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為什麼中國商人會成功

文 |李伯重

▍商人自身的變化

商人地位發生變化的同時，商人自身也在發生變化。俗話說：「打鐵還得靠本身硬」。商人自身的素質不提高，社會對他們的評價也高不起來。這個道理，商人逐漸明白了。在明清時期，出現了一個商人自我提升的浪潮，也就是商人的「儒化」的現象。在這個時期，出現了大量商人經商教科書，亦即商書。

商書所涉內容十分豐富，不僅有水陸路程、商業條規、物價、商品生產、流通、市場、經營方法等經商必備的基本知識，而且還包括商業道德、經商行為準則、行為規範等方面的內容。這些商書大多出於當時人之手，有的還是商人自己動手而編纂。書中所述觀點不僅反映了當時社會上的人們對商業的普遍看法，也是商人自身經營理念的體現。

除了商書。還有很多通俗教材如《治鋪格言》、《治家格言》、《為商十要》、《貿學須知》、《生意論》、《勸號讀本》、《勸號譜》等。這些教材大多沒有具體作者，是商人經商的體會，經過很長的時間不斷修改、增益而成。它們基本上是在口語基礎上稍作加工而成。大多採用歌謠形式，每句四、五、六、七字不等，以六七字居多，多為押韻。其內容也很豐富，可以說是給文化水平不高的商人使用的教科書。

在這些商人教科書中，倫理道德教育被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明代天啟年間程春宇的《士商類要》第四卷中，就有《人倫三教》、《起居格言》、《省心法言》、《養心窮理》、《居官蒞政》等近30小節，闡述「立身持己」、「和睦宗族」、「孝順父母」、「敬兄愛弟」、「君子知恩」、「勤勸讀書」等事理。通過這種教育，居於主流意識形態的儒家思想深入到了商人的內心深處。儒家倫理以義為重，利為輕，反對見利忘義。這一傳統的「義利觀」 對明清時期的商人具有深刻的影響，並在商書中非常鮮明地體現出來。

商書在「利」、「義」關係問題上，對商人的要求便是重信義，守然諾；強調君子之財，取之有道。在《士商類要》、《客商一覽醒迷》、《商賈便覽》、《生意世事初階》、《雜貨便覽》等有名的商書中，都把這些訓誡放在重要位置。例如《商賈便覽·工商切要》開篇就強調，「習商賈者，其仁、義、禮、智、信，皆當教之焉，則及成自然生財有道矣。苟不教焉，而又縱之其性，必改其心，則不可問矣。雖能生財，斷無從道而來，君子不足尚也」。中國傳統倫理中所提倡的「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的「信用為本」的誠信觀尤受重視。商書反覆強調在商業運作過程中，不僅要公平交易，光明正大，而且要誠實無欺，重恩守信。

在商業的行為方面，反覆告誡要誠信無欺，心底敦厚，以義行商，「蓋慈善存心端正，動履莊嚴，所作所為，不由岐險，是以多獲平坦福也」。否則，必將「陷於不道」而遭報應。通俗教材也如此，諄諄教誨讀者做好人。《勸號譜》說：「未從貿易求財，先要預備好人。要想聘請好人，總得仁義之東。自果身端得正，才能招聚好人。門內先有君子，門外君子才臨。無論什麼生意，若非好人不成」。

這種商人的自我提升，逐漸成為商人的信條。中國最早的銀行是山西商人創立的日升昌票號。日升昌對員工最重要的要求，是要「誠」而絕不耍奸：「一日耍奸，可以欺市；二日耍奸，可以愚民；沒有哪一家商號，可以數年，數十年靠耍奸混跡於世」。在這種信條的熏染下，清代中國最成功的商人晉商，就以「誠」聞名於世。所以晚清名人郭嵩燾說：「中國商人夙稱山陝，山陝人智術不能望江浙，推算不能及江西、湖廣，而世守商賈之業，惟其心實而已」。

為了樹立一個「誠信」的偶像，山西商人捧出了關羽。從歷史上來說，關羽不過是一個失敗的武夫，並沒有做出驚天動地的功績，最後還兵敗被殺。這樣一個失敗者，到了清朝卻受到了極大的崇敬，被奉為「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關聖大帝」，崇為「武聖」，與「文聖」 孔子齊名。他為什麼會被崇敬？

