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建築為什麼總有個大屋頂｜大象公會

梁思成如何從「大屋頂」仿古建築的激烈反對者，一躍成為其最大的擁躉？

文｜姚白莞

走在北京老城區的街頭，即便沒有踏足深宮大宅或胡同小院，也不難感受到古都的氣息正撲面而來——許多重要的近現代建築，無論高矮胖瘦，都頂著個中式「大屋頂」。

比如這個：

這個：

還有這個：

數千年的中國建築史，都被北京的鋼筋混凝土樓房頂在了頭上。

這並非古老城市的普遍現象，在同為東亞古都的日本京都，新式建築就很少會戴上仿古帽子，大屋頂屬於真正的古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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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京都鳥瞰

在國內，北京的

「大屋頂」建築也頗受詬病

，如知名建築學家童嶲說：「……以宮殿的瓦頂，罩一座幾層鋼骨水泥鐵窗的牆壁，無異穿西裝戴紅頂花翔，後垂髮辮，其不倫不類，殊可發噱。」

毛澤東的惡評更為乾脆：「大屋頂有什麼好，道士的帽子和龜殼子」。

北京這些近現代建築為何要頂著個「大屋頂」？它們又是如何被滿大街蓋起來的？

傳教策略成就「土洋結合」

最初給西式樓房加上中式「大屋頂」的，並非中國人，而是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的友好傳教士。

民國初年的天主教教宗首任駐華專使剛桓毅，對此有直白表示：「建築術對我們傳教的人不只是美術問題，而實是吾人傳教的一種方法。」

在他看來，和傳教士穿長袍馬褂留辮子一樣，西式建築在外觀上盡量的本土化，能減少西方文化進入中國社會的阻力。

中式傳統的木結構建築所獨有的大屋頂，不但區別於其他建築體系，也具有較高的審美價值，很自然被來華的外國建築師所採用。

20 世紀以來大量教堂以及具有教會背景的學校、醫院，都紛紛採用了西式建築的結構、立面+中式大屋頂的建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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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於 1907 年的北京南溝沿救主堂和著中式服裝的傳教士貝如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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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 年落成的北京協和醫學堂新樓

這一時期，還只有西方傳教士走本土化路線、盡量接地氣，中國本土精英並不太看得上自家貨色。

1895 年甲午戰爭戰敗之後，清廷上下積極提倡洋化。清末所有的衙署都建成了西洋風格，民間在1900年後建的商業鋪面也都熱衷西洋裝飾。

中式傳統民居更是被貶得一無是處。1905 年《漢口日報》一篇文章將中西住房做了一番對比稱：「（中國民居）入其室則黑暗世界；而西人洋樓高矗，窗闥洞開，足以收納空氣……比之華民住屋，真有天堂地獄之分。」

這種情況並沒有持續太久。中式民居雖然永墮「地獄」，但殿堂式建築的「大屋頂」不久就時來運轉，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中國人在戰火連天的歐洲面前重拾自信，社會精英們脫下西服，換回了長衫馬褂（參見大象公會往期文章

《怎樣才能穿得像個人物》

）。

中國人民的文化自信，很快刮到了建築領域。

1930 年前後，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在建築上大力推崇「中國固有之形式」，給西式建築增加中式大屋頂的重任，也就交到了中國建築師手裡。

直到抗戰爆發前，國民政府主持修造了中山陵等一大批政府機關和公共事業建築，大多都採用了西式建築結構加「大屋頂」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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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政府國立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舊址，1928 年六月建成，楊廷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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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政府國立中央博物院舊址，建於 1936-1947

不過，雖然「大屋頂」有官方加持，在南京等地聲勢浩大且波及北京，但在當時建築界，就已不乏質疑之聲。

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認為，「大屋頂」建築在理論和設計建造方面都存在明顯的缺陷，「均注重外形的摹仿，而不顧中外結構之異同處，所採用的四角翹起的中國式屋頂，勉強生硬的加在一座洋樓上，其上下結構劃然不同旨趣」。

在梁思成看來，中國古代建築的優點在於其梁架式結構，與現代建築的框架結構有很多異曲同工之處，並且「每個部分莫不是內部結構坦率的表現」，合乎現代建築設計原則。生硬採用鋼筋混凝土去模仿木構架建築的具體形態，破壞了中式建築的真趣味，是最不聰明的借鑒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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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代獨樂寺觀音閣內部結構圖。中國傳統建築以木材組織梁架結構，外部輔以牆壁磚瓦，如皮肉依附於骨骼，渾然一體。「大屋頂」就是梁架結構的重要外部體現。

