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前，為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毛澤東曾一日寫七信

80年前的今天，「七七」事變的炮聲吹響了全民族抗戰的號角。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的過程中，毛澤東的親筆書信起到關鍵作用。

今年是中國人民全面抗戰爆發80周年。在回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的過程中，毛澤東的親筆書信所起的作用值得一提。在學界，有人稱之為「親書政治」。親書者，這裡專指親筆書信。

毛澤東一生親筆給人寫信無數，這是其政治生涯的有機組成，也是他長久運用漸至爐火純青的政治技能之一。

在結束長征抵達陝北特別是召開瓦窯堡會議後，直至「七七」事變前夕，毛澤東為了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運用親筆書信與各方人士積極聯絡，爭取社會各界對中國共產黨政策主張的最大認同，堪為親書政治的成功範例。

以親書作為上層統戰的「外交」手段

1937年7月7日，日軍發動「盧溝橋事變」，中國守軍奮起抵抗，全民族抗戰由此開始。

在共產國際有意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在日寇加緊蠶食侵略中華的危急情境下，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擬寫的「八一宣言」在共產國際「七大」定稿並傳出。受其影響，國共兩黨開始談判。

然而，談判並不順利，軍事對壘仍在，國共通而未通。在此情形下，親筆書信成為毛澤東溝通國民黨政要與社會精英的重要手段之一。與親筆書信相協同的還有派員聯絡、電報聯繫。派員聯絡通常會捎上親書，電報聯繫具有近代化的便捷性，但其前提是雙方必須互遞密碼，這通常是在親書政治奏效之後。

此外，中共中央還以中共中央、中國共產黨、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紅軍將領等名義向國民黨等發出宣言、通電、公開信等，以宣傳共產黨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主張。

這是中國軍隊在盧溝橋抗擊日軍的進攻。

這些政治文件雖然很多也蘊含了毛澤東的心血智慧，有的甚至就是出自他的手筆，但因為是以組織的名義，即便以書信形式，也不能視為親書。

毛澤東的親書政治，以統戰理論觀之，可統歸於上層統一戰線的範圍（這時期毛澤東寫給黨內同志的書信暫不入論列）。在1936年3月27日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作關於「外交」問題的報告。

所謂「外交」，這裡實指統一戰線。報告確立十大「外交」方針，其中第十條正是「發表普遍的或個別的請求書。」如果說宣言、通電、公開信等可稱之為「普遍的請求書」的話，那麼，「個別的請求書」則非寫給統戰「外交」對象的親筆書信莫屬。

張學良（圖左）、楊虎城。

一日寫七信、一信致候69人

毛澤東為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寫的親筆書信，應以1935年11月26日他致信董英斌為最早。董當時在國民黨東北軍代理第57軍軍長，總部未經赴寧開會的張學良同意，命令該軍全部東進，以解甘泉之圍，結果在直羅鎮遭到慘敗。

毛澤東並沒有止足於直羅鎮大捷，在5天後他給敗軍之將修書一封，痛陳東北淪喪的歷史教訓，提出同對方商洽東北軍、紅軍互不攻擊等約定。

這是侵華日軍隨軍記者拍攝的「盧溝橋事變」侵華日軍戰地照片。

同年12月5日，毛澤東經向曾在第17路軍工作過的汪鋒了解楊虎城與第17路軍的情況後，同彭德懷致信楊虎城，讓汪鋒帶信給在西安的楊虎城。從書信的文言措辭，大體可以判斷此信出自毛澤東之手。

為了提升送信任務的成功率，毛澤東又致信第17路軍總參議杜斌丞，稱讚對方「不忘情於革命」、「為西北領袖人物」，促其與楊虎城商洽，與共產黨組成聯合戰線，並表達同沈克等東北軍將領、甘肅鄧寶珊聯合的意願，由汪鋒一併帶去。

毛澤東自1935年末對統戰對象展開親書攻勢後，相關書寫在1936年西安事變前形成了一波高峰。毛澤東先後致信國民黨第84師師長高桂滋、內蒙古鄂托旗張司令、盟克耳紀。在紅軍東征勝利後，毛澤東5月25日又分别致信閻錫山，及其晉綏軍部將，曉以統戰抗日之民族大義。8月13日，毛澤東又分别致信杜斌丞、楊虎城，敦促對方明確表態。

這是南口火車站門前等待開赴前線的中國士兵。

在敦促西北軍領導人物積極行動的同時，毛澤東按捺不住急迫的心情，就在寫信給杜斌丞、楊虎城的第二天，他分别致信韓復榘、張自忠、劉汝明；致信宋哲元；致信宋子文；致信傅作義；致信易禮容。