一個原因是政治方面的。先前的武聖人是岳飛，但清朝統治者不喜歡岳飛，因為岳飛抗金，和女真人打仗，而女真人是滿人的老祖宗，所以清朝統治者對岳飛有忌諱。他們要用一個人取代岳飛，就選中了關羽。

為什麼選關羽？因為關羽的特點是忠，其次是誠。忠就意味著要效忠皇帝，所以清朝統治者希望通過封關羽為武聖人，要全國人民效忠清朝皇帝。但是對於商人來說，關羽的誠更被看重。晉商認為經商要講信義，所以選中了關羽。讀過《三國演義》的人都知道，雖然關羽在政治立場上與曹操是敵人，但曹操曾經對他很好，所以在華容道上放了曹操。這就是說，不能因為你現在窮困潦倒而且又是我的敵人，我就不顧信譽把你殺掉。

商人從前最被人詬病的就是不顧信譽，現在晉商尊崇關羽，就是希望以他為榜樣，弘揚誠信和信譽。此外，關羽是山西人，出於地方自豪感，晉商當然也覺得有這樣一個偶像是自己的光榮。

除了要追求忠、信、誠、實外，這個時候的商人也體會到：不能只是一味追求私利，還應當追求公義，為社會奉獻。什麼是社會公義？余英時先生在《士與中國文化》一書中說，「士」的基本精神是：「除了獻身專業工作外，同時還必須深切關懷著國家、社會以至世界上一切有關公共利害之事，而且這種關懷又必須超越個人（包括個人所屬的小團體）的私利之上」，「具有一種宗教承當精神」。對於這種宗教承當精神，余英時先生解釋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商人要提升自己，就必須有這種精神。而明清商人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警世歌》說：「強爭田地強爭山，豈在些微尺寸間。有志廣營天下業，無能衣寢不曾完。」也就是說，要以天下為己任，不要只圖個人私利。

這種新的認識也變成了行動。明朝嘉靖三十三年，倭寇入侵江浙，在那裡的山陝鹽商動員了起來，挑選出五百名驍勇善戰的商兵協助防守揚州。隆慶元年，倭寇進犯江蘇松江，山陝商人也「協力御之」。到了清朝康熙年間，開展了平定準噶爾部的長期戰爭。山西商人范毓賓自費辦售軍糧，「力任挽輸，輾轉沙漠萬里，不勞官吏，不擾閭閻」，或受敵襲，或中途變更運糧計劃，幾度蒙受重大損失，都由他個人承擔下來，所運軍糧都是「剋期必至」，節約國費以億兩計。光緒三十一年，山西人民發動爭回礦權運動，開辦成立山西保晉礦務有限公司，歷經三年，從英國商人手中收回山西礦權。在此期間，晉商、票號紛紛解囊，旬日即為這個公司籌集銀150萬兩。

過去許多人有一種誤解，認為在鴉片戰爭中，廣州那些做外貿的行商，都是勾結洋人，不為中國人民的抗英鬥爭效力。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因為行商為抗英出了很大的力。僅只是行商潘仕成，於道光二十至二十一年間，就捐資仿造西洋二桅戰船4艘。每艘可容300人，安炮40尊並分列子母炮數十門，造價19000兩。4艘就近8萬兩。

韓國學者朴基水對行商捐款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指出：「以前學者推算在鴉片戰爭之前的70年間，清代行商向官府的捐輸額數最高為937萬兩。但是筆者通過對多方資料的仔細比對後，認為捐輸額數超過了1353.7萬兩。其中作為解決內憂外患的軍事費捐輸最多，額數高達789萬兩， 佔到了全部總額數的58%。」

除此之外，行商也為地方社會福利大量捐資。他們所捐的資，主要用於治水事業或救濟貧民，以及為皇帝或高官準備禮物。在十三行中，僅只怡和行一家，捐獻額數據推算就達到369萬兩以上，在所有行商中是向官府捐獻最多的一家。在伍秉鑒主持怡和行時期，約向官府捐獻358萬兩以上，佔了全體行商捐獻額數的三成。在那個大小官吏貪墨成風的時代，商人卻拿出私財做公益事業，幫助國家抵禦外敵入侵，其精神境界當然和那些飽讀詩書的貪官污吏不可同日而語。

