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生物研究如何用星火燎原：評價體系要讓年輕學者沉下心

一場註冊參會人數達1400位的生物學家大會，湊巧地將會址選在了浙江杭州一家兒童樂園旁。

會議的官方語言是英語，席間，帶著大陸各地口音、港台腔的普通話夾雜其中，提醒著這是一場華人生物學家群體的大會。如同很多會議的取名，這場大會的名字很長：全球華人生物學家大會（SCBA）暨第十六屆美洲華人生物科學學會學術研討會。

在美國科學與藝術學院院士、哈佛大學教授、現任美洲華人生物科學學會主席施揚眼裡，SCBA的變遷是一種折射。SCBA的成立追溯到1984年，三位來自中國台灣的生物學家坐在一起聊天時，想到了要建立起一個北美華人生物學家可以「抱團」的組織。彼時，中國的生命科學領域起步沒多久，幫助中國生物學生赴美留學的中美生化考試和申請計劃（CUSBEA）也剛開始。

「當時的一代人基本上都來自台灣、香港。」施揚說：「但你現在去看SCBA，中堅力量已經換成大陸學者。」

施揚致辭

中國大陸在生命科學領域今非昔比了，這在華人生物學家眼裡看得尤為分明。

在華人生物學圈裡，有不少成績斐然的人走過像施揚一樣的人生軌跡——在中國完成本科教育，去美國深造，從博士、博士後到擁有自己的實驗室，最後在美國生物界有一足之地。當他們回國參加會議、探親或是選擇回國工作時，他們總是驚訝於過去5到10年里，中國生命科學領域取得如此「突飛猛進」的發展。

但另一方面，差距仍然清晰。在逐步逐漸與發達國家的「追趕」之時，中國生命科學研究正在試圖從「並跑」向「領跑」衝刺。

6月30日，正值會議期間，關於中國生物研究現狀、跟風與原創研究以及科學評價體系，澎湃新聞和6位供職於國內外生命科學研究機構的科學家聊了聊。他們是施揚，中科院院士、上海生科院院長李林，中科院生化與細胞所所長劉小龍，浙江大學長江講座教授、美國希望城國家醫學中心教授沈炳輝，美國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資深研究員楊薇和哈佛大學教授鄒力。

一個多小時的交談中， 「積累」、「沉下心」、「耐心」這幾個詞成了高頻詞。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上海生科院院長李林是1992年從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回國的。「那時候回國，因為條件有限，不是想做什麼，而是能做什麼。」李林說，二十多年過去，現在已經到了海外同行羨慕中國學者的時候了，「經費這麼充足。一回國，攤子就能做得很大。」

近年來，中國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佔GDP的比重、基礎研究經費佔R&D 的比重都在逐年提升。2016年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支出15500億元，比上年增長9.4%。在基金上，2016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財政預算投入248.66億元，相比2015年增長11.87%。

「這讓人很有幸福感，有增長就有幸福感。」李林說：「科技的投入很重要，使得做好準備的人得到一個寬廣的舞台，想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

與之相反的是，在哈佛大學任職的鄒力感覺到美國正在「下坡」。「美國大多數的實驗室還是要靠NIH基金（註：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基金），現在越來越難。所以大家現在計劃定得都比較短，馬上要發論文的、能發論文的才去做，風險太高的大家可能不願意去做。」鄒力說。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人才的積累，軟硬條件的改善促成了留學人才迴流。施揚看到的是，很多在美國接受博士訓練的中國人，本可以在北美找到不錯的研究工作，但做出了和他當年不一樣的選擇——回國開始獨立的學術研究。

施揚連用了兩個成語來形成他對今日中國生物研究發展的感受：突飛猛進、日新月異。

但李林坦率地向澎湃新聞表示，儘管中國的科研經費在增加，但「生命科學佔全部科研經費的比重和美國沒法比」；儘管中國的生物研究突飛猛進，但和西方仍有差距，在原創性上存在不足。

在經費數量不斷增長的另一方面，2016年，中國基礎研究經費為798億元，僅佔R&D經費支出的5.15%。而在主要創新型國家，這一比例多在10%以上。細分到生物研究，在中國，從基礎研究經費劃分到的比重並不高。而在美國，據2015年的報道，政府大約50%左右的科研經費用於生命科學研究。

在原創性問題上，李林既保守又樂觀：「在某些點上我們有時也能閃光，在國際上很前沿。在開創領域不夠，可能還是積累得還不夠。」

施揚很認同：「所有事情都需要一個很長積累的過程，也是文化形成的過程，我們從跟隨別人做研究到原創性研究，這是一個過程。我們現在看到的幾個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想再過十年、二十年，情況會完全不一樣。」

就目前而言，機構上，中國科學院的各大研究所和北大、清華、浙大、復旦等高校已經開始在國際上嶄露頭角；領域上，中國的結構生物學家等已成為不少國外科學家青睞的合作者。

「me-too論文」

原創性研究和跟風式研究相對應，從某種程度上講，這並不只是中國存在的「問題」，它還是兩種不同的科研分工。

原創性論文，顧名思義要做前人尚未做到的突破，往往需要研究者深厚的「功力」。而跟風式研究，鄒力說，他們將之稱為「me-too論文」——有原創性論文發表時，相關領域的實驗室會根據其思路跟進研究。

