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世紀的東亞外交形勢和日中遣唐使交流

八世紀的東亞外交形勢和日中遣唐使交流

榮新江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博士生導師

最近，由於井真成墓誌的發現，引起了中日雙方學術界對於遣唐使的新探討，並由此出發，重新審視井真成入唐的8世紀上半葉及其前後東亞的外交形勢，給已經豐富多彩的日中文化交流史，增添了新的篇章。近年來，筆者一直關注唐代長安的外來人與外來文明以及長安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對周邊民族、國家的影響，這裡僅8世紀上半葉井真成來唐前後東亞的外交形勢和遣唐使問題，略加論說。

一

7世紀後半葉東亞形勢與中日關係

在討論8世紀東亞外交形勢和中日關係之前，必須回顧一下7世紀後半葉的情形。

在唐朝內部局勢平穩以後，貞觀四年（630），迎來了倭國（後改稱日本，以下行文通用日本）派遣的犬上御田鍬、大仁藥師惠日為首的第一次遣唐使。中國史書稱唐太宗「矜其道遠，敕所司無令歲貢」，顯然沒有把日本當作每年朝貢的蕃國，而是《唐會要》卷一百《雜錄》所說的「絕域」之國。不過，太宗對於首次來唐的日本使還是非常重視的，因此在翌年派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節回訪。但史稱高表仁「無綏遠之才，與王子爭禮，不宣朝命而還」。顯然是日本不肯向唐朝稱臣，而唐朝也不能容忍日本分庭抗禮，因此，高表仁的出使無功而返，日唐邦交暫時中斷。

二十多年以後，653、654年，日本接連派出第二、第三次遣唐使，而且是前使還沒有回國，後使就出發了，這種異常的動作顯然和當時的朝鮮半島局勢有關。因為當時正處在高麗、百濟與新羅紛爭的緊要關頭，唐朝支持新羅，屢次出兵攻打高麗；日本在「大化改新」後，也正積極介入半島政治，支持高麗、百濟，暗中與唐朝對抗。唐朝力圖從外交上爭取日本對新羅的支持，高宗曾對第三次遣唐使者說：「王國與新羅接近，新羅素為高麗、百濟所侵，若有危急，王宜遣兵救之。」並且給予較多的「文書寶物」。但日本並沒有接受唐朝的建言，而是繼續支持百濟，致使新羅在657年拒絕日本經由新羅入唐，雙方關係斷絕。兩年後日本派出的第四次遣唐使，「以道奧蝦夷男女二人，示唐天子」，顯然是向唐朝表示在東海地域的優越地位。而且，據說這次遣唐使在參加十一月一日冬至之會的番國當中，人數最多。唐朝此時已經看出日本在半島政治格局中的傾向，因為即將用兵百濟，所以把日本使者「幽置別處，閉戶防禁，不許東西」。

660年，唐朝、新羅聯軍滅百濟王國，並分道發兵攻高麗。隨後，日本支持百濟遺民復國，於662年派170艘船送百濟王子歸國。663年，又先後派數萬兵支援百濟。同年八月，唐朝、新羅聯軍與日本戰船相遇於白江（白村江）口，經過激戰，日軍大敗而歸。白江口之戰徹底擊破了日本以武力介入朝鮮半島的企圖，使日本的外交政策開始轉向，放棄半島的軍事介入，鞏固自己的邊防，不與唐朝正面對立，也不積極與唐通交和要求冊封。從唐朝一方來講，因為當時的主要敵對目標是百濟北面的高麗，因此對於日本採取和平的外交，665年，由百濟鎮將劉仁願派郭務悰出使日本，緩和雙方的緊張局勢。隨後，雙方通過百濟故地進行交往，665、667年日本的第五、第六次遣唐使只是送唐朝使者的行動，而且只到百濟唐軍駐地而止。668年，唐朝、新羅聯軍滅高麗，置安東都護府，鎮平壤。翌年，日本派出第七次遣唐使，「賀平高麗」。此後31年沒有與唐朝正式交往，表明日本在武力退出半島後政治上的消極態度。

與此同時，在高麗滅亡後，唐朝與新羅的聯盟破裂，新羅開始向北蠶食唐朝佔領的百濟故地，並北爭高麗。而唐朝迫於西邊新興的吐蕃與唐朝爭奪河隴、西域的戰爭壓力，從「關中本位政策」出發，調集朝鮮半島的武力，去抗擊吐蕃。675年，唐朝與新羅開戰，但不久新羅遣使入朝。唐朝主動從半島撤軍，而派高麗、百濟首領回故地安撫舊民。到7世紀末，東北的契丹反叛，渤海興起，北邊則有突厥第二汗國的強大勢力，使得唐朝徹底退出半島政治，新羅得以統一半島。在新羅統一的過程中，採取與日本修好的外交政策，在7世紀下半葉與日本往來密切。

