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終南論道與道文化形成唐代的廉政思想（二）——道士推動了大唐貞觀之治

2終南論道與道文化形成唐代的廉政思想（二）——道士推動了大唐貞觀之治

光彩集團徐近皓

【內容提要】中國歷史上沒有「政教合一」的統一王朝，只有大唐盛世把道教明確為國教，依靠道文化打造李唐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道文化從老子李耳到莊子，形成「黃老之學」，有一個核心的治國理政思想，就是「無為而治」。無為而治的一個極為重要方面，就是廉政。大唐盛世的繁榮富強，更是與大力倡導廉潔政治息息相關的，是唐高祖、唐太宗依據道文化治理國家的大功告成，鑄就了「貞觀之治」的歷史輝煌。

（續接前文2017年6月28日微信內容）

大唐盛世的時代從推崇道文化信仰開始，相應的就是唐太宗通過一位道士推動了大唐的「貞觀之治」，這個道士叫做魏徵，曾經是太子李建成的高級幕僚。唐太宗在魏徵的竭誠進諫和精心輔佐下，對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面進行了整頓和改革，採取了許多新的治國方略，如重視人才、薄賦輕斂、戒奢以儉，偃武修文等。

李唐王朝到樓觀台認祖歸宗於老子李耳，是一個良好的開端，而要在具體的國家治理層面「以德治國」，推崇《道德經》的教化功能，還需要大臣當中有得力幹將。魏徵就是這樣的一個道士出身大臣，他的字玄成，生卒年代是公元580-643年，館陶（今河北）人，歷史評價說他唐朝卓越的政治家，著名道士。魏徵在少時喪父，家境貧寒，早年為了吃飽飯而做過道士，所以道家思想在他的治國方略中佔有重要地位，他反覆勸諫唐太宗要以無為為本，與民休息，這樣天下才能清凈自定。在他著名的《十漸不克終疏》中，還堅持認為：「陛下貞觀之初，無為無欲，清靜之化，遠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墜，聽言則遠超於上聖，論事則未逾於中主。何以言之？漢文、晉武俱非上哲，漢文辭千里之馬，晉武焚雉頭之裘。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奇於域外，取怪於道路，見輕於戎狄，此其漸不克終一也。」唐太宗自己也曾說：「朕夙夜寅畏，緬惟至道，……今鼎祚克昌，既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無為之功。」就這樣，草根出身的魏徵胸懷大志，從最底層老百姓的困難情況出發，建議唐太宗反腐倡廉，勤政為民。傳說魏徵尤喜讀書，在出家為道士的時候如饑似渴的讀書，很早就學習了《道德經》等等經典之作，崇拜道文化的思想信仰。隋朝末年，他曾參加了瓦崗軍的農民起義，後來陰差陽錯的進入宮廷，輔佐李世民治理國政，倡導廉潔奉公。據史書上說，魏徵性格耿直，敢於直言犯上，深得太宗器重。唐太宗在魏徵的竭誠進諫和精心輔佐下，對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面進行了整頓和改革，採取了許多新的治國方略，如重視人才、薄賦輕斂、戒奢以儉，偃武修文等。使社會、政治穩定，生產、經濟迅速發展，民族融洽、歌舞昇平，人民安居樂業，達到了「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史稱「貞觀之治」的大唐盛世。

一個皇帝，一個大臣，對於大唐盛世也僅僅是領導者的個人作用力，更重要的是形成對於《道德經》，和「道文化」的全社會認同與信仰，才能夠實施「無為而治」的清正廉潔政治格局。縱觀大唐數百年，均以《道德經》等等民族文化，高於一切外來文化、民族精神即為中華脊樑的主線，展開國家教化。同時，實行對外開放的政策，貿易、文化相互交流，互通為戰略，達到了「十方賓服，四夷來朝」的大唐盛世高度。這方面的顯著特徵，就是道教和道文化在唐朝的地位突出，成為我國歷史上尊崇道教為「國教」的唯一典型，無論在政治體制、社會穩定以及科技創新、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等各個方面，大唐盛世均處於世界領先地位。這些成果的取得，主要體現在以下道文化的弘揚方面。一、政治開明，皇帝不貪婪權力過分集中。以唐太宗為例，太宗皇帝採取的治國方略，是「君無為而臣有為」、「親忠良而遠奸佞」並能「率先垂範」、「以身作則」、「任人唯賢」等。以此打破傳統封建王朝的「專制、暴政」制度，最終取得了史稱「貞觀之治」的大唐盛世。

