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七：聖人亦夢——王羲之書法的意義

書畫 07-07

我們談書法，總離不開王羲之。所謂「唐詩晉字漢文章」。「晉字」的代表，最重要的無疑是「書聖」王羲之。王羲之在中國書法史上的地位，正像儒家之孔丘，道家之老子，佛教之釋迦牟尼，基督教之耶穌一樣。那些書家在述說自己所宗所法時也總忘不了強調如何「宗法逸少（羲之）」、「直追二王（王羲之、王獻之）」之類的話語。似乎不學王羲之，書家便腰不直、腳不穩。

我們首先承認王羲之是絕對一流的中國書法家。但在這絕對一流之中，其書法成就是否又絕對高於古代一流者如歐陽詢、顏真卿、張旭、懷素、孫過庭、米芾、董其昌、王鐸這些風格獨具的書家，則是值得討論的。雖然這些絕對一流的書家對王羲之都極為推崇，但在我們能看到的作品中，好像很難判斷王羲之的作品就一定就比上述書家高出a一截。首先，王羲之與他們的作品很難對比。王的主要書法成就是行書。雖有定論王的《蘭亭序》被稱為「天下第一行書」，顏的《祭侄文稿》被稱為「天下第二行書」。但要說楷書的成就，顏真卿無疑要高出一截；歐陽詢的歐體楷書地位，也不是王羲之所能比的；至於張旭、懷素草書達到的成就高度，則更非王羲之可比了。其次是影響問題，因為後來的書法大家大都認為自己得益於王羲之。——也許，除了王羲之的書法傑出成就，也因為王羲之比他們生得早吧。但要說早，則史上有名的蔡邕、張芝、衛夫人、鍾繇等又比王羲之生得更早。而且鍾繇的楷書已經基本成熟（王的楷書風格與鍾近似）。他的書法對王羲之，對後世也產生了重要影響，為什麼獨獨王羲之享有這麼重要的地位呢？

這當然是因為王羲之的傑出成就，但又不僅僅是傑出成就。

我們當然應該從實際出發，從觀察分析具體的作品出發。但問題在於，王羲之最重要的作品如《蘭亭序》等，也只是唐和唐以後的摹本。王羲之很少甚至沒有真跡流傳下來。雖然這些摹本(大多為書札)和拓本（如《聖教序》）也多少能體現王的書風，但被認為是神品的《蘭亭序》到底是怎麼一種完美，我們已經很難考究了。但即使被公認為最逼近王羲之真跡的馮承素摹本《蘭亭序》，其實也有不少敗筆的。

這是隨便從馮本中挑出的八個字。很難想像，這些字就是天下極品《蘭亭序》的選字。「永」字生硬，「暮」「春」兩字平庸而缺乏生氣，「畢」字的中豎死板似有「鼠尾」之病。「不」「長」兩字用筆造作而無力，「可」「視」兩字的用筆結體都生硬……這樣的毛病全幅作品中還有不少。當然，我們也完全可以說，王羲之的原本不是這樣的，比這個要美麗、要自然、要有力得多。

我們還是看看王羲之或許比較真實的作品吧。

因為這些為數不多的字幅很可能就是王羲之的真跡，因而彌足珍貴。這些作品的共同特點是極其自然，甚至有點隨便、草率的味道。但不管怎麼說，光靠這些作品，還夠不上「偉大」和「書聖」條件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種隨便與草率之中，王羲之將我們司空見慣的字寫得這樣優美而富於靈氣，這樣隨便而達到美的自然——那些筆畫竟然可以這樣連接、呼應，竟然可以這樣變化達到這樣均衡與自然！這，才是王羲之在當世最富于震撼力的所在。