同時，梁思成還指出，給近現代西式建築強行加大屋頂在經濟並不划算，「糜費侈大」，不適應當時中國貧弱的基本國情。

直到 1949 年後，梁思成等人的在「大屋頂」問題上仍然態度頑固。1950 年 1 月，梁還在營建學研究會上強調：「（大屋頂建築）不倫不類，猶如一個穿西裝的洋人，頭戴紅縷帽，胸前掛一塊縉子，腳上穿一雙朝靴，自己以為是一個中國人！」

不過，隨著蘇聯專家的到來，梁思成們很快投降了。

「要像愛女朋友那樣愛民族形式」

50 年代初，大批蘇聯援華專家來到中國，其中也包括市政與建築專家。

在當時特殊的政治環境下，蘇聯專家們理所當然地把持了中國建築界的話語權，他們傳達給中方的信息相當明確：採用民族形式才是社會主義建築，堅決與資產階級的現代主義建築劃清界限。

蘇聯專家們的意見，代表了蘇聯最高領袖的意見。早在 1935 年，在斯大林親自指導下，蘇聯公布了《改建莫斯科市總計劃的決議》，指出要以「民族形式」表達「社會主義的內容」。

隨後設立的蘇聯建築科學院，更明確表示要對「資產階級的」現代主義建築流派進行「殲滅性打擊」。

這種環境下鍛鍊出來的蘇聯援華專家，當然執著於「民族形式」。如蘇聯專家維拉索夫就表示，他「看見上海就憤怒」，因為上海遍地西洋式建築，缺乏民族風格，「很不進步」。另一位在清華大學指導建築教學的專家阿謝普可夫，則要求學生「要像愛女朋友那樣愛民族形式」。

至於中國建築的民族風格是什麼樣的，蘇聯專家們也早已成竹在胸。1949 年 9 月，蘇聯市政專家組組長阿布拉莫夫第一次見到中方人員時，就專門囑咐北京建築要搞成西直門那樣的「民族形式」，怕中方人員不懂，還在紙上勾畫了一個箭樓的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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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前的西直門箭樓

中共對蘇聯專家的意見深表認同，《人民日報》對建築學界提出要求，在首都建設的建築設計上「必須批判和克服資本主義的設計思想，學習社會主義的設計思想，特別是向蘇聯專家學習」。

從 1951 年開始，以梁思成為首的北京建築學界開展了多次自我批判，

「痛悔過去誤信了割斷歷史的建築理論」，

將一貫認可的「國際主義」建築和現代主義建築風格都視為反動的、代表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的體現。

即便如此，北京建築界還是對到底應該如何發揚民族風格表示了疑慮：「創造我們的新建築。這是一個極難的問題。老實說，我們全國的營建工作者恐怕沒有一個人知道怎樣去做。」

然而建設偉大首都任務緊迫，大多數建築師沒有時間思考，還是照搬民國時期積累的成法，在現代鋼筋混凝土建築之上疊加斗拱和和「大屋頂」。

隨著首都建設的推進，「大屋頂」鋪天蓋地推廣開來。據統計，北京 1952 年的「大屋頂」建築面積為 51000 多平方米，1953 年增加到 169000 多平方米，1954 年達到 220000 平方米，並且逐漸從公共建築向民用建築、工業建築中蔓延。

隨著工程量的增加，大屋頂建築高成本的缺點逐漸暴露。由於施工複雜，建造和維護成本普遍較高，僅 1951 年開工的 13000 平方米建築的建設成本就比普通平頂建築高了 18%，每年的維修費用超過 1000 元。高昂的成本逐漸引起了高層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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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年建成的「四部一會」大樓，幾個大屋頂共花費 30 多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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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年建成的地安門機關宿舍大樓，頂部 6 個亭子的工料造價達 54.6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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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建成的北京西郊專家招待所，大屋頂採用了價值五六倍於普通瓦屋面的琉璃瓦

