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北洋外交：黑暗時代的一絲星光？

這兩年，外交部的魅力越來越大，不光有男神「王毅」的霸氣，也有女神「傅瑩」的睿智，外交部發言人在重大的外交問題上有理有據有節做出的回應贏得滿堂喝彩，中國外交在國際舞台上發揮出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輝煌的背後是一代代人的努力與辛酸淚水。

中國外交發展三重奏

外交是政治的延續，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於政局治亂關係甚大。中國外交從古代的朝貢外交、理藩外交到近代以鞠躬為禮的洋務外交、屈辱外交再到現代以握手為禮的國務外交、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經歷了三個階段的發展演變。

自秦漢以來，中國古代外交主管部門鴻臚寺的地位低下，朝廷六部建制之內，沒有「外交部」。1901年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改組為外務部，中國外交向現代外交轉軌。中華民國成立，外務部改組為外交部，中國外交向現代外交並軌。中國外交體制從朝貢體系向條約體系轉型與近代外交向現代外交轉型正好在時間上重合和同步。北洋外交時代完成了向以條約體系為基礎的現代外交的轉型，換句話說，北洋時代中國外交在國際法和國際慣例基礎上實現了與國際的接軌。

妖魔化了的「北洋外交」

所謂「北洋外交」是指民國初年北京政府時期(1912—1928)對外交涉的表現。北洋政府一向被定義為半封建半殖民社會下, 欺壓人民、維護列強利益的反動政府。在傳統史學教育的影響下，從稍接觸歷史的中學生到大家學者論及北洋軍閥多以「黑暗的」、「最為動亂的時代」來形容，至於這段期間的外交表現, 也就是「北洋外交」，常被視為軍閥向列強獻媚投降的「賣國外交」，多加以貶斥，以至於妖魔化。

然而，正如唐德剛所說，「迄今北洋政府時期仍是中國近代史中學術研究較薄弱的階段，北洋外交又是北洋史研究中最有爭議的部分。」在全球化時代的今天, 隨著中國國力增強，外交事業的發展，我們理當以平允開闊的世界觀去回顧中國參與近代世界體系的歷程, 平衡過去強調反帝、充滿「民族主義」 悲情色彩的外交史論述。

衝破歷史固性思維的束縛，冷靜客觀地了解北洋外交，我們會發現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外交表現有其可圈可點之處。

北洋外交天團

北洋外交時期，通過對清末的舊外交機構的改造，破舊立新，完成了外交機構的現代化，使得一批專業化、技術化的新式外交官登上了外交舞台，主要包括陸徵祥、王寵惠、顧維鈞以及顏惠慶等人。他們通過各種形式到國外接受專門教育，是中國最早開眼看世界的群體。

陸徵祥

陸徵祥是第一個在中國創立職業外交體系的人，對中國現代外交體制的建設貢獻卓著。陸氏注重外交人才之培育，制定人才錄用三原則：一、外交人員均要經過考試；二、選舉標準要打破省界；三、多選通外國語者。部內外之推薦人選，不合此三原則者，絕不接收。他說服袁世凱同意廢除清代外務人員「保舉制」（由高官推薦外交人員）的任用辦法，禁止他部向外交部「疏通」人事，堅持選拔「不鬧笑話之外交官」。他堅持寧缺勿濫的原則，新組成的外交部竟缺員150名，連袁世凱的侄兒也在被裁的一批人中。

自左到右分別為顧維鈞、施肇基、王寵惠

顏惠慶畢業於上海廣方言館，後攻讀於弗吉尼亞大學，曾任駐德公使，顏惠慶使德期間促成了德國對北京政府的承認，並出席第二、三屆國際禁煙會議，代表中國簽署《各國禁煙公約》；王寵惠先就讀於加利福尼亞大學，後攻讀於耶魯大學，為海牙國際法庭任職中國第一人；顧維鈞為哥倫比亞大學法學博士，「民國第一外交家」。總之，在軍閥混戰時代，中央各部專業化程度甚低，唯有外交部一枝獨秀，培養了許多傑出的高級外交官，為中國這一「弱國」爭取到較多利權，從而奠定了中國外交現代化的基礎。