由於商人的自我提升，許多商人變成所謂的儒商。他們和前面引用過的元稹《估客樂》詩里所描寫的那種只要有利，什麼都敢幹的商人，已有非常大的差別。最大差別，是他們遵守社會基本價值觀念，尊重主流倫理道德，不取不義之財。這個變化，使得他們也逐漸融入社會主流，也就是說，從「末流」進入了「主流」。

▍從特權商人到普通商人

商人進入「主流」，還有另外一層的意思，即少數依賴特權經商的商人，轉變為不依賴特權經商的商人。依賴特權的商人，即使有錢，也不會被社會大眾視為和自己一樣的人，而成為被仇視的對象。社會大眾是社會的主流，被社會大眾視為另類甚至被仇視，當然也就進不了主流。

在漢武帝開展打擊商人的運動之後的幾百年中，中國幾乎沒有什麼叫得出名字的大商人。極少數有姓名留下的富有的商人，大多數是來華的外國人或者是從邊疆地區來的少數族人，統稱「胡人」。例如在南北朝，珠寶貿易是當時最大的商業活動之一，經營者多為胡人，其中一位是和尚，名叫釋道仙，是康居國人，「以游賈為業。梁、周之際，往來吳蜀江海上下，集積珠寶。故其所獲貲貨，乃滿兩船，時或計者，雲值錢數十萬貫，既瑰寶填委，貪附彌深，唯恨不多，取驗吞海」。長住洛陽的「商胡販客」「萬有餘家」，以致「天下難得之貨，咸悉在焉」。

到了唐朝，出現了有名有姓的大商人。唐太宗貞觀年間，河東人裴明禮，「善於理生，收人間所棄物，積而胃之，以此家產巨萬」。唐玄宗和人說：「朕天下之貴，（王）元寶天下之富」。意思是我是天下地位最尊貴的人，但是有一個叫王元寶的人才是最富有的人。從有限的史料我們得知王元寶原名王二狗，是長安城裡的一個小販，有時也外出到山東臨淄一帶販絲，後來靠販運琉璃發家，成為巨富。但是從其他文獻可以看到，唐朝大商人大多都是官僚或者與政府關係密切的人，以及享有特權的僧侶。

例如唐代宗時，陳少游在任淮南節度使的十餘年間，曾「徵求貨易，且無虛日，斂積財寶，累巨萬億」。家住長安市光德坊的潘將軍也「常乘舟射利」。唐代部分僧侶從事著巨額買賣。唐玄宗時，長安平康坊菩提寺「有一僧嘗贊佛，施鞍一具，賣之，價值七萬」。另一位僧人廣有聲，從李林甫家得到一寶骨，拿到市上，賣得五十萬。另外，長安至相寺有一僧人得到一顆寶珠，賣予胡商，得價百萬。當時最賺錢的生意是販賣鹽。白居易說：「自關已東，上農大賈，易其資產，入為鹽商」。而鹽的買賣需要得到政府的特許，因此和政府沒有特殊的關係，就不能進入這個行業。

唐代商業活動中，珠寶香料等貴重消費品貿易是最能賺大錢的生意。這個生意主要控制在外來商人手裡。這些外來商人，唐朝人叫他們胡商、商胡、胡客。他們人數眾多，財力雄厚。唐朝末年有一個軍閥田神功攻破揚州，縱兵大掠，商胡、波斯被殺者數千人。又據阿拉伯人記載，黃巢攻破廣州，殺胡商多達十二萬至二十萬人。當然這個數字過於誇張，但是也可見外國商人在中國勢力非常之大。這些胡商中，最主要是講波斯語的粟特人。

從公元五世紀至八世紀，粟特商人幾乎壟斷了陸上絲綢之路的國際貿易。他們經商貿易的範圍，遠不止絲綢之路。他們曾經控制了中亞到印度河流域的南，七世紀時，粟特人還掌握了從拜占庭和波斯通往歐洲西北部的「毛皮之路」，從而達到了經濟的黃金時期。他們把西方的金銀、香料、藥材、奴婢、牲畜、器皿、首飾運到中國，又把中國的絲綢運到西方，在整個歐亞大陸扮演著傳播多元文化和多種宗教的角色。

