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國民政府對西南邊疆及邊疆民族的治理

近年學術界研究民國政府的邊疆政策，取得不少成果，但以一般性敘述居多，如在對歷代民族政策與近代民族關係研究中提到民國政府的邊疆民族政策，[1]少見概括性的研究。[2]直接以民國政府邊疆民族政策為研究對象的論著不多，所見者如闡述民國政府治理蒙藏和西南邊疆政策的一些成果，亦有待進一步概括與深入。[3]本文收集相關資料，對國民政府治理西南邊疆及邊疆民族的觀念與政策，進行分析並試為總結。

一

南京政府對邊疆地區與民族的認識和政策，一方面有明顯的時代局限，另一方面與此前的封建王朝相比也有一些不同的特點。

1927年以後，定都南京的國民政府實現了對全國的統治。因受西方近代民主思想與國家制度的影響，也由於孫中山等先行者關於民族主義有相對進步的認識，提出五族共和的思想，國民政府基本上摒棄了封建王朝「內華夏、外夷狄」的陳腐觀念，傳統「尊夏賤夷」、「首崇滿洲」的意識也有所改變。國民政府曾提出改正少數民族稱謂，明令不準再用苗、夷、蠻、猺、玀、獞等稱呼，並且頒布《改正西南少數民族命名表》，[4]禁止再用歧視和侮辱性的字樣，凡過去少數民族名稱中之蟲、獸、鳥及反犬旁，一律須改為人字旁。由於邊疆危機嚴重，一些有識之士還得出如下認識：「從前我國民漠視邊疆，以為建設中國，應先內地而後邊疆。經過此次戰爭（指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引者）之慘痛教訓，當知建設邊疆較之內地更為重要。」[5]另一方面，國民政府較重視維護國家主權與國防建設，一些人深切感受到唯有國家和邊疆富強，邊疆各民族提高教育文化水平，擺脫舊觀念、舊意識的束縛，邊疆危機方能消除，中國才能自立自強。同時，尊崇西方的科學和技術，在當時的中國也極為流行。在這樣的背景下，國民政府以西方傳來的人類學、社會學方法為指南，從上至下組織了大規模的邊疆民族狀況調查，以重新認識邊疆民族的社會狀況和發展需求。此外，國民政府還在西南各省先後設置一些邊政管理機構，制定和推行了一些旨在增強邊疆民族自治能力、發展邊疆經濟文化事業的政策。國民政府所設置的邊政管理機構與推行的邊疆治理政策，無一例外均奉近代西方模式為圭臬。比較清朝而言，這些做法所具有的先進性是不言而喻的。

在初期的10年，國民政府在邊疆問題上關注的重點是蒙、藏與西北地區。主要原因是蒙、藏與西北地區當時為外國勢力所覬覦，同時與當權者僅承認蒙古、西藏、新疆為邊疆，視西南為已治理多年無特殊化的地區也有關係。在這一時期，國民政府建立了蒙藏委員會，針對蒙、藏邊疆的狀況制定了若干相應的政策，並加強了對西北地區的研究和開發。1935年國民政府實現對西南地區的有效統治，尤其是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西南成為抗日的大後方，國民政府關注的重點遂由蒙、藏和西北轉向西南。

1935年以後，國民政府在西南邊疆開展大規模的民族狀況調查，包括政府下發調查表格、委託基層機構填表調查，中央和地方邊政機構做專項調查，組織以學者為主的考察團進行調查等三種形式。

由政府下發調查表格的填表調查，是三類調查中規模較大、取得資料較為豐富的一種。調查流程是由內政部（下屬蒙藏委員會）或行政院發文給西南諸省政府，各省民政廳再通知各縣，由縣長牽頭負責，調查各縣情況後填表上報。調查重點是掌握邊疆民族與上層土司的狀況，兼及其他相關內容。如在雲南省的調查，有少數民族基本情況、土司狀況、少數民族人口、少數民族生活狀況等。在貴州、四川和西康的調查亦是如此。由政府組織調查，突破了以往僅由學術團體及學者個人進行零散調查的局限。這類調查規模較大，工作較為深入和全面，同時收集了大量的寶貴資料。中央和地方邊政機構也開展了調查。抗日戰爭中，蒙藏委員會對雲南、四川、西康等省組織了調查，出版了《寧屬洛蘇調查報告》、《昌都調查報告》、《麗德大道調查報告》、《中甸調查報告》等。[6]教育部蒙藏教育司組織大學生暑期邊疆服務團，於1941年對川西進行調查，以後寫成《川西調查記》。[7]各省的邊政機構，如雲南省邊疆行政設計委員會、貴州邊胞文化研究會等，以及政府派出的考察團也組織了一些調查。

