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最後關頭：紀念「七七事變「八十周年

我們希望將讀者帶回到80多年前的華北，使你們理解：為何這場大戰的爆發勢屬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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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鍵下單「走向「最後關頭」」

對一家大眾媒體來說，每當迎來重大歷史事件逢五、逢十的紀念日，「如何報道」以及「能提供哪些新信息」都會是相當頭疼的問題。對1937年「盧溝橋事變」這樣廣為人知、已經為無數專家學者反覆研討和挖掘過的話題，尤其如此。出現顛覆性新史料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事件本身的話題性依舊足夠突出，並且其遠期、富有持續性的心理影響，直接未絕。這使得我們在兩個星期前，依然決定要操作這期紀念性封面。

2012年7月，《三聯生活周刊》在推出紀念「盧溝橋事變」75周年的封面故事時，採用了著眼於微觀的視角。我們回顧了從1937年7月7日到8日到不足40個小時里，北平城內外中日軍人、官員和社會名流的具體行止，以及這些行為之間的碰撞如何通向了全面戰爭之路。

這一回，我們把眼光放到了一個更長的時間段，放到了從1931年引發局部抗戰開始的「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永定河畔槍聲響起之間的這6年。通過對一系列軍政人物活動和心理的剖析，以及中日兩國國家政策之演變的梳理，乃至在此過程中雙方民族心理、社會輿情的變化，我們希望將讀者帶回到80多年前的華北，使你們理解：為何這場大戰的爆發勢屬必然。

1937年7月28日，日軍進佔北平南苑後，將附近民眾誣為「中國軍間諜」強行逮捕（鄒德懷 供圖）

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十多年前，我和大學同學們第一次去到盧溝橋位於丰台區宛平城內街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除去走馬觀花地瀏覽館藏文物、照片和影像資料外，並沒有一種太深的如處其境的感覺。直到最近幾年為撰寫與30年代抗戰歷史相關的文章，廣泛搜集了與其時華北交通、軍政、民生有關的資料，一種飽含驚訝和憂患感的觸覺才真正浮現起來。

宛平城並不靠近隔海相望的中日兩國的任何邊境，然而自「九一八事變」開始，先是山海關成為「新國界」標誌，東三省全境淪為日本軍事佔領下的「異國」；繼而關東軍興兵內犯，吞併熱河、越過長城線，迫使國民政府簽訂城下之盟，冀東變為非武裝區。隨後幾年間，中央軍和國民黨組織被迫退出華北省，在內蒙古出現了日方扶植的分離勢力，整個華北成為日本軍方及其代理人和帶有游離性質的冀察政務委員會之間的博弈場。

軍事地位未經任何成文條約做出變更的丰台，也進駐了日本軍隊。兵臨宛平城、控制在其附近的平漢—平綏—北寧三大鐵路線交匯點，正是這種節節進逼的趨勢的最終點。率先下達開火令的日本「中國駐屯軍」步兵旅團第1聯隊聯隊長牟田口廉也即承認：他對此早有準備。

下令攻擊宛平城的日本中國駐屯軍步兵第1聯隊聯隊長牟田口廉也（左二）

南宋紹熙元年（1190），煥章閣學士楊萬里奉命前往淮河宋金國界，迎接前來祝賀元旦的金朝使節。200多年前，北宋一朝初興，曾以收復久為遼國所佔據的燕雲十六州為己任，卻在桑乾河（永定河）畔被擊敗。兩百載後，南宋偏安東南一隅，不僅重回燕雲已成奢望，甚至連曾經的內河淮河也變成了國境之邊。楊萬里有感於此，寫下千古名句「何必桑乾方是遠，中流以北即天涯」。

1937年前後的華北時局，正是當年宋人歷史的重演：山海關外的滿洲已成「外國」，古老的長城也在日軍的進逼下喪失了防禦功能；平津之地在20年代的軍閥混戰中還只是一塊不大不小的內線地盤，如今竟也與邊境無異。宋人一路南渡的往事，是否將會重演？