二

「皇明遠被，日本來庭」

與7世紀中葉以來的戰火硝煙相比，進入8世紀，東亞各國間的交往變得彬彬有禮，特別是中日之間的交流，看不出兩者之間的利益之爭，而主要是頻繁的文化交往。

在7世紀的後半，日本雖然在31年間沒有遣使入唐，但在經新羅陸續歸國的入唐留學生和留學僧的幫助下，大力改革國家制度。681年開始編纂律令。689年完成《凈御原令》。到文武天皇大寶元年（701），完成《大寶律令》的改訂。就在《大寶律令》完成的同年，建造遣唐船並任命遣唐使，準備前往唐朝。

遣唐使船 模型

702年出發的第八次遣唐使，由粟田真人率領，經南路，703年到唐楚州（今江蘇省）沿岸。日本史書記載：使者「初至唐時……唐人謂我使曰：『亟聞海東有大倭國，謂之君子國；人民豐樂，禮義敦行。今看使人，儀容大凈，豈不信乎！』」大使粟田真人等到達京城後，唐朝方面的記載是：「其大臣朝臣真人來貢方物。朝臣真人者，猶中國戶部尚書，冠進德冠，其頂為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帛為腰帶。真人好讀經史，解屬文，容止溫雅。」雙方的記載相當一致，都強調唐人眼中的日本使者儀容大方，溫文爾雅，而且通經史，能寫文章，唐人由此推知日本為海東君子之國，人民富裕愉快，敦行禮義。這與7世紀入唐的日本使者判若兩人。因此，唐朝對於這批日本使者也給予了很高的待遇。撰寫於先天二年（713）的《徐州刺史杜嗣先墓誌》中，提到了武后對這批使者的招待：「皇明遠被，日本來庭，有敕令公與李懷遠、豆盧欽望、祝欽明等賓於蕃使，共其語話。」杜嗣先當時任禮部侍郎、昭文館學士，而李懷遠、豆盧欽望則是前任宰相，武周政權派文人學者和高級官僚接待遣唐使者，看重的也是禮儀問題。最後，「則天宴之於麟德殿，授司膳卿，放還本國」。麟德殿是長安大明宮中規模最大的殿堂，武則天在這裡宴請日本使者，應當是最高規格的接待了，而且還授予粟田真人司膳卿官職。據日本史書記載，唐朝還藉此機會，把四十年前百濟之役唐軍俘虜的日本軍人隨使送還，這無疑是武則天對日本的一個非常友好的姿態。

702年的遣唐使，走的是新開闢的從博多灣，經五島列島，直到中國東海的新航線，更重要的是，他們開闢了一個禮儀文化交往的新天地。從唐朝一方來講，雖然仍然是按照中國傳統的理念，認為是「皇明遠被」，才使得「日本來庭」，但對待這批使者，確實是以禮相待，以誠相向，而且歸還了四十年前的戰俘，開啟了8世紀中日友好交往的新局面。

遣唐使船航線圖

717年出發的以多治比真人縣守為押使、大伴宿禰山守為遣唐大使的第九次遣唐使，也同樣是以學習唐朝文化為主要目的的。這批遣唐使共分四船進發，可見人數不少，而且其中有阿倍仲麻呂、吉備真備、大和長岡、僧玄昉等人。留學生阿倍仲麻呂慕中國之風，逗留不去，改名朝衡（又作晁衡），入仕唐朝，歷任左補闕、儀王友，最後為鎮南都護。盛唐時的著名詩人王維、李白等都有詩歌贈他，可見其漢文化水平不同一般。吉備真備也在唐朝「留學受業，研覽經史，該涉眾藝」，學成回國。大和長岡則是在刑名之學方面有一定特長的請益生，在唐朝解決其不明白的凝滯問題後回國。吉備真備和大和長岡成為後來刪定日本律令的重要人物。僧玄昉在唐朝學習佛法，於735年隨同下一次遣唐使回國，「賚經論五千餘卷及諸佛像來」。

第九次遣唐使是一次異常成功的出使，相對於每次出使幾乎都要遇到的海難，這次出使的四條船舶，卻都在718年順利回到日本，日本史籍特別記載說：「此度使人，略無闕亡。」更為重要的是，此行中的留學生或請益生、僧中，有不少飽學之人，如朝衡和吉備真備，他們留學的成功，也使得今天的人們對於這次遣唐使在學術文化方面的成就印象尤深。這或許就是井真成墓誌發現以後，大多數學者都把井真成看作是第九次遣唐使的留學生的緣故吧。不過，筆者並不同意這種看法。

