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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顯祖與莎士比亞:同途異運兩文豪

莎士比亞:安東尼的著名演講

Susan Herbert作品

文 王 龍

本文選自

《語之可01:可惜風流總閑卻》

最好的時代,最壞的時代……

這兩位千秋輝映、雄峙中西的文豪巨匠,

雖然都為各自民族留下了難以逾越的文化豐碑,

但他們生前所經歷的榮辱悲歡,

卻演繹出不同的人生況味,

映射出兩個不同社會的國運浮沉、時代縮影,

令人感嘆唏噓。

400多年前,當位於英國倫敦的環球劇場正在上演莎翁戲劇《仲夏夜之夢》時,東方廟會的戲台上也在演出湯顯祖的傳奇劇《牡丹亭》。「東西曲壇偉人,同出其時,亦一奇也」。早在1930年,日本戲曲史家青木正兒在他的《中國近世戲曲史》中,就第一次把湯顯祖與莎士比亞相提並論。然而,這兩位千秋輝映、雄峙中西的文豪巨匠,雖然都為各自民族留下了難以逾越的文化豐碑,但他們生前所經歷的榮辱悲歡,卻演繹出不同的人生況味,映射出兩個不同社會的國運浮沉、時代縮影,令人感嘆唏噓。

悲喜殊途的命運歸宿

翻開歷史的年譜,對於湯顯祖和莎士比亞來說,1596年都是一個悲欣交集的命運轉折之年。

1596年10月,莎士比亞終於獲得了極為珍貴的鄉紳稱號和紋章,這滿足了他父親大半輩子的夢想,全家激動萬分。被授予的家徽是一面金色之盾,圖案是鷹和銀色長槍的組合,這暗示了莎士比亞家族的姓氏原意——「用槍震撼」。在命運之神的眷顧下,莎士比亞最終不是用槍而是用筆震撼了舞台。

莎士比亞終其一生都與最高權力集團如影隨形,密不可分。與他同時代的作家大都陷入當時的重大紛爭,本·瓊生成了天主教徒,進了監獄,克里斯托弗·馬洛與新教徒的偵探糾纏不清,簡直為此耗盡了生命,只有莎士比亞獨善其身,巧妙地避開所有風險,總能在複雜的旋渦中全身而退,最終名利雙收。

莎士比亞1564年4月23日出生在這二樓的主卧室。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時代都是在這裡度過的

同年在遙遠的東方,47歲的湯顯祖對官場心如死灰,在寫給朋友的詩中明確表示他現在是以官為隱,對政事多不關心。其時,他除了寄情山水,以詩酒自娛,便全力以赴創作心血之作《牡丹亭》。在這部代表作中,雖然重點描寫的是杜麗娘與柳夢梅的愛情故事,但湯顯祖假託宋高宗趙構的所作所為,在劇中強烈影射皇帝朱詡鈞,將一個不辨賢愚、窮奢極欲的昏君形象和盤托出。湯顯祖對於皇權的孤憤決絕之情,盡藏於《牡丹亭》那個意味深長的結尾——

在傳統中國戲曲中,人世間不管再複雜曲折的事情,只要皇帝下詔,一切迎刃而解。而在《牡丹亭》的結尾中,皇帝的權威居然如此不堪,先是麗娘之父杜寶「抗皇宣罵救封」,拷打「御筆親標第一紅」的狀元柳夢梅,見了使臣苗舜賓還不肯住手;繼而當眾人在朝堂上爭辯、對證之後,皇帝傳旨:「父子夫妻相認,歸第成親。」誰知當事雙方都不買賬,在午門外吵得不可開交。老黃門陳最良抬出皇帝老子:「朝門之下,人欽鬼伏之所,誰敢不從!」還是沒有用。結果,皇帝又二次下旨:「據奏奇異,救賜團圓。」柳夢梅和杜寶仍互不理睬……

皇帝的金口玉言成了湯顯祖筆下嬉笑怒罵的調料擺設,這絕非偶然,而是隱藏著他和明神宗朱詡鈞在情感上的徹底決裂。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春,他在辭官前一年寫下《感官籍賦》,更大膽喊出了:「天其平也不平,人則不一也而一。不平謂何,有一有多。」文中用一連串的事實對比,寫盡了宦海辛酸、官場內幕。

