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鏡頭記錄800支鉛筆在美術館牆上的印記

最新 07-05

徐童、李迪《中華HB》

2017年7月1日，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UCCA）聯合徐童導演呈現紀錄片《中華HB》的首映，聚焦藝術家李迪的創作過程。故事從800支中華HB鉛筆講起，試圖探尋藝術家在消耗外部物質材料的同時，究竟如何消耗內在的精神材料。以下，「鳳凰藝術」為您帶來相關報道。

2017年7月1日，由徐童導演製作的紀錄片《中華HB》在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UCCA）首映。該紀錄片全長76分鐘，聚焦了藝術家李迪於2015年在元典美術館創作《中華HB》的整個過程。

▲ 北京元典美術館，李迪《中華HB》2015年

藝術家李迪，導演徐童，

10天時間，4台攝影機，

長25米、高5米白牆，

800支鉛筆，完成《中華HB》

整件藝術作品的創作過程就是在試圖探尋藝術家在消耗外部物質材料的同時，如何消耗內在的精神材料，並以紀錄片的方式將其記錄下來。在這一過程中，完整地記錄了藝術家在這一創作中，充滿期許、焦灼、盼望和疲憊的經歷，從而留下可以再次查閱的證據，並將它展現給觀眾。按照李迪個人的話來說，那就是：

「整個過程就是一個苦行式的修鍊過程。」

▲ 由徐童執導的紀錄片《中華HB》預告片

「首先這面牆就把我震住了。太大了，人在那下面這麼一點，五米，兩層樓高。如果說我覺得要是用大刷子或者用大一點的工具，可能還好一點。要用鉛筆一根一根的畫，幾萬根線條，我初步統計一下，差不多要六七十萬根。一個普通人，一輩子能畫多少根？一個畫家，要在十天內畫出幾十萬根，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 ——徐童

▲ 紀錄片《中華HB》在尤倫斯首映座談會現場，左起：策展人梁克剛，導演徐童，元典美術館館長、投資人谷燕，批評家黃篤，尤倫斯放映策劃林立

▲ 紀錄片《中華HB》在尤倫斯首映現場

2015年10月，梁克剛策划了一次個展，名為《中華HB—李迪藝術展》，這次展覽之所以讓人記憶猶新，正是為了本次展覽，元典美術館特地為藝術家李迪的現場創作重修了一面牆。

李迪在10 天內只用最簡單的中華HB鉛筆，爭取以毫無目的、毫無章法、毫無主觀意願的狀態把整面牆畫滿。他希望剔除繪畫的概念，放棄追求繪畫性，只強調「繪製」本身的行為與過程；不預設結果，爭取呈現一種隨機、偶然和不進行控制的特定時段「繪製」行為過程終止的狀態記錄。

採用一種型號的鉛筆，目的其實是隱喻地回到繪畫的原點，所有學習藝術、學習繪畫的人在開始時期，教師都會讓其用鉛筆進行素描造型的基礎訓練，鉛筆在這裡有著極強的象徵意義，也讓藝術家很有親切感。而此次李迪的個展名字就叫「中華HB」，就是想客觀而中性地將觀者引入藝術家試圖呈現出的對於藝術、對於繪畫、對於創作以及展覽機制所進行的反思，從而引發更多的討論和可能。

▲ 紀錄片《中華HB》劇照

這個展覽在開始進行時，藝術家和策展人之間有很多碰撞，有很多的規劃。對於大多數人來說，藝術家的創作其實是一個非常神秘的過程，實際是有一定的私密性，很多人其實並不能看到全貌。導演徐童希望能夠在這個展覽裡面，多角度呈現藝術家李迪創作這件作品的過程。

