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理論研究綜述

摘要

幸福研究是當今學術界深入探討的一個熱點問題，其研究範疇主要涉及基礎理論(包括內涵界定、本質屬性、結構要素、元理論學說)和專題研究(包括幸福感、幸福觀、幸福指數、國民幸福、民生幸福、幸福悖論、幸福問題、幸福歸因、幸福路徑)兩大部分，並呈現出一定的現實性、多元性和實證性特點。但對於幸福因素的作用機理、幸福構成的特殊差異和幸福研究的實踐創新尚需深入探討，同時也為幸福研究的理論創新、方法突破和實踐深化留下了深入研究的發展空間。借鑒國外成熟的研究成果，結合中國實際，建立中國特色的幸福評價指標體系，形成中國化、本土化、特色化的幸福學理論體系，是中國特色幸福學研究創新發展的努力方向和根本任務。

關鍵詞

幸福學；幸福問題；幸福指數；幸福悖論；幸福評價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幸福研究已成為當今學術界深入探討的一個熱點，以至於「幸福學」呼之欲出。其中，既有基礎理論研究的推陳出新，亦有專題研究的深化發展。整理總結幸福理論研究的進展情況，對於助推幸福研究的革新發展大有裨益。

一

幸福基礎理論研究

(一)幸福的內涵界定

1.幸福的語義內涵。對幸福內涵的界定是幸福元理論研究必須回答的基本問題。鄧先奇認為，在西方語境中，幸福意味著愉快、滿意、滿足等；在中國語境中，幸福是「幸」與「福」的集合，其中「幸」的涵義包括幸運、幸福、高興、希望等，而「福」則與「禍」相對，代表著福利、幸福和利益。為此，《現代漢語詞典》將「幸福」定義為：使人心情舒暢的境遇和生活；(生活、境遇)稱心如意。《辭海》則將「幸福」定義為在為理想奮鬥過程中以及理想實現時感到滿足的狀況和體驗。

2.幸福的學科解釋。王海明從心理學的角度提出，幸福是對一生具有重大意義的需要、慾望、目的得到實現的心理體驗和心理反應，是對一生具有重大意義的快樂。萬俊人從倫理學層面將幸福解釋為：幸福是一種生活狀態，一種人們對生活經驗的主觀感受，當然也是一種生活價值的評價；相對於每個生活的個體來說，幸福是真切的，當你感到了一種舒適感、一種成就感、一種特別的快樂、一種稱心如意的感覺，那就是幸福。

古希臘先哲亞里士多德從哲學命題上提出：「幸福是完善的和自足的，是所有活動的目的。」近代哲學家馮友蘭則把幸福看做一種自由的精神境界，認為「獨立自足的生活，即是合理的幸福」。《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卷》將幸福界定為「人們在一定的社會生活實踐中因目標和理想的實現或接近而感受到的一種內心滿足」。從對幸福的哲學解釋中可以概括出：幸福是通過人的社會實踐活動，使人的主觀需要與外在客觀條件相互滿足的精神和物質狀態。

通俗地說，幸福是一種生活化了的實踐感受，是精神感受與物質具象的有機統一。比如：有的人將幸福概括為「六個好」，即人人有個好工作、家家有個好住所、處處有個好環境、時時有個好心情、年年有個好收成、一生有個好身體；有的人則將幸福歸納為「八個一點」，即崗位更多一點、學費更低一點、看病更省一點、住房更舒適一點、物價更穩一點、空氣更凈一點、事故更少一點、治安更好一點。

(二)幸福的本質與要素

1.幸福的本質屬性。韓敏等人認為，對幸福的科學認識，需要辯證地看待幸福的本質屬性或辯證關係；幸福的本質屬性寓於人的主觀性與客觀性、相對性與絕對性、個體性與群體性之中，是人的主觀性與客觀性、相對性與絕對性、個體性與群體性的有機統一，體現出一定的辯證性。章建明、巢傳宣則從馬克思關於人的本質屬性出發，將幸福的本質歸結為處在一定「社會關係」中的人通過「自由自覺的活動」使自己的「需要」得到滿足的實踐活動，包括外在的個體自由自覺的實踐活動和內在的個體需要得到滿足時的主觀心理體驗。

