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爾什維克隨時準備收拾東西走人

三本新著重新審視1917俄國革命

撰文：Robert Service

翻譯：陶小路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俄羅斯革命塑造了20世紀的歷史。俄羅斯1917年底退出東部陣線後，德國可能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取得勝利。結果，德國軍隊被打敗，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之後又將政權持續掌握在手中許多年，這是當時列寧的敵人所始料未及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幾年之內，世界的三分之一土地上建立起了共產主義政府；核武器讓蘇聯能夠主動地與歷屆美國總統談判。戈爾巴喬夫1985年成為蘇共總書記後，他表現出了要改革蘇維埃秩序、讓蘇聯在國家和社會的各個方面都比自己的對手美國更優越的雄心。然而，他的政策讓蘇聯這座大廈轟然倒塌。但是，當他在1991年的最後時刻辭去蘇聯總統之時，他仍然認為列寧是一位仁慈的領袖，認為十月革命是一場有益的革命。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歷史學家在研究1917年革命上做出了許多努力，許多研究想要去探究各個組織內外、處於底層的人們在想和做什麼，而不是僅僅集中在尼古拉二世、亞歷山大·克倫斯基或列寧的中央政治領導層。此前，如愛德華·霍列特·卡爾 （E.H.Carr）、倫納德·夏皮羅（Leonard Schapiro）、艾薩克·多伊徹（Isaac Deutscher）和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這樣的傑出研究者只將注意力集中在公共生活的最高點。新一代的歷史學家開始關注工人、士兵、農民以及地方蘇維埃和省級黨組織。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之間的幾個月對於那些試圖闡明「從下而上的歷史」的人來說非常有吸引力——S. A.史密斯（S. A. Smith）也是少數幾個看到，如果不去仔細檢視十月革命之後發生的事情，就無法解釋中間這不尋常的8個月所發生的事情。

公平地說，在過去幾十年中，學術界對1917年的興趣減退了很多，研究者開闢了新的研究領域，將目光轉移到了20世紀30年代。與現代俄羅斯歷史的其他時期相比，斯大林時期吸引了更多人去挖掘和分析。但是，這一段革命歲月又開始吸引新一代歷史學家，這一代人不會因為受到自己對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熱誠支持所妨礙，也不會因為對「無產階級運動」的理想化所困擾。歷史學家弗拉基米爾·布爾達科夫（Vladimir Buldakov）認為，如果我們要理解共產主義興起的原因，那麼去看到1914年到1916年間戰爭給俄羅斯帝國造成的巨大破壞是至關重要的。對這個問題的關注產生了一些傑出的以民族問題（nationhood）、難民危機和徵兵為主題的英美歷史學家的作品。

如今是時候仔細審視一番我們所發現的材料了，不僅僅是因為今年是俄國革命一百周年。史密斯這本書（《危機中的帝國：1890–1928年的俄羅斯》，Russia in Revolution: An empire in crisis, 1890–1928）的三分之一篇幅都在敘述1917年3月尼古拉二世退位之前發生的事情，他這麼處理是有理由的。史密斯閱讀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出現的大量敘述。更重要的是，他對這些材料的呈現方式能夠讓對近期史學史不了解的讀者更容易消化。他的目的是去強調「結構性力量」，而減少對諸如事故或個性等因素的敘述。他對於這段歷史的闡述也不是沒有考慮一些領導人作為個體的重要性，但相比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出版的大多數書籍，這些領導人在史密斯的書中所得到的關注要少得多。《危機中的帝國：1890–1928年的俄羅斯》強調一般的因素，這讓人想起孟什維克領導人尤里·馬爾托夫（Yuly Martov）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世界》（Mirovoi bol』shevizm，1923年），垂死中的馬爾托夫在這本書里努力去從各個方面去解釋許多事情，而不是什麼事情都從自己最大的對手列寧身上找原因。

