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也有文字獄，蘇東坡就差點被整死，所謂的文人好時代有點虛

文/潘噠桑

江山代有人才出，且不乏「千年一遇」者，但像蘇東坡這樣，在詩、書、文、詞等好幾個領域都登峰造極的，數千年僅一人而已。

這小蘇學士堪稱是古今第一偶像，不僅才氣萬古無雙，更有與之相配的瀟洒倜儻，世世代代慕其才者，上至當世俊傑，下至販夫走卒，比比皆是。他在西湖畫舫上以詩酒琵琶，批閱公文；用曠世罕見的詞工判決訴訟；賣千古難覓的字畫賑濟災民……凡此種種爛漫，信手拈來。

當蘇東坡之世，有宋一代，據說對文人是最好的。有人說那是文人的天堂，其實不過矬子里拔將軍罷了。他所處的時代雖沒有大規模的戰亂，卻正逢一場反覆折騰的「變法」。新舊兩黨為爭權奪勢相互傾軋，政治上的翻雲覆雨給很多削尖腦袋向上爬的鼠輩們提供了鑽營的機會和空間，多少小民隨著整個國家顛來倒去。

在這種政治環境中，擅長明哲保身的人悶聲大發財，隨波逐流；有野心的則結成黨朋，共同進退。象蘇軾這樣的，曠古罕見：新黨得勢的時候他批評新法，舊黨得勢的時候他又說新法也並非完全一無是處，總在相互傾軋中為失敗的一方說話。市儈之徒嘲笑他愚蠢，而真正的君子卻深深地為他的率真所折服。象牙塔里的藝術家們保住清高並不難，而一個混官場的人，混得毫無世故之心、利害之計，也堪稱千古奇談。

他這樣做的結果自然是兩面不討好，尤其是新黨中一些想要向上爬的人，對他更是欲除之而後快。北宋到了神宗年間，朝廷開支日甚而來源不足，地面上的治安也不如宋朝開國時那麼太平。1069年，神宗皇帝啟用王安石變法，想要填充國庫。新政必須能確保官民雙方獲利，如果國庫是靠加重對百姓的盤剝而充實，治安需要靠對百姓更嚴苛的管制來實現，那麼它們就是毫無疑問的惡法。

王安石的私德無可挑剔，但新黨中充斥著大量想要趁著變法，擠掉朝中大員的位子往上爬的宵小之徒，他們沒有多大能耐，四平八穩行事的話毫無政治前途可言。變法給他們提供了趁亂而上的機會，在他們口中：新法的本意是利國利民，如果新法行不通，那一定是出於小人們作祟搗亂，一群信奉利國利民之法的人，必然一腔忠義無需證明，因此批評者必然是奸佞。

王安石變法一則全盤上得太猛；二則剛愎自用，很多新法明明已經看出是禍國殃民的惡法，他仍不肯廢除或修改。他還在相位上時，雖然將反對新法的人排除到權力中樞之外，但還能做到不以政見不同而存害人之心。他一邊固執己見，一邊又對舊黨「心慈手軟」，結果自己也落得兩頭不討好。

1076年，王安石被迫稱病辭去相位。沒有了王安石的壓制，新黨對舊黨的瘋狂撕咬開始了。

1079年，蘇軾從徐州知府改知湖州，按照當時的慣例，職位變遷需要寫一份《謝上表》，這本是個無關緊要的官樣文章，無非是：感謝皇恩，自己為官一任，沒幹出什麼像樣的成績，愧對皇帝栽培一類的廢話。但蘇軾一貫喜歡在公文裡頭炫炫文才，在這份《湖州謝上表》里加上了幾句牢騷話，說自己：「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這幾句對新法和新黨略有微詞的牢騷，換了在王安石時代，估計暗地裡生生氣也就過了，但時代不同了，王安石的繼任者王圭可不是個善茬。新黨們抓住蘇學士不放，非要他付出代價不可。一場拿蘇軾當靶子，目標實為舊黨骨幹的文字獄鋪張開來。

在王圭指使下，幾名新黨輪番上陣：先是小卒監察御史里行（「里行」是一種非正式在編的小官吏，職位不固定）何大正，拿「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做文章，上札說蘇軾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反對新法的小人很多，但沒人象蘇軾一樣可惡，只要一有點水災、盜賊之類的事，就編造惡毒的風言風語，歸咎到新法頭上。請皇帝提高警惕。

接著，另一名同為監察御史里行的舒亶，從蘇軾新出的詩集《元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中，挑出很多詩詞，說每當皇帝頒布新法，他就寫詩譏諷、污衊。蘇軾寫的每一個字，他都用心琢磨過，從時間、地點、對象……每一個細節都不放過，恨不得把蘇軾的每一句詩都和新法聯繫起來。請皇帝把蘇軾抓起來審問。

