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縮小中國與世界發達國家創新差距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開放式創新對於中國變得越來越重要。雖然國內外不乏對中國創新能力有所質疑，但中國近20年來的專利數量卻呈爆炸性增長。中國繼「世界工廠」之後，在經濟發展的「十字路口」，創新，這一時代命題在中國將面臨著哪些機遇和挑戰？在可商業化創新方面，相比其他國家差距有多大？如何實現彎道超車？

中國經濟時報本期《圓桌》欄目分別邀請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創新發展研究部副部長田傑棠、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劉剛教授、北京北郵科技園有限公司總經理張闖教授，他們就上述問題展開探討。

（資料圖片）

中國經濟時報記者 潘英麗

中國正變得更加創新

中國經濟時報：就在近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畢業典禮上，院長張維迎教授說，近百年來，創新才真正有了國家間的可比性。我們從近期相關機構做的各國創新排名中也不難看出，中國的創新能力與發達國家經濟體的創新差距正在不斷縮小。我國與發達國家相比，創新還存在哪些差距？請談談你眼中的「創新中國」。

劉剛：從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看，任何一個國家崛起並成為世界的主導者，都需要依賴科技創新。我們首先需要釐清創新基礎和創新能力，應把創新、創新能力、創新基礎、存量和增量區別開來。

什麼是技術創新？用布來恩·阿瑟的話說，技術創新是技術和知識的重新組合。因此，對技術創新而言，存在著存量和增量兩個概念。從存量角度看，創新的基礎主要包括知識存量和人力資本存量的比較，而創新能力則是一個動態概念，即技術和知識的重組能力。從這個角度看，在存量上，中國與發達國家肯定存在著差距。但從動態上看，中國可能已經處於領先水平，即知識和技術重組的能力比較強。

例如，在大飛機和雲計算領域，由於中國市場需求處於領先地位，知識和技術在重組上已走在世界前列。這就是為什麼出現這樣一種情況：在存量上，中國好像比發達國家弱，但在增量上，中國又似乎比發達國家強。

這就是所謂的後發優勢概念。在創新上，中國的後發優勢非常明顯。我記得有一次在以色列開會期間，佩雷斯前總統說，創新源於比較劣勢，而不是優勢。因為要解決比較劣勢的時候，大家才想到創新。而創新的知識和技術處於流動狀態，為了解決比較劣勢，反而成就了創新。在今天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在某種意義上沒有自主創新，只有開放式創新，知識和技術完全可以在全球範圍內重組。

田傑棠：中國正在變得更加創新，接近創新型國家門檻。目前，中國在各類創新指數的排行榜中位於20位至30位，這還是考慮了人均因素，如果考慮總體能力，應該僅次於美國。

從不同環節和角度來看，中國的優勢體現在包括大市場和人口驅動的商業模式創新上。比如，在互聯網領域裡幾乎都是中美企業。另外，在中國低成本製造能力驅動的工程創新方面，工程類論文數量僅次於美國，並且差距不大。其中，清華大學被美國評為工程技術最強大學。另外，按照國際通行的技術成果轉化的指標相比較，中國也不並落後。

張闖：從趨勢看，中國目前鼓勵「創新創業」有利於推進「創新中國」。但也應看到，中國的創新程度與美國、日本和韓國相比依然存在明顯差距。當然，這可能是因為中國自身與這些國家處於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基礎研究投入不足

中國經濟時報：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GI）發布的《中國創新的全球效應》報告顯示，中國巨大的科技創新投入尚未有效轉化成創新成果，科技創新體系的成果質量與投入的規模仍然不成比例。那麼，在創新的投入與產出方面，中國的現實情況是怎樣的？

田傑裳：中國1991年R＆D（研究與開發）投入佔GPD比重為0．7％，2014年R＆D投入佔GPD比重為2．04％，已經達到OECD（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平均水平。同時，中國的研究人員數量從1996年的每百萬人443人增加到2014年的每百萬人1113人，人均科研費用也在持續增加，差距在不斷縮小，但與美國、日本等國家相比仍有較大差距。

中國在基礎研究與核心技術能力的投入，一方面包括互聯網領域在內的核心技術都與發達國家有較大差距。反觀日本與韓國，當它們的GDP增速下台階時，基礎研究比重反而會增長較快，韓國尤甚。