史密斯研究了沙皇時代末年經濟進步與社會滿意度之間存在的差距，並很好地回顧了貿易和工業的變化趨勢。他駁斥了那種認為全體工人、農民在尼古拉二世統治下均生活困苦的過時觀點。史密斯參考了新兵在被徵召入伍時的身高等指標，他認為，入伍者身高的增長表明這些人的飲食水準比此前俄羅斯帝國的標準要高。他還介紹了近年來學界對當時俄羅斯農村的研究，強調農業中的商機令生活在新建鐵路附近肥沃土地上的農民獲益。西伯利亞西部出口黃油和乳酪，「小俄羅斯」和「新俄羅斯」（今日烏克蘭在當年俄羅斯帝國地圖上的稱呼）出口小麥。莫斯科地區屬於舊禮儀派（Old Believer）的紡織工廠老闆對其員工的福祉抱有家長主義的關心。

然而，俄國大多數勞動者仍然生活得很艱辛，他們過的要比生活在柏林、米蘭、倫敦或紐約的勞動者艱苦得多。一戰前的幾十年里，成千上萬猶太人移民到美國或英國，對遭受迫害的恐懼並不是他們選擇移民的唯一原因，他們也希望離開猶太小鎮，尋求改善自己物質生活的機會。沙俄政府的財政部長謝爾蓋·維特（Sergei Witte）主導了19世紀90年代運輸和製造業的擴張，他向外國商人保證俄羅斯的工人廉價、人數多且容易管教，成功地吸引了外商直接投資。

雖然「人民」在逐步獲得更多教育機會以及成為工廠學徒的機會，但是他們的精神世界仍然被許多陳舊的觀念所佔據。那種對木精、惡魔和「邪眼」（譯註：evil eye，由他人的妒忌或厭惡而生，可帶來噩運或者傷病）的民間信仰很普遍。這些民間信仰持續對城市居民的心靈產生影響。當布爾加科夫在他亦真亦幻的小說《大師與瑪格麗特》寫到在莫斯科發生的奇怪事件時，他便借鑒了當時依然非常活躍的民間信仰傳統。史密斯目前正在做一個有關俄羅斯和中國的魔術、宗教的比較研究項目，他將他的一些發現寫進了書里，這部分也是整本書里最有價值的成果之一。這定然是一個值得重新考慮的主題。如果許多勞動者相信看不見摸不著的惡魔之力，在列寧、托洛茨基以及後來的斯大林聲稱全球資本家陰謀侵害工人階級利益時，勞動者的這種信仰是不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他們這種說法所產生的巨大影響？

關於布爾什維克政策與1917年投票支持布爾什維克的民眾的願望之間的邊界的重要性，史密斯可能處理的不是很充分。1917年夏末到秋季這段時間，布希爾維克的支持率無疑有了很大的上漲，他們因而才能夠接管工人和軍人委員會（或者叫「蘇維埃」），並組成武裝部隊，將亞歷山大·克倫斯基在彼得格勒的臨時政府趕下台。列寧聲稱，這證明整個工人階級認同共產主義的基本目標。這個說法過於誇大其詞。東正教雖然在適應現代社會的種種境況上表現不佳，數百萬俄國勞動人民對上帝的信仰依然沒有變化。勞動人民為緩解自己的困境，拿自己的財產從小商販手上換來他們需要的東西，他們也不知道為何這個共產主義國家為因此而懲罰他們。另外，沒有證據表明他們投票給地方上的布爾什維克，便是授權給布爾什維克建立起一個實施恐怖統治的國家。