第三拳由國子博士李宜打出，這是個專門負責儒家經典的講師職位，並沒有什麼實權，但比前面兩個分量大許多。李宜從蘇軾文「古之君子……必不仕則忘其君」中附會稱：當不當官，都不敢忘君才對，蘇軾這話是在蠱惑天下，想廢為臣之道。

最後，御史中丞（御史的總長官）李定打出重拳，列舉蘇軾四大罪狀。這些罪狀看起來都差不多，無非說蘇軾不得皇帝重用，心生怨氣，到處言語誹謗，煽動性極強，為害不淺。「以先王之法當誅」。

這一路組合拳下來，蘇學士凶多吉少，皇帝命人到湖州捉拿。罪名是蘇軾「以詩文訕謗朝廷」，捉拿進京，當即啟程。禍事臨頭，家人不知此去生死，哭泣訣別。學士為哄家人高興，信口謅了一個故事，說是宋真宗傾慕隱士楊朴，多次請他出來做官，楊朴都不幹。真宗便派人來假意捉拿，其實是想向楊朴請教。楊朴一家以為禍事來臨，老妻還臨行還作了首詩抱怨：

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愛詠詩；

今日捉將官里去，這回斷送老頭皮！

一家人一瞬間破涕為笑，不過也僅是那短暫的一瞬。官差走後，夫人將蘇學士詩文、書信付之一炬。這些未能流傳後世的詩文，也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大遺憾，至今令人掛懷。幾個月後，御史台派人來抄蘇軾的詩文時，只剩下些無關緊要的了。

御史台又稱烏台，這就是中古歷史上最著名的文字獄——「烏台詩案」。那段日子可謂是生死未卜，夜夜驚心。在押解的路上，他就曾想投水自盡，但畏罪自殺的話，弟弟和親友更加說不清楚。

蘇轍早已得到消息，他知道這是想借著哥哥整垮自己，一面找皇帝求情，願罷官換哥哥一命，一面四處奔走，為哥哥呼籲。但他托來說情的人誰都不管用，誰說情誰就被牽連進來。現在情形已經很清楚，真正要拿蘇東坡動刀的人，既不是王圭，更不是舒亶之流，幕後大黑手正是皇帝宋神宗本人。王圭之流，只不過是「體察上意」而已。

在監獄內，面對指控，蘇軾一次招認一點，近一個月後，對全部指控已招認不諱。皇帝看著御史台的報告，問說：「這種情況要麼是你們動刑了，要麼是背後還有更大隱情。」李定答道：「蘇軾是名滿天下的名士，我們審訊時候客氣得很，怎會對他用刑呢？」

這一問一答中，反派大boss的臉嘴暴露無遺！

而學士自己，則有「詬辱通宵不忍聞」的詩句。究竟相信誰？讀者自有分辨。

朝廷派出大量人馬，四面八方查抄蘇軾與朋友們的應答詩篇，共得一百多首。每首都經反覆審問，寫有判詞，受牽連者七十多人，甚至包括已故的歐陽修，何其荒謬乖戾。二十九人被查出「譏謗朝廷」，這二十九人，把當時舊黨骨幹如司馬光、蘇轍全部包羅入內，還有幾個稀里糊塗被牽連進來的閑人。

御史台請求皇帝處死蘇軾，其餘依次定罪。

此案的性質，到現在已完全一目了然。神宗很想宰了蘇軾，然後重辦一眾舊黨，又怕擔罵名。舊黨人心惶惶，誰求情誰遭殃。全靠一個叫章惇的新黨積極奔走，由另一位宰相吳充（非新非舊的中間派）率領一派，堅決反對殺人；已經罷相的新黨領袖王安石也上書為蘇軾求情。皇帝舉棋不定時，重病中的曹太后重提仁宗（神宗的老爸）曾經說過的話：「今又為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

司馬光、蘇轍等一干舊黨骨幹遭貶謫，打發出京城，反正他的目的已經基本達到。饒蘇軾一命也並非不可，從七月二十八日逮捕，至十二月二十九日聖諭判蘇軾貶充黃州團練副史，歷時五個月的烏台詩案，終告罷休。

不知我們是否應該感謝神宗皇帝，否則中國歷史上恐怕不會有《赤壁賦》《寒食帖》這些飽嘗生死悲愴之巨作。千年之後，多少達官顯貴化作塵土，而只要漢語不滅，人們便會永世傳唱：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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