到了唐代，粟特人遍布中國各地，在中國內地及周邊地區，他們在社會生活的政治、經濟等方面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關於粟特人在中國，北大榮新江教授有非常好的研究，大家可以看看他的書。除了粟特人外，還有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等。他們在中國到處經商，成為最富有的商人。

到了宋朝，由於商業繁榮，商人也有了很大發展，出現了一些大商人。北宋首都汴京富商雲集，宋真宗時，汴京「資產百萬者至多，十萬而上比比皆是」。也就是說家產達10萬貫銅錢以上的比比皆是，資產百萬者已不足為鮮。其中有著名的「大桶張氏」，「以財雄長京師」。張氏貸錢給他人，收取高利，視貸錢者如「部曲」。宣和末年，有一「巨商」一次施捨給泅州普照塔裝飾之金就達三萬貫。

南宋時，富商裴氏委託另一商人申師孟販賣貨物，第一次付給本錢十萬貫，第二次又增加了三十萬貫。徽州大商祝氏，「其邸肆生業，有郡城之半」，號稱「半州祝家」。臨安「珠子吳員外」，「以蚊珠為業，累資數百萬」。

此外，海商（從事海外貿易的商人）也開始成長起來了。北宋人李昭玘說：「某聞萬金之賈，陸駕大車，川浮巨舶，南窮歐越，北極胡漠，龍皮、象齒、文犀、紫貝、夜光之珠、照乘之玉，一旦得之，則深居大第，拱手待價。」由此可見富商大賈到天南海北採購貨物，其中一部分就是海商。

宋代海商人數之多，超過以前歷代。到高麗去的海商，幾乎年年不斷，有時同一時候有好幾批、數百人到達高麗。宋朝海商運銷海外的貨物，以瓷器、米、麥、漆器、絲織品、涼傘、草席、鐵、鋁、錫、酒、糖、金、銀、銅錢、中草藥、建本書籍等為大宗。很多海商留居外國，如高麗國京城「有華人數百，多閩入因賈舶至者，密試其所能，誘以祿仕」。南宋時留居印度、斯里蘭卡的華僑「甚眾」。這些人大都是搭載海商的船隻前去，或者本人就是海商而在那裡定居的。

不過，在宋代，最大海商的是「蕃客」，即外國來華商人。這些商人來自南亞、西亞、東歐，甚至非洲的層拔國（辛巴威）。在南宋時的泉州，「胡賈航海踵至，富者資累巨萬，列居郡城南」。這些「蕃客」中最有名的是蒲壽庚家族。該家族在宋末壟斷泉州香料海外貿易近30年，「以善賈往來海上，致產巨萬，家僮數千。」蒲壽庚擁有大量海舶，1973年，在後渚港發掘出一艘南宋遠洋貨船，載重量200多噸；船上香料遺存豐富，有降真香、檀香、沉香、乳香、龍誕香、胡椒等。一些學者認為，這艘海船可能是蒲氏家族的香料船，「與蒲香業有密切的聯繫」。

元朝政府實行種族歧視，把中國居民分為四等：最高一等是蒙古人自己其次是色目人，包括中亞人、西亞人、歐洲人等。稱為回回的主要是新疆、中亞來的人，稱為答失蠻的是阿拉伯人，木速蠻即穆斯林，也里可溫是基督教徒，術忽則是猶太人。至於中國本土的人民，在金朝統治下的叫做漢人，是第三等人，而在南宋統治下的叫南人，是第四等人。

元代的商人，也依其地位，享有不同的權利。蒙古貴族、大小官吏、色目商人和寺院僧侶是經營商業的特權階層，也是元代社會擁有巨額財富的大商人。威順王在湖廣「多萃名倡巨賈，以網大利，有司莫敢忤」。宰相桑哥積極從事貿易，家中積累的資財，僅珠寶一項即達當時朝廷內藏的一半。

色目人的地位僅次於蒙古人而高於漢人、南人。他們憑藉社會地位的優勢以及擅長賈販、尤其是域外貿易的特點和傳統，有蒙古人撐腰，所以能夠在中國商界呼風喚雨，所以經商致富的特別多。元太宗時，劉忽篤馬「以銀五十萬兩撲買天下差發。」奧都拉合蠻以銀四萬四千錠撲買中原銀課。蒲壽庚「老於海事，擁有海舶多」。