與窮愁坎坷的湯顯祖相比,莎士比亞的一生顯然順暢得多。僅從莎士比亞驚人的收入也可看出他事業上如何一帆風順:1597年,他付款60鎊,在家鄉購置房產,儼然是當地最闊氣的一座住宅;1602年又出資320鎊,購得故鄉107英畝耕田,20英畝牧場;他去世前立下遺囑,除了不動產,由繼承人分配的現金,約達350鎊。

1592年,年僅28歲的莎士比亞創作完成歷史劇《亨利六世》,並在倫敦著名的玫瑰劇場上演。《亨利六世》一鳴驚人,莎士比亞一舉成名。又過幾年,他的傑作《亨利四世》在倫敦舞台上取得空前成功,當時有一首短詩記述演出盛況:「只消福斯塔夫一出場,整個劇場擠滿了人,再沒你容身的地方。」莎士比亞所在的劇團在倫敦演藝界舉足輕重——它能一次吸引3000名觀眾到劇院看戲,而當時整個倫敦的人口也不過20萬。

莎士比亞的一生與上流社會和宮廷權貴有著不解之緣,並直接從中得到諸多照顧和好處。他所在的「宮廷大臣劇團」多次被女王召入宮廷演出,他在《亨利四世》中塑造的大胖子騎士福斯塔夫深受女王喜愛。在《亨利五世》中福斯塔夫死了,女王覺得十分惋惜,莎士比亞於是專門趕寫了《溫莎的風流娘兒們》這部戲,讓這個快樂的老流氓重新復活並戀愛,博得了女王的歡心。

另一個對莎士比亞命運產生決定性影響的人物,是伊麗莎白時代位高權重的南安普敦伯爵。莎士比亞初出茅廬時,還只是劇院里一個默默無聞的小角色。伯爵是個戲迷,一次偶然的機會發現了在台上當小配角的他。伯爵被莎士比亞身上某些特殊的東西深深吸引住了。從此,莎士比亞成了伯爵家的常客,走進了貴族的文化沙龍。藉助伯爵的關係,莎士比亞對上流社會有了貼近觀察了解的機會,擴大了生活視野,為日後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源泉。

經典戲劇場景《溫莎的風流娘兒們》

正是在南安普敦伯爵的直接幫助關照下,莎士比亞才最終獲得了鄉紳稱號和紋章,圓了振興家族的夢想。相反,湯顯祖空有「顯祖」之名,卻從未能真正光宗耀祖。豈止未曾顯貴,縱觀湯顯祖的一生命運,可謂悲苦不堪。他的三個妻子先後為他生養了七個女兒、五個兒子。然而在他棄官前後,共有五個子女相繼死去,曾經在短短三年內連折三兒。這對漸趨老境的湯顯祖來說實在是「如割」「如錐」。尤其是長子英年玉樹先折,51歲的湯顯祖不堪其苦,其所作七絕悼亡之詩,至今讀來仍令人九曲腸回:「從來亢壯少情親,宦不成游家累貧。頭白向蓬遴又死,阿爹真是可憐人。」

「宦不成游家累貧」,這既是懷念亡子,又何嘗不是湯顯祖的泣血自況?仕途之艱辛,家運之不昌,使湯顯祖倍覺衰疲,甚至於出世思想日深,此前便以「清遠道人」為號的湯顯祖,後來乾脆以「若士」為號,似乎只差一步就遁入空門了。

莎士比亞長袖善舞,還是湯顯祖過於孤高傲世?

對比湯顯祖與莎士比亞的命運,到底是莎士比亞長袖善舞,還是湯顯祖過於孤高傲世?到底是他們的性情使然,還是時代大勢所定?

