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消失的士兵是誰？蔣介石下令強硬回擊卻另有打算

文｜周渝

盧溝橋，盧溝橋，男兒墳墓在此橋；最後關頭已臨到，犧牲到底不屈撓。飛機坦克來勿怕，大刀揮起敵人跑；盧溝橋，盧溝橋，國家存亡在此橋。??快快拼起民族命，最後勝利是吾曹。盧溝橋，盧溝橋，立功報國在此橋。

——佚名《盧溝橋歌》

日本士兵志村菊次郎

消失的士兵：二十分鐘歸隊，上演自己找自己

1937年7月7日夜，北平城雷聲陣陣，大雨將至。夜幕下，日本「支那駐屯軍」第1聯隊第3大隊少佐大隊長一木清直麾下的500餘名日本兵攜帶6門步兵炮，氣勢洶洶地由丰台大營向盧溝橋進發，事態頗為嚴重。日軍向中方提出交涉時，說明了他們這次行動的理由：有一名參與演習的日本士兵失蹤，日方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搜索。「失蹤」的日本士兵叫志村菊次郎，是一名新來的傳令兵。關於他的「失蹤」，有觀點認為完全是日方的「謊稱」，但也有人認為「失蹤」的確屬實，是偶然事件引發的必然衝突。

日本學界有種觀點認為志村菊次郎的確在7月7日夜離隊解手，黑暗中因走向與部隊相反的方向，故而誤了歸隊的時間，但不久後就找到其所在部隊，而此時日軍已向中方提出進城搜查的要求。耐人尋味的是，事件並未因志村的歸隊而平息，作為局中人的志村也跟著部隊繼續尋找那個「失蹤士兵」。日本學者半藤一利的《昭和史》中這樣記載：「這個士兵只是去路邊小便而已，約十五到二十分鐘之後便歸隊了。因此，雖然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可是卻沒有向上級報告，就一直維持著『一人行蹤不明』的狀態，所以，在過了晚上十一點的黑暗之中，連那個士兵（志村菊次郎）也一起做著傻事——搜尋行蹤不明的那個人。」

緊接著，日方收到時任國民革命軍第29軍副軍長、北平市市長秦德純的回復：「盧溝橋是中國領土，日軍未經同意在該地演習，已違背國際公法，妨害我國主權，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負責，日方更不得進城搜查，致起誤會。惟故念兩國友誼，可等天亮後，令該地軍警代為尋覓，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還。」按理說，中方的態度已經很配合了，但問題在於日軍不完全是為解決問題而來，士兵失蹤好像讓他們好不容易找到一個理由，一定要好好利用，繼續與中方強硬對峙，當時已是7月8日凌晨2時，雙方劍拔弩張。

我們常說「七七事變」，顧名思義地認為中日全面戰爭爆發於7月7日。實際上衝突爆發的時間是在1937年7月8日凌晨。那個深夜，帶頭挑釁的日軍隊長一木清直聲稱部隊遭到中國軍隊射擊，並報告給他的上司牟田口廉也。牟田口這個蠻橫的皇道派大佐當即給一木下達了「被敵攻擊，當然還擊」的命令。儘管多年來中日雙方對誰開的第一槍問題上爭論不休，但牟田口這個命令無異於下令開火，其戰爭責任不可推卸。

面對日軍咄咄逼人的挑釁，駐守在盧溝橋頭的第219團團長吉星文一夜未眠。吉星文是河南扶溝人，因兒時受到族叔吉鴻昌的影響，自幼懷有從戎報國之志向，1922年隨吉鴻昌投效西北軍。在1933年的長城抗戰中，時任國民革命軍第29軍第37師第109旅第219團營長的吉星文曾帶領全營官兵繞襲敵後，擊退佔領王家村、瓦房村等地的日軍，因功被提升為219團團長。1937年的那個雨夜，他將再次走上歷史前台。

7月8日凌晨3時30分左右，吉星文接到了副軍長秦德純發來的指示：「保衛領土是軍人天職，對外戰爭是我軍人的榮譽，務即曉得諭全團官兵，犧牲奮鬥，堅守陣地，即以宛平與盧溝橋為吾軍墳墓，一尺一寸國土，不可輕易讓人。」吉星文接電後當即回復：「請長官放心，吾團全體官兵已經做好一切戰鬥準備，誓與宛平城共存亡，盧溝橋不是吾人之墳墓就是敵人之墳墓。」

一木清直終於按捺不住，欲強行入城，被吉星文當即攔阻，宛平城外頓時槍聲四起。隨後日軍又炮轟219團第3營（營長金振中）指揮部，當場炸死士兵2人，炸傷5人。面對入侵之敵，吉星文團立即奮起還擊，全面抗戰的第一槍就此打響。