為加強對西南民族事務的研究與管理，各省先後成立一些邊政機構。[8]這些機構模仿西方國家的模式建立，採用委員會制管理，主要工作是調查、研究、設計與推動開發。根據國民黨中央五屆八次全會邊疆施政綱要「設置邊政研究機關，敦聘專家，搜集資料，研究計劃邊疆建設問題，以貢獻政府參考」的要求，1943年10月，雲南省成立隸屬於民政廳的邊疆行政設計委員會，由民族學家江應樑擔任主任委員。在調查研究基礎上，該委員會先後寫出了《邊疆行政人員手冊》、《大小涼山開發方案》、《騰龍邊區開發方案》、《思普沿邊開發方案》、《雲南全省邊民分布冊》、《雲南民族人種之概況》、《雲南沿邊各縣土民分布今昔比較研究》、《邊民生活今昔比較研究》、《滇越邊境設治概況》、《中維德區開發方案》、《西南邊胞教育建議芻議》、《雲南邊民種屬分布》、《雲南邊疆建設首要問題》、《雲南省民政廳邊疆行政設計委員會徵集邊疆文物辦法》、《滇康邊區盤夷實況及其治理方案》、《政務督導員調查報告》等調查報告和建議方案。1945年10月，貴州於省政府下設立邊胞文化研究會，隨即組織對貴州邊胞概況進行調查。該研究會重視收集資料，除由省政府下令各縣徵集文物、史籍、圖片、填報調查表外，還派人員赴邊胞聚居區做實地考察，收購有價值的資料及實物，同時出版《邊鐸旬刊》、《邊鐸月刊》等刊物，定期輯印邊疆文化叢書。川康滇邊區[9]分屬川、滇、康三省，政令難以統一。1946年秋，西昌警備司令部司令賀國光提出設置川康滇三省邊區邊務設計委員會以統籌邊區事務的建議，因經費緊張未獲批准。後經雲南省政府主席盧漢與賀國光多次呈請，1947年，國民政府同意以不增加經費為前提設立川康滇三省邊區邊務設計委員會。置於西昌的川康滇三省邊區邊務設計委員會隨即擬訂《川康滇三省邊區夷務治理計劃》。[10]

二

在進行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國民政府制定並實施統一行政建置、開發邊疆經濟、發展邊疆民族教育等項政策。

統一行政建置，即通過在西康建省、在西南諸省推行縣制，在西南邊疆實行與內地一致的行政制度，推動上述地區納入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

西康位於西藏、四川、雲南、青海的結合部，是內地連接西藏高原的關鍵地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清代以來便有「治藏先治康」之說。西康建省之議始於清末，但奏摺未至北京，武昌起義爆發，建省之議遂被擱置。辛亥革命之後，北洋政府在京兆、熱河、察哈爾、綏遠、川邊（西康）設五個特別行政區，實行有別於內地的統治制度。國民革命軍24軍軍長劉文輝於1928年接管西康。1928年8月，內政部提出訓政既始，應將特別行政區先後改設為省。同年底國民政府將其他四個特別區改設省，由於西藏軍隊仍不時進攻西康，形勢變化莫測，西康未能及時改設。1929年，國民政府決定由24軍兼管西康特別區，遂設西康特區政務委員會，負責處理民政事務。1934年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議設西康建省委員會，籌備建省事宜。次年西康建省委員會在四川雅安成立，劉文輝為委員長，下設6位委員。以後西康建省委員會與四川省協商並經國民政府批准，將四川省雅屬、寧屬之14個縣以及兩個設治局劃歸西康。1939年1月西康正式建省。西康建省，在藏區與內地間建立了一個緩衝地帶，打破了英帝國主義將西康地區劃入「大西藏國」的陰謀，對於維護祖國統一具有重要意義。抗日戰爭爆發後，西康與雲南、四川成為抗戰的大後方，對抗戰獲得勝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封建帝制被推翻後，雲南、四川、西康、青海、甘肅等地仍有不少土司。在推行縣制的過程中，國民政府對一些殘餘土司進行了改土歸流。南京國民政府認為土司制度「不特不合現時行政組織，亦且違反現代潮流……對於改土歸流政策，亟應力求實行」。[11]1930年至1931年，國民政府多次下令仍有土司的各省須進行改流，1931年8月明確規定，以後各省若再呈報土司補官襲職，中央不再核准。內政部提出改革土司的基本原則，凡能直接改縣的地方，須直接設縣管理；邊遠省份因情況特殊尚未置縣之處，應置設治局作為改縣的基礎。[12]隨後頒布設治局暫行條例，同時還要求有土司之省擬具改革土司的意見上報。