1937年8月，進佔北平的日軍與中國兒童合影，佯裝「親善」（鄒德懷 供圖）

歷史行程潛移默化的演進，須以每一當事人的具體言行作為依託；然而作為有機體的民族國家的行為邏輯，卻遠不止是一系列當事人意圖的簡單疊加。在1937年的初夏，儘管博弈於華北最前沿的中日軍政大員依然試圖以過去6年間形成成法的模式應對新出現的危機，但中日兩個巨大的民族共同體，已經不可避免地滑進了最終全面戰爭的自主運行軌道。對控制「偶然事件」發生所抱的期待，與中日兩國對彼此的民族利益及其實現形式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認知探究相比，顯得單薄而徒勞。妥協求全已無空間，最後關頭終將到來。

造成這場決戰必然爆發的關鍵要素，早已埋藏在近代中國從思想到行動建構民族國家認同的漫長進程中，埋藏在「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政府謀求全國政治、經濟統一以及國共兩黨動員社會輿論的不懈努力中，埋藏在「一二九運動」引發的「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熱議中，埋藏在日本軍界對「獨走」模式之以小博大收益的沉醉中，甚至也埋藏在1933～1937年華北軍政要員尋求暫時穩定局勢而未果的失敗嘗試中。參與對華北最後入侵的日本「中國駐屯軍」和關東軍，系因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和日俄戰爭而「合法」地駐停在中國領土上；如今，中國政府要擊退的已不僅僅是他們的具體軍事行動，而是要將造成其存在的歷史和條約基礎徹底顛覆。

1933年初，頭戴英式鋼盔的第29軍官兵在羅文峪長城集結，準備構築防線

素有「中國通」之名的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等日軍將領，每每自得於其自詡的「知華」才能，對這種隱微不顯、卻從未停歇的宏大歷史行程則惘然無所知。他們單單看到華北軍政負責人與南京政府之間的具體利益分歧，看到泱泱大國孱弱的工業實力以及軍隊單位戰鬥力與日本之間的巨大差距，看到少數中國失意政客、軍人企圖投靠外夷以謀再起的野心，滿以為「九一八」和「滿洲國」模式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對長期以來的肢解和蠶食政策的迷信，使他們喪失了將中國作為一個整體的民族和國家加以嚴肅審視的能力。

而中國國民政府、國內各黨派和軍事力量、乃至每一個普通人的真實心理，則集中體現在《申報》編輯吳景崧1937年7月18日發表在《申報》每周增刊上的一篇評論《國人對盧溝橋事件應有之認識》中。該文呼籲：「我們只有集合整個的力量，才能禦侮救亡；我們也只有嚴整全國上下一致的步調，才能獲得外交上、軍事上的勝利。」「我們全國現在均已不把這件事當為地方事件，而把它當為全國安危所系的重大事件……我們今日整個民族的唯一出路，只有集合起來共赴國難。」

該文刊出之前一天，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在廬山對158位社會名流做了題為「最後關頭」的內部談話，宣言：「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在這個最終到來的最後關頭，中國從最高領袖到普通民眾，皆已做好了犧牲到底的心理準備。

1937年8月，進駐被佔領的南苑機場的日本陸軍航空兵部隊（鄒德懷 供圖）

以北平盧溝橋為起點的這場戰爭，上承1931年的東北「九一八事變」，下接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是現代中國歷史的最重要篇章之一。它的意義，不僅在於以3500萬軍民的流血犧牲和超過6500億美元的經濟損失為代價，為中國贏得了聯合國創始成員國和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的地位，更在於通過漫長而艱苦的戰爭，完成了中國人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的再造。

1941年12月，當即將投筆從戎的詩人穆旦在得到中國最終對日宣戰的消息後，激動地寫下了抒情詩《讚美》：「當我走過，站在路上踟躕/我踟躕著/為了多年恥辱的歷史仍在這廣大的山河中等待/等待著/我們無言的痛苦是太多了/然而一個民族已經起來/然而一個民族已經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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