三

「銜命遠邦，馳騁上國」

關於733年出發的第十次遣唐使，中日雙方的記載可以銜接起來。《續日本紀》卷一一天平五年閏三月條記：「癸巳，遣唐大使多治比真人廣成辭見，授節刀。夏四月己亥，遣唐四船自難波津進發。」四個月以後，《冊府元龜》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貢第四記載：「開元二十一年八月，日本國朝賀使真人廣成與傔從五百九十，舟行遇風，飄至蘇州，刺史錢惟正以聞。詔通事舍人韋景先往蘇州宣慰焉。」由此可知，多治比廣成所率五百多人的龐大使團在八月到達蘇州，唐朝特別派遣通事舍人韋景先前往迎接。估計最遲在十月或十一月，其中被允許進京的人員可以到達長安。可不巧的是，這一年關中久雨害稼，京師饑饉，唐玄宗一方面下詔出太倉米二百萬石救濟；另一方面，為了緩解長安的饑荒，玄宗率百官於次年正月前往東都洛陽就食。至於這些到達長安的遣唐使成員，據石山寺藏《遺教經》寫本題記：「唐清信弟子陳延昌莊嚴此大乘經典，附日本使、國子監大學朋古滿，於彼流傳。開元廿二年二月八日從京發記。」可以認為他們在二月八日離開長安，追隨玄宗前往洛陽的。《冊府元龜》同上卷接著記載：「二十二年四月，日本國遣使來朝。」這是在洛陽進貢的記錄。

由大使多治比廣成所率領的這個遣唐使團，分乘四艘船而來，總共有594人，其中包括前來奉請鑒真和尚的興福寺僧榮叡和普照（一說大安寺僧）。井真成也應當是這次遣唐使的請益生一類人物。《井真成墓誌》里缺少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墓主人在唐朝的生平事迹。大多數學者認為井真成是717年入唐的留學生，那麼到734年已經過去17個年頭。而按照唐朝對待留學生的規定，他只能在太學學習9年，以後應當在唐朝任職，可是墓誌對這段時間裡井真成的事迹沒有任何交代，似乎是於理不通的。如果我們把井真成看作是隨同多治比廣成為首的遣唐使前來的使團成員，則是完全可以成立的，而且更加順理成章。

井真成墓誌

井真成墓誌蓋及拓本

《井真成墓誌》說志主「（銜）命遠邦，馳騁上國」，已經到了長安；「蹈禮樂，襲衣冠，束帶（而）朝，難與儔矣」，是一個難以比擬的人物；可惜正準備「強學不倦」，卻「問道未終」；年僅36歲就客死異國。井真成去世於開元二十二年正月，其時正是唐玄宗率百官啟程前往洛陽的前後，玄宗對於這樣一位壯志未酬的有識之士的去世，表示傷悼，並特別追贈他為尚衣奉御的高官，這應當是和井真成的出身和素質有一定關係，但同時更是唐朝政府對待井真成乃至整個日本遣唐使團的隆重禮遇。

井真成墓志銘文

第十次遣唐使雖然遇到了井真成的不幸，但整個活動卻是非常有成就的。735年，大使多治比真人廣成回到日本。日本史書記載：四月，入唐留學生下道朝臣真備獻《唐禮》、《太衍歷經》、《太衍歷立成》、《樂書要錄》以及測影鐵尺、銅律管、鐵如方響寫律管、弦纏漆角弓、馬上飲水漆角、露面漆四節角弓、射甲箭、平射箭等。僅此一點，就可以看出這次遣唐使帶回日本的典籍、文物、音樂、儀器的豐富多彩。736年八月，遣唐副使中臣朝臣名代等率三唐人、一波斯人回到日本。十月，官府施唐僧道璿、婆羅門僧菩提等時服。說明這次遣唐使還帶回了唐人唐僧、波斯人和印度僧人，這使得日本文化更富有盛唐文化特色，這一點我們可以在正倉院保存的文物上清楚地看到。