在西南數省，以雲南保存的土司最多，全省37個縣或設治局約有土司、土弁100餘人，難以驟然廢除。雲南政府的做法是改流一些土司，其餘地區則設流而不改土，推行土流並治。如車裡、南嶠、佛海與六順，即為改土歸流後新設之縣，在未達設縣條件的地區則置設治局，如寧蒗、碧江、瀘水、潞西、梁河、盈江、蓮山、福貢、瑞麗、德欽等處。在這些地區，省政府繼續發給土司印信，並允許承襲，但須受流官節制和指揮。[13]抗日戰爭爆發後，雲南邊疆的土司如傣族土司刀京版、潞江土司線光天等，自發組織民眾抗日，並因抗日有功受到政府嘉獎，可見雲南省保留部分土司、施行土流並治的做法是有道理的。四川省有土司30餘處，主要在平武、茂縣、汶川、松潘、理番、懋功與西昌等地。1931年四川省對所剩土司進行改革，先後在上魚通置金湯設治局，在巴且夾谷地帶設寧東設治局。在未立設治局之處劃分鄉鎮，歸所屬縣府管理，土司的名稱亦或保留。西康所屬諸土司，多數在清末時被趙爾豐繳印改流。1927年劉文輝進入西康，通過任命殘餘土司為各縣之總保、保正或村長，最終完成了西康土司的改流。貴州、廣西兩省的改流較順利而徹底。南京政府建立後，裁撤貴州、廣西的全部土司，歸併原屬縣管轄，或合并後改置縣治。[14]

國民政府制定並實施了開發邊疆經濟的政策。其內容包括在邊地屯墾及移民實邊，發展邊疆地區的生產，建立邊疆經濟重心，改善邊疆的交通與郵政，改良邊疆民眾的生產技術，設立邊疆金融機構並興辦實業等。

1931年召開的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在邊地屯墾與移民實邊。以後國民政府相繼制定有關移民墾殖的法令，如1933年頒布《獎勵輔助移墾原則》和《清理荒地暫行辦法及督墾原則》，1938年頒布《非常時期難民移墾規則》，1939年頒布《中央補助難民移墾經費辦法》，1941年頒布《調用榮譽軍人從墾暫行辦法》與《戰後救濟歸國僑胞從墾辦法》，1943年頒布《墾殖法原則》等。同時國民政府成立了一些墾務機構，最初由振濟委員會會同經濟部、內政部、財政部負責中央墾務管理，1941年農林部成立專管此事的墾務總局。西南各省也制定相應政策並成立了墾務機構。雲南省擬定《難民移墾實施方案》與《雲南省承墾公私荒地暫行辦法》，成立開（遠）蒙（自）墾殖局和雲南墾務委員會；[15]貴州省頒布《貴州省各縣實施墾種暫行辦法》和《貴州省督墾荒地辦法》，成立貴州省農業改進所；[16]四川省公布《四川省督墾荒地大綱》與《四川邊區墾荒計劃大綱》，[17]成立四川省墾務委員會與西康寧屬屯殖委員會等。移民墾殖可分為國營、省營、民營等形式。政府還組織軍隊、難民、內地無地農民與囚犯到邊疆地區屯墾，如四川成立了榮譽軍人生產事務局和東西山屯墾實驗區。在抗戰嚴峻的形勢下，西南地區的移民墾殖也取得一些成績，如1941年成立的四川東西山屯墾實驗區，至1943年招收退伍軍人及家屬743人，開墾荒地9900畝；貴州省六龍山屯墾實驗區有退伍軍人237人，開墾荒地802畝。[18]另據1944年四川省建設廳報告，全省移墾者達17760人，開墾荒地769652畝；西康省有墾民547人，開墾荒地2025畝。[19]