寺院僧人經商致富的不少，他們「將著大錢本開張店鋪，做大買賣」。僅大都的大護國仁王寺在河間、襄陽、江淮各處的酒館就有一百四十所，可見資本之多。盧世榮、桑哥更是青雲直上，由一個普通商人升為元朝的宰相。不僅中央重臣以商人充任，地方官吏也大批用商人。據有關資料的不完全統計，元代回回商人在中書省任職的累計有34人，在各行省任職的累計62人。

由於元朝政府的招攬好優待，大批色目人進入中國。在東南沿海的杭州、泉州和廣州等城市，都有專供色目人居住的地區。陶宗儀《南村輟耕錄》記載：「杭州薦橋側首，有高樓八間，俗稱八間樓，皆富實回回所居。」

馬可波羅在《遊記》中談到：杭州「有十個貿易集市，其間還有無數個小市區，有一條大道從集市中貫穿。集市邊有一條大河，與城中大道平行。河對岸是石屋建築，從印度以及其他國家來的商人住在裡面，以便去集市貿易」。

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圖塔回憶說：杭州分為六個城區，第二城的城門被稱為「猶太之門」，裡面的居民為猶太人和基督教徒，還有崇拜太陽的土耳其人。他們人數眾多。該城區的長官是中國人。第三城區由穆斯林居住。市區美麗，街道布局和伊斯蘭國家一樣，有清真寺和宣禮員。伊本·拔圖塔還到過泉州和廣州，他說：泉州的穆斯林單住一個城區。隋尼克蘭（廣州）城也有穆斯林聚居區，那裡有大清真寺、修道院和市場。

中國的外貿更是色目人的天下。前面說過，元朝的泉州是當時中國乃至世界上最大的海港，也是世界級的貿易中心。而在泉州，獲准從事外貿的全是「蕃客」。他們人數眾多，勢力強大，到了泉州後都樂不思蜀，不想再回國，定居於此，建立了清真寺、教堂、神廟，還有被稱為「聖墓」的宗教墓園。著名的泉州清凈寺，其主體建築至今還聳立在那裡，是中國唯一修建在內地的阿拉伯風格的清真寺。

這些「蕃客」與元朝政府關係很好。元軍攻打南宋，泉州「蕃客」首領蒲壽庚獻城降元，被元政府授予金符，執掌泉州市舶大權，並被提為福建行省中書左丞（相當於副省長）。終元代一朝，蒲壽庚家族掌控海上貿易，獨霸市舶。

史書記載說：「泉之諸蒲，為販舶作三十年，歲一千萬而了其息，每以胡椒八百斛為不足道。」他家財萬貫，號稱「蒲半城」。蒲壽庚女婿佛蓮，家資甚厚，擁有商舶80艘，死後，其家有珍珠130石。他們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和政治實力。元末泉州的「亦思巴奚」起義，很好地說明了他們的勢力。

與此相對照的是漢族普通商人。特權商人倚仗政治上的權勢，憑藉雄厚的經濟實力，排擠民間商人，豪奪民利。漢族普通商人在元代受到嚴重壓制，難以發展，因此不斷進行抗爭。元順帝末年，活動在河南鄧州、南陽等地的紅軍首領王權，原來就是一個販布商人。在薪州起義後，被擁立為帝的徐壽輝，也是販布出身。中小商人參加農民起義軍，由於他們具有較為豐富的鬥爭經驗和社會閱歷，有些人成為起義軍的領袖和重要的骨幹力量，如浙東的方國珍出身「魚鹽負販」。淮東的張士誠原來也是個「以操舟運鹽業」的小商人。

到了明清時期，情況發生巨變。這時中國本土商人興起，而外國商人都消失了。中國本土商人發展起來後，形成了著名的十大商幫，即徽商、（江蘇）洞庭商、寧波商、（浙江）龍游商、江右（江西）商、晉商、陝西商、山東商、福建商、廣東商（廣府幫、潮州幫）。其中最著名的是徽商（徽州商人）和晉商（山西商人）。這些商幫成為了中國商人的主力，他們的生意，不僅遍及中國各地和東亞、東南亞，而且遠及歐美，成為世界商業中一股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