王藝認為幸福的本質屬性是真、善、美的和諧統一，並具有道德性、和諧性、共享性、精神性、超然性、適度性、簡單性和價值性等本質特徵。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幸福的本質屬性既有主觀性，亦有客觀性，而其根本屬性則在於社會實踐性，即幸福離不開人的社會實踐，而人的幸福正是在人的社會實踐中創造得來的。

2.幸福的結構要素。早在古希臘時期，思想家柏拉圖就認為幸福由「蜜泉」和「清涼劑」兩個要素構成，分別代表著感性生活和理性生活，而且單獨的感性生活和理性生活都不能獲得幸福，「只有利用我們自身的力量，使這兩股清泉合理配置，才能夠成為理想的合劑———幸福」。

這是典型的二要素論。英國心理學家卡爾和皮特則是三要素論的代表，他們認為真正的幸福包括生存、個性和高層次的需要三個要素，且三者之間存在必然的內在關係，可用公式表示為：幸福=P+5E+3H。其中，P代表個性判斷，E代表生存狀況(5E包括身心健康、收入狀況、安全感、自由度、客觀條件)，H代表高層次需要(3H包括自我評價、期望水平、抱負和幽默感)。

四要素論者則認為，幸福由金錢、情感、自由和信仰四個要素構成，幸福的要義並不完全由金錢等物質條件所決定，還受情感、自由和信仰等精神要素的影響。可見，幸福的構成要素是多元的，既包括感性生活和理性生活，也包括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而從其結構類型來看，則可以概括為個人幸福和社會幸福兩大類。

(三)幸福的元理論學說

1.中國傳統幸福論。中國傳統幸福論主要以儒家幸福觀、道家幸福觀和中國化了的佛家幸福觀為代表。儒家雖然追求「內聖外王」，但很少使用「福」字，而是用「樂」字代替「福」字，以表達人的主體自我感受，更加註重精神上的幸福感受，追求中庸和諧的幸福人生。

道家主張清靜無為，順其自然，過原始質樸和自由自在的田園生活，其對幸福的看法主要見諸於「天福」觀念，認為人生的一切皆由「天命」決定，因而實現人生幸福的途徑在於順應自然、「安時而處順」。佛家有苦、集、滅、道四聖諦，認為人生本無幸福可言，有的只是各種各樣的痛苦，只有擺脫痛苦的「生死輪迴」，才能達到幸福的彼岸——「涅磐」境界。可見，中國傳統儒家、道家、佛家儘管宗旨不同，但在幸福理念的追求上頗為相似，即更加註重人的精神幸福，而不是物質生活。

2.西方傳統幸福論。西方傳統幸福論主要表現為感性主義幸福觀、理性主義幸福觀和基督教神學幸福觀三大傳統。其中，感性主義幸福觀強調幸福的主要源泉是感性而不是理性，認為人的幸福主要在於人的感性慾望的滿足與快樂。其代表觀點包括阿里斯提卜的肉體享樂主義、伊壁鳩魯的快樂主義、愛爾維修的「利己與利人」主義以及邊沁的功利主義等。

理性主義幸福觀認為人生的目的和幸福在於按理性命令行事，主張抑制慾望，貶低感性與情感的作用，而追求道德的完善或精神上的幸福。其代表性觀點包括以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和諧說和以犬儒學派和斯葛特學派為代表的禁欲主義。基督教神學幸福觀則認為幸福不在於對財富、名譽、權力和肉慾的享受，而在於對上帝的熱愛和追求中；塵世生活不過是趨向上帝天國的旅途，德行是達到幸福的手段，只有保持對上帝的沉思、崇拜才能返歸天國，最終獲得真正的幸福。

3.馬克思主義幸福論。馬克思主義認為幸福是為人民解放事業而奮鬥，只有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才是人生的最大幸福。其中，唯物史觀是馬克思主義幸福論的理論基礎，集體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幸福論的核心，而實踐活動則是人類獲得幸福的根本途徑。