今天許多研究者都認為,湯顯祖青年時代不願攀附權貴,得罪了重臣張居正,才落得命運多舛的結局。這一被反覆提及的事件發生於萬曆五年(1577年),湯顯祖和沈懋學一起前往北京參加會試。這時宰相張居正想讓他的兒子考試及第,便物色海內名士,以作為陪襯。聽說湯顯祖、沈懋學的名聲,便有意拉攏。這是平凡之輩可望而不可得的機會,湯顯祖卻不願受籠絡,婉言謝絕。而沈懋學則欣然與張居正之子交遊,並高中狀元,張居正之子名列其次為榜眼。到下一次會試之前,張的第三個兒子張懋修又想結交湯顯祖,湯再次辭卻,結果又一次落第,而張懋修卻名列榜首。湯顯祖回家後心煩意悶,「只有清夜秉燭而游,白日見人慾睡」,實際上是傾泄懷才不遇的牢騷,自言「不敢從處女子失身也」,甚至辛辣地嘲笑「狀元能值幾文來!」這其中究竟是超脫還是無奈,也許只有他本人知道。

湯顯祖書法

湯顯祖到底是出世還是入世呢?其實大可不必固執於非此即彼的認識。湯顯祖的一生是矛盾的。唯其矛盾,才顯真實。當我們對自號「繭翁」的湯顯祖抽絲剝繭,觀照他數次蛻脫的痛楚,就會明白湯顯祖並不比莎士比亞清高孤傲多少,其實他的忠君思想有一個從愚忠到忠諫,由忠諫到不滿,由不滿到諷刺的演變過程。

作為專制社會的一員臣民,湯顯祖不可能脫離千年傳統的土壤。從十幾歲直到34歲考取進士,步入政界,他其實一直都盲目忠君,即所謂「愚忠」。他17歲時,明世宗適60歲,湯顯祖特作了一首題為《明河詠》的詩為皇帝頌壽。年底,皇帝死了,湯顯祖又寫下《丙寅哭大行皇帝》一詩,對嘉靖頂禮膜拜,視若神明。後來在他的詩作中,頌揚皇帝為「天王」「舜帝」之類的字眼也層出不窮。甚至於萬曆六年,神宗朱詡鈞立王氏為皇后,湯顯祖也誠惶誠恐地寫了一首詩,盛讚「乾坤泰合青陽仲,日月光調璧景雙」。

湯顯祖考中進士後,作為一位「俊氣萬人」的有志青年,自然對前途有過浪漫幻想。那時,他把政治理想的實現看得過於簡單。他37歲時,寫了一首詩《三十七》:「歷落在世事,慷慨趨王術。神州雖大局,數著亦可畢。了此足高謝,別有煙霞質。」他和歷史上所有才華滿腹的士人一樣,躊躇滿志地認為輔佐皇帝安定天下,幾招就能解決問題,然後瀟洒地「事了拂衣去,莫問老夫名」,入深山做隱士。誰知等待著他的卻是失望和碰壁。他自詡「頗有區區之略,可以變化天下」,朝廷卻視他如敝屣。他在北京禮部「觀政」了一年多,還未得到任何正式任命,最後不得不婉轉求人,「乞南部閑郎」,才得了個「南京太常寺博士」七品小官,去石頭城吃閑飯。

梅蘭芳《遊園驚夢》

雖然太常寺的工作清閑,但是湯顯祖卻怎麼也閑不下來。萬曆十九年(1591年),好不容易熬到南京禮部祭司主簿的湯顯祖,卻因一道不合時宜的奏疏遭受重大打擊。這年三月,彗星出現在大西北天際。朝廷把這一天象視為上天的警告,皇帝下詔令群臣修德反省。湯顯祖讀到上諭大為振奮,不顧自身官職低微,錯把皇帝虛偽的官樣文章看作是發憤圖治的號召,大膽指責朝政弊病,上了一道歷史上有名的《論輔臣科臣疏》,在奏疏中他慷慨激昂直指時弊,萬曆皇帝即位以來,「前十年之政,張居正剛而有欲,以群私人囂然壞之;後十年之政,(申)時行柔而有欲,又以群私人靡然壞之」。奏章如同晴天霹靂,震動朝廷,引得權相記恨,皇上動怒。萬曆皇帝的臉面掛不住了,下詔切責湯顯祖。湯即被降為廣東徐聞縣典史。

自此,湯顯祖的政治生命基本宣告結束。後來他雖在徐聞、遂昌任上皆做出了政績,但看破世事的湯顯祖已歸意彷徨,出世思想日深了。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他向吏部告歸,掛冠而去,從此絕意於「長安道上逐祿人」的行列。