《危機中的帝國：1890–1928年的俄羅斯》的優點之一便是將不同的、相互競爭的對歷史的解讀都展現在讀者面前，由讀者自己形成自己的想法。本著這種精神，史密斯本可以在他的總結中寫得更尖銳些。自1914年起，列寧不只含糊地呼喚打內戰，而且還提出了「歐洲內戰」的口號。歐洲的軍國主義本已令很多他的布爾什維克同志憤怒不已，列寧所表達的讓更多人去送死的意願讓他們非常震驚。列寧1917年4月回到俄羅斯以後，他仍然在提這個口號，包括列夫·加米涅夫（Lev Kamenev）在內的布爾什維克勸他緩和言論，以利於布爾什維克掌權。如果工人、農民被告知準備好被送上德國戰場，沒有多少人會把票投給布爾什維克。此外，邁克爾·伯恩斯坦（Michael Bernstam）早在1982年就證實，十年革命發生後的幾個星期內，反對蘇維埃政府的工人起義就已經發生了，武裝衝突非常激烈，直到新近建立的紅軍被部署來鎮壓這些「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罷工者，工人起義才被平息下去。

然而，總的來說，史密斯非常重視這樣一個事實：俄羅斯社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很久之前便受暴力所困。俄國內戰中，雙方迅速訴諸殘暴手段對待敵方，強姦、酷刑和可怕的處決手段司空見慣。當時的宣傳海報用極為鮮明的圖像和語言描繪自己的敵人。對於布爾什維克來說，白俄就是一些貪婪、惡毒的資本家、主教和指揮官，他們肥腸滿腦，腰纏萬貫；對於白俄來說，布爾什維克就是一群反人類的猶太人，天真的俄國「大眾」在他們的煽動下沉入無神論和野蠻的深淵。

馬克·斯坦伯格（Mark Steinberg）的書《俄國革命：1905-1921年俄國史》（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05–1921）所討論的主題與史密斯的作品大致相同，但是斯坦伯格這本書的主觀色彩更濃厚。斯坦伯格的語言有時讓人讀上去很費力，如斯坦伯格所宣稱的，「有血有肉的個體」構成了他的書的核心。他的話似乎意味著，比起對事件進程的敘述，他對一些個體的生活經驗更感興趣。他的這本書的主要篇幅寫的是1917年到1921年的歷史。斯坦伯格過去寫過一本頗有價值的作品（譯註：指的是《無產階級的想像：自我，現代性和神聖性》 Proletarian Imagination: Self, Modernity, and the Sacred in Russia, 1910–1925），以革命進程中一些卓越的個人的「聲音」，特別是工人的「聲音」為研究對象，他的新書便是建立在舊作的基礎上。

正是因為採用了這種研究方法，斯坦伯格才會既寫流浪漢、窮困潦倒者，也寫女權主義者亞歷山德拉·科隆泰（Alexandra Kollontai）、紅軍總司令托洛茨基和詩人馬雅可夫斯基。通常情況下，他試圖避免把他的解讀強加在讀者身上，而是傾向於讓他書中的「聲音」說話。很少有歷史作品能夠讓這麼多不同的民族——特別是烏克蘭人、猶太人和中亞人民——的形象如此生動。斯坦伯格還研究了農民的獨特經歷，對他們的勞苦生活和反叛活動簡短地描繪了一番。這樣處理的目的一直以來都是為了將全體俄羅斯人民描述為地方革命活動的積极參与者。這是20世紀70年代歷史學家的基本原則之一，這些歷史學家挑戰那種認為「勞動人民」一直被動地聽命於革命知識分子的偏見。

斯坦伯格同情那些以一種理想主義精神發動十月革命的共產主義者。雖然他也描述了布爾什維克迅速轉向專政和恐怖統治，他的語氣總體來說是寬容的。斯坦伯格在對科隆泰、托洛茨基和馬雅可夫斯基的處理上也很寬容，他將他（她）們稱為「烏托邦」思想家，儘管三人生前都拒絕這個稱呼。