戰鬥剛開始，日軍迅速派兵殺害了我軍在橋頭堡的執勤官兵，並佔領橋頭堡。為保衛盧溝橋，吉星文趕赴位於最前線的第3營金振中部，向該部發表了堅定的抗日宣言，並親自挑選了150名精壯官兵，組成敢死隊。敢死隊被編成5個組，每人帶步槍1支，手榴彈2枚，大刀一把，悄然向橋頭堡進攻。隊員對地形十分熟悉，加上第29軍中向來重視武術訓練，他們很快摸上橋頭堡，乘拒守的日軍還比較少的時機一舉將其殲滅，奪回陣地。日軍失去橋頭堡後以輕重炮向我守軍猛烈轟擊，由於吉星文團拚死抵抗，日軍未能將第29軍驅逐盧溝橋的陣地。首次激烈衝突之後，中日雙方進入打打談談的階段。

或許當時連吉星文、金振中以及駐守橋頭的第29軍219團的將士們都沒想到，7月8日的雨夜，他們堅定的抵抗意志已為中華民族揭開了衛國戰爭之序章。

吉星文

戰和之間：蔣介石態度強硬，卻另有打算

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大本營首先吵開了鍋，日軍高層對戰事的主張分為「擴大派」和「不擴大派」，當初作為九一八事變始作俑者之一的石原莞爾此時竟成了「擴大派」的反對者，他甚至提出日軍立即停止衝突，讓在場「擴大派」軍人瞠目結舌。8日的日本內閣會議上，支持所謂事件不擴大，就地解決方針的一派佔據優勢。但也正是這個信息麻痹了中方領導層。

直接當事人，第29軍軍長宋哲元同樣沒有意識到事態嚴重，認為衝突可以靠和談解決。宋哲元之所以有此自信，主要是在北平中國軍隊在人數上占絕對優勢。日本駐屯華北的軍隊主力為混成第4旅，共6000人左右。而駐守冀察平津地區的第29軍，連同地方保安部隊，總兵力約10萬人。事變爆發後，他嚴令29軍堅守盧溝橋，並將事變向南京報告。同時，也派北平市市長秦德純與日軍交涉。9日，宋哲元當局與日軍達成協議：第一，雙方立即停止射擊；第二，日軍撤退至永定河左岸，中國軍隊撤至右岸；第三，盧溝橋守備由河北保安隊石友三部擔任。北平形勢看似轉危為安，宋哲元也認為在守住大原則的情況下息事寧人是最好的。但就在協議達成的第二天，各方媒體紛紛報道，天津、古北口、榆關等處陸續有日軍部隊出現，攜帶有大炮、坦克等向盧溝橋前進。盧溝橋事變後日本最激進的主要是關東軍，半年多前的綏遠抗戰讓關東軍一度吃癟，終於等來這次「機會」，當然要親自上陣，把「支那駐屯軍」乃至整個日本軍部綁上戰車。大井村五里店等處被日軍佔領，平盧路也癱瘓，關東軍來者不善。

果然，到了11日，日軍的大炮就對準宛平城一帶轟擊，造成不少平民傷亡，吉星文將城內居民向城外比較安全地帶疏散，自己也在炮擊中負傷。隨後，八寶山、長辛店、廊坊、楊村等處也燃起戰火。日軍的飛機開始在北平上空頻頻出現，四處偵察。日軍這麼一打，平津當局在交涉中姿態放得更低了，與之達成協議，即：一、第29軍代表聲明向日軍表示道歉，並懲辦此次事變責任者；二、取締共產黨、藍衣社及其他抗日團體的抗日活動；三、永定河以東不駐中國軍隊。宋哲元是打算向日軍讓步妥協了。

正好也是11日，秦德純接到了來自南京的電話，這個電話是蔣介石親自下手令讓侍從室打來的。通過留下的手令原件，可以得知其內容為：「電話秦市長：如此刻日兵尚在對峙而不肯撤退，則彼必待其關東部隊到後，積極進攻，絕無疑議，望從速切實加緊備戰，萬勿受欺為要。中正手啟。」

蔣介石的意思再明白不過，他相信日本關東軍必會增援日軍華北駐屯軍，要第29軍加緊備戰。次日中午，蔣又電話告知秦德純，「據確息，關東有五列車今日上午十一時到達天津與塘沽之間，請注意。」同時致電宋哲元，要他對盧溝橋的日軍就地抵抗。從解密的第一手電筒文和手令來看，難免會覺得北平當局軟弱，而身在南京的最高統帥蔣介石深謀遠慮，知道全面抗戰關頭已來到，一再督促29軍抵抗，不要再做和平幻想，著實高瞻遠矚。如此下定論恐怕還太早，翻開蔣介石的私人日記，委員長會親自告訴你，他的強硬態度並非為了要和日本人大幹一場，而是打著另一個算盤。