多年的宦海浮沉,雖說不上波譎雲詭,也讓湯顯祖領略了個中三昧。他註定要被腐朽的專制王朝放逐於社會邊緣,而他卻義無反顧地將自己獻上精神的祭壇。湯顯祖在給友人的信中,曾這樣概括過自己一生:「學道無成,而學為文。學文無成,而學詩賦。學詩無成,而學小詞。學小詞無成,且轉而學道。」湯顯祖青年時期向理學家羅汝芳學過道,中年向和尚達觀學過佛。雖然他既未入空門,也沒有成為理學家,但他對「道」的追求是貫穿一生的。同時,他在尋求能夠適應自己性情、施展人生抱負的事業。當他最後「學小詞無成轉而學道」時,這個「道」已不同於一般人所理解的道學,而是他自己所總結歸納出的「情學」,而最能表達「情學」大旨的就是戲曲。

最好的時代,最壞的時代

對於生活在晚明末世,不願同流合污的湯顯祖而言,最終寄情於戲曲創作,不失為一種理想的生存方式。在一個只容許奴隸立身的王朝,如果誰幻想「站著就把官做了」,豈非緣木求魚?在君權至上的社會裡,任何人的實際價值都是由最高皇權決定的。「學成文武藝,貨於帝王家」,你這「文武藝」價值幾何,不取決於自身本事高低,乃在於帝王是否識你的「貨」,說白了,就是取決於大大小小的「皇帝們」的好惡。連孔子當年都自稱「我待賈者也」,四處遊說列國,也沒能「推銷」掉自己。

湯顯祖既希望在政治舞台上建功立業,同時又極度鄙視那些潛身縮首、逢迎求官的人,試圖堅持為民請命的社會良心;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使悲劇的結尾成為必然。要知道,湯顯祖生活的明代嘉靖至萬曆年間,皇帝昏庸,宦官亂政,朝綱敗壞,貪官橫行。歷史上著名的「海瑞上疏」罵皇帝、奸臣嚴嵩父子亂政的故事均出現在嘉靖時期。萬曆帝在位48年,親政38年,卻把自己關在深宮,沉迷於丹爐的熏染之中,25年不見人面。將國運興衰繫於這樣的「九重之尊」身上,國勢民情也便大體可知了。在專制政體之下,假道學甚囂塵上,個性橫遭扼殺,偌大的朱明帝國,竟然容納不下一個敢倡「異端」的思想家、文學家李贄。封建衛道者們給李贄扣上「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罪名,將他逼死獄中。湯顯祖與李贄多年神交,這件事對他的影響不可估量。

四百年來傳唱不衰的《牡丹亭》

生活在那個時代的湯顯祖,耳聞目睹這些慘劇怪事,身上漸次形成的文化個性、反叛精神,就無可避免地要與命運安排給他的羈絆作搏鬥。時代毀滅人,也造就人。湯顯祖一生的矛盾和苦悶在於入世與出世間的無奈,文章名世與大道踐履的抉擇兩難,以及在情與理之間的痛苦徘徊。在經歷了強烈的濟世情懷與無奈的仕途抵牾之後,他終於選擇了一條正確的人生之路。大明朝雖然少了一個好官,戲曲史的星空中卻從此升起了一顆耀眼的巨星,這真是中國戲曲史乃至世界戲曲史之大幸。

用運載火箭發射航天器,不是任何時候都可以進行,由於工作條件和氣象限制,必須在特定適合的時段內才能發射。這種允許發射的時間範圍,叫作「發射窗口」。發射窗口十分難得,有時稍縱即逝。莎士比亞和湯顯祖的命運區別,就在於他們的激情和才華是否遇到這樣一個千年難遇的「發射窗口」。在莎士比亞的時代之前,英國有著嚴格的書籍和戲劇審查制度,還有血腥恐怖的「星室法院」,以言犯禁者可被處以酷刑。到了伊麗莎白女王時代,寬容的施政理念使她對自己的政敵都盡量減少殺戮,以避免社會動蕩。而對於天才作家莎士比亞的寬容與賞識,更是有目共睹。如果莎士比亞晚生幾十年的話,不幸碰上了英國資產階級大革命,我們也許只能在斷頭台上聽他朗誦那偉大的作品了——克倫威爾掌權後發布的第一個命令就是關閉倫敦所有劇場。在那個砍頭好比風吹帽的年頭,連查理一世的頭都被砍了下來,莎士比亞那顆腦袋能不能保住就很難說了。

