「生貧家，幼父母卒，兄傭工，仲兄且殤，於是學商於直隸順德府布店，數十年勤勞無間，為執事者所重，積有餘資，乃旋里娶婦王氏，……三子皆成立，長商於赤城，次二、三子耕作，後家漸起。」永濟人趙俊，「為富家賈於江南，勤儉著聞」。

刻苦：不怕苦，不怕累，也是大多數山西商人的良好品德。清人納蘭常安說：「塞上商賈，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勞瘁，耐風寒。」太谷縣商人是山西票號三大幫之一，他們經商「跋涉數千里，率以為常」。乾隆《祁縣誌》卷9載，祁縣閻成蘭「行商朔平、歸化，辛苦備嘗」。

謹慎：山西商人經商以謹慎聞名。這並不是說他們不敢經營大的業務，恰恰相反，他們對大業務抓得很緊。但他們不輕易冒風險，不打無準備之仗，而是要在充分調查了解情況的基礎上，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損失。以放款來說，這是山西票號的一項重要業務，但又有風險，他們對放款對象一定要在詳細調查對方資產、用款目的、還款能力、財東情況等的基礎上，才決定放款與否。有的票號對用款戶透支數額還作了明確規定：上上等戶不得超過3萬兩，上等戶不得超過5千至1萬兩，中等戶不得超過3千兩，下等戶則不與之交往。這一規定，就是出於謹慎行事之目的。

三、群體精神

山西商人在經營活動中很重視發揮群體力量。他們用宗法社會的鄉里之誼彼此團結在一起，用會館的維繫和精神上崇奉關聖的方式，增強相互間的了解，通過講義氣、講相與、講幫靠，協調商號間的關係，消除人際間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幫群體。

山西商人這種商幫群體精神，首先來源於家族間的孝梯和睦。如明代曲沃人李明性，青年時常感慨：「夫為弟子壯不能勤力，將坐而食父兄乎？」於是「挾資賈秦隴間」，由於他在商場上「精敏有心計」而致富，又「內行周慎，孝睦於父兄。仲兄卒，無子，以己次子後之。治家甚嚴，族子甲出錢收息過當，召而責之，手裂其券，自是舉宗凜凜。」

山西商人在發揚群體精神中，還注意量才使用，各盡所能，明代山西大同人薛倫，「其家世力田，兄耕弟賈，業鹽於淮。」明代蒲州人王冕，「早卒而遺孤二人，家無應門之仆，王冕妻張氏奉姑撫孤，誓志不二。二子長大後，命長子服賈。曰：孤而無助，將門戶是賴；授次子以儒業，曰良人有志而未成，其負荷在是也。後長於克拓前產，次子以明經為諸生，卒立厥家。」

其次，群體精神是經商活動中業務擴大與商業競爭的需要。隨著山西商人活動區域和業務範圍的擴大，商業競爭也愈來愈激烈，於是山西商人從家族到鄉人間，逐漸形成「同舟共濟」的群體。

清朝乾隆末年，在典當業中已出現了所謂「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晉人，曰晉商」的說法。「晉商」這一名稱的出現，說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個地域性的商幫。清後期，山西票號在國內8O多個城市設立了分號，從而形成了一個匯通天下的匯兌網路，也是以鄉人為主體形成的山西商人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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