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革命歷史題材文學創作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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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的思考/

黎汝清

一、關於革命歷史題材創作的反思

革命歷史題材，是文學創作取之不盡的源泉。我國的革命歷史題材的文學作品曾經有過輝煌的時期，曾取得值得我們讚許的成就，這是那個特定歷史時期所能達到的成就和高峰，今天我們也應該歷史地、充分地予以肯定。但是，我們的革命歷史文學，從誕生起就存在著某些先天的缺陷：比如，不能寫敵之長，也不能寫我之短，否則就是美化了敵人醜化了自己。於是，總把自己寫成神、把敵人寫成鬼。我們的軍事文學是在批判蘇聯的《一個人的遭遇》、《第四十一個》中被推崇起來的。即使寫內部衝突，也是誰代表正確路線、誰代表錯誤路線，對的從頭到尾對，錯的從頭到尾錯，陰陽對立，一體兩極，用形而上學代替了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很難脫出誰是正面人物誰是反面人物，誰代表正確、誰代表錯誤的藝術運思和矛盾衝突的藝術構架。

還有一個致命弱點，就是用人物的言行去圖解盡人皆知的歷史結論、排演一個事件的進程，證明某個戰略戰術和某項政策的正確，用以說明我們是正義者、革命者、勝利者、智慧者，反襯敵人的反動、愚蠢、失敗。這樣的作品，很難有史學價值、文學價值，所謂的思想深度也是廉價的——僅僅說明連小學生都知道的重複了千萬遍的誰好誰壞的是非判斷，而很難使人站在哲學的高度去對人生進行深沉的思考。

再有一個弱點，就是服從於一個階段的政治需要，受制於偏狹的階級觀點，親不親階級分，只承認階級性，不承認人性，在極左路線統治時期，作家不敢直面人生，不敢實事求是，不求藝術上有功，但求政治上無過。這是時代的悲劇，當然怪不得哪一個作家。

這些弱點在老一代作家身上積澱很深，要徹底清除，不僅需要時間，而且還要經歷一番脫胎換骨的痛苦。「若無新變，不能代雄」，革命歷史題材的作品的確存在著老化、僵化的問題，陳舊感使人讀來生厭，自然就失去了它應有的藝術風采和特殊的魅力。當前，的確面臨著不創新即淘汰的緊要關頭，文學必須趕上時代。

二、革命歷史題材的突破，首先是改變形而上學的思維定勢，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去觀察人生，正確地認識階級性和人性的辯證關係

在這一點上，我很佩服日本電視連續劇《阿信》的作者，他按照生活真實寫出來，自然就符合歷史唯物主義：阿信的哥哥，是個佃農，是個被剝削者，當革命者浩太搞農運工作時，他也參加，是革命一分子，可是在人品上，他是個壞蛋，加賀米店的老闆，顯然是個剝削者，可是她對阿信卻充滿著同情，予以真誠的幫助，人品並不壞。是剝削者還是被剝削者是由經濟地位決定的，並不是由人品決定的。巴金寫的《家》，對於人性和階級性也是一個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說明：覺新、覺民、覺慧的人品並不壞，如果覺新繼承了高老太爺的家業，他就成了剝削者，成了封建家族的代表人物，而覺民、覺慧奔向革命，他們就成了這個家族的掘墓人。現實生活更是如此：大地主家庭出身的彭湃不妨是個堅定的革命者，工人階級出身的中共總書記向忠發，一被捕就成了叛徒；在三年游擊戰爭時期，有一個家庭里的哥哥舍死掩護紅軍傷員，而他弟弟為了五十元賞金卻出賣了他們！無疑，在同一個階級里，也常存在人品的不同，絕不能簡單化地一概而論。但在極左路線時期，作家不敢直面人生，不敢實事求是！

要使文學作品獲得價值，必須掙脫桎梏，還歷史的真實面目。還是遵從馬克思的話：「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不敢正視歷史是虛弱的表現！

三、歷史題材的突破還在於審美觀念的更新

各個歷史時期的審美觀念是不同的，唐代的婦女以豐腴為美，清代以髮辮為美以小腳為美，當迪斯科剛剛傳進我國時，被視為魔鬼的掙扎與瘋狂，看習慣了也覺得它並不比交誼舞差。

過去，我們習慣於寫勝利，而不習慣於寫失敗，習慣於寫敵我矛盾而不習慣於寫內部衝突。習慣於寫喜劇、正劇、壯劇而不習慣於寫悲劇，甚至有人根本不承認社會主義國家還有悲劇。認為「高大全」才是美，無私、無畏、勇敢、堅強、勤勞、智慧、樂觀、崇高才是美，而寫了革命人物的內心矛盾，揭露人物內心的苦悶、失望、悲哀、私慾、困惑便是丑！把人上升為神便是美，把神還原成人便是丑。這種長期養成的丑美審視，要改變是非常困難的。

皖南事變的生活真實，強迫我拋棄了傳統的藝術運思的隨意性，按照生活真實去審視人物，透視歷史，使我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涉獵了一個新的領域，這個領域，過去叫做「禁區」。當我一深入就發現有幾處難以繞過的漩渦與暗礁；首先是要寫全軍覆沒，軍長被俘；政委先離隊而後被害；政治部主任自殺，……還要寫自己內部的矛盾衝突、弱點與失誤。寫自己的慘敗而沒有先敗後勝的光明尾巴。

其次是寫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長期爭論不休的歷史過程。如果不能承擔起澄清歷史事實的重擔，怎麼能正確地展示歷史分析歷史評價歷史剖析歷史呢？