另一方面，中國企業的平均創新能力較低，大中型企業研發投入占營收比例小於1％。根據世行研究，中國企業平均數字化程度和管理水平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非常突出。在推動企業總體發展，投入基礎研究的階段，美國、日本的企業在基礎研究上的投入比例遠高於中國企業。

劉剛：南開大學在今年5月下旬邀請了一批國外專家參加第四屆全球創新創業會議，我在與他們的交流中了解到，以色列學者基於創新生態系統方法對中國在世界創新領域的地位作出評估，他們認為，中國在研發投入方面其實並不高，但產出卻很高，他們甚至把中國的創新生態系統稱為「學習型」的創新生態系統。

以色列學者表示，工業經濟與創新經濟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尤其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人們對創新的判斷不能僅僅從投入的角度看，因為很難從產出的角度去衡量。事實上，如何對創新作出科學評價，本身就是一件很難的事。

比如，我在廣東調研時發現，一個縣的紡織服裝工業產值經過內部結構調整後，每件產品的質量和單價提升了，但是總量卻看不出明顯的變化。表現在GDP總量上，沒有什麼變化，而結構卻已得到優化。因此，創新與經濟增長速度是否存在正相關，需要進一步的研究，或者說，現在的統計辦法無法考量因技術創新帶來的質量改變。

成果轉化有待提高

中國經濟時報：不久前在廣東省舉辦的2017中國首屆創新大會上，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強調說，只有當科技成果轉換成社會效益或經濟效果，才算走完創新的全過程。看來要把實驗室里的科技成果轉化成產品價值，是落實創新的關鍵所在。在實現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目前最大的難點有哪些？

張闖：中國的科技成果轉化主要問題是產權不清晰，再就是運營能力需要實踐才能評估出價值所在。國內真正的科技創新或成果並沒有導進國內來，硬科技仍在國外。比如，機器人技術、控制技術、晶元製造和加工技術能力，這些國內原創性的知識產權的產品其實並不多。

中國經濟雖然經過三十多年發展，尤其是「十八大」以後，國家開始鼓勵國內產品進入政府採購，鼓勵國內原創技術的專利，並出台了很多相關政策以及國家線路圖，但和西方發達國家相比，社會各組成部門的創新系統化工程建設仍相差很遠。截至目前，除了前端引領外，對科技成果異化依然還有很多系統性問題沒有解決。

中國經濟時報：具體到高校的科技成果轉化，現在還存在哪些問題？

張闖：剛才提到的建設創新系統的問題，我認為，首先是改變傳統觀念和導向。比如，大學創新機制是改革開放以後才逐漸恢復科研人員的角色和地位，人們起初對科技所帶來的作用並沒有給予足夠的認識。目前，國內高校的創新管理又涉及雙重管理，一部分歸教育部，一部分歸科技部。2015年教育部門要求詳細統計教師兼職情況，而科技部門又發文鼓勵科研人員創新，教師們不知該兼職還是不該兼職，所以沒有得到特別重視。

其次，科研產權不夠清晰。例如，高校的創新鼓勵政策，從50％返還原創團隊，到現在的70％，表面看返利很高，但實際上並不是單純的專利轉讓，而是與運營層面相結合，否則不能評估其價值所在。

再就是高校老師或科研人員考核上，「雙創」和「轉化」在教師管理中並沒有硬性考核，如果沒有進行成果轉化，教師們的主要精力仍然放在做論文和科研項目上，不會把針對具體的科研項目對接到真實的投入場景。作為高校的老師，剛開始選擇教師職業時，並沒有想過要當企業家。

劉剛：的確如此，目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創新人才的企業家精神沒有被激發出來，應該鼓勵跨界和兼職。在這次我們邀請的國外專家當中，他們的典型特徵是跨界和兼職，這是因為他們國家的制度和政策是允許和鼓勵的，但是國內目前的政策可能不被允許。

張闖：讓我感觸最多的是，現在的大學科技園基本上是響應國家科研成果轉化，包括人才培養、投融資、產權交易等號召而設立的虛擬機構，僅僅起到了對接外界的窗口作用，實際上對高校老師的核心影響力和服務並不是很強。