更不湊巧的是，1953 年 3 月，革命導師斯大林同志去世，靠領袖個人審美偏好續命的「民族風格」建築岌岌可危。

果然，1954 年，繼任的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在全蘇建築工作者大會上嚴厲批評了建築設計中的「民族風格」和浪費問題，徹底否定了斯大林時代的建築審美。

中共在意識形態上選擇了跟進蘇聯。1955 年 2 月，建築工程部召開設計及施工工作會議，以批判建築設計中「資產階級形式主義和復古主義思想」的名義，集中清算了「大屋頂」建築風格，一大批專家、領導事後都作了檢討。

▍《人民日報》刊發的建築界專家、領導的檢討書

作為北京建築界的頭號權威、「大屋頂」建築曾經的反對者和如今的積極響應者，梁思成再次作出自我批評，沉痛表示「我所提出的創作理論……使得建築界中颳起了一陣烏煙瘴氣的形式主義、復古主義的歪風，浪費了大量工人農民以血汗積累起來的建設資金」。

▍1950 年代中期部分公開發表的批判梁思成建築思想的文章

梁思成接連被批，並不全是受時局所累。他從「大屋頂」的反對者變成最堅定的支持者，政治壓力只是因素之一。

退而求其次，再退而求其次

早在 1950 年 2 月，參與首都規劃工作的梁思成，曾與另一位城市規劃師陳占祥共同提出過一個關於北京的的系統規劃方案。該方案借鑒當時世界較為先進的規劃理念，提議整體保護北京舊城中心的文物環境，另在北京西郊月壇和公主墳之間建設首都中央行政區。

在梁陳二人看來，幾百年歷史積澱形成的北京舊城無比優美，容不得千奇百怪體量巨大的新建築來損害舊城的整體風貌。

但在當時的形勢下，這一提議難以得到採納，首都行政中心還是按照蘇聯專家的建議，放置在了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的舊城核心地區。

在新建築不可避免將要擠進舊城的情況下，梁思成等人退而求其次，提出限制建築的高度，層數最好控制在兩三層以內，總高不要超過故宮太和殿的高度，以維持舊北京整體的天際輪廓線景觀。

梁思成的新建議也沒有被接受，1952年建成的王府井金魚胡同和平賓館，層數達到了八層。

兩次受挫後，梁思成再次退而求其次：新建築為免不倫不類，要與周邊古建築環境和諧關聯，因此須加蓋中式「大屋頂」。此後。直到 1955 年大屋頂被批判為止，梁身為首都規劃委員會副主任，要求新建築的送審單位都加蓋大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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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 1955 年在頤和園養病時所作水彩寫生，他曾坦言：「50 年代初所蓋的『大屋頂』建築，很少能達到我所想像的『美』的標準。

「梁思成路線」被打倒後，北京的建築風格問題並未得出答案：不加裝飾的現代風格是「資本主義」，加「大屋頂」又是「封建復古主義」，到底該蓋什麼樣的房子？

答案在 1958 年揭曉。

為慶祝國慶十周年，展現建國偉大成就，北京決定建設一批慶典建築，即「十大建築」。高層明確指示，重大建築仍要採用

「民族形式」，因此

大屋頂建築仍占很大的比例，如民族文化宮、全國農業展覽館、北京火車站等。其他建築也或多或少帶有傳統裝飾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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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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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農業展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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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火車站

不過，

「大屋頂」雖然是出自蘇聯專家的強硬要求和梁思成的

「退而求其次」，

在理論和設計建造方面也都不乏缺陷，但或許正因與老北京風貌較為貼合，長期以來也得到了北京市民的認可。

如文革結束後的 1988 年，經市民投票產生的「北京 80 年代十大建築」中，大屋頂式的北京圖書館新館得到了 173046 張選票，高居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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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圖書館新館

1994 年，北京市舉辦了「我喜愛的具有民族風格的新建築」評選活動，經北京市民投票，產生的 50 棟當選建築中，「大屋頂」形式的民族文化宮仍獲得第一名，另外 42 棟建築也明顯採用或借鑒了傳統建築的屋頂造型。

直到九十年代，「大屋頂」建築仍有大量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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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頂了五座亭子的北京西站，1996 年投入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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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安商場，1994 年開門營業

如今，想要在建築上表現「民族形式」，手法早已趨於多元，並且設計者常不限於建築專業人員。如 2007 年，北京某張姓教授在 26 層公寓樓頂造了座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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