在元典美術館展覽的最終呈現中，除了這一面牆以外，還容納了其他的元素。比如昭若寺的鏡頭，用監控錄像把整個24小時一直創作過程全部拍攝下來，形成了幾個屏幕展示。

李迪對話「鳳凰藝術」

（以下為了方便閱讀，「鳳凰藝術」= Q）

▲ 藝術家李迪接受「鳳凰藝術」採訪

Q：能跟我們先談談拍攝這部紀錄片的緣頭嗎？

李迪：做這個片子的原因，實際上一開始是源於我在元典美術館跟梁克剛的討論。他作為我這個展覽的策展人，在交流了兩個方案之後，我決定用HB鉛筆，把這面二十多米長、五米高的牆，用鉛筆這樣最簡單的材料，通過時間、通過身體、通過在空間里這樣一個行動的方式，來完成這件作品。同時我們不僅僅局限在這一面牆上，還要考慮把作品完成的現場保留下來，展示給觀眾，都屬於我作品的一部分。基於這樣的一個考慮，我就萌生了在展覽上拓展多媒體的語言。我在展廳裡邊裝了四個監控錄像，從我畫第一筆就開始拍攝，一直到整個過程結束。同時還做了一個延時攝影，兩架相機每五秒自動拍照一幅照片，用一個延時攝影的手段來拓展我這個展覽語言的寬度。

我當時想，其實這個展覽不僅僅是一個工作的過程，其實它還是作為一個藝術家，作為一個人，他怎麼面對這樣一個過程：他的生活狀態，他的思想狀態，怎麼去適應，怎麼去配合，怎麼在這樣的一個創作過程中被消解掉，怎麼去重新點燃一種新的能量？從這個角度考慮，我就想應該找一個紀錄片導演來，不僅從完成作品的角度，而是藝術家在這個過程中的生活狀態，工作狀態的矛盾性和統一性，是怎麼樣生成的。我覺得作為一個藝術家在完成作品後，還能留下這樣一個影像資料，作為一個獨立的作品，我覺得特別重要。

於是，我從2015年就開始醞釀這個計劃。徐童是我二十多年的老朋友，對我這種整個藝術發展脈絡一直很了解。從八十年代他就在作為傳媒大學在校學生成為我的粉絲，後來又成為攝影家，再成為紀錄片導演，拍了很多重要的關於中國當代社會某些層面非常有表現力的紀錄片，比如說《遊民三部曲》。我在他的鏡頭前沒有任何的拘束感，我會忘記鏡頭，所以就在整個創作過程中，他一直跟著我，不光在展廳，也到我的工作室，甚至很多鏡頭我自己都不知道，他就拍下來。

這部紀錄片從9月一直拍攝到12月，整個紀錄片的跨度將近小半年。這個作品的另一面生活狀態，我覺得特別好的是，徐童用了自己獨特的視覺，獨特的觀察力，用他自己的紀錄片的語言，來表達他作為一個第三者，來關注我整個的過程。他從中找到了一些故事，我覺得挺有意思，相信這個片子對我來講，也是一個驚喜。

Q：在這個紀錄片預告宣傳上，有一段文字大致是說：藝術家在消耗材料的同時，也在消耗精神。如何來理解這樣一句話呢？

李迪：這個徐老師對我作品的一個理解，非常生動，有他自己的一個觀點。確實當時出現了一些變化，一開始只給了我十天的創作時間。我確實定了八百支鉛筆，耗掉了一大半，後來剩下的部分，展覽時都發給了好奇的觀眾作為紀念。確實在我完成這個作品時，我帶有很強大的一個壓力，這面巨大的牆，在這個過程中有很多情緒上的起伏，但我終於還是堅持把它完成，而且達到了我自己預想的一個效果。後來沒想到元典美術館的投資人，看了我這個作品非常感動。她覺得只展一個月或者二十天，太可惜了，毅然推掉了後面兩個展覽，把這個展覽延長到三個月時間。

我後來才意識到，如果一開始就知道展覽能延長到年底，我可能還會再拿出二十天來畫這張作品。這件作品可以無休止畫下去，因為它沒有一個主題，它不是一個主題的表達，不是一張壁畫，不是說我要在一個牆上畫一個完整的概念，而是，我覺得這是一個人在無目的的亂畫，每天就是這樣。因為我們原來都是畫素描過來的，考學等，他讓回歸了一種狀態。這種狀態當然跟原來不一樣了，我不是為了考學，我是在做一種修鍊的過程，在尋找一種修鍊的感覺。