北洋外交：帶有改良色彩的「修約」外交

在改變由不平等條約建構和規範的近代中外關係問題上, 北洋外交一直以其最大的能力小心翼翼地進行一系列積極的嘗試。

北京政府在歐戰爆發之初，保持中立，中日『二十一條』交涉後，外交總長陸徵祥即向袁世凱建議：唯有參戰，取得參戰後和會資格，才有挽回《民四條約》中喪失權利的機會。北洋政府既希望通過參戰獲得戰後處分權這一長期利益，還希望獲得延付庚款、提高關稅等現實利益，標誌著中國外交政策從消極到積極的轉變。之後，巴黎和會上，顧維鈞就山東的主權問題據理力爭，以出色的辯論才能闡述中國對山東有不容爭辯的主權。中國代表團提出廢除勢力範圍、撤退外國軍隊、巡警裁撤外國郵局及有線無線電報機關、撤消領事裁判權、歸還租借地、歸還租界、關稅自由權等條件，儘管在會上遭受未能將德國在山東侵佔的權益收回的外交失敗, 但中國代表畢竟第一次在重要的國際會議上較完整地提出修改不平等條約問題, 向全世界公開表達了要求民族獨立自主的願望, 中國的國際地位也因此有所提高。

巴黎和會會場

治外法權一直被國人視為列強在近代中國構建的不平等條約體系的重要內容。在撤廢治外法權的鬥爭中, 北洋政府統治時期是較為重要的一個時期。早在巴黎和會期間, 北洋政府派出的代表就為修改中外條約、廢除領事裁判權進行了積極交涉。中國代表團向和會提出的《中國希望條件說帖》明確表示, 中國將在1924 年以前頒布5種法典, 完善法律及司法制度, 以縮小與西方國家之間的差距, 要求各國屆時一併放棄領事裁判權。在稍後的華盛頓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提交了關於撤廢領事裁判權的議案。1921 年12 月10日遠東委員會會議通過《關於在中國之領事裁判權議決案》, 以中國司法制度改良為撤廢領事裁判權的先決條件, 決定在華盛頓會議閉會之後3 個月內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 以調查中國司法現狀,並根據調查結果由各國政府裁決中國是否具備廢除領事裁判權的條件。所有這些應當是北洋外交的一項積極成果。

1926 年1月在北京召開的法權會議是北洋政府通過外交途徑撤廢治外法權的一次艱難嘗試。這次會議是在五卅之後中國民族主義高漲的形勢下召開的。會議並未完全實現當時國人撤廢治外法權的預期目標，但會議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 它促使與會各國代表在會議正式文件中承認治外法權在中國的存在只是一個歷史範疇, 並無長久規範中外關係的法理及現實的依據。這為後來中國最終廢除這一條約規定奠定了基礎。在中國尚不具備徹底廢除不平等條約實力的歷史條件下，立足修約應為務實的選擇。法權會議折射出的北洋外交是一種帶有改良色彩的「修約」外交。

「修約」方針確立之後, 從1925 年10 月到1928 年6 月政權更迭, 北洋政府展開了一系列新訂和改訂中外條約的活動, 主要包括簽署中奧、中芬條約, 修訂屆期條約, 召開關稅會議等對外交涉, 取得了一些成果。1926 年初召開的法權會議及會議期間展開的法權調查, 也是這期間北洋政府「修約」外交活動的重要內容之一。

儘管，在五卅之後國內民族主義如日中天的形勢下, 北洋政府的「修約」主張及為實現這一主張所展開的對外交涉, 不免被映襯得黯淡無光。由於「修約」外交所具有的「改良」色彩, 幾乎從一開始, 實踐這一主張的北洋政府就遭到了來自「革命」陣營的嚴厲批判, 影響至今。

但是，如果退回到歷史條件所容許的範圍去考察歷史人物的作為, 則北洋政府開展的以「修約」為基本內容的外交其實也未可厚非。

正如顧維鈞說:「中國有一句為大家普遍接受的諺語:『寧為玉碎, 不為瓦全。』在外交上卻不能接受這條成語, 因為國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但在外交上也不能指望百分之百地成功:如果你想達到百分之百成功, 而對方也這樣要求, 那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 因為這樣就無法達成協議。因此你可能做到的只能是求取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的成功, 能夠做到這點, 對你來說即是大勝。……『人民外交』總是以百分之百成功為口號, 是永遠成功不了的。」

在對外交涉問題上,放言高論何嘗不容易, 但欲實際推進「革命外交」 , 打倒列強, 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 沒有相應的經濟及軍事實力作為後盾, 一切都將流於空談。

北洋外交的務實作風，算得上黑暗時代的一絲星光。

如果有一天

我悄然離去，請到這裡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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