總之，馬克思主義幸福論體現了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統一、享受與勞動的統一、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幸福的統一。正因為馬克思主義幸福論兼顧到了幸福的唯物史觀和辯證法，不是把幸福歸結為禁欲主義和享樂主義，而是根據唯物史觀和辯證法來強調幸福的社會實踐性，是社會生活條件在人們的思想和情感中的反映，人們才把馬克思主義幸福論視為科學合理的幸福哲學。

二

幸福專題理論研究

(一)幸福感、幸福觀、幸福指數

1.幸福感。幸福感是個體的主觀感受和心理體驗，因而是心理學研究的重要範疇。苗元江認為，幸福感是「主體與現實生活情境的協調及自我達到完滿統一的自我認同及自我欣賞的感覺，並由此而產生的積極性情感佔優勢的心理狀態」。鄧先奇認為，幸福感不僅僅指個體生活追求、潛能展現、價值實現而獲得的滿足感，還指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關係融洽而獲得的認同感、和諧感等。

因此，他把幸福感的外延拓展為主觀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會幸福感。谷安霞認為，幸福感受各種外因和內因的影響，其中，外因包括經濟狀況、文化差異和社會關係，而內因主要包括人格特質、健康狀況、教育與認知等。康君則提出了衡量國民幸福感的8項指標，即富裕感、愉悅感、期望感、安定感、歸屬感、向心感、自由感、情誼感。Dierner將西方幸福感的研究劃分為三個階段：一是描述比較階段，側重於從人口統計學維度對不同群體的幸福感進行比較和描述；二是理論建構階段，重在研究幸福感形成的心理機制，並根據認知理論、目標理論、適應理論、人格理論等建構相應的理論模型；三是測量發展，完善和發展幸福感測量技術，建構幸福感測量指標。

谷安霞也將國內學者對幸福感的研究概括為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屬於引述階段，重在介紹國外研究理論；第二階段(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本世紀初期)屬於應用階段，開始結合中國實際，運用國外理論和研究工具進行實證研究；第三階段(21世紀初至今)則屬於飛速發展階段，不僅開始出現多元化發展，而且注重本土化和跨文化的研究與建構。由於幸福感具有主觀差異性，因而體現出了不同的多樣性、複雜性以及研究的多元化發展。

2.幸福觀。幸福觀屬於哲學範疇，因而是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李琳認為，幸福觀是人們關於幸福目標、幸福手段、幸福標準、幸福期望等問題所持觀念的總和。王美華認為，幸福觀是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具體體現，是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延伸與發展；幸福觀深受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影響和制約，個體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不同，幸福觀也就各不相同。姜麗華把中外幸福觀概括為快樂主義幸福觀、完善論幸福觀和合理幸福觀，並認為只有馬克思主義幸福觀才是科學合理的幸福觀。

王美華則分別對古代西方幸福觀、近代西方幸福觀、現代西方幸福觀、後現代西方幸福觀，中國儒家幸福觀、道家幸福觀以及馬克思主義幸福觀、毛澤東時代的幸福觀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的幸福觀進行了分析和總結。陳永在比較分析中西方幸福觀差異的基礎上指出，西方幸福觀總體以崇利、逐利為代表，在價值取向上，中國講仁義，西方看重的是實利；中國幸福觀始終是儒家的道義論幸福觀佔主導地位，且個體幸福始終寓於國家民族的整體幸福之中，而西方則從只關心個人幸福過渡到注重兼顧大多數人的幸福。

3.幸福指數。最早提出幸福指數概念的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他將人們的幸福用一個方程式來衡量，即「幸福=效用/慾望」，假定慾望是既定的，消費的物品越多，所得的效用越大，人們就越幸福。在我國，鍾永豪、林洪、主要側重於任曉陽等人最早提出了國民幸福指數(NHI)的概念，認為國民幸福指數是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他們據此設計了衡量國民幸福指數的指標體系，包括物質生活指標體系和精神指標體系兩大部分。

其中，物質生活指標體系主要包括恩格爾係數、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主要耐用消費品年佔有量、人均年末住房面積、個人及家庭的社會保障狀況、人均主要農畜產品消耗量、每萬人的衛生健康狀況等，而精神指標體系則主要包括個人的身心健康狀況、教育就業狀況、人際關係狀況、婚姻家庭狀況、精神享受狀況以及個人對環境的滿意程度、權利保護與實現狀況等。周四軍等人則根據已有的國民幸福指數研究成果，從經濟發展水平、人口與就業結構、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環境四個方面，選取了25個指標，重新構建了國民幸福指數的指標評價體系。