由於提出在邊遠各省「須以交通建設並減免移民來往之交通費為首要」，[20]交通也得到發展。1935年提出修建從雲南昆明至四川壩圩、從昆明經廣西百色到廣東欽縣海峰、從昆明經蠻允達緬甸八莫的幾條鐵路，並決定從速修築成都至廣州、長沙至昆明兩條鐵路，作為西南地區的交通幹線。[21]鐵道部還制定西南地區鐵路建設計劃，準備修建成渝線、黔渝線與川黔線，2至4年內完成。在公路方面，雲南先後修建了滇緬公路與中印公路，滇黔公路、川滇公路、川黔公路與川康公路也相繼建成通車。雲貴川三省的郵務也有所發展，至1936年，滇康郵路總長達1130里，西康設有局所20處，一些村鎮也設置了信櫃。[22]

邊疆教育也有新的發展。教育部先後頒布發展西南邊疆教育的若干法令，如1934年頒布《捐資興學褒獎補充辦法及待遇章程》和《補助蒙藏回學生升學內地專科以上學校辦法大綱》，1936年通令對至內地求學的西南邊疆學生，各省應比照蒙藏學生章程予以優待。[23]1935年教育部擬訂《推行西南邊疆教育方案》，準備在雲、貴兩省增設苗民小學14所，其中雲南8所、貴州6所，並在各省指定一二所師範學校添設邊胞師資班。1941年，教育部公布《邊地青年教育及人事行政實施綱要》與《各邊省推進邊疆教育三年計劃》，四川、雲南、西康三省均按要求制定了邊疆教育的三年計劃。1930年，中央政治學校成立蒙藏班和西康班，不久蒙藏班升格為蒙藏學校。1931年，國民政府令邊疆各地選派青年到內地師範學校學習，並制定了相應的獎勵辦法。1934年，中央政治學校計劃在邊疆建立8所分校，但並未實現。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於重慶附近設立了國立邊疆學校，主要招收來自邊疆地區的學生。教育部主辦的邊疆教育，包括師範教育、職業教育、小學教育及社會教育等四類。教育部在西南諸省設立6所部直屬的邊疆師範學校，其中雲南3所、貴州1所、西康2所；設立國立職業學校4所，其中四川、西康各2所；建立的國立邊疆小學，主要有四川的木里小學、涼山小學、越巂小學等。[24]教育部在邊疆地區設立的小學，屬於實驗和示範的性質，小學教育主要是依靠地方政府興辦。社會教育主要由各校兼辦，教育部酌情發給一些收音機、幻燈機等器材，並令各校組織巡迴施教隊與劇團，到邊疆各地巡迴宣傳和施教。[25]

