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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均州琉璃佛造像的研究價值

琉璃是一種用鋁和鈉的硅酸化合物燒制而成的釉料。其燒制大致分選料、塑型、素燒、施釉、燒釉等五道主要工序,素胎的燒制溫度大約在一千攝氏度左右,燒釉在八百攝氏度上下。

明代均州琉璃佛造像的研究價值

晉唐時期五彩琉璃珠串

琉璃最初是從域外傳入中土的,時間大約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琉璃製作的物品多為佛教用具,唐朝宮廷建築中已經使用了黃綠琉璃構件,遼宋金元時期琉璃的生產與使用更加普及。明朝是三彩琉璃發展的繁榮時期,燒制物品的品種包括建築構件、日用器具與宗教造像等,其燒造地點除南京、北京、湖北、安徽等地的官窯外,還有山西、陝西、山東、河南等地的民窯。

在山西,三彩琉璃的燒制逐漸形成了文水張家、平遙侯家、河津呂家、太原蘇家、陽城喬家等不同家族作坊與匠師傳承,這其中尤以陽城喬家最有名。在陽城建於明萬曆三十六年的壽聖寺琉璃塔上刻有一首詩:「琉璃寶塔創陽陵,天賜喬公來贊成。白手塗形由性慧,紅爐點色似天生。神謀不爽魁三晉,巧制無雙冠析城。巨業落成垂千古,君名高於碧雲鄰。」可以想見陽城喬家的地位。

山西明代琉璃作品保存到今天的較多,除了上述壽聖寺琉璃塔外,還有平遙南神廟、雙林寺、洪洞廣勝寺、介休后土廟、晉城會海寺、太原崇善寺等。山西琉璃燒得好,許多地方都請山西琉璃工匠修建宅院寺觀。現存國內外公私琉璃收藏品中,以山西匠人的作品最多,藝術水平也最高。山西工匠的琉璃作品猶如名牌產品,受到時人的追捧與推崇。正因為如此,只要提到明代琉璃,人們想到的就是山西,以至於別的地方作品,也往往被誤認為來自山西。

雕塑館內的四尊明三彩琉璃像

故宮博物院慈寧宮雕塑館本次展出了四尊明代河南鈞州神垕鎮匠人的作品,對研究明代三彩琉璃提供了新的資料。現將其基本情況簡要介紹如下:

明三彩琉璃觀音菩薩像。觀音頭戴寶冠,冠上有化佛,寶冠外罩巾。觀音上身內穿圓領衣,胸飾瓔珞,外穿袈裟,下身穿長裙,裙腰處系帶,袈裟與長裙邊緣處飾花草圖案。觀音手腕飾釧,雙手施禪定印,結跏趺坐于山形座上。底座前原有坐騎獅吼,已失。正尊琉璃像的琉璃以綠、黃為主,像背部刻有「功德主胡明、黃氏妙容,長男胡應琦、胡應林、胡應山、胡應朝,男婦妙果、妙鎮、妙緣、妙全」、「成化二十一年七月吉日造」等發願題記。

明代均州琉璃佛造像的研究價值

明 三彩琉璃觀音菩薩像 故宮博物院藏

明代均州琉璃佛造像的研究價值

明 三彩琉璃觀音菩薩像及發願題記 故宮博物院藏

明三彩琉璃文殊菩薩像。文殊菩薩頭戴花形冠飾,冠飾上有化佛。額間有白毫(白色毫毛),修眉細目,雙睛微向下視,直鼻,小口,大耳,面相莊嚴。文殊菩薩身穿袈裟,下著長裙,裙腰處系帶,袈裟與長裙邊緣處飾花草圖案。菩薩雙手施禪定印,結跏趺坐,下為山形座。底座前有坐騎獅子,菩薩像背部刻有「修造僧人圓通系山西平陽」等發願題記。

明代均州琉璃佛造像的研究價值

明 三彩琉璃文殊菩薩像 故宮博物院藏

明代均州琉璃佛造像的研究價值

明 三彩琉璃文殊菩薩像及發願題記 故宮博物院藏

明三彩琉璃普賢菩薩像。普賢菩薩頭戴花形冠飾。額間有白毫,修眉細目,雙睛微向下視,直鼻,大耳,面相莊嚴。文殊菩薩身穿袈裟,下著長裙,裙腰處系帶,袈裟與長裙邊緣處飾花草圖案。菩薩結跏趺坐,左手施禪定印,右手殘缺。菩薩像配山形座,底座前有坐騎白象,像背部刻有「河南道汝寧府陽縣黃里保栗舍施蓋堂,地主胡明在外,計花名,胡泰廣室人李氏清凈,劉志廣室人吳氏,李紀室瀾氏,女善人萬氏四姐,黃喜同男黃貴,閔琥室人楊氏,吳連通室人陳氏,共成普賢菩薩一尊。均州神後鎮琉璃匠人劉振、男劉瑞示」等發願題記。

