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日本亂扔了一袋垃圾，結果讓我終身難忘

乾淨！乾淨！乾淨！

這對每個去過日本的遊客，幾乎已成共識。

以前偶爾和朋友小聚，我說日本乾淨，沒有人信。這幾年去的人多了，倒也不用我再白費口舌了。更令他們驚訝的是，東京街頭一個垃圾桶都沒有，卻也能幹凈如斯。

很多朋友回國便來問我：這是為什麼？

在日本浪蕩十年，恰好經歷了日本垃圾管理制度的變遷歷史。閑來聊寫幾筆，希望可以一解朋友們的疑問。

1 90年代，廣州香港東京

1993年9月中下旬，還在銀行工作的我，接到了慶應義塾大學寄過來的資料，於是匆匆辭了職，上廣州辦防疫手續、簽證 。

住在五羊新城。上世紀90年代初期，天河北、珠江新城還是農田，這裡算是廣州比較繁華的新城區， 街邊粵菜、川菜、拉麵館， 一間接一間，生意興隆。

美中不足的是，滿街都是快餐泡沫盒和紙巾等垃圾；臨街喝著啤酒，一陣晚風吹過，還捎來潲水的味道——因為很多餐館都直接把潲水倒在路邊，白天太陽一曬，百米之外都能聞到臭味。

——這就是90年代的廣州印象。

那時候，廣州還不能直飛日本，我從香港飛，機票還是輾轉託一個香港老闆買的。到香港，第一次坐地鐵，拖著拉杆箱不知道怎麼過票閘，只好一把頂在頭上。

香港的街頭，高樓林立，廣告牌、霓虹燈鱗次櫛比，街道明顯比廣州要整潔。這對於年僅24歲的我來說，顯然代表著一個更高層次的文明。原來傳說中的香港，確實不同凡響！

等飛機降落日本，「更高層次的文明」之感就更加明顯。從北赤羽去高田馬場，我第一次見識到日本的街道。黑色的瀝青路面，白色的車道劃線整潔、光滑而醒目。雙車道路旁的人行道，也是瀝青石子鋪就。單行線兩邊，用白線畫出僅容一人通過的人行道。每隔50米就有一根電線杆，有車來，得側著身子從桿旁通過。一路上，走走看看，充滿好奇。路上連一張紙片都沒有，偶爾可見的是屋檐下的花盆，開著幾朵小花。

與香港不一樣，這裡商店工廠的招牌一般都不大，素色基調，與周圍相當協調。門前掛著一串風鈴，兩張竹簾，幾根麻繩；又或一絲清水，沿著青青竹筒削尖的埠，緩緩流下，落在地上的石盤裡……顯然，商家依賴的，不是招牌的大字和搶眼的顏色，而是門面裝飾的文藝和雅氣。

這便是90年代，我對廣州、香港、東京的第一次印象對比。

2 亂扔垃圾，隨時會被鄰居盯上

我在北赤羽的一個民間留學生公寓住了下來。公寓內的前輩就第一時間告訴過我：垃圾必須分類後才可以丟掉。而且，不同類別，收集時間也不同。一般生活垃圾的收集時間是每周二和周五，不可燃的是周三，資源類是雙周周四；所有收集時間都具體到當天上午10點前，過時不侯。

前輩還順便交給我一本生活指南，裡面詳細記錄各種信息，包括垃圾分類標準、方法和收集時間等。學習這本指南，也成了我的日常功課。

日本有明確的垃圾分類標準，每個區有各類垃圾固定的回收時間。

剛開始難免掛一漏萬。有一天大早，我趕著上學，忘記扔餐余（可燃）垃圾了。晚上回來，那個四帖半（一帖相當於一個榻榻米大小）的空間里充滿了酸腐味。第二天，我把它和不可燃垃圾裝進一個更大的袋子，心懷僥倖地扔到了最近的垃圾收集點。

日本的垃圾收集點，一般在主幹道兩旁的某個電線杆下面。通常每隔二三十米，就設置一個點；使用同一個點的，就那麼5-8戶人家。

垃圾收集點，有各類垃圾回收的時間告示。

傍晚回家，剛想進入公寓正門，突然後面有人說了聲「すみません。（Sumimasen、對不起）」。我回過頭，原來是對面餐館的老闆，手裡拿著早上我扔的垃圾袋，問是不是我家的。

我漲紅了臉點了點頭。他說，他拆開垃圾袋，看過裡面的紙片，知道是我家的，然後另外找了個袋子，把裡面的不可燃垃圾分開，放在了垃圾收集點；這些可燃垃圾就留在原袋子里，一直等著我放學回來。他叮囑說：周三是扔不可燃垃圾的時間，不能扔可燃垃圾 。

真是萬分羞愧，我連聲道歉，接過了那袋垃圾。

在日本亂扔垃圾，那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3 為了省垃圾費，我也是蠻拼的

大約到了1994年初，東京各區開始對生活垃圾收費，要求使用專門垃圾袋。

原來扔垃圾，就是把垃圾裝在塑料購物袋裡，按照收集時間扔到收集點。剛開始收費時，總覺得要到便利店花錢購買專用垃圾袋不划算，就直接用購物袋裝垃圾。結果有一天，過了垃圾收集時間，我家的垃圾還原封不動留在收集點。我只好灰溜溜又拎回家。