地方政府興辦的邊疆學校，以師範教育和初等教育類為主。1931年雲南省頒布《雲南省政府實施邊地教育辦法綱要》，1935年又公布《推廣邊疆教育計劃及實施苗民教育計劃》、《邊地簡易師範及小學設學概要》、《夷民學生待遇細則》等文件。[26]在推廣辦學方面，雲南省先在省立昭通中學附辦邊地師資班，隨後增設省立雙江簡易師範、宣威鄉村師範、大關簡易師範（1940年改為大關鄉村師範）、佛海簡易師範、蒙自師範、箇舊簡易師範、廣南簡易師範、鶴慶師範、永勝簡易師範、景谷簡易師範等學校。從1935年起，又先後在中甸、維西、蘭坪、鎮康、瀾滄、南嶠、六順、車裡、江城、金平、德欽、碧江、福貢、貢山、寧蒗、耿馬、滄源、臨江、瀘水、梁河、盈江、蓮山等地，建立34所省立邊疆小學。[27]自1935年起，貴州邊疆教育始受重視，成立了貴州省特殊教育委員會。貴州省頒布了《貴州省邊地教育推行方案草案》與《加強邊胞教育辦法》。1936年成立貴州省立青岩鄉村師範學校，遷至榕江後改名國立榕江師範學校。還在貴陽、黃平、荔波等12縣分設省立小學12所，主要招收少數民族學生。[28]四川省在雷波、馬邊、屏山、松潘、汶縣等少數民族聚居區，酌設邊疆小學若干所。西康正式建省後，邊疆教育也有較大的發展，西康建有省立西陲五明學院，為當地研究佛法的唯一機構。西康還設有康定中學與4所小學。上世紀40年代人們如此評價：「川、滇、康三省，因為經費、人才較充裕，邊疆教育成績較好。」[29]

三

由上所述可知，1927年至1949年，國民政府治理西南邊疆和邊疆民族，在觀念和做法方面，大體超越了之前的清朝和北洋政府，亦取得了一些可觀的成就，對以後西南邊疆的變革和社會發展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也給人們留下了值得總結和回味之處。同時也應指出，國民政府在西南邊疆治理方面的觀念和所為，其時代與階級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顯的。國民政府曾以書面文件的形式，提出中國各民族一律平等，並在法律上予以確認，但確鑿的事實卻並非如此，由此反映了國民政府相關宣言和法律的虛偽性與欺騙性。蔣介石上台以後，認為中國的少數民族不過是漢族的宗支，「四海之內，各地的宗族，若非同源於一個始祖，即是相結以累世的婚姻。《詩經》上說『文王孫子，本之百世』就是說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30]他否定中國各民族的客觀存在，而代之以宗族一家的概念，實際上否定了國民政府關於中國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宣言，對少數民族應有權利的尊重更無從談起。

國民政府雖然提出團結中國各民族成為一個大中華民族，但仍主張對少數民族採取同化的政策，以形成一個漢化的中華民族，這是赤裸裸的「大漢族主義」思想。國民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如提倡漢族與少數民族通婚、獎勵內地人民移住邊疆或邊疆人民移住內地、推行「國語」運動以逐漸統一邊疆地區語文，[31]均為達到建立漢化之中華民族的目的。倡導同化往往成為政府的強迫行為，如貴州省主席楊森在貴州大力推行統一語言文字、漢苗通婚、統一服裝等三大運動，要求民眾統一使用漢語，強迫苗族姑娘嫁給漢人，派人到苗寨剪去苗族婦女的頭髮與花裙。

在治理政策的設計方面，也存在一些明顯缺陷。如國民政府建立西南諸省的邊政機構，其原因是中央邊政機構蒙藏委員會的職責主要關注蒙藏地區，並不了解西南諸省的情形，其指揮必然是削足適履，或渾然不得要領；中央邊政機構事權分散，不能有效地對中國邊疆進行管理，因此決定成立西南各省邊政機構。然而西南諸省組建的邊政機構五花八門，在名稱和職責等方面差異甚大，如雲南的機構稱「邊疆行政設計委員會」，貴州的機構名為「邊胞文化研究會」，川康的機構則謂「川康滇三省邊區邊務設計委員會」。這些邊政機構在行動上各自為政，缺乏統籌規劃，政令也難以貫通，致使施行的效果大打折扣。同時，因受國際形勢的複雜多變以及內外戰爭頻繁的影響，國民政府政策的施行亦遠非一帆風順，治理西南邊疆和邊疆民族總的趨勢，為由最初的忽視到抗日戰爭時期較為重視，至解放戰爭開始前後，國民黨在全國的統治日趨腐敗，統治搖搖欲墜，更談不上積極治理西南邊疆了。

注釋：

[1]如翁獨健主編：《中國民族關係史綱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田繼周等：《中國歷代民族政策研究》，青海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張有雋等：《中國民族政策通論》，廣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孫宏年：《四海一家：邊疆治理與民族關係》，長春出版社2004年版。