二、從道教的煉丹爐獲得啟發，高度重視全社會的技術工藝創新。在唐朝政權的大力重視和扶持下，各方面的科學技術，均有巨大發展。如：天文、醫藥、農業、金屬、製造業、冶煉、軍事（以火藥發明為代表）等，均呈現出了空前的發展和提高。這些成績的取得，又為大唐的繁榮與昌盛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三、唐太宗並沒有因為皇族崇拜老子李耳的道文化，就滅絕其他的宗教信仰，注重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安排和鼓勵唐僧取經，重視胡人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兼容並蓄。歐洲的思想家說：「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大唐王朝並不一味地抱殘守缺漢族儒學之類文化，而是放眼四海，讓胡姬歌舞在首都長安十分流行。在唐代，由於政府的高度重視和提倡，我國傳統文化，在這一時期，呈現出了「百花齊放」的局面。如：傳統的社會倫理道德、古文化（諸子百家）、宗教以及書畫藝術、養生（武術）文化、建築、雕藝、音樂、詩詞歌賦等等。這其中，他們又以最古老的「道」文化為最。從唐建國之初，高祖李淵就頒布了《先老後釋詔》，即：「全國以道教為首，儒教次之，佛教最後」。並命天下學子、百官學習《道德真經》從此欽定了道教作為「國教」的地位。從此以後，道文化在大唐王朝的治國平天下積極作用，就被明確的確立了。

眾所周知，《道德經》的目的是在探求治國、修身之道，是在論述聖人之德與王者之道，《道德經》中的「道」，實際上既是王者的治國之道，又是百姓的修身之道，更是世人的處世之道，講求的是一種行為方法，一種處世方法；《道德經》中的「德」，實際上既是聖人之德，又是官員的應該具備的做人之德，更是百姓的日常行為規範，講求的是一種心態，一種處世態度。《道德經》的目的就是通過提供一套治國修身之道的方法，一套達成這一方法的心態，用聖心王道教化天下百姓，進而用一種聖與王合二為一的思想行為，達成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複雜多變的生活環境的和諧統一，並以此來謀求人與社會的最大和諧，進而給百姓以最大的利益。

於是，第一，《道德經》和法家、儒家的經典著述《韓非子》、《論語》相比，《道德經》的最大特點就是，不用具體的行為規範標準，不用刻板教條的精神理念，來強制性的規範人的具體的日常行為，儒家的禮儀廉恥三省吾身，法家的法、術、勢及治理國家的各種規矩，老子這裡沒有，這裡有的只是善意的勸誡，只是一種因勢利導的循循善誘，《道德經》所倡導的是一種教化得來的和諧，一種通過引導人性提升得來的，博大而長久的全社會的和諧。

正是如此，第二，道文化提倡和教育人們的思慮、慾望都要有所節制，不要挖空心思撈錢。在老子的思想中，廉政一直十分重要的，是達成社會和諧進步的關鍵要素之一。老子是主張修身養性的。他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他認為，具有高尚品德的人就要像水一樣，要有適應形勢的能力，有最沉靜的心思，與人交往要熱情，說話辦事要講信用，要合時宜，要效法天地自然之道，主張人們要有豐富自已精神生活的觀點，要懂得人生的真諦和生活的哲理，要有自我反省能力，即：「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進一步闡明了自我修養的價值所在，強調人要自重、自愛，要貴生重已，對待名利要適可而止，知足常樂。

第三，無論對自己的思慮還是慾望，道文化都主張不可恣意，而要有所節制。這包括通過對外在知識追求的限制、管理權力的內收、名利慾望的節度等方法的修鍊，以達到在應接他者時自己內心的安寧與祥和。老子指出「聖人為腹不為目」，即是說飲食上保證自己吃飽喝足即可，不需要奢侈浪費。為官從政要廉潔奉公，清心寡欲。「人生而有欲」，慾望與生俱來，追求精神的愉悅、物質上的富足是人類的天性。老子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即慾望是人生的追求，對於慾望，人皆有之。不過，對慾望要合理、合法；要有規、有矩；要有節、有度。古代先賢曾指出：「有欲甚，則邪心勝」、「欲熾則身亡」，特別是對自身滋生的私慾、貪慾，若不加以禁止，任其無限膨脹，就難免被無度的慾望所累所害，將會葬送人生的一切。