由勞倫斯·奧利弗導演並主演的《理查三世》獲第29屆奧斯卡金像獎 最佳男主角提名

莎士比亞遭遇的一次意外驚險,最能說明那個時代的包容。1601年,一夥神秘的顧客來到倫敦最豪華的劇院,他們開出高價,指定劇團在某一天重新上演《理查三世》這部戲劇。當演員們演到廢黜國王那一幕時,叛亂在倫敦城發生了,這就是埃塞克斯伯爵叛亂案。原來,伯爵和他的同夥在策劃叛亂時約定,以劇中廢黜國王的一幕作為發動叛亂的信號,可憐的演員們不幸被捲入了叛亂中。不過,叛亂被平定以後,無論《理查三世》的作者還是演員和劇團,沒有任何人因為撰寫和演出這部戲劇受到任何懲罰。

莎士比亞實屬幸運,他生活在以寬容之道治國的伊麗莎白時代。這是英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時代之一。女王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包容之心,澤及文學藝術,特別是她對戲劇的扶持。伊麗莎白之後繼位的詹姆士六世也一樣酷愛戲劇,登基僅兩個月,就把莎士比亞和他的劇團攬進自己親自庇護的班底,並改名為響噹噹的「國王供奉劇團」。莎士比亞和劇團演員都成為宮廷侍衛,配有猩紅色的皇家制服,授予榮譽頭銜。從此,國王供奉劇團的宮廷演出每年超過20場,演員們的收入劇增,莎士比亞也有了相當不菲的報酬。

當時,莎士比亞創作的歷史劇大多以揭露宮廷黑幕為主題,許多君王在劇中都是反面人物,觀眾很容易對號入座引起聯想。伊麗莎白當然知道這一點。當莎士比亞的《理查三世》上演時,強悍狡詐的理查對自己有一段「自畫像」式的獨白:

我有本領裝出笑容,一面笑著,一面動手殺人;我對著使我痛心的事情,口裡卻連說「滿意滿意」;我能用虛偽的眼淚沾濕我的面頰,我在任何不同的場合都能扮出一副虛假的嘴臉……連那殺人不眨眼的陰謀家也要向我學習。我有這樣的本領,難道一頂王冠還不能弄到手嗎?

伊麗莎白擔心劇情會使觀眾聯想到她本人,因為劇中篡奪理查三世王位的正是她的祖父亨利七世。但是女王並沒有將作者投入監獄或者禁演這部戲,她僅僅對大臣們埋怨說:「這部悲劇在劇場和劇院里已經演出40次了。」

1601年,莎士比亞的新劇《哈姆雷特》在倫敦上演——「脆弱啊,你的名字是女人!」當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員在舞台上說出莎士比亞的這句名言時,舞台對面的包廂里就坐著伊麗莎白女王。她若無其事地看戲,沒有表現出一絲不快。

《哈姆雷特》劇照

鐵屋中的吶喊,太陽下的宣言

16世紀,湯顯祖和莎士比亞所處的社會有著相似的政治、經濟和思想背景。兩人所處的社會都被壓制人性、貶低人性的思想所束縛,經過進步人士的不懈努力,充滿人文主義氣息的新思想衝破傳統,使人性得到解放。相似的社會根源,使得兩者有著相似的文學創作思想傾向。湯顯祖和莎士比亞雖然相隔萬里,但他們都處在「東西方的文藝復興」時期,他們都深受人文關懷思潮的影響,所以在作品中都熱情呼喚和讚頌人間的真情、真愛,也塑造了很多「至情」「痴情」的人物形象。他們的作品處處充斥著情與理、靈與欲的矛盾和鬥爭,充滿著對人性的尋找與發現。湯顯祖和莎士比亞,一個在東方沒落的王朝中長夜獨行,一個在西方的溫柔富貴鄉中孜孜思索,他們最終都沒有失去獨有的犀利和深刻。