[2]著作如林恩顯：《國父民族主義與民國以來的民族政策》，「國立」編譯館1994年版；趙雲田：《中國治邊機構史》，中國藏學出版社2002年版；趙雲田：《中國邊疆民族管理機構沿革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論文有李玉偉：《民國時期國民黨政府的民族政策及內蒙古的民族問題》，《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張雙志：《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以蒙藏問題為中心》，《中國藏學》2003年第4期；周競紅：《南京國民政府初期十年邊疆民族事務管理機制與政策》，《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3期，等。

[3]如李國棟：《民國時期的民族問題與民國政府的民族政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馬玉華：《國民政府對西南少數民族調查之研究（1929—1948）》，雲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改正西南少數民族命名表》，1940年10月11日，雲南省檔案館藏：12全宗1011卷。

[5]凌純聲：《中國邊政改革芻議》，《邊政公論》第6卷第1期，1947年3月。

[6]參見王建民：《中國民族學史》（上卷），雲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38—239頁。

[7]國民政府教育部蒙藏教育司編印：《川西調查記》，1944年。

[8]關於西南地區邊政機構的研究，參見拙著《雲南省邊疆行政設計委員會述論》（《雲南師範大學學報》2005年第6期）和《貴州省邊胞文化研究會述論》（《貴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

[9]川、康、滇邊區以大小涼山為中心，包括西康省的西昌、會理、冕寧、越巂、昭覺、德昌、鹽源、鹽邊、寧南、九龍等10縣及寧東設治局，四川省的雷波、馬邊、屏山、峨邊和沐川5縣，雲南省的永勝、華坪、永仁、巧家、永善等5縣及寧蒗設治局。川、康、滇邊區是彝族的重要聚居區。

[10]《川康滇三省邊區夷務治理計劃》，1947年10月，四川省檔案館藏：民54全宗1521卷。

[11]內政部年鑒編纂委員會編纂：《內政年鑒》（一），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第251頁。

[12]參見《國民政府內政部民字第683號咨文》，1930年，四川省檔案館藏：民41全宗7509卷。

[13]參見內政部年鑒編纂委員會編纂：《內政年鑒》（一），第225頁。

[14]參見內政部年鑒編纂委員會編纂：《內政年鑒》（一），第251頁。

[15][19]參見施珍：《成長中之中國墾殖》，《中農月刊》第6卷第9期，1945年9月30日。

[16]參見張肖梅：《貴州經濟》，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1939年印，第101—103頁。

[17]參見《四川邊區墾荒計劃大綱》，1938年，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12全宗(2)2044卷。

[18]參見行政院編纂：《國民政府年鑒》第二回，1944年10月，第12章，第19頁。

[20]《國民黨第四次全代會決議案》，《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五輯第一編政治（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36頁。

[21]參見國民黨第五次全代會：《請興築滇省通江通海通緬鐵道以應國防需要而辟經濟泉源案》，浙江省中共黨史學會編印：《中國國民黨歷次會議宣言決議案彙編》（二），第200—202頁。

[22]參見《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五輯第一編財政經濟（九），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00—601頁。

[23]參見行政院編纂：《國民政府年鑒》第一回，1943年7月，第10章，第165—166頁。

[24]參見《各級國立邊疆學校呈報概況調查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5全宗12378、12379卷。

[25]參見凌純聲在邊疆教育會議上講的《邊疆教育工作報告》（《邊鐸月刊》第9期，1946年11月）和李祥金的《西南的邊疆教育》（《邊鐸月刊》第7、8期合刊，1946年10月）。

[26]參見《雲南省政府實施邊地教育辦法綱要》，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5全宗12391卷。

[27]參見《續雲南通志長編》（中冊），雲南省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1985年10月，第884頁。

[28]參見《貴州省邊疆教育》，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5全宗12456卷。

[29]凌純聲：《邊疆教育工作報告》，《邊鐸月刊》第9期，1946年11月。

[30]蔣介石：《中國之命運》，正中書局1943年版，第2頁。

[31]參見國民政府內政部：《民族政策初稿》，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12全宗(2)143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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