(二)國民幸福、民生幸福、幸福悖論

1.國民幸福。陳艷麗把國民幸福界定為國民幸福感，即國民實現自身人生理想和預定目標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主觀感受和心理體驗。李彩霞則認為，國民幸福是由主觀與客觀元素糅合而成的「重大需要、慾望、目的等正面因素得到實現，負面因素得以避免的心理體驗；也是生存發展達到某種圓滿，物質追求獲得某些滿足的客觀體驗」。

而對國民幸福的量化與實踐研究則是國內外研究者所關注的重點，研究領域主要涉及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其中，宏觀層面的研究以「不丹模式」為代表。「不丹模式」是指強調物質財富和精神產品的均衡發展，認為資源環境的保護和傳統文化的促進優先於經濟發展，主張用國民幸福總值(GNH)代替國內生產總值(GDP)來衡量發展標準的獨特模式。

不丹政府將國民幸福總值具體化為持續公平的社會經濟發展、環境保護、文化傳承和政府善治四大支柱。我國科學院院士程國棟等人則根據中國實際提出了政治自由、經濟機會、社會機會、安全保障、文化價值觀、環境保護六大要素構成的國民幸福核算指標體系。中觀層面的研究主要以中介機構、地方政府和企事業單位為代表。例如：2005年，美國《福布斯》雜誌用「稅負痛苦指數」來衡量公司員工的幸福指數；2006年，北京市統計局首次將國民幸福指數納入和諧社會評價體系；2011年，廣東省則著力從主觀與客觀兩套指標體系來建設「幸福廣東」。

另外，劉揚、鄒偉、王小梅等人在借鑒國內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最新的理論成果——國民時間核算(NTA)方法，用U型指數來測量北京市民的幸福水平。微觀層面的研究主要是針對個體、單位、行業以及特定群體的幸福感測量。譬如，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和經濟學家艾倫·克魯格用個體的幸福體驗來衡量國民的幸福指數，提出生活質量是衡量幸福指數的核心。我國的邢占軍，張靜平、葉曼、朱詩林和姚曉寧、黃紅雲、張玉、熊趙等人則分別研究了城鎮居民、貧困地區老年人和公務員群體的幸福感指數。

2.民生幸福。李躍華認為，民生幸福是社會發展的倫理向度，它以「美好生活」為本位，以國民幸福為經濟社會發展的目的和歸宿，以民生改善為政策取捨的依據和衡量發展得失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成敗的標尺。

夏穎認為，民生幸福的本質在於：物質利益是實現民生幸福的基礎，分配正義是實現民生幸福的保障，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民生幸福發展的終極目標；其測量標準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即理論測量指標——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實踐測量指標——群眾滿意度；而實現民生幸福的責任主體是政府，主要實現路徑在於構建以人為本的幸福觀。

王忠武和許靜認為：生存、生活、生計既是民生問題的基本層次，也是民生幸福的基本來源與構成維度；生命生存、生活條件和生計工作對民生幸福具有重要的影響；促進和實現民生幸福，需要創建以民生幸福為目標導向的新型社會管理體系，致力於實現民生資源的最大化供給和最優化配置，促使各種民生問題的良好解決和民生利益的良好實現；其基點是優先改善民生，基本目標任務是通過協調社會關係、規範社會行為和提升公共服務來有效保障民生需要、改善民生條件，最終實現社會和諧與民生幸福。

而趙嫦娥、羅建文等人則認為，加強制度建設才是實現民生幸福的根本保障，包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分配製度、法律制度以及監督機制、長效機制的建設等，使改善民生的工作規範化、制度化和常態化。

3.幸福悖論。幸福悖論亦稱伊斯特林悖論、「收入—幸福之謎」等，由美國經濟學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於1974年在《經濟增長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們的快樂》中首次提出。幸福悖論主要是指人們的幸福感與物質財富增長之間的不一致現象，它證明了收入與幸福之間普遍存在的弱相關性。