但由於東西方社會文化背景的不同,莎士比亞和湯顯祖的結局又迥然有別。

莎士比亞所處的時代,是專制制度開始瓦解、新興的資產階級開始上升的大轉折時代。在文藝復興這片沃土上,莎士比亞盡情呼吸著自由新鮮的空氣。人文主義思潮激發了要求個性解放、享受生活的時代巨潮,人性取代了神性,人道主義取代了神道主義,號召人們理直氣壯地用世間的幸福去取代天國的理想,而不要為了一個虛無縹緲的理想放棄現世的享樂。文藝復興的年代裡,藝術家心裡充滿世俗快樂色彩。莎士比亞選擇一個故事的時候,也許僅僅是覺得這個故事有趣而會動筆,他為大眾寫作,也為市場寫作。《亨利四世》創造了一個不朽的喜劇人物福斯塔夫。福斯塔夫是一個年過五十的破落騎士,一個好吹牛的懦夫,一個貪婪的冒險家。他是流氓頭子,善於見風使舵、渾水摸魚。他否認任何道德,既無良心也無憐憫,平生第一快事就是以粗魯低級的方式向女子獻殷勤。他生性幽默,所言所行妙趣橫生,笑料百出。福斯塔夫作為一個活在老百姓身邊,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人物,成為莎士比亞筆下最成功的喜劇形象之一。

動蕩不安的歐洲大陸,搖搖欲墜的封建統治,尖銳對立的社會矛盾,頻繁的人民騷動,西班牙入侵的危險……這一時期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便是莎士比亞創作的背景。莎士比亞以傑出的才華把握這個大變革時代,揭露封建制度的冷酷無情,主張實行資產階級開明君主的專制制度,讚美現實生活,肯定人的力量和價值,以傑出的作品提升了英國的人文主義思想。

而湯顯祖經歷了痛苦彷徨的求索,也很難真正找到一條出路:在他身上,體現出一個走在時代前列的覺醒者無路可走時的悲茫無依和無可奈何:湯顯祖早年寫過一篇寓言性的《嗤彪賦》,描述了一隻老虎因貪口而陷入道士設下的陷阱,慢慢地失去了往日山中之王的雄風,成了任人擺布的玩物,最終由「大蟲」變成「小畜」。這篇賦象徵著一個獨立的人失去自由的過程,表達了湯顯祖對專制社會異化環境的深刻感觸。一個獨立的人,一旦走上仕宦之路,就會失去作為個體的獨立存在價值,變成沒有自覺意識、被人愚弄還要感恩戴德的奴才。湯顯祖對此無比悲憤,在賦末這樣表示了自己的態度:「諒如此而久生,固不如即死之麒麟。」

湯顯祖《邯鄲記》

在他後來創作的《邯鄲記》中,人與異化環境的衝突已不是局部的了,抨擊的對象已經是整個專制社會。湯顯祖通過劇中主角盧生一生大起大落、大悲大歡的命運變化,把專制社會的黑暗、荒唐、腐朽揭示得淋漓盡致。在這個「朝承恩,暮賜死」的體制下,任何荒謬的事都會發生,人只是玩偶和奴隸。《邯鄲記》展示的是一幅血淋淋的異化現實圖景,在這個荒謬世界中,人生可悲而又可憐。

湯顯祖通過心靈的深刻反省超越,從而獲得精神上的自由,但即使能夠改變主觀內心,卻無法改變堅硬如鐵的現實環境。在現實中,這種精神自由沒有著落,成為無根的浮萍。對此,湯顯祖似乎也早就感受到了。他在《邯鄲記》中,雖然讓盧生夢醒後向道教仙境皈依,但在劇末還是發出了「還怕今日遇仙也是夢哩……畢竟遊仙夢穩」的疑問與慨嘆,這是沒有自信、無可奈何的心理表現。

於是我們最終看到,莎士比亞自豪地站在16世紀的思想高度,把掩藏在歷史深處的人性挖掘出來,拋到人們面前,大聲說:「看吧,我的朋友們!人類不是按照我的規格創造的,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把他們真實的樣子展示給你們看。」而湯顯祖所處的中國,仍然是一個閉關自守的老大帝國。日益腐化的中央集權變本加厲,壅塞民智。資產階級啟蒙思想的萌芽走不出書本,在專制的貧瘠瘦土上始終未能生根開花。湯顯祖只能默默用無處不在的夢,去傾訴一個時代的謎;用掩耳盜鈴似的悲劇人物,去講述一個時代的大悲劇;用自我解嘲,去嘲諷整個社會。那鐵屋中的真理亮光,就閃爍在真中有幻、寂處有音、冷處有神、味外有味的字裡行間;一個偉大的天才沒有知音。是湯顯祖的悲哀,更是一個時代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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