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茶道中的飲茶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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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道區別於茶藝的一個重要方面在於飲茶之人的不同。早在唐代，陸羽、皎然就曾對這一問題做過闡述，但二人論述的角度有所不同。

陸羽指出「茶之為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這一觀點對後世影響深遠。清劉源長《茶史》之序中亦從此「精行修德」之說。對於飲茶之人品性的要求，明代華淑在《品茶八要》開篇說到「煎茶非漫浪，要須其人與茶品相得。故其法每傳於高流隱逸，有雲霞泉石，磊塊胸次間者」，將陸羽所謂「精行儉德」之人更細化為能得山林之樂的高潔隱士，只有這樣的「高流隱者」才能得茶之真趣。

皎然作為唐代茶道思想的另一代表人物所勾勒的飲茶意境則重在清凈自然，閑逸雅緻，常以詩、書、琴、花與茶相和，與之集會對飲之人儘是才子、山人、隱士、禪僧，無白丁之人，也非塵世「俗人」。如《晦夜李侍御萼宅集招潘述湯衡海上人飲茶賦》：「晦夜不生月，琴軒尤為開。牆東隱者在，淇上逸僧來。茗愛傳花飲，詩看卷素裁。風流高此會，曉景屢徘徊。」或于田野園中，「喜見幽人會，初開野客茶」，盡得草木山水之情，充滿了生活的真實閑趣。正是因為一同飲茶之人皆為文思精巧、心性清高之人，所以得飲佳茗，往往會激發詩情禪語，得口舌之外的雅趣，與志同道合之人在溪畔品飲佳茗，得意處，放情「高歌」，才是與茶之甘苦清爽相合之意，所以皎然才說「雲山童子調金鐺，楚人茶經虛得名」，說的正是陸羽並未將飲茶這種曠達之趣在《茶經》表現出來。

陸羽和皎然關於飲茶之人的論述，分彆強調了對修身達道的自覺和對茶之清凈高潔之性的領悟，他們二人都將茶道意義上的飲茶之人與以解渴為目的的普通人做了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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