楓蘇芳染螺鈿槽琵琶

尺寸：全長97.0最大幅40.5

日本正倉院藏

螺鈿紫檀阮咸

尺寸：全長100.4胴徑39.0

日本正倉院藏

八角鏡漆背金銀平脫

尺寸：長徑28.5緣厚0.6重2928.6

日本正倉院藏

金銀鈿裝唐大刀

尺寸：全長99.9把長（鍔含）18.5

鞘長81.5身長78.2莖長13.6

日本正倉院藏

瑪瑙杯

尺寸：長徑17.0短徑16.3高6.8

日本正倉院藏

紺玉帶 （殘）

尺寸：現存長156幅3.3

巡方縱3.1 橫3.6丸鞆縱2.3 橫3.3

日本正倉院藏

瑠璃杯

尺寸：口徑8.6高11.2重262.5

日本正倉院藏

花氈

尺寸：長240幅129

日本正倉院藏

螺鈿箱

尺寸：徑25.8高8.4

日本正倉院藏

木畫紫檀棋盤

尺寸：縱49.0，橫48.8，高12.7

日本正倉院藏

鳥毛立女屏風（共六扇） 第一扇、第二扇

第一扇 局部

尺寸：長135.9，幅56.2

第二扇 局部

尺寸：長136.2，幅56.2

鳥毛立女屏風（共六扇）第三扇、第四扇

第三扇 局部

尺寸：長135.8，幅56.0

第四扇 局部

尺寸：長136.2，幅56.2

鳥毛立女屏風（共六扇）第五扇、第六扇

第五扇 局部

尺寸：長136.2，幅56.2

第六扇 局部

尺寸：長136.2，幅56.2

「銜命遠邦，馳騁上國」，前來「強學」，「問道」，無疑是當時日本朝野的一種傾向，這種積極汲取唐朝文化的做法，與7世紀中期與唐朝對立的外交態勢已經大不相同。作為唐朝一方，實際上從一開始就沒有把日本當作敵對的勢力看待，雖然在白江口雙方曾經遭遇而大戰四合，但從隨後的交往看，並沒有影響到雙方的關係。在7世紀末、8世紀初，唐朝忙於對付吐蕃、突厥、東北兩蕃（奚、契丹），對於海東來朝的翩翩君子日本使者，當然是給予極大的歡迎，從第十二次遣唐使在唐朝的爭長事件中，可以看出唐朝對日本的態度。

752年，以藤原清河、大伴古麻呂為首的遣唐使來唐。翌年（天寶十二載）正月朔，百官、諸蕃朝賀天子於大明宮含元殿，古麻呂與新羅使者爭奪坐位，結果取勝，「敕命日本使可於新羅使之上」。關於這件事雖然學者們之間有爭議，但應當是可信的，因為就在天寶十二載藤原清河等離開唐朝時，王維在送給同行回國的晁衡的詩序中，就說到「海東諸國，日本為大」，這應當是當時唐朝政府的一致看法，也是半個世紀以來日中之間通過遣唐使的往來而得出的結論。

8世紀的唐朝，無疑是最為繁盛的時期，周邊相對穩定的國際形勢，給中日雙方的交往提供了最佳的機運。以天子自尊的唐朝皇帝，按照傳統的懷柔遠夷的思想，對從「絕域之地」日本泛海而來的使者，給予盛情的接待和隆重的禮遇。與此同時，退出朝鮮半島政治而一心發展本國實力的日本，也利用這個時機，大力收集唐朝文物，學習唐朝制度、文化，以推進本國發展。當時的長安和奈良，雖然規模不同，但都是東亞文明的中心，它們遺存下來的文物、圖籍，至今仍閃爍著輝煌。

參考文獻：

池田溫編《古代を考える 唐と日本》，吉川弘文館，1992年。

池田溫《東アジアの文化交流史》，吉川弘文館，2002年。

《東アジアの古代文化》123號（特集：遣唐使墓誌をめぐる日中交流史），東京古代學研究所編，2005年春。

東野治之《遣唐使と正倉院》，岩波書店，1992年。

古瀨奈津子《遣唐使の見た中國》，吉川弘文館，2003年。

《黃約瑟隋唐史論集》，劉健明編，中華書局，1997年。

賈麥明《新發現的唐日本人井真成墓誌及初步研究》、王建新《西北大學博物館收藏唐代日本留學生墓誌考釋》，《西北大學學報》第34卷第6期，2004年11月，12－14、18－20頁。

金子修一《隋唐の國際秩序と東アジア》，名著刊行會，2001年。

堀敏一《隋唐帝國與東亞》，韓昇、劉建英譯，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榮新江《從〈井真成墓誌〉看唐朝對日本遣唐使的禮遇》，《西北大學學報》2005年第4期，108－111頁。

石見清裕《唐の北方問題と國際秩序》，汲古書院，1998年。

汪向榮、夏應元編《中日關係史資料彙編》，中華書局，1984年。

王小甫編《盛唐時代與東北亞政局》，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

王貞平《漢唐中日關係論》，文津出版社，1997年。

葉國良《唐代墓誌考釋八則》，《台大中文學報》第7期，1995年，51－76頁。

專修大學遣唐使墓誌研究課題組《井真成墓誌研討會資料》，東京，2005年1月28日。

（原以日文刊載《遣唐使と唐の美術》，東京國立博物館、朝日新聞社，2005年7月，134－137頁）

本文由作者授權，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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