但光是這樣，也還不足以成為「書聖」的。

王羲之作為一流書家而成為書聖的直接原因有兩個：

一是帝皇們的推崇。

——在兩漢、西晉時期，雖然楷書楷式走向成熟，行、草書已經逐漸風行，但人們還在猶豫於到底用章草、隸書還是行書、楷書的時候，突然發現王羲之竟然可以這樣把楷法、隸法等融合起來，寫出這樣優美風雅的行草書。其實，王羲之書風最明顯特徵是用筆細膩，結構多變。最大的成就在於增損古法，變漢魏質樸書風為筆法精緻、美崙美奐的書體。草書濃纖折中，正書勢巧形密，行書遒勁自然，總之，把漢字書寫從實用引入一種注重技法，講究情趣的境界。而魏晉南北朝是書法藝術思想大覺醒，也是書法思想大解放的時代。我們從廣泛流傳的關於鍾繇、張芝、王羲之、王獻之等人眾多如何學習書法的故事，從魏碑的大量的風格各異的輝煌成就中，完全可以看出追求書法美、追求筆畫意趣已經成為一種自覺與時尚。這些都標誌著書法家不僅發現書法美，而且完全可以把這種極美創造出來。據傳鍾繇擅長隸、楷、行各體，尤以楷書影響最大。他的楷書承襲了東漢隸書的遺風，八分開張，左右波挑，勢巧形密，自然古雅。他寫的《賀捷表》頗有鴻鵠飛張姿態，被當世的梁武帝蕭衍評為「群鴻戲海，舞鶴游天」。在他的楷書中，還有隸書的筆意。王羲之的的楷書如《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贊》等已經膾炙人口，而王羲之的行、草書，被當世譽為「龍跳天門，虎卧鳳闕」，給人以靜美之感，恰與鍾繇楷書形成對比，而且明顯超越了鍾繇。毫無疑問，王羲之的這種揮灑自如、美輪美奐的行、草書鮮明的創造性和極大的影響力。

但王羲之書聖地位的確立，卻也有一段演變的過程。正像南朝宋泰始年間的書家虞和在《論書表》中說：「洎乎漢、魏，鍾（繇）、張（芝）擅美，晉末二王稱英。」王右軍書名蓋世於當時，而宋齊之間書學地位最高者則推王獻之。獻之從父學書，天資極高，敏於革新，轉師張芝，而創上下相連的草書，媚妍甚至超過其父，窮微入聖，與其父同稱「二王」。南朝梁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云：「比世皆尚子敬（獻之）書」，「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鍾繇），於逸少（羲之）亦然」。改變這種狀況的首先是梁武帝蕭衍。他尊王羲之而抑王獻之。他在《觀鍾繇書法十二意》中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猶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蕭衍皇帝和書家合而為一的特殊地位使他的品評具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輿論遂定。但此時還沒論定王羲之的書法成就高於鍾繇等人。直到唐太宗時，王羲之的書法的無上崇高地位才確定下來。唐太宗極度推尊王羲之，不僅廣為收羅王書，而且親自為《晉書·王羲之傳》撰讚辭，評鍾繇則「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論獻之則貶其「翰墨之病」，論其他書家如子云、王濛、徐偃輩皆謂「譽過其實」。通過比較，唐太宗認為右軍「盡善盡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從此王羲之在書學史上至高無上的地位便確立並鞏固下來。宋、元、明、清的帝皇和學書人，無不尊晉宗「二王」。

二是在「王羲之」這個書聖的身上營造了無限的藝術想像空間。

在中國最偉大的英主之一唐太宗這個超級「粉絲」的推崇下，王羲之無疑被帶上了神聖的光環。何況，唐太宗本人又是深諳書法的君主，何況他連死後也要獨佔《蘭亭序》，名震千古的《蘭亭序》於是永絕於世。那麼多的《蘭亭序》摹本，可能比較接近王羲之的原貌，也可能差之毫厘失之太遠……後代的帝皇、書家都對《蘭亭序》推崇備至。像趙孟頫、董其昌這樣的大家都認為是至善至美的作品。董其昌在《畫禪室隨筆》中說：「右軍《蘭亭敘》，章法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帶而生，或小或大，隨手所如，皆入法則，所以為神品也。」——這裡雖然談的是「章法」，但說得很清楚「其字皆映帶」。即使單獨抽出來有一絲半點毛病，也是呼應顧盼使然。而相比之下，世上那麼多的模仿、偽造王羲之真跡的人，是怎麼也模仿不了王羲之的神韻風采的……

創造藝術需要想像，欣賞藝術也需要想像。藝術的缺損一方面破壞了藝術的完美，另一方面也能夠驅動欣賞者在欣賞過程中進行不自覺的藝術想像，在想像中去「完成」缺損的藝術形象。維納斯的斷臂是缺損的，但她的缺損也會引起我們更多的想像，曹雪芹的《紅樓夢》是未完成的，但人們在閱讀高鄂補寫的後二十回中爭論出千千萬萬的《紅樓夢》的結局。在那些歷史的斷牆殘垣中，因為還殘存著藝術與文化，總能激發我們無限的想像……

總之，我們在欣賞「王羲之」的《蘭亭序》時，那些書家在心慕手追「王羲之」時，都自覺不自覺地填充著「王羲之」，使心中的王羲之更趨完美。

但王羲之成為書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

這便是王羲之的書法最符合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君子之風。

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君子，政治上無疑是忠君愛國，道德上無疑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王羲之也忠君愛國，也重道德氣節，但在政治道德給世人的典範意義上，無疑是七十歲還親臨前線抗擊叛軍最後被縊殺的顏真卿更為突出一些。但藝術和文化意義上的「君子」，無疑更重要的表現在個人的氣質和稟性上，表現在其藝術的個性風格上。文化藝術上的「君子」涵括的意義，並不單單指「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的「義」。而是孔子所謂作品中表現出來的「怒而不怨，哀而不亂」的中庸，是「謙謙君子，溫潤如玉」一類的風格的東西。而且，這個「君子」應該是有相當的涵括性和包容性的。雖然在關於王羲之的傳說故事裡並不缺少扶貧濟困、蔑視權貴教人行善之類的故事，但這些並不太重要，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裡傳遞出來稟性和涵括的風格。