就是一個沉思冥想的過程，因為在畫的時候，它沒有形象，你在畫時不受拘束，可以自由自在去畫，你的動作可以隨意按照你的感覺去走。這個作品，它給了我很多新的啟發，儘管是一種身體的消耗，但是我覺獲得的更多是一種修復思想的過程。我在這裡面是一種漫無目的狀態，作為藝術家我知道，一件作品有一個完成的點，不可能無邊無際畫下去。它總有一個點，我認為這件作品完成了，對我來講確實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過程，跟我在畫室里完成的作品完全不一樣。

Q：剛才您說到完成一件作品的點，那麼對於這件作品來說，它的點在哪裡呢？

李迪：完成的點，一方面是技術上的考慮，他知道什麼時候有完成的這種感覺，覺得這個點到了。對我來講，實際上就是隨時都可以叫停，這件作品本身在畫的過程中，我怎麼預設出一個隨時可以叫停的一個狀態呢？儘管我也知道我想把它畫滿，這是我一開始的願望，但後來我想，如果採取另外一個極端的方式，進去之後一支鉛筆都沒動，十天一根線條都沒畫，我一直在那個牆面前思考，我認為也是一種完成的方式。但是一開始我們有這樣的一些規劃，有這樣的一些預想，所以我一開始還是在按照這個預設在完成作品。

Q：在還沒有看正片之前，從預告片中，我就感覺到您整個過程實際上有點兒帶著苦行的精神修行存在。

李迪：完全正確，對，完全是這樣，對我來說絕對是一次精神陶冶的過程。它和完成一件畫布是不一樣的，這個畫布再大也沒有辦法和一個現成的牆在空間裡面去完成的感覺比。因為在空間里時，我還要考慮這個作品跟空間的關係，考慮它跟對面牆的關係，跟兩邊牆的關係，它在空間最終展示出來到底是什麼，這個是我要的。工作室裡面我可以關起門來畫一張畫，我可以五遍、十遍、二十遍的去塗改，但是在那裡，我沒有這個可能性。十天給我的壓力非常大，因為我覺得把這個作品首先做出來，同時我又希望為這種壓力找到一種很放縱自由的狀態。這聽起來非常矛盾，但恰恰是在這樣一種矛盾的狀態裡面，我覺得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好的修鍊過程。

Q：我記得好像您在完成這個作品之後，又做了一個叫做《縱橫》的作品，它們之間是否有聯繫呢？

李迪：《縱橫》這個系列是從去年年底做到今年2月份，在798東京畫廊的一個展覽，這是和方振寧老師合作的。那是在畫布上的系列，感覺是不一樣的。我不能說哪一個更好哪一個壞，我覺得它們是在兩個不同的環境里，用兩種不同材料完成的兩個不同的藝術理念。

關於聯繫，我相信是有的。我逐漸在繪畫上尋找一種更簡練、更直接的語言，迴避那些羅羅嗦嗦的形象干擾，迴避那種主題表達，我希望能夠在一種無主題表達的狀態下來做。儘管方老師給我的作品是從縱橫的角度來思考，但我覺得縱橫也不是一個主題，而是一個意念的東西。我過去在八九十年代去歐洲，又回到中國，這麼一個跨度，出現在新作品裡構成角度。用作品的構成來解釋我作品裡一個縱向與橫向的一種理解，就是兩個層面：一個是精神的層面，一個是語言的層面，但是《中華HB》是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追求。

Q：鉛筆的型號有很多種，當初為什麼要選擇HB這個型號呢？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考量呢？

李迪：因為中華牌鉛筆是我們小時候最早接觸的畫畫的鉛筆。當時我們接觸的鉛筆從H到B都有，我為什麼選擇HB，策展人從策展的角度，他覺得H代表了很硬的度，B是代表一種很軟的度，是軟和硬是一種很矛盾的關係，HB正好是在軟鉛和硬鉛之間這麼一個點上，用這樣一個很矛盾的符號來完成這個作品。對我來講其實用HB也好，還是用4B、5B還是5H，我覺得都沒有很重要，但是我確實還是考慮了HB。我事先嘗試了HB的硬度在牆面上出現的這種可能性，從技術層面上考慮過。