1937年7月19日，尋求和平解決七七事變衝突的第29 軍軍長、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中）

算盤打錯，蔣又「不宜宣戰」

前文說過，七七事變真正爆發衝突的時間是7月8日凌晨，蔣介石接到消息的時間自然也是8日，但他與宋哲元一樣，都沒有意識到全面戰爭會打響。蔣在當天晚上的日記中提出了三個問題：第一，日本人在盧溝橋挑釁，是想達到逼我屈服的目的？第二，或許他們是與宋哲元為難，使華北「獨立」？第三，現在是與日本人決戰的時候了嗎？最後他還是認為「此時倭無與我開戰之利」，全面戰爭不會爆發。

蔣介石反應如此不溫不火不足為奇，畢竟自1935年以來，日本炮製「華北國」的陰謀就昭然若揭，當年就扶持了殷汝耕的冀東偽政權，但因不具備合法性，該偽政權成立時連「國旗」「國歌」這些東西也沒設，直到1936年才把北洋時代的五色旗翻出來借屍還魂。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人在華北搞事是預料之中，幾次交鋒下來，蔣介石對日本的套路也多少了解，無非就是一唬二嚇三小打，打完之後逼中國籤條約。1932年的「一·二八」與1933年的長城抗戰莫不如是。到1936年底的綏遠戰爭時，蔣介石吃定日方不會捲入大打，下令狠揍搞事的偽蒙軍，讓日本關東軍吃了癟。綏遠一戰打下來，中國既未割地也沒賠款，還振奮了全國人心，頗有點看穿了紙老虎的意思。從日記來分析，盧溝橋事變時蔣介石的心理大抵和綏遠抗戰時相近，第一步先斷定日方會不會動真格，料定其不敢來大的之後，開始見招拆招。

7月9日的日記顯示，蔣介石將盧溝橋事變看作一次與日方博弈的機會，之所以要用強硬姿態唬住日軍，是想「乘此次衝突之機，對倭可否進一步要求其撤退丰台之倭兵，或取消冀東偽組織」。蔣介石「積極運兵北上備戰」「準備動員，不避戰爭」等計劃的動機有兩種可能：其一，他意識到盧案可能引發全面戰爭，真的在積極備戰。其二，備戰的目的是為了像綏遠那樣，好好地打一場局部戰爭，打贏了即以外交手段迫使日本從丰台撤兵，再幹掉殷汝耕的冀東偽政權。結合現有史料來看，第二種可能性高於第一種。10日，蔣介石得知日軍反攻盧溝橋後，在日記中云：「惟我已積極運兵北上備戰，或可戢其野心，我軍已開始北進，彼或於明日停戰乎。」11日至13日，蔣介石發給北平的電令幾乎都是寸土不讓，不要做和平幻想，不要避戰等等，態度頗為堅決。但在他自己留下的日記中，這一系列動作又顯然不是真正的在準備全面抗戰，而是想以戰止戰，火中取栗。

七七事變期間，利用步兵炮抗擊日軍的第29 軍士兵

從後人的「上帝視角」來觀察，10日和11日是較為關鍵的兩天，盧案出現了兩個致命的新情況，其一，日本陸軍中的「自走炮」關東軍不怕唬，態度極強硬，陸續增兵關內。其二，昭和天皇從外地趕回東京就此事召開會議研究「北支事變」，日本內閣也有增兵華北之計劃。當時擔任陸軍大臣的杉山元積極主張擴大戰事。時任首相的近衛文麿在回憶錄中記載了杉山元對昭和天皇的保證：「一個月內，解決中國事變。」後來被傳為著名的「三月亡華論」。這些情況都與半年前綏遠抗戰時的局勢有本質區別，但這些並沒有引起當局者蔣介石重視。

蔣介石將七七事變視為中國在華北問題上重新立於主動地位的機會，對宋哲元保守避戰，生怕擴大事態的態度尤其不滿。他始終相信日本挑釁的目的在於華北，而不會波及整個中國，日方增兵是為了迫使中方屈服，所以他偏要出兵華北，甚至不惜在華北打場小仗，只要中央軍大軍一到，日方或許就會停戰。這種「蜜汁」自信持續到12日才出現變化。這天，蔣介石接到情報，得知日本內閣宣言決定支持增兵中國，關東軍也已抵達天津，他終於意識到盧案引發全面戰爭的可能性越來越大，做出七七事變「勢必擴大，不能避戰矣」的推測，但仍堅持「非至萬不得已，不宜宣戰」。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