明清的商人，儘管有些與官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但基本上都是民間商人，不是特權商人。他們發財致富，主要是依靠自己的經營，而不是像過去的特權商人一樣要依賴特權。這樣使得他們變得和最主要的社會其他農民一樣，成為主流社會的一員。宋朝黃震說 「士、農、工、商，各有一業，元不相干……同是一等齊民。」到了此時，真正變成了現實。正因為如此，商人也不再遭到其他社會群體（特別是農民群體）的敵視，從而真正融入了主流社會。

融入主流社會，對於長期被視為「末民」的商人來說是一個天翻地覆的變化。這個變化使得他們能夠更加茁壯地成長。作為一個標準，明清商人的經濟實力有巨大的增長。在明朝萬曆時，徽商和晉商已經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巨富。徽州商人「藏鏹有至百萬者，其他二三十萬，則中賈耳」。「山右商人，其富甚於新安」。

其中州歙縣的「鹽筴祭灑而甲天下者，初則黃氏，後則汪氏、吳氏相遞而起，皆由數十萬以達百萬者」。也就是說，徽州大商人，一家存儲的銀子多的達到百萬兩，有二三十萬兩的只是中等商人。山西商人比徽州商人還要富，他們主要做鹽生意，家產都是從幾十萬到百萬兩級的。

明朝最大的商人已擁有百萬兩級的巨資，而160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最大股東勒邁爾的資本有8100英鎊。那時的一英鎊等同於一磅的白銀，比今天一英鎊值錢多了。一磅相當於14—15兩（舊制16兩秤），因此8100英鎊大約等於12萬兩銀。

當時荷蘭東印度公司是西方世界最富有的公司，其最大股東的資產卻還不及明朝一個中等商人的財富。明朝有一個大奸臣嚴嵩，他兒子嚴世蕃和親近的人數天下最有錢的人，一共有十七家，「所謂十七家者，已與蜀王、黔公；太監黃忠、黃錦；及成公、魏公、陸都督炳；又京師有張二錦衣者，太監永之侄也；山西三姓；徽州二姓；與土官貴州安宣慰。積貲滿五十萬以上者，方居首等。先是無錫有鄒望者將百萬，安國者五十萬」。 這十七家巨富中，有山西三家和徽州兩家，應當都是商人，所以徽商和晉商合計，在十七家裡就有五家了。

到了清朝，明朝商人又變成小兒科了。清代山西巨商「亢氏號稱數千萬兩」。不少大商，都足以百萬計。清代大商人的資本最高已達到千萬兩計的水平。而清朝的財政收入，在鴉片戰爭前，一年也不過就四千多萬兩。可見清朝中國商人成長已經成為強大的社會力量。

清朝商人的富有程度，可能大大超出人們的想像。比如怡和行伍的秉鑒。怡和行是清朝政府特許與西方國家做生意的廣州十三家商行之一，主要和和美國做生意。伍秉鑒在經商中發了大財，成為巨富。前面說到他捐給政府的錢多達358萬兩。從他的畫像來看，這個人貌不驚人，甚至有點猥瑣，但是從紐約到舊金山，都有他的生意。他自己能講英文，能與美商直接打交道，對美國也很了解，在晚年時還給一個美國朋友寫信，說想移民到美國，因為中國官府太腐敗了，經常敲詐他。

在同時期的西方，最有錢的內森·羅斯柴爾德。這個人是著名的猶太金融家，他的家族在歐洲所有首都都有生意，是最富有的家族。內森·羅斯柴爾德死的時候，其財產是530萬美元。那時一美元可以購買0.05盎司黃金，比今天值錢得多，因此這530萬美元相當於26.5萬盎司黃金，在今天值3.18億美元。

而伍秉鑒的財產，按照當時的價格計算是5600萬美元，十倍於內森.羅斯柴爾德的財產。《華爾街日報》把他列為世界千年50富之一。美國有一本暢銷書《富人和富人怎麼致富：從成吉思汗到比爾·蓋茨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怎麼發財的》（The Rich and How They Got That Way： How the Wealthiest People of All Time--from Genghis Khan to Bill Gates--Made Their Fortunes）。

我在美國教「中國經濟史」課程的時候，叫學生把這本書作為課外參考書，以激發他們的興趣。這本書中列舉了從成吉思汗起到比爾·蓋茨的十個世界級巨富，其中唯一的中國人和唯一的商人就是伍秉鑒。美國對他那麼感興趣，主要是因為他是做美國生意的。不僅他在美國知名度很大，美國人都叫他的小名浩官而不叫大名伍秉鑒，而且關於他的史料也大多數在美國。在中國，戰亂和社會動蕩太多了，有關史料都沒有能夠保存下來。