針對這一現象，許多學者都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闡釋和研究。目前，比較有代表性的相關理論解釋共有8種，即邊際幸福遞減理論，攀比效應，棘輪效應，非物質因素影響理論，幸福度定點理論，「享樂水車」效應，「滿意水車」效應，「社會水車」效應。

這些理論大體上可以分為忽視變數理論和比較視角理論兩類。忽視變數理論認為，經濟學僅關注收入、財富和消費，而忽略了影響人們幸福的其他許多重要因素，如激勵與創造、健康、政治參與、社會渴望、自由、利他主義的喪失、不平等、社會資本的減少和地位外部性等；比較視角理論則從收入本身出發，認為個人效用與自己的收入水平正相關，但與社會的平均收入水平(攀比水平)負相關。

針對幸福悖論現象，不同的研究者也給出了不同的解決方案。比如：程實認為，克服幸福悖論的方法之一就是提高個人所得稅；田國強和楊立岩提出通過提高非物質需要方面的公共支出(包括家庭生活質量、健康水平、基本人權、防失業與通貨膨脹等)的方式來提高整個社會的幸福度；陳惠雄、鄒敬卓認為，化解幸福悖論，必須從個人和社會兩個層面對生命和生活資源進行合理配置；黃有光則認為消解幸福悖論的前提是政策制定者要以「實現最大多數人的幸福」為訴求，只有真正做到「以人為本」時，幸福悖論才不會充斥於世界的各個角落。

(三)幸福問題、幸福歸因、幸福路徑

1.幸福問題。在幸福問題的研究方面，國外學者更多地是從經濟學、心理學、社會學等學科背景進行分析和研究；而國內學者則更傾向於結合中國實際問題，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環境等宏觀層面進行研究。

比如，馬紅坤認為，當前我國面臨的主要幸福問題是收入差距拉大、工作壓力加大、「空巢」問題日益嚴峻、社會公平感欠缺。周怡也認為，目前影響我國居民幸福感提升的主要障礙是：貧富差距不斷拉大，民眾就業壓力持續上升，教育、醫療、住房問題成為老百姓新的「三座大山」，就業壓力持續上升，社會保障相對滯後，資源短缺與環境惡化，精神幸福感欠缺等。王志立則從資源困境、社會困境和心理困境三個方面指出，「風景不在」的生態環境影響對幸福的主觀感受，「變動不居」的社會環境影響對幸福的親身體會，「感情淡疏」的人際環境影響對幸福的心理體驗。

王藝卻認為，當前人們追求幸福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把有限的資源大量用於追求那些低層次的、僅僅蘊含有限價值的幸福類型，而忽略甚至犧牲了那些更高層次的、蘊含著更豐富價值的幸福類型，其中最典型的表現是過分追求物質幸福而忽視精神幸福，過分關注結果幸福而忽略過程幸福，並由此造成了現實世界中消費主義、工具理性主義的泛濫和一系列的生態危機、資源危機、環境危機、經濟危機、信仰危機、道德危機等。

2.幸福歸因。在幸福問題的歸因方面，國外學者多數從收入、年齡、婚姻狀況等微觀層面對幸福問題進行因素分析和實證研究，以便從中找尋原因與結果之間的必然聯繫；有部分學者還將影響個人幸福的因素擴展到性別、失業、社會公平、文化教育、生態環境、氣候條件等方面，並進行綜合分析。

而國內學者則更傾向於從宏觀和微觀相結合的角度進行問題歸因。例如，馬紅坤從價值層面認為，幸福問題產生的主要原因在於全球化浪潮對幸福感的衝擊和多元價值觀對幸福價值觀的衝擊，包括金錢至上主義價值觀、消費主義價值觀、功利主義價值觀等。韓敏從文化學的角度進行問題歸因，認為信仰、價值觀、文化傳統、文化環境等文化因素對人們的幸福感具有重要影響。

其中：信仰是影響人們生活幸福的最高精神因素，有沒有信仰或信仰什麼會極大地影響人們的生活態度、生活方式，進而直接影響人們對生活的評價和感受；而價值觀則制約著人生目的、人生道路以及人生幸福觀；不同的文化傳統鑄造不同類型的民族性格，而不同性格傾向的人對生活狀態的營造及滿足感各不相同；文化環境對民眾自身生活狀態的評價和滿足感只具有相對意義，因而國民幸福感不一定隨社會經濟的發展而增強。