老子提出的「見素抱樸，少私寡慾」，指明了做人應保持平常心，樸實無華，減少私念，剋制慾望。寥寥數語，道出了一個很深的哲理，羅列了慾望與人的精神世界的關係，言明了限制慾望的方法。欲無欲，不是提倡犬儒主義，不是要把人的一切慾望徹底滅掉。欲無欲的原則是大道從簡。什麼是大道從簡呢？老子說，「域中有四大」，乃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這四大，道為最大。大道包含了一切天地人，也就是我們說的萬事萬物人類社會中的一切道。大道是常道，常道是無限，無限是無限多。在把握了一個無限多的常道以後，而從一個簡道，實行起來最快最好的簡之道。這便是大道從簡的原則。簡行，簡居，簡食，簡衣，是大道從簡。行沒有前呼後應的八面威風；居沒有裝潢起矗的豪華氣派；食沒有雞鴨魚肉山珍海味的佳肴滿桌；衣沒有最高級的面料和最時髦的款式。只有由簡，才能到儉，由儉才能到清，清才能抵制貪。所以，廉政，應該從大道從簡開始。

第四，這裡的要害問題，就是當權者一定要減少自己的私慾，要做到夙夜在公，為國為民殫精竭慮。道文化指出，廉與貪相對，而貪與欲密切相關。老子認為，過分追求聲色犬馬等感官慾望的滿足會給人的身心帶來巨大的傷害，他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道德經》12章）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很多人將名利、權勢置於生命之上，甚至以身殉物。對此，老子在第44章中提出：「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名譽和身體，哪一個更重要？生命和財富，哪一個更有價值？得到名利和喪失生命，哪一種會更有害呢？這些問題如警鐘直擊人的內心，發人深省。在老子看來，這些問題的答案其實是非常明確的，即「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過分愛名就必定要付出重大的代價，貪圖過多的物質利益就必定會招致慘重的損失。歷史上多少人因為追名逐利而淪喪，甚至喪失了寶貴的生命，無數事例都能印證這一觀點。所以老子告誡人們：「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9章）「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46章）無論擁有多少財富，如果不能用正確的心態去對待，都只會招來禍患。所以說貪慾是一切禍患產生的根源，只有知足才能長久。

第五，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人的心靈才會得到凈化，才能夠回歸純樸的自然狀態，才有廉潔奉公的可能性。老子在《道德經》第19章中又針對私心、貪慾正面提出要使人有所歸屬，就要「見素抱樸，少私寡慾」。「見素抱樸」即保持人性的本來面目、回歸純樸的自然狀態；「少私寡慾」即減少自己的私慾、不迷戀外在的聲色貨利、不貪求感官慾望的滿足。如何才能做到「見素抱樸、少私寡慾」呢？在老子看來，最重要的是要讓心靈保持「虛靜」的狀態。「虛」是老子之道的重要特性之一。對此《老子》即《道德經》有很多論述，如：「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5章）天地因為虛空而能含容萬物，河上公注曰：「天地之間空虛，和氣流行，故萬物自生。人能除情慾，卻滋味，清五臟，則神明居。」也就是說，人若要效法天道，保持心境的空靈，就要拋開所有的私慾和貪念。而「守靜」是「致虛」的一種功夫，是道「虛」的特性在人生、政治方面的落實：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16章）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26章）所謂「致虛」就是理清心智的混亂，消除心靈的蔽塞，使內心無欲無念、無偏無私，達到空靈明澈的境界。而只有「守靜」才能讓人回歸這種質樸的生命本真狀態，以超然的態度面對外界的各種誘惑。如果說「致虛」、「守靜」更多的是從心性修養的角度來談的，那麼下面的話則說明了「少私寡慾」在具體治國過程中的重要性：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57章）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3章）只有統治者無為無事、好靜無欲，人民的心靈才會得到凈化，回歸純樸的自然狀態。具體而言，就是統治者不標榜賢才異能、不珍貴難得的財貨、不顯耀可貪的事物，使人民不爭功名、不做盜賊、不被惑亂，這樣國家就安定，人民就會過上寧靜祥和的幸福生活。這也就是老子所說的「無為而治」的最佳狀態。