Q：在我們的採訪中，您多次提到了一個概念是「無主題創作」，它應該是一個比較核心的理念吧，能給我們簡單講講嗎？

李迪：所謂的無主題，有些人用抽象的辭彙來解釋，有些人用「去形象化」來解釋，對我來講，形象和抽象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你怎麼去表達。這幾年，我在尋找一種看似好像沒有講故事的表述，通過畫面來表述。實際上是把我個人對繪畫的理解融到繪畫裡邊來，我覺得就是沒有主題的繪畫，理解起來不是很容易，但它同時也給觀者一個很大的思考和想像空間。它不像一個具像，如果它表現一個具體的時間地點，就會制約人很多的想像力。我能夠用這樣一個方式，給我也給別人一個更大的空間，我在這樣的一個空間裡面，這種發揮的可能性、自由度也更大。這些年逐漸更清晰的一點，就是手法上越來越簡單，甚至色彩上也盡量去用很簡練的單色來表現。

因為我在德國呆過，德國是很反感裝飾性繪畫的，這幾年我也一直覺得上個世紀末的這種抽象繪畫，包括極簡主義提出的很多理念就是純化藝術的語言。我覺得非常有現實意義，我一直在簡化這種東西，用最簡練、最直接的語言來表達我想要的東西。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我給觀眾，也給我自己留了很多空間。

認識徐童要比他的作品「遊民三部曲」的成名早很多年，李迪記得已有二十多年。沒有另外一位紀錄片導演像徐童這般了解李迪的發展脈絡，他們之間有一種無法描述的理解。這部經歷兩年才做出來的片子絕不是一部宣傳片，而是一個人用自己的眼睛大腦審視另一個人的思考，並保持著必要的距離。

徐童對話「鳳凰藝術」

▲ 導演徐童接受「鳳凰藝術」採訪

Q：徐老師應該和李老師認識很長時間了吧？

徐童：對，我們認識很早，都是八十年代這一波，他比我大幾歲。那時候是中國思想解放或者思想啟蒙的一個很關鍵時期。大學出來之後，1988年到1989年，李迪做了一個很重要的展覽，就是中國當代的表現主義大展。我去那個大展看他的作品，從那時候就和他認識了。當時他是明星級的藝術家，因為那時表現主義繪畫對於中國而言非常前衛，因為那時還處在一種思想半保守的狀態下。從那時認識到現在，所以他這次邀請我來拍片的時候，我就覺得特別有幹勁兒。為什麼？就是因為同樣是八十年代這樣一個背景，再加上這二十多年的經歷和成長，在拍攝時，我們沒有什麼距離。雖然他去德國好些年，當中見過幾次，但是這種同一代人的感覺還在，所以拍攝起來非常順利。紀錄片就是你把人物搞定，這就是拍攝的最關鍵，就入門了。

Q：在這部紀錄片的拍攝過程中，不僅包含了創作過程，也包含了生活的過程，那麼，在拍之前是否有一個想好的框架呢？

徐童：沒有預測，只知道他要在十天內完成這麼大一件作品，只有對這個有一定的預期，但是這個作品能完成到什麼樣，我們能拍攝到什麼程度，也沒底。你完全是不知道將要發生什麼。沒有規劃好的一個時間表，完全隨著事件，在偶然性不斷發生的情況下，來把握現場，拍攝成故事。這就是紀錄片的魅力所在，是難點又是魅力。

Q：那麼在拍攝時，您覺得他的這種創作過程有沒有特別打動你或讓你感觸深刻的地方？

徐童：當然有，比如說這面牆首先就把我震住了。太大了，人在那下面這麼一點，兩層樓高，我覺得要是用大刷子筆或者用大一點的工具，可能還好一點，要用鉛筆一根一根畫，幾萬根線條，初步統計一下，差不多得要六七十萬根。所以我在寫這個片子簡介的時候，就寫了這麼一句話，作為普通人一生能畫幾根線條，如果他要不是一個畫家，可能沒有什麼機會要畫直線，頂多有人愛讀書的話，可能在書上能畫一些線條。但是一個藝術家集中十天要畫幾十萬根線條，這種不可思議的事，讓我一開始就覺得非常震撼。