明代均州琉璃佛造像的研究價值

明 三彩琉璃普賢菩薩像 故宮博物院藏

明代均州琉璃佛造像的研究價值

明 三彩琉璃普賢菩薩像及發願題記 故宮博物院藏

上述三尊三彩琉璃像正是明朝流行的觀音、文殊、普賢三大士的組合形式,文殊居左,普賢居右,觀音居中。從現存發願題記可知,它們是由僧人出任化緣師,由家庭或者邑義(又稱義邑,北魏初至隋唐間中國北方以在家佛教徒為中心,以營造佛像寺塔等為機緣而結成的信仰團體)組織捐善款燒造的。三彩琉璃觀音菩薩像的發願題記中的婦女皆用法名,說明此地民間有世俗佛教信仰組織,也就是我們在造像題記中經常能看到的「邑義」。這種邑義組織的構成多以地域為中心,人員構成或為家族式的,或為村邑式的,甚或以性別區分。上述發願題記反映出在這些邑義組織中以女性居多,她們是實際的信奉者與供養者,女性在民間佛教信仰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明代均州琉璃佛造像的研究價值

明 三彩琉璃羅漢像 故宮博物院藏

明代均州琉璃佛造像的研究價值

明 三彩琉璃羅漢像及發願題記 故宮博物院藏

另一件為三彩琉璃羅漢像。羅漢面頰豐滿圓潤,眉清目秀,口微閉,大耳,為一年輕僧人形象。羅漢內穿交領衣,腰間系帶,外穿袈裟,袈裟以綠、黃為主,邊緣飾精美的花紋圖案,衣紋簡潔自然。羅漢結跏趺坐于山形座上,其身後墨書「功德施主楊同張氏,化主道濟,匠人劉成化二十一年十月初一」等發願題記。

明代三彩琉璃像並非山西特產

故宮博物院藏的四尊三彩琉璃像可以證明明代三彩琉璃像作品並非都是山西製造,還有河南製造的。《中國文物報》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刊載李偉男、李東黎先生《「再生」的三彩羅漢》一文,介紹了藏於河南南陽武侯祠的十八尊羅漢像,其中兩尊刻有發願文,一尊發願文為「成化二十年仲秋吉日造,信士人黨磷妻景氏,化主道濟,匠人劉鎮」。另一尊發願文為「成化二十年仲秋吉日造,信士人郭彌勒佛一尊,化主道濟」。其像高均在一百二十五至一百三十厘米之間。這些羅漢像原存於南陽東南二十餘公里的雲罩寺,後移入武侯祠。比對高度、構圖、塑造技法、發願文等,可以確定故宮博物院所存這四尊琉璃像與南陽武侯祠所藏十八尊羅漢像應出自同一化主,即僧人道濟,而匠人則為劉鎮(振)、劉瑞示父子,其時間僅僅相距一年。唯該文作者沒有見到故宮博物院這四尊藏品,故受到其他專家推斷的影響,認定武侯祠十八尊羅漢像是晉中南一帶燒造的。

據《鈞州志》記載,鈞州(今禹州,屬豫中地區)在明朝例有琉璃匠人服務於官府,為宮廷燒制各種器物,嘉靖三十三年時鈞州有匠戶三百三十三戶,其中琉璃匠達七十五戶。可見有明一代,鈞州地區藉助官方技術,琉璃燒制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並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風格與傳統,特別是在佛教造像方面。

對比再看易縣三彩羅漢像

由上述造像,我們容易聯想到河北易縣三彩羅漢像的時代與產地問題。關於易縣三彩羅漢像的時代,目前學界以遼代說居多。筆者以為將其置放在明代,可能更符合客觀事實。原因如下:

首先,遼代佛教造像沿襲盛唐、晚唐佛造像以密宗題材為主的風格,從《契丹藏》和現存佛教造像遺存中也可看出這一特徵。遼代羅漢像較少,而羅漢從五代、北宋開始廣為僧俗尊崇主要是在漢族統治地區,這與禪宗在當時的盛行有關。

其次,人們將這批造像歸於遼代,與遼三彩有關。但仔細考察遼三彩與明三彩,二者之間的區別還是很明顯的。易縣三彩羅漢像與遼三彩相比有著明顯的區別,而與明三彩更為接近。

再次,易縣三彩羅漢像的面部表情、衣飾刻劃、造型姿態甚至底座等均符合明朝造像的特徵。故宮博物院所藏的三大士像,底座(這三尊佛像原有扁平山形座托,形制與大小和易縣羅漢像基本一致,只是因為有殘損,正在修復之中,故此次慈寧宮雕塑展中沒有與像一同展出)、塑造技法上與易縣三彩羅漢像有頗多相似之處,故而不能排除易縣三彩羅漢像是河南琉璃匠人作品的可能。

總之,上述有雕造時間、地點、出資人、製造者記錄的這些三彩琉璃佛像,不僅對研究河南地區的明代琉璃燒制提供了極具價值的信息,也為研究易縣三彩羅漢像燒造時間與地點提供了更多可資對比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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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均州琉璃佛造像的研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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