《道德經》第67章提出：「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這也應該是保持清廉的三寶。關於三寶的具體含義，宋代著名道士范應元在註解時說得很明白：「吾之心慈愛素具，由愛親、愛君推而愛人、愛物，皆自然之理，慈為第一寶也。儉，約也。吾能無欲，則甘於恬淡而不奢，亦一寶也。吾能虛靜、謙退、無爭，不敢為天下先，又一寶也。」可見，「三寶」實際上是立身行事的三條重要原則，若從政治的角度來看，則都契合了「廉政」的基本精神。「慈」即慈愛，從廉政的角度來講，就是要愛民。古代講愛民如子，現在講為人民服務、做人民的公僕，前提都是要有一顆慈愛之心。

第六，在這裡，居後、處下的描述，絕不等同於不思進取、無所作為。老子《道德經》所強調的「不爭之德」（68章）包括很多方面，首先是居後、處下：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7章）江海所以能為百穀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穀王。是以聖人慾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66章）天地能長久，江海能成為百穀之王，主要是因為它們甘於居後、處下，以謙卑的姿態處世，所以終能成就大業。

當然，老子所講的居後、處下絕不等同於不思進取、無所作為。「不爭之德」的第二個含義就是「為而不爭」、「功成而弗居」：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為而不爭。（81章）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8章）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2章）「不爭」的前提是「為」，不居功的前提是「功成」。「不爭」即大公無私，不爭功名，不求回報，但僅僅這樣是不夠的，還要「為」，即盡心儘力地付出，像水一樣即使處在最惡劣的環境中，仍無私地賦予萬物以生命的源泉，這才是老子之道的最高境界。老子說：聖人常無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歙歙焉，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49章）「無心」即沒有私心；「以百姓心為心」即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來考慮問題，滿足他們的需求，同時以善心和誠信去對待他人，使人心歸於渾樸。如果老百姓出了問題，一定要從上面找原因：「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75章）老百姓沒有飯吃，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勞動成果都被貪婪的統治者搜颳去了；老百姓難以管理，則是由於法令嚴苛而不得不想出各種對策來應付。老百姓之所以敢於冒死反抗，也是在各級官員的壓榨之下沒有了活路才不得不鋌而走險，官逼民反。儘管老子所說的是春秋時期的情況，但其中的道理是一樣的。在任何時期，只有真正為老百姓著想的官員才稱得上清廉。「儉」即節儉。「儉」與「奢」相對，《老子》既積極提倡節儉，又明確反對奢侈，如第29章提出「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即要避免極端的、奢侈的、過度的行為或措施，這些都是清廉的應有之義。

第七，這就是要求官員一心為公，官吏各安本分，不要越權撈錢，更不要拉幫結派，蠅營狗苟。唐代統治者對此非常贊同，唐太宗曾談其治國體會：「夫安人寧國，惟在於君。君無為則人樂，君多欲則人苦。」魏徵在《諫太宗十思疏》中說「文武並用，垂拱而治。何必勞神苦思，代百司之職役哉？」垂拱而治比無為而治更加積極生動形象，內涵上也不完全相同，還含有「四兩拔千斤」之意。但垂拱而治的本質與黃老政治是一樣的，都提倡「君無為而臣有為」。唐玄宗注第66章強調治國者必須謙卑處世才能得到人民的擁戴：「江海所以能令百川委輸歸往者，以其善能卑下之，故百川朝宗矣。謙為德柄，尊用彌光，以言謙下之，百姓欣戴，故處其上而人不以為重，以身退後之，百姓子來，故處其前而人不以為害也。」可見，他們對老子的這些思想都是十分認同的。