也就是說，8月14日，毛澤東一天就寫了7封信。

其中，韓、張、劉、傅，以及宋哲元，皆為國民黨當局鎮守一方的軍政首腦，毛澤東審時度勢，儘可能尋覓抗戰的同道中人。宋子文身份地位特殊，他是蔣介石的妻舅，毛澤東寫信給他更具有向蔣介石集團投石問路的意味，同時也是因為宋子文在南京政府中「時有抗日緒論」，為毛澤東所看重。

毛澤東書信中尊其為「邦國聞人」，「深望竿頭更進，起為首倡，排斥賣國漢奸，恢復貴黨一九二七年以前孫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實行聯俄聯共農工三大政策」，矚望可謂深沉。

毛澤東悼念柯棣華輓詞原作在印度完成修復。

易禮容並非國民黨軍界政界顯要人士，當時他不過是在朱學范領導的中國勞動協會「工人勇進隊」謀到參謀長一職。但易禮容曾經加入中國共產黨，「馬日事變」後為中共湖南省委代理書記，直至1928年才與黨組織脫離了關係。

毛澤東不忘舊友，更因為對方「從事群眾工作並露合作之意」而歡喜，此番去信不但是接續友誼，更是託付以重任：

「上海工人運動，國共兩黨宜建立統一戰線，共同對付帝國主義與漢奸，深望吾兄努力促成之。」

為對方免禍起見，毛澤東此信落款有意署名為「楊子任」。毛澤東曾與楊開慧結為伉儷，「子任」是他曾用的筆名，故人一見即知。

上圖為駐守宛平城的中國軍隊奔赴盧溝橋抵抗日軍（資料照片）；下圖為2017年7月3日拍攝的宛平城（新華社記者 張晨霖 攝）。

8月25日發布《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後，毛澤東對國民黨要員的親書攻勢進一步加緊，且多附寄該公開信。

9月8日，毛澤東一日寫信4封，分别致國民黨陝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及其他國民黨西北軍政首領朱紹良、王均、毛炳文。

那年「『九一八』五周年紀念日」，毛澤東分別寫信給宋慶齡，以及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和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領導人章乃器等四人。

4天後，毛澤東又分别致信蔣光鼐、蔡廷鍇，致信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寄上對兩廣實力派的協定草案。

那天，毛澤東還致信國民黨甘肅省政府主席于學忠，特別是致信蔡元培，信末開列致候「黨國故人，學術師友，社會朋舊」的名單竟多達69人。

9月22日所寫書信的總量雖然沒有超過8月14日之數，但是，以一信寫給多人，特別是信末致候人數可謂是空前絕後，突出地反映了毛澤東的歷史緊迫感，也標誌著毛澤東那時期的親書政治行為達到了高潮。

上圖為1937年8月8日，日本騎兵在朝陽門車站集結（資料照片）；下圖為2017年7月3日拍攝的朝陽門地區（新華社記者 張晨霖 攝）。

儘管在後兩個多月間，毛澤東沒有放棄親書政治的斡旋，先後聯名周恩來致信張學良，個人致信傅作義、致信許德珩等北平各教授、致信脫黨多年的陳公培。

然而，形勢還是陡轉直下。12月4日，蔣介石抵達西安，意欲脅迫張、楊部進攻紅軍。

第二天，毛澤東一日三書，分别致信馮玉祥、孫科、楊虎城，繼續呼籲、不放棄爭取。

在統戰局勢異常兇險的情況下，西安事變既勢有必然又頗具戲劇性地爆發了。

上圖為中國軍隊在盧溝橋抵抗日軍進攻（資料照片）；下圖為2017年7月3日，居民和遊客在盧溝橋參觀（新華社記者 張晨霖 攝）。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毛澤東沒有盲目樂觀，親書政治亦未就此罷手。

12月27日，他致信韓復榘，希望在確定救亡大計等方面與對方有切實的合作。

1937年3月10日，毛澤東致信斯諾，傳遞新的政策主張；

3月29日，致信范長江，附寄新的政策主張與自己寫的《祭黃帝陵文》。

除了團結中外記者，6月24日毛澤東還致信美國共產黨總書記白勞德，這既是世界黨際交往，亦可視為融入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來促進國內的舉措。

翌日，毛澤東複信何香凝，其中「但光明之域，尚須作甚大努力方能達到」一句，竟成時代的預言。

毛澤東親書可能有遺失，但以現存資料而論，因為「七七」事變的爆發、歷史使命的轉變，毛澤東那時期的親書政治就此告一段落。

何香凝。

（作者單位：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

來源：解放日報·上觀新聞

作者：吳海勇

H5製作：葉田媛

圖片：新華社資料照片

微信編輯：肖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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