但事實上，核心技術和原創性的科研成果，關鍵還在研發人員本人，不在於機構組織或研究院所。包括像剛才提到的大學科技園，老師和科研人員認為和他們自身沒有太大關係。經常有人開玩笑說，有能力的老師早已在外兼職，沒有能力的，再推動也不願走出去，這需要全社會系統性的支撐創新和創業。

田傑棠：正如你所提到的大學校院缺乏實質性的科技成果轉化運營機制，有兩個辦法可供參考。一是建立工程學院，二是建立學校級的OTC（技術轉移辦公室），聘請專業人才去運營。由於大學老師本來就是從事「不實用」的基礎研究，然而企業需要的是實用技術，因此讓雙方直接對接很難，只有靠工程化能力（美國NIH專門有人搞這一塊）和技術轉移專業隊伍對接。

劉剛：在這方面，台灣工研院的作法值得借鑒。它是一個開放的創新體系，主要目標是把國內的創新資源與美國矽谷的創新資源進行對接，孵化ICT（信息、通信和技術融合）企業。另外，雙國籍制度對人才的流動和重組也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國持有綠卡的科技人才回國後很難落戶，影響到人才迴流的積極性，阻礙了科技成果的跨國轉化。

田傑棠：我認為有三個關鍵點值得關註：一是營商環境，這方面中國與發達國家差距較大；二是收益權放權程度，美國有拜杜法案，中國也有《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對國有資產的管理規定限制較多；三是專業轉化機構能力也需要提升。因為教授不一定有商業能力，國外的大學則由OTC幫助科技成果進行轉化。

張闖：是的，結合我在高校的實際工作經驗，我認為，中國對科技園區或是大學教育在企業人才培養方面尤顯不足。比如，現在畢業生擇業尋求好的就業崗位時，多數人仍然追求國企和央企，能解決戶口的企業才是學生的第一選擇。互聯網公司、「滴滴」等新興企業位列其後，社會整體對創新文化包容度和開放度還遠遠不夠。

建議建設專業化分工協作體系

中國經濟時報：各位剛才提到了中國在創新實踐中存在的不足，如何改善和解決，各位有哪些建議？

田傑棠：我認為，改善營商環境非常重要，雖然本屆政府一直在推進「放管服」改革，但還需要進一步加強與完善，必須引起政府的足夠重視。

其次是由於我國市場機制不完善，創新資源錯配較為嚴重，企業創新的機會成本太高。我研究過房地產、金融、能源等許多行業，其資本收益率遠高於高新技術產業，這些畸高利潤行業的背後都有政府之手，必須改革。

儘管創新全球化開放程度正在提高，基礎研究看似世界的公共產品，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如果沒有基礎研究支撐，就做不成全球創新中心。美國矽谷和波士頓各有兩家世界頂尖研究型大學。

在基礎研究方面，政府必須給予大力支持。比如，深圳雖然目前是中國最活躍的創新中心，但是如果不努力發展一流大學，未來也會有衰落之日。目前，北京的創業數量和投資額就開始超越深圳。當然也有反例，比如，英國基礎研究很強，但是由於地域和制度，產業創新能力與基礎研究水平不匹配。

劉剛：是的，從技術和知識重組的角度看是誰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誰在主導重組。再就是，人才在全球範圍內是流動的，誰能爭取到更多的全球人才，誰就能夠走在創新前列。從長遠看，需要國家在人才資源和科學知識的積累方面走在世界前列。關鍵在於專業化分工協作體系的建設，要形成一個有效的創新生態系統，要改變許多高科技產業園區，甚至大學科技園重心不在孵化，而是招商引資的現狀。

總體來看，我國的「雙創」制度體系尚處於摸索中，希望個別地方能走在前列，成為制度創新的高地。

張闖：我希望國家通過各種管理或制度孵化出創業創新人才，真正提高原創一線人員的參予積極性。比如，先建立一個特別的區域做試點，先把小系統做好，形成一個可行性模式，之後再大面積地推廣和複製，千萬不可推動所有人摸著石頭過河，這將付出極大的代價。

主 編丨毛晶慧編 輯丨曹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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