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學子的抗戰擔當

80年前，日本發動了七七事變，成為中國人民奮起抗日的重要歷史節點之一。回顧抗日戰爭史，留日中國學子踴躍參加抗日愛國運動，投身抗戰一線，甚至血灑戰場，書寫了可歌可泣的抗日禦侮詩篇。——編者

100年前，1917年6月26日，以89.72分的平均成績，周恩來在南開學校畢業，隨即決意報考日本官費學校，並於當年9月入讀東京神田區東亞高等預備學校。由於積极參加愛國救亡運動，投考官費名額屢屢失敗，周恩來遂「返國圖他興」。以共築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周恩來千古流芳。以周恩來為代表，抗戰期間，留日學子，無論深陷敵營還是共赴國難，只要心中激蕩鐵骨錚錚之浩氣，便執意揮灑可歌可泣的抗日禦侮詩篇。

1.忍百般屈辱

「以我堂堂天朝，幅順之廣大，人民之多，財賦之厚，兵卒之精，十倍於爾，爾乃不自量力，輕啟兵端是不明乎大小之勢矣。」在1894年7月28日《申報》刊登的文章中，甲午戰爭開戰之初國人對東瀛的鄙夷溢於言表。然而，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使「地位逆轉」，並使「昔日之師傅，不如今日之弟子」，不得不「遠涉重洋，入彼學府，采其精英，保我國土」。御史楊深秀在奏摺中甚而提出，「中華欲遊學易成，必自日本始。」明治維新後崛起的日本也著實讓留日學子「話異國文明，動故鄉觀感，每至泣下數行」。

毋庸諱言，黃興、宋教仁、廖仲愷、秋瑾、鄒容、陳天華、陳獨秀、李大釗、魯迅、郭沫若等均受惠於日本教育。對這些仁人志士，東洋人亦肅然起敬。但弱國無尊嚴，中國人僅為「瀕死之國的劣弱國民」而已。最先慘遭嘲諷和輕蔑的，非留日學子莫屬。在《沉淪》一文中，郁達夫疾呼：「我何苦要到日本來，我何苦要求學問。既然到了日本，那麼自然不得不被他們日本人輕侮的。中國呀中國！你怎麼不富強起來，我不能再隱忍過去了。」

1906年，《革命評論》刊登的《關於支那留學生》一文中，追隨孫中山的日本友人宮崎滔天視留日學子為「佳賓珍客」，並淳淳告誡日本民眾：「諸君日夜當作『豚尾奴』輕視、嘲笑、欺騙、貪絞、誘惑的支那留學生，他們將來是新支那的建設者。他們現在正含垢忍辱，諸君心中豈無絲毫慊歉之情！諸君今日侮辱他們，最終將招致他們的侮辱！而相互侮辱或許最終還會招致爭鬥！」

2.舉救亡旗幟

日本在軍國主義道路上一意孤行，其反華、辱華、侵華之舉必遭中華兒女迎頭痛擊。中華民國留日學生救國團組建於1918年5月5日，率先在留日學子中舉起救亡旗幟，「誓死與國內革命民眾合作，一致抗日」「抗日無須離日，救國不必歸國」。90餘個留日學生抗日救亡團體先後嶄露頭角，「以各學生宿舍為中心開展抗日活動」，如林煥平籌建的「左聯」東京支盟、以汪叔子為代表的中共東京支部、賈桂林主持的中華救國團以及由錢崖領導的反戰情報組。這些留日學子為策應國內抗日立下汗馬功勞。

「此時不是讀書時；此地不是讀書地！」九一八事變後，留日學子紛紛罷課。七七事變後，留日學子蜂擁至東京的民國政府駐日留學生監督處，「群請資送回國」「暴日未撤兵前堅不回日求學」，堅決不做「日中親善」的「楔子」和「大東亞新秩序」建設的「協力者」。1937年8月成立的上海留日同學抗敵救亡會展開宣傳、募捐、慰勞、救護等救世運動，並於9月14日發表《告日本文化界書》，號召日本同仁遏制侵華暴行。東北留日青年救亡會的成員則利用其留日特殊身份打入敵營，為黨組織開展抗日救亡運動提供寶貴情報。