在整個觀察他繪畫過程中，我發現他遇到很多問題，比如說身體上的傷害就很明顯的，手最後全磨破，全用膠帶裹起來。所以，藝術真的還不是一個簡單的，一個浪漫的想像或者說是一個智力的勞動，實際上它甚至要付出傷痛，他像一個工匠，需要製作，需要勞作。一方面是想像力，一方面是你要付出體力的勞作，這兩個東西要完美互相支撐結合在一起，可能才能出現一件好作品。這個過程當中，我覺得非常有感觸，我覺得挺同情他的，我覺得太不容易了。

Q：在展覽前言有一句話，藝術家在消耗材料的同時也是一種精神的消耗。當時你為什麼要把這句話加到裡面，這是你在整個記錄過程中所得到的一個最終感觸嗎？

徐童：對，是的。因為他在消耗材料，他用八百支鉛筆，付出體力爬上爬下，用十天時間的心血來做這件事，同時精神上也要忍受煎熬嘛。他面對那麼多的未知，他怎麼來解決，藝術家在面對牆的時候，又有那麼多豐富的想像力。他要想做成什麼，肯定腦子裡會提前有一幅畫在自己的心裡，所謂胸有成竹。這個想像的東西能不能付諸在這個畫面上，這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即便付諸在這個畫面當中了，也可能最終離你的完美還有一個距離。這當中的折磨，就是對人內心的煎熬和最後對待這個困境怎麼克服，這需要一個很強大的精神力量，無論是在整體控制上，還是整個畫面意境的表達上。

我覺得最終他還是完成了一件閉合性的作品，他不是像梁老師說的，是一個未完成的作品，而是為了讓大家看這兩種力量在角力。最終我覺得李迪老師畢竟是一個很成熟的藝術家，他還是要完成一個讓你感覺到很有意境的東西。最後他形成了那些白色的橡皮擦掉的線條，我覺得一方面它有破壞力，抹去了以前的印記，由於它的本身有造型感，所以說它又讓人感覺到又很有意境。正好我們畫的那天趕著下雨，我經常把它想像成是一幕雨景，就像一個風雨飄搖的天空或者是某一個現實世界的一個局部。有詩意在裡面，有一個精神層面的東西。

Q：我們知道在拍記錄片時，會有巨量素材，最後成片的可能只用其中很小一部分。您能簡單介紹一下在這兩年中，在整個素材的整理、剪輯、篩選，到最後的成片的過程中，是怎樣的呢？

徐童：在拍攝的時候，由於是沒有腳本的紀錄片，都是邊生活邊拍攝，實際上是你並不知道全劇是什麼樣的，只有當你去剪輯的時候，你才站到我們所說的一個上帝的視角。所有的素材，所有的故事在這兒了，圍繞著這個片子的記錄的過程，讓我們產生了幾種剪輯方案。一種剪輯方案要長很多，差不多兩個小時，希望把李迪從八十年代到今天，不斷的閃回他的幾個人生重要的點。比如說八十年代上大學的時候，畢業，到1989年出國，再到德國，學習表現派繪畫，又拜了哪些大師，後來到回國。做成整個十天《中華HB》不斷閃回的故事。後來我們做完這一版拿出來放，我和李迪老師一塊兒看，後來李迪老師提出來是不是這樣的內容太多，會分散觀眾的注意力。這一版其實做起來是很困難的，要找很多歷史資料插進來，最後又把那些所有的歷史資料全都給去掉，按照僅僅是這件事的一個線性敘事來完成。所以剪輯就像編劇一樣，看這個故事怎麼講給別人，這裡面下了很多功夫。

Q：最後變成了一個很純粹的作品。

徐童：是的，就是一個純粹藝術作品完成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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