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楊津濤

汪精衛當上偽府主席後，常常援引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作為投敵的理論依據。所謂「大亞洲主義」，來自孫中山1924年在日本的一次演說，大意是希望日本幫助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脫離奴隸的地位」。汪精衛就此發揮，稱中日合作，須「外交方針一致，國防方針一致，彼此之間，既然不會再有衝突，更可以攜手共進」。

從「和」到「降」，汪精衛上了賊船當了賊

日方參與「誘汪」的主要人物之一的犬養健，其父犬養毅，開孫中山與「日本政界人物交際之始」，促成興中會、華興會與光復會聯合，建立同盟會。1914年「一戰」爆發，孫中山希望趁歐洲列強無暇東顧，借日本力量發動革命。他也向犬養毅闡釋大亞洲主義：「東亞問題之解決，歸根結蒂在人種問題。故黃種人應該團結對抗白種人……」有此家世，犬養健從小就同孫中山有過交往，使他「對中國抱有一種特別的感情」。孫中山留給汪精衛的遺產，或許就這一群對中國懷有善意的「老朋友」，讓他產生了和平可期的錯覺。

犬養健

1938年12月，汪精衛終於從重慶出走，經昆明，飛往河內，拉開了「和平運動」的序幕。在宣示和平主張的「艷電」中，汪精衛很有些痴人說夢：「日本軍隊全部由中國撤去，必須普遍而迅速，所謂在防共協定期間內，在特定地點允許駐兵。至多以內蒙附近之地點為限，此為中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所關，必須如此……」日本即刻回應，那就是近衛聲明，重申「中日滿」三國要「共舉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之實」。給汪精衛吃了一顆定心丸。

對於日方能否守約，汪精衛毫無把握。他在從河內去往上海的船上，對日方代表影佐禎昭說：「切盼近衛聲明不是日本表面上的宣言，要確確實實實行，如果不能確實實行近衛聲明，我必免不了被責備說受了日本人之騙……如果真正能夠名副其實地實行近衛聲明，重慶政府的抗日理論必將落空。」

汪精衛不顧毀譽地提出所謂「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的和談之議後，並沒有獲得任何響應。相反，舉國上下一片聲討。被汪精衛寄予厚望的龍雲，在給蔣介石的電報中，表明抗日立場：「蓋滇省與我共同一命運，在敵人力圖分化，汪氏被利用之時，吾輩軍人，不論任何職責，惟有立定腳跟，不為利害所動，確遵既定國策……」

汪精衛

即便是被視為汪系人物的顧孟余、甘乃光、王世傑等，也都留在了抗日陣營。一貫主和的胡適，致信勸說汪精衛，「此時國際形勢好轉，我方更宜苦撐，萬不可放棄十八個月之犧牲。」他說自己不主戰，為「公所深知」，「今日反對和議，實是為國家百年設想，務乞公垂聽。」胡適所說的「國際形勢好轉」，並不是一句空話，汪精衛出走的幾天前，美國給了中國第一筆援助，也就是金額為2500萬美元的「桐油貸款」。

既無人響應，汪精衛只能改變計劃，向日方提出：在淪陷區組織政府。他赤手空拳，帶著幾個幕僚，除了空名外，別無實力，自然無法同日本討價還價。汪方為免落一個傀儡的名聲，希望新政權各部門不要任用日籍職員，但最終「日本派遣所要之顧問於中央政府，以協力於新建設，特彆強調結合地帶及其他特定地帶之重要機關，配置顧問職員」。原本最讓汪心動的有關撤軍時間的承諾，變為「現駐華北及長江下游之軍隊，當繼續駐屯至治安確立時為止」。

1939年12月簽訂的「日汪密約」，包括《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及其三個附件，名義上遵循日本此前宣布的一切原則，但實際加上了更多額外條款。用後來脫離汪精衛集團的陶希聖的話說，密約將中國「從黑龍江到海南島」「下至礦產，上至氣象，內至河道，外至領海」，皆「毫無遺漏地由日本持有或控制」。

以至陳公博看過密約，對影佐禎昭說，這「簡直是日本要控制中國」。影佐回答：「在目前不能說日本沒有這個意思。」據說汪聽了陳公博的彙報後，憤然表示：「我們偏不使日本控制中國！」汪精衛此時騎虎難下，即使後悔，也已經來不及了。從此，汪精衛的立場與行事，不再是「和」，而是「降」了。

偽南京政府首腦汪精衛於1941年會見德國外交官

日本人為汪精衛做傀儡而可惜

1939年5月，今井武夫將汪精衛準備在南京建立新政權的消息報告日本政府，各方同意了由汪組建政權的計劃。日本對於中國淪陷區這個新「中央政府」，並沒有兌現事先承諾的那些條件。參與「誘汪」的幾個核心人物，今井武夫、影佐禎昭、犬養健、西義顯在回憶錄中，都表示了對汪精衛的歉疚。

西義顯在《日華「和平工作」秘史》中說，汪精衛不幸被「日本的僚屬政府及軍閥」當成「俘虜」，「縛其手，踩住其腳，然後讓他快跑，飛翔。這樣搞法，即使是再偉大的革命家，也將一籌莫展。而我當時卻不知道日本領導者愚蠢到如此程度，仍在四處奔走，幫助汪兆銘脫離重慶，以致造成他的悲劇……如今，對於已故的汪兆銘真不知如何謝罪才好。」

所謂「汪日密約」的內容真的超出了他們的預計。影佐禎昭對犬養健說：密約「恬不知恥、蠻橫無理的地方竟達八處之多，這就難以實現和平。汪先生也得向中國國民承認自己無能」。今井武夫更直接，他說那「不過是赤裸裸地暴露了帝國主義設想的要求而已」，「在日本軍佔領區內的南京建立國民政府，這就墮落成為所謂傀儡政權，與以前的臨時、維新兩政府沒有什麼區別了」。

經過一年多的談判，與汪精衛預期完全不同的「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頭山滿等也看清了蔣介石的「真面目」，他不會像汪那樣，接受苛刻的條件，只是將談判作為一種拖延戰術。頭山滿憤怒地說，「他終究是傻瓜。對應該提攜的日本反戈，以致難免自滅。他現在做最後的掙扎了。」只能「於茲期待繼承孫文遺志的汪精衛的新國民政府活動」。從此孫中山在日本留下的人脈，全部轉向了汪精衛。

汪精衛冒天下之大不韙，做了四年有名無實的「國府主席」。1944年10月，他在病中口授《最後的心情》一文，要求死後二十年發表。當時日本敗局已定，故此文內容基本是自辯。他自稱議和組府，意在「為淪陷區人民獲得若干生存條件之保障」，「即將來戰事敉平，兆銘等負責將淪陷區交還政府」。言而總之，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汪精衛已不再心繫於和議，只是不知道，他是否曾為當初的判斷失誤而後悔？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