第八，不僅如此，在上述的執政理念指導下，唐代還積極促進廉政思想的形成與發展，唐太宗十分重視官吏的清廉：曾命房玄齡裁併冗員，派李靖等13名黜陟大使巡察全國，考察吏治；又親自選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並將其功過寫在宮內屏風上，作為升降獎懲的依據；另又規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輪流值宿中書省，以便隨時延見，垂詢民間疾苦和施政得失，一時政治清明。在唐太宗統治下的中國，皇帝率先垂範，官員一心為公，官吏各安本分，濫用職權和貪污瀆職的現象大大下降；尤為可貴的是，唐太宗並沒有用殘酷的刑罰來遏制貪腐，而是以身示範並制定完善的監察制度來預防貪腐。唐玄宗年間，唐朝進入了鼎盛時期，當時的監察制度也得到空前發展。御史台發展出殿院、台院、察院。御史台長官御史大夫，其職責主要是「掌以刑法典章糾正百官之罪惡」。台院設侍御史6人，職掌是糾舉百察，推鞫獄訟、入閣承詔、推薦、彈劾等事。具體職能為：「一曰奏彈，二曰三司，三曰西推，四曰東推，五曰贓贖，六曰理匭。」殿院設殿中侍御史9人，其監察對象主要是殿廷之內百官的活動，以維護朝廷禮儀秩序。察院設監察御史15人，職掌是分察百官，巡按州縣。其具體職責及分工為：第一，以六條巡按州縣；諸道之屯田、鑄錢事宜則審功糾過；嶺南及黔州府選補，派員監察其得失。第二，派員監察太倉、左藏庫出納，後改為殿中侍御史之責；與中書舍人、金吾將軍監決囚徒。第三，派員監察京都忌齋，祀祠廟亭，有不修不敬者則劾之；百官朝射、宴會有不修禮儀者則糾之，朝廷有不肅者也糾之。第四，尚書省有會議派員監其過謬，又派員監察尚書省六部。第五，檢校兩京館驛，稱館驛使。第六，以監察御史監軍，稱監軍使。

第九，由此可見，唐代的御史制度已經非常完備。首先是組織系統完備，御史台完全獨立於三省六部等行政機構，可以對中央和地方的百官進行監察。其次是監察機構法定化，御史台和三院的運行依據是《唐六典》，該法詳細規定了御史台的員額、品級、許可權及其與其他機關的關係。同時集傳統法典之大成的《唐律疏議》成為御史履行職責、糾察犯罪、彈劾百官的主要法律依據，使御史彈劾過程有法可依。在監察御史外出巡察時，唐代也制定了較為完善的巡視法規，即《巡察六條》。唐六條比漢六條、隋六條的範圍還要廣泛。唐初，監察御史仍按漢代《六條問事》進行糾彈。武則天時尚書侍郎韋方質奉旨修訂監察州縣的四十八法，實行十年後，以其繁瑣難以執行而中止。唐玄宗開元年間，增改全國為十五個監察區，並將唐中宗時期察郡的六條定例發展為《六察法》，具體如下：其一，察官人善惡；其二，察戶口流散，籍帳隱沒，賦役不均；其三，察農桑不勤，倉庫減耗；其四，察妖猾盜賊，不事生業，為私蠹害；其五，察德行孝悌，茂才異等，藏器晦跡，應時行用；其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縱暴，貪弱冤苦不解自申者。監察御史以此六條巡察全國州縣，遇有非法行為，便予以糾察。

這就是《道德經》為核心的「道文化」形成了大唐盛世的廉政路線圖，在中國歷史上打造了「貞觀之治」和以後的「開元盛世」，值得我們古為今用，給二十一世紀的反腐倡廉工作，提供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支撐力。這也是大唐盛世的道文化蒸蒸日上功德無量，開闢了中國特色的「官方無為而治是清正廉潔」的理論先河，要比文藝復興運動以後歐洲人才知道「最少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至少早一千年。大唐盛世的道文化成功經驗告訴我們，官府少一些人和事，撈錢的政治腐敗就少了很多；民間多一些自主權，老百姓的勞動積極性就高漲起來，創造性就越來越好，才能夠國強民富。這一點與毛澤東的文章《為人民服務》不謀而合，毛澤東說陝北的開明紳士李鼎明先生建議政府「精兵簡政」，減輕人民群眾的負擔，也實際上減少了官員群體數量，減少了官員以權謀私的空間，就是實現了廉政建設目標。這就跟老子李耳的《道德經》讓官府無為而治一脈相承，要求官府人員少一些，審批項目就少了，利用審批權力攝取賄賂的事情就少了。所以，反腐倡廉就是從精兵簡政做起。

中國光彩集團副總裁、國家社會科學重點課題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研究課題組專家委員會負責人 徐群貴教授

2017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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