抗戰的核心制勝力並非武器，而是人才。毛澤東說，「偉大的抗戰必須有偉大的抗戰教育運動與之相配合」。辦學遂成為留日歸國學子投身抗戰的主要途徑。誠然，「教育」與「教育學」概念得以在中國普及，功在留日學子譯介西方教育著作。

3.育抗戰人才

「中國不會亡，因為有陝公。」毛澤東語曾這樣說。陝公，即陝北公學，1937年11月1日開學，以「堅持抗戰，堅持持久戰，堅持統一戰線，實行國防教育，培養抗戰幹部」為教育方針，輸送萬餘名抗日棟樑。《黃河大合唱》便在陝北公學大禮堂首演。其創辦人以留日歸國學子為主，如吳玉章、徐特立、成仿吾、董必武、林伯渠。其中，陝北公學首任校長成仿吾曾求學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

經過艱苦卓絕的長征，革命隊伍嚴重虧空。七七事變後，大批革命青年從全國各地奔赴全民族抗戰的「燈塔」——延安。「要吸收這批青年——這個抗戰力量——到抗戰的各個方面，使他們能夠發揮出自己的偉大力量，加強整個民族抗戰的力量。」陝北公學，這所「戰火中的學校」所培養的畢業生踴躍響應學校發出的號召——「到抗戰前線去！到民眾中去！到困難的地方去！」，並「成為各條戰線上的抗日新生力量」。1939年日寇入侵陝北，黨中央決定將陝北公學與魯迅藝術學院、安吳堡戰時青年訓練班、延安工人學校合并，組建華北聯合大學，並成為晉察冀邊區的最高學府。校長成仿吾把辦學宗旨歸結為「為了堅持華北的抗戰」。

徐特立，被周恩來譽為「人民之光，我黨之榮」，在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廳長之際，為穩定與發展大後方提供教育支撐。1940年，在抗戰關鍵期，雖戰事壓倒一切，徐特立卻力排眾議，毅然創辦延安自然科學院，由此開創中國共產黨高等理工教育之先河。一切為著抗戰，一切服從於抗戰建國，遂成為該院戰鬥口號。

4.走人間正道

延安五老，除謝覺哉，徐特立、吳玉章、董必武、林伯渠均系留日歸國人員。「端起飯碗來，想起林伯渠！」身為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把邊區建設成為模範抗日根據地。董必武則為開闢華中抗日根據地奠基。在抗日軍事戰線上，留日歸國人員程潛、劉有道等浴血抗戰；在抗日文化戰線上，郭沫若、郁達夫等以筆代槍。犧牲在日寇屠刀之下的郁達夫，其光輝的一生足以印證其留日期間所言：「余有一大愛焉，曰愛國……國即余命也，國亡則余命亦絕矣！」

留日學子中亦不乏民族敗類，如汪精衛、周佛海、褚民誼等。汪偽政權高官的留日比例高達三成多。留日學子孟廣璉曾言，日本煞費苦心在中國人中培植勢力，「以備他日親善之用」，但「中國人終究仍是中國人，造就出來的人才回國後是為中國用的」。

在東渡扶桑的莘莘學子群體中，「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壯歌乃主旋律。何以如此？只因正義必勝、和平必勝、人民必勝。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會上所揭示的歷史真理。正義驅逐邪惡、光明驅散黑暗、進步驅趕反動，此乃歷史規律，不可違逆。負笈留學，唯有堅持走人間正道，出彩的人生必無愧於時代、無愧於人民、無愧於歷史。（作者：俞可 冷雲紅，作者單位：上海師範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院）

《中國教育報》2017年07月07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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