對於斯坦伯格來說，他筆下的三位英雄之所以重要和有吸引力乃是因為他（他）們願意為了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奮鬥。他對科隆泰描摹了一番，也寫到她試圖創造一個讓男女可以平等地生活在一起的新道德規範。科隆泰於1920到1921年間領導工人反對派（the Workers』 Opposition），她試圖去維護布爾什維主義中平等主義一面。這些描述都是公平的，但是斯坦伯格忽視了工人反對派在與其他社會主義黨派競爭過程中使用的不寬容手段。工人反對派成員首先是布爾什維克，其次才是平等主義者。斯坦伯格在寫到托洛茨基時也很溫和。和科隆泰一樣，托洛茨基真誠地希望創造出一個人道的、文明的社會；另外，如斯坦伯格所說的那樣，托洛茨基「陶醉於 『街頭』所洋溢的生命力」。但是，斯坦伯格認為托洛茨基「並不是對高壓政治和暴力最熱烈的辯護者」的觀點則並不能為每個人所接受。斯坦伯格似乎認為列寧在這方面表現得更熱烈。但是又是誰在1920年提出不讓紅軍複員，而是改編為「勞動軍」的呢？（譯註：「勞動軍」被組成之後，工人罷工就等於軍人開小差，用托洛茨基的原話就是，「應把開小差的工人關進懲罰營或送進集中營」）

斯坦伯格在書中把馬雅可夫斯基描述成了一個想要體驗一種被徹底改造的生活方式的詩人。我們很難不同意這一點，而且馬雅可夫斯基的《穿褲子的雲》（「Cloud in Trousers」）足以證明他的文學天賦。但是，如果要說到對自己所經歷的時代的理解能力，選擇馬雅可夫斯基來寫就顯得奇怪了。馬雅可夫斯基1930年自殺，部分是因為他對共產主義革命之後發生的事情感到絕望，尤其是自己又成為了這場革命的桂冠詩人。但是，在馬雅可夫斯基醒悟過來數年之前，亞歷山大·勃洛克肯定就對時代有了更多的感性理解吧？從十月革命開始，勃洛克就感受到了積極的民眾參與所具有的複雜性。在他偉大的、粗糙肆意的詩歌《十二個》（The Twelve）中，「街頭」的暗語被再現，感傷主義被拒斥，赤衛軍、教士和妓女的形象在詩中都特別生動。勃洛克受這樣一種觀念影響：未來取決於不可預測的群眾。他於1921年去世，但是如果他看到威權主義秩序在共產主義革命之後被建立起來，他應該不會像馬雅可夫斯基那樣震驚。

喬納森·斯梅爾（Jonathan Smele）的《俄國內戰中的多場戰爭：震撼世界的十年》（The "Russian" Civil Wars, 1916-1926: Ten Years That Shook the World）是自伊萬·馬德斯利（Edward Mawdsley）的權威作品《俄國內戰》（ The Russian Civil War）問世以來最雄心勃勃的對俄國內戰這段歷史的敘述。雖然史密斯梳理了關於民間政治和社會的最新文獻，但斯梅爾似乎閱讀了所有關於這個後來成為蘇聯的土地上發生的武裝衝突的材料。斯梅爾勤勉、閱讀量大，另外他還很勇敢。他特別對那種認為在那段時間中發生的戰爭主要是俄羅斯民族的內戰的傳統觀點提出了挑戰。他還堅持認為，在這片原本屬於俄羅斯帝國的土地上發生了多場內戰。第三，事件發生的時間順序存在問題。如斯梅爾所說，遠離東方陣線的第一次大型武裝衝突發生在1917年二月革命前的中亞地區，尼古拉二世的政府徵召當地的男青年作為勞工參戰，而他們的伊瑪目告訴他們，他們被組織起來的目的是為了打高加索陣線的穆斯林兄弟，後來成千上萬名穆斯林起兵反抗沙皇政府。斯梅爾接著敘述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同時仔細審視爆發戰爭的邊遠地區。謝爾蓋·愛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的電影《十月》（October）在尊重史實上名聲不佳，影片中表現的死傷人數比1917年秋「攻佔」冬宮造成的實際死傷人數要多出許多。其他地方發生的強行接管所造成的死傷則要嚴重的多。例如，巴庫發生的種族衝突造成數千名亞美尼亞居民被殺。十月革命發生後的幾個月里，即使在俄羅斯中部和北部的工業城市，布爾什維克是否能繼續掌權也並非確定無疑。用他們當時的說法，他們隨時準備收拾東西走人。