「第一篇做出來後，『me-too論文』說，你怎麼做，我就怎麼做。」美國科學院院士楊薇說：「但思維好的人可以用新穎的辦法，把整個領域往前推。要突破邊邊框框的思維，不是照著書本做。」

楊薇隨即補充了她的觀點，她並不全盤否定「me-too論文」的價值。

原創性論文往往提供了一個思路、模式，但仍然需要同行通過數據來驗證，並做出可能的優化。「假如說『me-too論文』的數據做得夠，也好，也是貢獻之一。真正做數據做得好也不容易，我同樣尊重。」楊薇說：「最怕就是濫竽充數的。」

而在浙江大學長江講座教授、美國希望城國家醫學中心教授沈炳輝看來，不管是科學家個人還是研究機構，要想完成突破都需要「臨界質量」，即需要小的量變積累來構成質變的條件。

楊薇略做補充， 量小不是問題， 重要的是基礎研究論文的質量。「並不是說每一篇都要是高水準、最前沿的，但質量不好的寧可一個不要。可以不發在CNS（註：指《細胞》、《自然》、《科學》三本頂尖期刊）上，但要好好地做出扎紮實實的數據，可信度高。」楊薇說：「做基礎的也好，做門牌的也好，都要做好。往往在提高質量時會有突破性的發現」

鄒力也加入了討論，他給楊薇的觀點打了個比方——跟蓋樓一樣，磚一定不能是松的。至於原創性論文和「me-too論文」的關係，他總結說：「基礎科學總是要有人帶頭找突破點，但找了之後還是一個積累的過程。像金字塔一樣，就算不在頂上，下面的也很重要，不然建不起來。所以就算論文沒有那麼有新意，紮實的研究論文還是需要的。」

「越急，『me-too的文章』就越多，中國、美國都一樣。」鄒力說。急不急，這和科學評價體系緊密掛鉤。

「資源有限時用文章發表作為衡量標準，這樣就不會有人去做原創性的研究，因為它往往比較慢，在沒有研究清楚之前是很少有人問津的，往往幾年都做不出成果。」李林說。

一個難題：怎麼評價科學家

一個畸形的科學評價體系是具有殺傷力的。

「壓力大了之後，可能會做出有害於科學的事。」楊薇舉例說，「有害」的情況可能包括為了湊文章的數量，把一個好好的完整（科學）「故事」拆成三篇發，或者進行論文造假。

「不能給科學家太大壓力，壓力太大之後，科學家做科研就是為了求生了。」她說。

中科院生化與細胞所所長劉小龍目睹著科學家肩上的工作與生活壓力，「現在回國選擇北京、上海從事科研工作的科學家，面臨較大生活壓力。做科學研究還是要有一個相對寬鬆的生活條件，這樣更有利於科學家集中精力做好研究工作。」

但探索出一種良性的評價機制，這是有難度的。

在施揚看來，這個問題是全世界都面臨的，只不過也許中國更突出一些。「整個社會都有過度的預期，投入了之後希望馬上看到效果，但做學問不是這麼回事。」施揚說，重要的是有配套的機制，讓青年科學家可以沉下心來科研。

鄒力的看法不謀而合。「培養年輕科學家一定要有耐心。如果你每一年要給他算分、算論文，大家都很急。領導急，科學家也急，就很難有想得深遠的突破。」他說。

除了直觀地「數」多少篇論文發表，「看」論文發在什麼期刊上，還有更優的科學評價方式嗎？

「最好的是同一領域的國際性專家沒有偏見性地來評。專家懂行不是看文章有多少，十年里有一篇好的論文，這就已經夠了。」楊薇對澎湃新聞表示。

目前，清華大學等高校、中科院下屬部分院所、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等都已經開展科學評價體系的改革。在科學家開始研究後的4年或5年，高校或機構會邀請數位領域內國際學者進行審核，通過者獲得終身教職，否則需要離開。

「有淘汰是一個殘酷的事實，但不得不有，這樣才能保證讓好的人才往前走，差的人流動。」施揚說。

施楊所在的哈佛大學醫學院有些「另類」。在美國大部分高校，研究員獨立工作5-6年後就開始終身教職的評估。但在哈佛大學醫學院，這一機制的啟動時間延長到11年。起初，施揚會抱怨，這讓他的晉陞進度比朋友慢。但如今回想，他很喜歡這一機制。

「它給了我足夠的時間，我可以犯錯誤、走彎路，我甚至可以走錯路，然後有時間回來重新做。中間我經歷了這樣的過程，這使得我感受到11年的評價年限對部分人（至少像我這樣的人），可能更好。」施揚說，但這並不會適用於每一個人，每個研究者的科研軌跡不同，做到「精準評估」的難度很大。

在楊薇看來，科研文化是和經濟掛鉤的。「經濟好的話，會可以有一個長遠計劃，不要求明年就拿出結果。（近幾年）美國經濟也不好，越來越希望立竿見影。中國的經濟現在不錯，應該比美國更有長遠眼光。」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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