第一，王羲之書法秀逸俊雅而從容不迫是君子之風的外在表現。王羲之書法的風格無疑也是突出的，他的行書秀逸而簡練，穩重而瀟洒。但要說風格突出，則遠遠比不上雍容壯偉的顏真卿、也比不上「張顛狂素」，甚至比不上工整俊秀的歐陽詢、結體和用筆都奇突嬌縱的《張猛龍碑》。但王羲之那實有而不見，秀美而難尋的典範意義，卻是任何一位偉大書家所無法比擬的。不錯，像顏真卿、張旭、懷素這些鮮明風格的作品，他們達到了極致，但也只是一種風格的極致，而不能規範、涵括其他的書家和作品。而王羲之就不同了。因為他的書作的美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永絕於世而又有一定蹤跡引人想像），他便具有極大的涵括性和包容性。

我們看看比較接近王羲之風格的《聖教序》。

懷仁集王羲之聖教序（西安）

《聖教序》現藏西安碑林。王羲之書跡大都賴此以傳，故為歷代書家所重。《聖教序》是唐太宗為表彰玄奘法師赴西域各國求取佛經，回國後翻譯三藏要籍而寫的。太子李治(高宗)並為附記。懷仁是長安弘福寺僧人，能文工書，受諸寺委託，借內府王羲之書跡，煞費苦心，歷時二十四年，集摹而成此碑。遂使「逸少真跡，咸萃其中」。由於懷仁對於書學的深厚造詣和嚴謹態度，致使此碑點畫氣勢、起落轉側，纖微克肖，充分地體現了王書的特點與韻味，達到了位置天然、章法秩理、平和簡靜的境界。當然這種集字的做法也有相當的局限性。如重複的字較少變化，偏旁拼合的字結體缺少呼應等。自此碑以後，效集王羲之書或其它大書法家書的字集為碑刻者不斷出現，但仍以《集王羲之聖教序》最為成功。

其實，懷仁的集字碑刻在保留王羲之的風格上，一點也不比那些臨摹《蘭亭序》的馮承素本或諸遂良本差。雖然集字有行與行過於均勻、字與字過於獨立而顯得呆板的缺點，但集字碑刻能夠準確地保留結體和筆畫的外形。而且碑刻可以慢慢修改完善（相比之下，古代的仿摹技術就差多了）。我們看懷仁的王羲之集字，行筆爽利自然，風姿秀逸俊雅，就單個字來說，一點都沒有臨摹的痕迹。顯然懷仁本身就是一個出色的書法家。甚至懷仁在集字碑刻的時候對王羲之的字多多少少進行了適度的美化。二十四年的揣摩研習，心慕手追，懷仁與王羲之在很大程度上已經重合，而且，在絲絲入扣的摹刻之中，不能排除也加入了多少懷仁的創造……

《聖教序》準確地表現了王羲之字體的形貌，王羲之書法的「君子之風」在集字中也較為真實地展現出來。這「君子之風」是秀逸的、俊雅的，也是舉止合度的、溫文爾雅的。是合乎中庸之道的。看王羲之的行、草書，幾乎看不到他的瀟洒之中會出現「驚險」的筆畫。即使偶有重筆、挫筆，也出而即收，只是偶爾出現的一點情趣裝點而已。在王羲之的行、草書中，絕對沒有末筆的張狂，大抵只是妥帖地呼應和行進。

這便是書聖王羲之的書體給我們的「君子之風」的印象。我們看「王羲之的」《蘭亭序》，當然為她的秀逸俊雅所吸引。歷來都說《蘭亭序》結體欹側多姿，錯落有致，千變萬化，曲盡其態。唐太宗贊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黃庭堅稱揚說：「反覆觀之，略無一字，不可人意」等等，或因唐太宗看的是真跡而為其所折服，或因黃庭堅等對神聖多少有所溢美。像董其昌說的那樣：「右軍《蘭亭序》，章法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帶而生，或小或大，隨手所出，皆入法則，所以為神品也」（《畫禪室隨筆》）。「皆映帶而生」，即使個別不是盡善盡美，也是呼應連接使然，是「皆入法則」的。而對其章法布局，古今第一，則更為真實可信。明解縉在《春雨雜述》中所說：「右軍之敘蘭亭，字既盡美，尤善布置，所謂增一分太長，虧一分太短。」「盡善盡美」既不可見，但其「古今章法布局第一」卻是明白無誤的。事實上後世也極為珍視其布白之妙，雖然臨摹者難免滲入各自的筆性，但無人稍變其布白。