原來，生活垃圾收費的過渡期結束了，不裝在專用垃圾袋的垃圾，一律不收。

每個地區都有指定的各類垃圾專用袋。

垃圾袋其實不貴，最貴也就兩百日元（相當於十二三塊人民幣）。但對於那時候像我一樣的留學生來說，這仍然是一個不願意花的開銷。我沒有拿過家裡一分錢去留學，知道每一個日元上面，凝結的血汗有多少。

於是，能不往家裡帶垃圾就不帶，成了我的鐵律。比如在商店買了雙鞋子，我會只把鞋子帶回來，盒子啥的統統留給商店。白天在外邊上學打工產生的垃圾，就扔在外邊的垃圾箱。

經濟學最基本的假定就是理性人假定，每個人每個企業都會按照利益最大化行事——盡量擴大收益，盡量縮減成本。我在扔垃圾這種事上，可謂表現得淋漓盡致。

1995年，奧姆真理教的毒氣事件發生後，東京出於安保考慮，撤走了街上所有垃圾箱。在節省垃圾費這件事上，我不得不找其他出路。沒辦法了，哪裡買的飲料，站在店鋪（或者自動販賣機）前喝完，罐瓶留下 。偶爾還可以把書包里的垃圾，扔到24小時便利店門前的垃圾箱里。

公共垃圾箱撤走後，便利店門前的垃圾箱就成了我處理垃圾的好去處。

便利店分布在東京的大街小巷，這點利用還是可以的。不過，在扔之前還是要把垃圾放在背包里，這總不是件好受的事。

於是就挖空心思，減少垃圾產生。

此乃終極之計。久而久之，便成了習慣，從思維到行動。

4 大件垃圾收費後，就沒法撿寶了

90年代初期，東京的垃圾收集點，常見電視機、電冰箱和洗衣機等家電，以及書桌椅子等傢具。我和許多這個時期留學日本的人一樣，壓根兒就沒有想過「買」傢具家電。缺什麼，只要在垃圾收集點轉悠兩次，必定可以找到你想要的。

1994年4月，馬來西亞的親戚來日留學。初來乍到，他抱怨，日本的家電太貴，想要一台電視一台冰箱，買不起。我說好辦，等兩周，我送給你。果然，第二周，我就從附近的垃圾收集點，撿到了電視冰箱各一。他看到高興壞了。

再後來，這等好事就再也沒有了。

大件垃圾也開始收費了，不同種類的垃圾收費也不一樣，再也沒有人把大件垃圾放到垃圾收集點。扔大件垃圾，需要先到「7-11」或者「Lawson」等便利店購買大件垃圾票，貼好後自己打電話給垃圾收集中心，約好時間收集。

這些原來「免費」的東西，後來只能在報紙上的二手市場版買了。

5 日本人對公共空間的責任心

有一次打工，我跟著一個叫中西的老闆和另一個日本人，去東京都足立區搞清潔。工作內容是，弄掉他們前天傍晚不小心傾倒在馬路上的白色油漆。

足立區在東京都的東北部，屬於一個偏遠落後的地方，那裡最出名的也許就是一個監獄。我們搞清潔的地方，就離那監獄不遠。

油漆面積有半平方米大，外加斷續的一條尾巴。我們三個人，用鏟子鏟、鐵刷刷，還倒了香蕉水，在烈日下幹了一個多小時，都於事無補。

我心裡吐槽，這麼偏僻的一個地方，這麼大條馬路，倒點油漆怎麼了？於是建議老闆放棄算了。誰知道老闆連聲說道「dame！dame！(不行不行)」。

沒辦法，我心裡一邊罵老闆「死腦筋」，一邊繼續幹活，鐵刷刷在瀝青路上，都是對老闆的怨氣。烈日暴晒下，衣服濕了又干，幹了又濕。兩個日本工友衣服上全是一圈圈的淺白鹽跡。

後來，還是我腦子轉得快——想起安裝熱水器時，連接銅管所使用的小型燃氣噴火器。我們買了幾瓶燃氣，很快就把那些油漆燒得乾乾淨淨。

幹活的時候，我對中西老闆充滿了怨氣。後來，這件事反而成了我對日本人的印象標記——他們對於公共空間責任的那份執著，讓我永生不忘。

6 有公德心與廉恥心，就離乾淨不遠了

東京都幾乎每一條街道，都乾乾淨淨，一塵不染。在這樣的地方，不管你有沒有經過訓練，你都不會、不敢亂扔垃圾。因為就算別人不說你，自己都會覺得不好意思。就像進了一個五星級賓館裡面，你絕對不會在裡面亂吐痰一樣。

東京是一個乾淨的城市，稍帶文藝氣質。京都奈良，就更加乾淨而端莊典雅。京都的人均每日垃圾產生量，甚至已經少於500克，已經是世界級的榜樣。

東京以及日本其他城市的乾淨，來自於政府政策的成功。他們實施多排多付的垃圾收費政策，能有效減少垃圾的產生。最近幾年，國內部分城市也試點了垃圾收費制度，絕大部分都是隨著水費一起徵收。

這種方式，最多只能減輕一點政府處理垃圾的負擔，其他結果就不用指望了。如果每多扔一袋垃圾所支付的邊際成本等於零，人們該扔多少還是扔多少，一點都不用擔心多付錢的問題 。

城市的乾淨，更主要源於公德心與廉恥心的有無及強烈。這兩者卻又依賴於教育與教養。而日本的教育教養原點，就在於儒家忠孝公德文化，一如我在「教育敕語」一文所述（點擊重溫）。想想，這些東西，我們才是本家。日本人拿去了，創造出一個令人更有尊嚴的環境，真是令人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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