鄧先奇則認為導致幸福問題的根源在於異化勞動，即異化勞動使人無法依據自己的本質來追求幸福，把人的類生活變成了維持人的肉體生存的手段，將人等同於動物，使人們沉迷於物質消費而失去自我；正是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造成了人與人、人與自身、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全面對立，阻礙了人類幸福的實現。

3.幸福路徑。關於幸福實現的具體路徑方面，中外學者均注重從物質條件、社會制度、個體因素等方面進行探究。相對而言，國外學者更加註重精神路徑和微觀層面的探討，國內學者則更加註重宏觀層面的綜合路徑探索。

比如，王旭麗認為，實現國民幸福的主要路徑在於：落實科學發展觀，提高人民生活質量；加強制度建設，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加強文化建設，提高精神生活水平；加強民主和法治建設，實現和保障人的尊嚴；加強人文關懷，促進人的心理和諧。王志立針對資源困境、社會困境和心理困境問題提出了實現幸福的三條路徑：實現人同自然的和諧——提升國民對幸福的主觀感受；實現人同社會的和解——提升國民對幸福的親臨體會；實現人與人的和睦——提升國民對幸福的心理體驗。

谷安霞認為，提升國民幸福感的路徑在於外在條件的滿足和自身因素的具備，其中外在條件包括調節和引導經濟持續發展，加強環境保護，調節社會貧富差距，構建社會保障體系，加強民主法制建設；內在因素包括知識、道德、創造、享受、奉獻等。

周怡認為，提升民眾幸福感的具體措施在於：政府應確立以國民幸福為核心的社會發展體系，包括解決老百姓關注的重大民生問題、強化生態環境保護、加強對國民現代意識與健全人格的培養和塑造；轉變生活理念，以追求快樂幸福為終極目的和終極價值；引導全社會更多關注弱視群體主觀幸福感，把經濟社會的發展及其政策全面調整到以多數人幸福為核心的層面上來；建立社會公平與公正體系，保障社會和諧發展等。

三

幸福研究基本評價

(一)幸福研究的基本特點

1.現實性。幸福研究的現實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幸福問題一直是中外研究者關注的熱點話題。從西方的《幸福之路》(羅素，1930)、《幸福散論》(阿蘭，1925)、《幸福的終結》(弗格森，1992)，到中國的《幸福論》(陳根法、吳仁傑，1988)、《西方幸福論》(馮俊科，1992)、《人生幸福論》(陳瑛，1996)、《幸福論》(高兆明，2001)、《幸福論》(孫英，2004)、《幸福學概論》(丁心鏡，2010)、《幸福奧義》(饒貴民，2013)、《中國幸福之路》(韓躍紅，2013)等等，都對人們思考幸福問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第二，幸福研究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比如，西方學者對「幸福陷阱」和「不丹模式」引發的國民幸福指數研究，以及中國學者針對現實生活中的幸福障礙和中國社會發展中各種有悖幸福生活的「社會病」的研究等，均引發人們對幸福生活的反思和啟迪。第三，如何實現人們的幸福追求，這也是中外學者著力研究解決的現實課題。對此，西方學者已從微觀層面給出了許多具體的答案，而中國學者更多地從宏觀層面提出了系統的實現路徑。

2.多元性。幸福研究的多元性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對幸福內容與範疇的研究具有多面性，既有對幸福的內涵、本質、特徵、學說等基礎理論的研究，亦有對幸福感、幸福觀、幸福指數、國民幸福、民生幸福、幸福陷阱等方面的專題研究，同時還有對幸福與人生、幸福與發展、幸福與社會、幸福與健康、幸福與環境等多領域的辯證研究。

其次，幸福研究的方法論具有多樣性。比如，中外學者在研究幸福問題時，均注重從哲學、經濟學、管理學、倫理學、心理學、社會學等多學科領域，運用跨學科方法進行分析和研究，對幸福學研究方法的開拓發揮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再次，在研究視角方面，既有宏觀研究，亦有中觀和微觀研究，同時也有綜合性研究等，這也體現了幸福研究的多元性特點。