這無人敢稍變的布白是什麼一種章法布局呢？我們看《蘭亭序》的摹本，也會感到這種錯落有致、前後呼應、長短合度、不緊不慢的章法布局有一種均衡美，這是一種得體的中庸之道的美，是一種傳達出「君子之風」的氣度。

第二，王羲之曠達通透的思想是君子之風的內涵。漢末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痛苦的時代,但也是儒家思想逐漸動搖，老莊哲學大行其道的時代，是知識分子精神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由於國是日非,綱紀頹弛,權威與秩序的崩潰,帶來一場思想的強烈震蕩,當時也有不少士大夫一開始心急如焚,捨身為國,但卻沒有得到皇帝的認可,甚至一次次向他們舉起屠刀,「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後漢書.黨錮列傳》)士大夫被皇帝所拋棄,儒學先哲們指明的那條「兼濟天下」的光明大道已被阻塞,於是他們只能懷著深深的遺憾,走上一條「獨善其身」的道路,他們的信仰發生了變化。從對入世的儒家學說的深信不疑轉為對黃老出世哲學的迷戀,形成一種具有濃厚時代特色的學術體系——魏晉玄學。玄學對化了他們在物質上及時行樂和精神上超逸蕭散的追求,這樣的心態反映在書法上便形成獨有的風格,他們追求瀟洒飄逸,「傾向於簡約玄譫,超然脫俗的哲學的美」(宗白華《美學散步》)。書聖王羲之就曾竭力在清談與務實兩者之間保持某種平衡, 他晚年選擇了逍遙山林,幽處頤養的生活,對國家和人民完全不負責,服石,遊歷,垂釣，寄興于山水之間，把自己融化在大自然之中,成了其晚年所追求的最佳狀態。最後的這種選擇可能影響了他的藝術風格，如王羲之的「書之氣,必達乎道,同混元之理」就是玄談之理在書法上的具體表現。這種消極無為,「放浪形骸之外」,也正是當時失意門閥士族文人的一種頹唐的心理狀態,也是魏晉之際「以無為本」的時代思潮的一種表現。這種玄學思想對書法藝術的影響最為顯著,所謂「言不盡意」,「得意忘言」,看這一時期的書評,無不顯示出這種既朦朧又執著的觀照心態。

與這種氣度相協調，《蘭亭序》中記敘了蘭亭周圍山水之美和聚會的歡樂之情，抒發作者好景不長，生死無常的感慨。雖有淡淡人生哀傷與感喟，但更有珍惜時光、熱愛生命，通古達今的曠達情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不僅僅是文字的對稱與韻律化，也是一種從容不迫，一種積極而平靜的人生觀的吟唱。即使處此亂世，也是一種相對平和的心態。

而王羲之也頗有君子的風采和風度。他既有洒脫漂亮的外在風貌，「時人目王右軍，飄如游雲，矯若驚龍」，又有富贍的內心世界。他對人生、社會、自然的思考都帶有道家的通透與洒脫。晉代玄學盛行，崇尚老莊哲學。王羲之也不例外。晉室南渡之初，他見會稽有佳山秀水便有終老之志。辭官歸隱後，他在山陰道上行，見山川相映發，頗有應接不暇之感。他又泛舟大海，遠採藥石，在他的心胸中滌除塵慮，接納自然萬物之美，發現宇宙的深奧精微，印證到書藝上，正如《書斷》所說：「千變萬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發靈，豈能登峰造極！」。王羲之的《蘭亭》詩也寫道：「仰視碧天際，俯瞰祿水濱。寥闃無厓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工，萬殊莫不均。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宗白華先生曾說王羲之真能代表晉人這純凈的胸襟和深厚的感覺所啟示的宇宙觀。「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寫出了晉人以新鮮活潑自由自在的心靈領悟這世界，使自我觸著的一切呈露出新的靈魂和生命。「寓目理自陳」，這理不是機械的陳腐的理，而是活潑的宇宙生機中所含至深的理。王羲之又有詩句云：「爭先非吾事，靜照在忘求。」宗白華認為「靜照」是一切藝術及審美生活的起點。晉人的文學藝術都浸潤著這新鮮活潑的「靜照在忘求」和「適我無非新」的哲學精神（宗白華《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王羲之正是晉代這種「靜照」領悟與「適我」創造的一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