從上面所說可以看到，在鴉片戰爭之前的兩千多年中，中國商人一步步地成長，從一個位於社會底層的「末民」群體，最終進入了社會的主流。這個成長過程，不僅是中國商業的發展的結果，而且和中國商人的成熟，社會對商人的接納與認同，也是彼此密切相關的。

中國商人走過的漫長而曲折的經歷，是一份非常珍貴的遺產。為什麼華人會在很多國家和地區這樣成功？是因為他們出國之前，已經從中國商人長期積累起來經驗中學到了經商必須的知識和技能。而沒有經過這樣的歷史過程的人們，沒有相關的知識和技能，所以在經商方面沒有辦法和華人競爭。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到，中國商人的歷史留給我們的確實是一份非常寶貴的遺產。只有把這份遺產好好地繼承下來，才能夠比其他國家的商人更強。

最後，我想要從今天的角度出發，說說 「義利之辨」。想發財，想牟利，過去被視為一種非常壞的自私慾念，必須克服。但實際上，這是人的本性。司馬遷說：「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連王公貴族都怕窮，何況普通老百姓！因此怕窮求富是人的正常心態。到了今天，求富已經不再是一種罪過，但是我們也要強調求富一定要用正確的方法，要有道德指引。

恩格斯說：「文明時代以這種基本制度完成了古代氏族社會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們最卑劣的衝動和情慾，並且以損害人們的其他一切秉賦為代價而使之變本加厲的辦法來完成這些事情的。鄙俗的貪慾是文明時代從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動作用的靈魂：財富，財富，第三還是財富，不是社會的財富，而是這個微不足道的單個的個人的財富，這就是文明時代唯一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目的。」

求富是出於個人私慾，過去把個人私慾視為一種惡，一種原罪。但是恩格斯卻不這樣認為。

他說：「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稱之為惡的東西，不論道德上的惡，還是身體上的惡，都是使我們成為社會生物的偉大原則，是毫無例外的一切職業和事業的牢固基礎、生命力和支柱；我們應該在這裡尋找一切藝術和科學的真正源泉；一旦不再有惡，社會即使不完全毀滅，也一定要衰落。」

所以，我們不能把求富當作必須剷除的惡，而是應該正確引導，使之在個人發財的同時，也對社會做出貢獻。只有這樣，我們的社會才能健康發展，個人也才有更好的前途。

常言說：商場即戰場。司馬遷早就說：「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意思是致富不限於某種固定行業，而財富也不會總被某些人獨佔。有能力的人，財富就像車輪的輻條集中於車軸一樣，會很快地聚集；而沒有才能的人，財富就像瓦片碎裂一樣，會迅速散失。我認為他說的能力，也包括為人處世的原則。前面引用《勸號譜》說做生意要「先求好人」，「但能得其好人，就是發財根本」，「未從貿易求財，先要預備好人。要想聘請好人，總得仁義之東。自果身端得正，才能招聚好人。門內先有君子，門外君子才臨。無論什麼生意，若非好人不成」。

這一點非常重要。有 「全球第一CEO」之稱的傑克·韋爾奇，對過去十幾年商業變革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總結，寫了一本《商業的本質》。在這本書里，他寫道：「Before you are a leader，success is all about growing yourself. When you become a leader，success is all about growing others」。這句話翻譯為中文，意思是：在你沒有成為領袖之前，你的成功是培養你自己。當你成了領袖的時候，你的成功是培養其他人。商學院的任務是培養好的商人。只有把整個商人都被培養成為好人，才是最大的成功。也只有這樣，商人才會在社會裡真正受到尊重，而不是被許多人看作唯利是圖的奸詐小人。

今天有人提出「當代儒商」的口號，還舉行了儒商國際論壇。我不知道他們說的「儒商」有些什麼具體內涵，不便做評述。但我覺得這是反映出了一種新的趨向，就是要把中國傳統中好的東西拿起來，加以充分利用。如果做到這一點，中國的商人就可以把現代和傳統的優點匯聚在一起，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商人。這，或許就是中國商人未來所要走的路吧。

【作者簡介】

李伯重|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中國經濟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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