面對瞬息萬變的事件和許多突然變得重要的地方，斯梅爾必須加快他的敘述節奏。但是，正當讀者開始覺得有點迷失的時候，他又會伸出援手，將分析進一步往前推進。斯梅爾取得了令人振奮的成就，在未來很長時間裡，《俄國內戰中的多場戰爭：震撼世界的十年》都會是一本必讀作品。

斯梅爾在書的最後一章討論了當代俄羅斯對「內戰」的紀念。1998年，葉利欽下令將尼古拉二世的遺骸遷葬於彼得與保羅大教堂，世界各國媒體迅速趕往聖彼得堡。而在2005年，外國記者幾乎沒有注意到一件事：原本葬在新澤西州傑克遜的白軍指揮官安東·鄧尼金的棺木被遷到莫斯科的頓斯科修道院，然後以盛大軍禮下葬。普京通過此舉表明他堅持葉利欽的路線：布爾什維克的敵人也應當受到尊重。但普京不再像葉利欽那樣將蘇聯時期描述為一場極權主義噩夢，並且呼籲停止對蘇聯在社會和文化政策上取得的諸多成功的極力「詆毀」。

普京試圖把1917年的歷史描述得更為「政治適宜」，他宣稱俄羅斯帝國、蘇聯和今天的俄羅斯之間存在連續性。蘇共領導層試圖修改對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分析總會引起克里姆林宮政治風波。比如，1987年，戈爾巴喬夫便因此得罪了黨內反改革派和激進改革派，政治局裡發生了一場憤怒的爭吵，之後葉利欽不得不辭去領導職務。

俄國在這個世紀里不太可能會發生類似情況。但是，因為1917年發生的兩場革命最明顯的特徵都是與過去的決裂，談論歷史的連續性就不會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普京已經宣稱過，如今的俄羅斯最不需要的就是一場革命了。政治動亂會讓這個經過三十年的騷動狀態後獲得一定穩定的國家重新進入不穩定狀態，而這也將危及俄羅斯統治精英通過權力和財富獲得的奢華與安逸。如果這需要普京向尼古拉二世致敬，忽視列寧，對斯大林曖昧地表示認可，他總能讓演講撰稿人來幫他在措辭上下功夫。等到普京需要發表回顧過去一百年歷史的重要講話時，他也許會又一次以「永恆的俄羅斯」為主題講一些與之前的講話內容相差不多的話。他一直對騷亂提出警告，告誡俄國民眾在政治上保持鎮定。

本文所討論書籍如下：

S. A. Smith

RUSSIA IN REVOLUTION

An empire in crisis, 1890–1928

472pp.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5 (US $34.95).

978 0 19 873482 6

Mark D. Steinberg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05–1921

400pp.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5 (US $95).

978 0 19 922762 4

Jonathan D. Smele

THE 「RUSSIAN」 CIVIL WARS, 1916–1926

Ten years that shook the world

480pp. Hurst. Paperback, ￡16.99.

978 1 84904 721 0

Robert Service，英國著名研究俄國、蘇聯的歷史學家，目前任教於牛津大學。他是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的研究員，同時還是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他分別於2000年、2004年、2009年，完成了巨著《列寧傳》（Lenin: A Biography）、《斯大林傳》（Stalin: A Biography）和《托洛茨基傳》（Trotsky: A Biography）的寫作。他最新出版的作品是《最後的沙皇：尼古拉二世與俄國革命》（The Last of the Tsars: Nicholas II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本文選自《泰晤士文學增刊》2017年2月17日，東方歷史評論受權譯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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