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左宗棠與曾國藩為什麼要斷交？他們之間有什麼恩怨？

左宗棠，晚清重臣，軍事家、政治家、湘軍著名將領，洋務派首領。而曾國藩是中國近代政治家、戰略家、理學家、文學家，湘軍的創立者和統帥。他們之間為什麼要斷交呢？有什麼恩怨？

《左宗棠傳信錄》一書35萬字，寫左宗棠與曾國藩關係的，就有約8萬字，佔了將近四分之一的篇幅。之所以如此著力，自然有曾國藩名氣大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想徹底梳理清楚兩人之間的恩恩怨怨。

如果說解謎左宗棠樊燮案主要憑清宮檔案之力，那還原左宗棠曾國藩關係真相，則需要清宮檔案同31冊的《曾國藩全集》及13卷的《左宗棠全集》的配合。

曾國藩，進士出身，37歲即升至二品，歷任除戶部之外的六部侍郎(副部長)，墨絰從戎後於咸豐三年(1853)創辦湘軍，並於同治三年(1864)克複被太平天國佔據了11年之久的天京，宣告太平天國的失敗。曾國藩因此功被賜一等侯爵，成為有清一代漢人封爵最高者，此後被授武英殿大學士。

左宗棠，舉人出身，雖不似曾國藩那樣少年得志，但通過參與圍剿太平軍、捻軍的戰事，累功遷至陝甘總督，被授東閣大學士，成有清一代以舉人入閣的唯一一人，並於光緒年間憑收復新疆之功被賜封二等侯爵。

曾左是湖南同鄉，同屬同光「中興四大名臣」，可謂一時瑜亮。從道光十四年(1834)結識到同治三年斷交，兩人的交往整整三十年：咸豐四年(1854)曾國藩兵敗投水自殺之時，左宗棠曾冒險出城、極力安慰；咸豐八年左宗棠捲入樊燮案險被投獄，曾國藩儘力在咸豐面前斡旋，使得左宗棠化險為夷。可以說，兩人有著生死之誼。只是造化弄人，曾左二人由相交甚歡最終變為凶終隙末，同治三年斷交。如此巨大的轉折，自然引發時人和後人的巨大興趣。

關於曾左斷交，很多人都知道是因為同治三年攻下天京之後，曾國藩上摺奏報包括幼主洪福瑱在內的太平天國高官已全部被殲，但清廷賜封曾國藩、曾國荃兄弟的諭旨墨汁未乾，左宗棠就上摺奏報洪福瑱實際上已經逃出天京。惱怒之下的曾國藩，也上折攻擊左宗棠收復杭州時放走了十萬太平軍。雖然通過清宮檔案包括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的洪福瑱供詞得知：洪福瑱是從左宗棠事前所判定的廣德出逃，但此事還是導致二人的最終交惡。

很多人知道曾左斷交，但可能不知道：曾左斷交，導火索並不是此事。更早的導火索，在同治元年(1862)左宗棠不贊成曾國藩在廣東抽厘充湘軍軍餉時就已經埋下。

曾國藩最初判斷，在廣東抽厘，一年收入至少有幾百萬兩。因此，當時為了讓廣東方面同意，在未與浙江巡撫左宗棠商量的情況下，他就對兩廣總督勞崇光表示，辦理抽厘後，廣東原來每月要給浙江的10萬兩協餉可以停解。

但左宗棠一開始就認為曾國藩強行到廣東抽取厘金的做法不妥，並認為以勞崇光的個性，一定不會配合，難有實效。

事實的發展證實了左宗棠的「預言」，也坐實了曾國藩的誤判——根據曾國藩的統計，同治元年到同治三年間，33個月廣東厘金僅收入120萬兩左右。而左宗棠楚軍僅分配到22萬兩。

曾國藩的誤判，帶來嚴重的後果——如不辦理抽厘，33個月，左宗棠楚軍可從廣東獲得協餉330萬兩。330萬兩和22萬兩，兩者之間的差距，實在太大。

同治二年(1863)起，為了進一步縮小對天京的包圍圈，曾國藩不斷增兵，最高時統兵超過十萬人，每月需餉不少於50萬兩，還不包括購買彈藥、槍械等花費。而曾國藩每月的收入從來沒有超過24萬兩，只能發三成軍餉。

同治元年九月起，經曾國藩推薦、剛剛出任江西巡撫的沈葆楨，未與曾國藩商量，就先後停解漕折銀(每月四五萬兩)、九江洋稅(每月3萬兩)。同治三年二月，沈葆楨又奏請全部截留江西厘金(每月大約十多萬兩)，不再給曾國藩軍營。如此，意味著曾國藩的收入每月要減少近20萬兩。

所轄兵馬日益增多，需餉浩繁；廣東厘金收入遠低於預期；沈葆楨逐步減少江西所供之餉。三個因素的疊加使得曾國藩陷入「近年所未見」的缺餉之苦。於是，同治二年五月開始，他向左宗棠要回了婺源、景德鎮、河口、樂平四個地方每年70萬兩的厘金收入。

左宗棠方面呢，剛遵照曾國藩的要求將兵馬由原來的六千人擴充至近兩萬人，每月所需餉銀不下二十萬兩。一方面從廣東獲得的軍餉銳減，一方面曾國藩又收回四地厘金。本來，江西四地厘金被收回之前，楚軍欠餉已長達到8個月到一年之久。如今雪上加霜，左宗棠的不滿，可想而知。

同治元年爭餉埋下的導火索，到了同治三年總爆發，導致了曾左的斷交。統計《曾國藩全集》所記錄的兩人通信情況：咸豐八年22封，九年20封，十年和十一年都是84封；同治元年35封，二年11封，三年5封。從最高峰時的每年通信84封，到同治三年的只有5封信，可以看出曾國藩與左宗棠交往日少的過程。而同治三年七月之後，再無二人通信的記錄。

很多人知道曾左斷交，但可能不知道：兩人斷交之後，其實在很多方面還存在著合作。

同治七年，朝廷將湘軍名將劉松山所統率的老湘營劃歸左宗棠指揮，以對付陝甘回亂。劉松山為曾國藩一手提拔，但曾國藩對此毫無怨言，繼續承擔老湘營的軍餉。老湘營屢建功勛，成為左宗棠麾下不可或缺的力量。左宗棠呢，則多次向友朋和朝廷誇獎曾國藩識人之明，「臣以此服曾國藩知人之明、謀國之忠，實非臣所能及」。同治九年(1870)二月，劉松山在甘肅戰死。這年十月，慈禧接見曾國藩，君臣談到了劉松山之死。但曾國藩並沒有趁機攻擊左宗棠，反而告訴慈禧，雖然劉松山的陣亡對陝甘用兵損失重大，但在此事上，左宗棠的調度並無不妥。《左宗棠傳信錄》中的這些梳理，讓我們看到曾國藩、左宗棠作為一代偉人的過人之處。

同治十一年(1872)曾國藩病逝後，左宗棠對曾氏家人十分照顧。曾國藩的二兒子曾紀鴻在京城工部為官，因家人生病導致花銷大增，一時生活窘迫甚至無錢買葯。左宗棠得知後，立即送去銀300兩。曾國藩的小女婿聶緝椝年輕紈絝習氣頗重，不得曾國藩以及曾紀澤歡心。但左宗棠大力提攜，光緒七年(1881)出任兩江總督時安排聶緝椝到上海製造局任職。幾番歷練，聶緝椝後來出任江蘇、安徽、浙江巡撫。由此可知左宗棠識人不差，也知左宗棠在曾國藩輓聯中所說的「相期不負平生」並非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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