3.實證性。幸福研究的實證性是幸福問題研究方法運用上的一個突出特點，主要反映在針對幸福感及國民幸福的測量研究和指標體系建構方面。比如，針對幸福陷阱的實證研究就有「邊際幸福遞減」模型，「囚徒困境」模型，線性概率模型，「幸福=收入/慾望」模型，代表性消費者模型，相對收入理論模型，幸福度的基本理論測度模型等等。

我國對幸福問題的實證研究雖然起步較晚，但在實踐應用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如鍾永豪、林洪、任曉陽的《國民幸福指標體系設計》(2001)，邢占軍的《測量幸福：主觀幸福感測量研究》(2005)，李楨業的《城市居民幸福指數的省際差異———沿海地區12省(區、市)城市居民統計數據的實證分析》(2008)，苗元江的《心理學視野中的幸福——幸福感理論與測評研究》(2009)等。

(二)幸福研究的不足之處

1.對幸福因素的作用機理尚需深入探討。幸福的社會屬性決定了幸福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而影響幸福的各種因素可以概括為內在因素(包括認知水平、道德修養、個性特徵、身心狀況等主觀條件)和外在因素(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環境等客觀條件)。

這些影響因素均有其自身的運行規律和作用機理，而目前針對這些因素如何影響和制約幸福發展的研究還比較欠缺，尤其是各種影響和制約因素的內在機理如何發生作用以及對其作用的效果如何評估與檢驗等，尚需做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2.對幸福的差異性研究尚需充分把握。幸福既有國際性，亦有國別性。就我國的幸福發展而言，中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等客觀條件的差異性決定了中國幸福發展的現實差異性，而幸福主體——國民的個體差異性及其影響因素的差異性不僅決定了衡量國民幸福指數的差異性，而且也決定了中國社會發展與人民幸福的特殊性和複雜性。這是當前促進我國社會發展與提升國民幸福指數必須充分把握的特殊國情。

3.對幸福的探索研究尚需在實踐中創新發展。幸福理論研究的最終目的在於實踐應用，在於解決社會發展中面臨的各種幸福問題。目前，在中國社會轉型和快速發展進程中，不僅面臨經濟發展與幸福發展不一致的「幸福陷阱」問題，而且還面臨許多影響人民幸福感和國民幸福指數的各種「社會病」。針對這些現實問題，儘管中外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給出了不同的解決方法，但依然收效甚微。具有中國特色的幸福學研究依然任重而道遠。

(三)幸福研究的發展趨勢

1.理論研究的創新發展。中國的幸福學研究儘管起步較晚，但發展較快，不過幸福學研究的理論體系尚未完全建立。這也為幸福學理論研究留下了創新發展的空間。借鑒國外成熟的幸福學研究成果，結合中國實際，建立中國特色的幸福評價指標體系，形成中國化、本土化、特色化的幸福學理論體系，是中國特色幸福學研究理論創新的發展方向和根本任務。

2.方法運用的探索突破。國外幸福學研究的理論方法引入中國後，逐步開拓了中國幸福學研究的方法視域。但是，相對於中國社會的發展變化和幸福問題的不斷湧現，中國幸福學研究方法的創新突破還比較滯後。多學科的綜合運用、實證研究方法的具體應用以及新方法的創新，既需要在解決中國面臨的各種幸福問題中發展完善，更需要在實踐運用和探索研究中取得新突破。這也是未來中國幸福學方法研究的一個突破口。

3.實踐研究的深化發展。中國的社會發展永不停歇，人民對幸福生活的嚮往和追求永無止境，由此決定了對中國社會發展與人民幸福的探索研究尚需繼續深化發展，尤其是結合中國實際，運用國內外幸福研究理論指導和解決中國社會發展中面臨的各種幸福問題。

實踐既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亦是促進探索研究的動力源泉。新的實踐促進新的探索，新的探索激發新的創新，新的創新推動新的發展。中國社會的新發展以及人民對幸福追求的新要求決定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幸福學研究將在實踐中不斷創新和發展。這是中國社會發展對中國幸福學研究提出的一項實踐任務。

本文摘自2014年《昆明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第14卷，圖片來自石清泉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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