最後也是最難的是如何正確而又公允地評價項英、葉挺等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呢？怎樣寫他們與中央、與敵偽我頑友之間的關係，怎樣表現這些高層人物的歷史、性格與內心？

這個領域的險惡與神秘，激起我的探真索微的熱情，險絕之境往往也是佳麗之地，這個領域的物象豐富奇特超越了我的想像：項英是一個堅定的革命者，最不應該離隊的是他，結果最先離隊的卻是他；葉挺是北伐名將，寧死不屈，結果在石井坑彎下腰來給蔣介石發「請罪」電的又是他；劉厚忠突圍時捨命保護了項英，殺害項英的又是他。這個事件便成了社會生活萬千景象的凝聚，是演出各種道德觀念、人生哲理、展示各種人物複雜內心的具有豐碑意義的舞台，是一部具有政治的軍事的歷史的哲學的社會生活教科書，是一部九千人的命運急劇變化的人生啟示錄！

這些人物是歷史巨匠和命運妙手所造成，他們的性格是發展的流動的，不是靜止的、凝固的、始終如一的。就從這些人物極為複雜的性格中，從這些人物的心理反常轉化中，我看到了歷史的演進與人物性格發展的潛在邏輯，他們才是真正的「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他們有著人類共同的優點和弱點，有著各自的長處和局限，但歷史上也只能有一個項英有一個葉挺，他們既不是代表也不是類型，而是個別！正是這個個別才反映了一般。這才是真正的美，而那些假大空、高大全，並不是真正的美，他們像筆畫的火焰，沒有生命也不會燃燒！

四、優勢與劣勢的轉化

我們這一代作家一般來說，都是親歷過革命戰爭的人，親身體驗過戰爭的慘烈，也嗅到過硝煙的辛辣味。百聞不如一見，百見不如一干。戰爭實踐是非常可貴的，無疑，這是一種優勢。

但是，這種優勢是相對的，如果不能用當代意識和今天的目光去觀照那時的生活，不能重新認識和評價那時的生活，優勢就成了局限，也就成了劣勢，因為「經驗」這塊巨石既可以是上升的階梯，也可能是前進的障礙。

我時刻告誡自己，不能成為考涅楚柯寫的《前線》中的老戈爾洛夫。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功赫赫，有許多成功的經驗，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不會發揮新式武器的作用，還是老一套，成了落伍者，反而不如沒有實戰經驗卻能接受新事物的從軍事院校畢業出來的年輕將領。如果他既有實戰經驗，又能充實新的知識，就有了兩個翅膀，兩個翅膀才能騰飛。凡是有進取心的作家沒有一個不銳意求新苦思突破的，可是，要把願望變成現實並不容易，有時與願望恰恰相反，作品的質量反而一部不如一部。因為突破需要多種因素合成。

五、除了政治環境社會因素外，作家自身的素養和作品的質量是成正比的

我國的足球隊總想沖向世界，可是有時候還出不了亞洲，非不願也是不能也，必須提高多方面的素質。我國古代的作家詩人都很注重修身養氣，「器大者聲必洪，志高者意必遠」。而我國從事革命歷史題材創作的作家，不少人像我一樣，只念過幾年小學，最佳學習年齡在戰爭中背著背包走過去了。剛剛從事文學創作，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最佳創作年齡在十年動亂中喪失了。而且在極左路線的染缸中浸泡了太久，要洗清其污染是非常困難的。在這樣一個狀況下，要使自己成為一個有很高文學素養的作家，沒有非凡的努力是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偉大的發明必然來自偉大的發明家，偉大的作品也必然產生在偉大的作家之手。一部長篇應該是一座輝煌的藝術殿堂，珠光寶氣美不勝收，它應該具有多種功能。這樣才能達到雅俗共賞。這樣，就要求作家必須具有史學家的淵博、哲學家的深邃、政論家的雄辯、小說家的洞察力想像力和詩人的靈感與熱情。還要具有廣博的古今中外的各科知識。因此，作家學者化是不可避免的。

六、作家應該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頭腦去思索人生

作家的心靈必須是自由的，如果作家對生活不能得出自己的結論與思考，而是重複別人的結論，那還有什麼個性可言呢？曹雪芹、羅貫中的人生觀，杜甫、李白的人生觀，托爾斯泰、巴爾扎克的人生觀絕不一樣，而且跟我們今天的五光十色的人生觀更是相去甚遠，但他們的作品卻成了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具有了真正的人民性，就像《三國演義》、《紅樓夢》和唐詩、宋詞，它是超時代的藝術，古人看，今人看，資產階級看，無產階級也看，士大夫看平民百姓也看，國民黨人看共產黨人也看，老人看，青少年也看，這是值得深究的理論問題。過去，我們批判過「全民文藝」，我不知道這個問題如何結論，只能期望文藝理論家去研究它。

在創作歷史題材作品過程中，作家在大量地考核了當時的歷史史料後，應該得出自己的結論，因為它是文學作品而不是歷史，作家的想像力洞察力可以自由馳騁，不管你寫的是多麼偉大的人物，你也應該平視和俯視他，這樣才能剖析他，因為偉大的人物並不事事偉大。我記得蘇聯電影《偉大的公民》中有這樣一段話：

「……他是跟我們一樣的人，只是略微地高一點，他跟我們有著同樣的一對眼睛，只是略微敏銳一點，他想的也是跟我們一樣，只是特別深刻些。……」

這樣，不管你描寫常人或是刻畫英雄，都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神！他們也有七情六慾，甚至在某些品格上還不如常人！許多古往今來的偉人，因為他的顯赫功業的光輝掩蓋著某些平凡渺小與卑微。拿破崙再偉大，也免不了約瑟芬給他戴綠帽子的恥辱，也逃不脫被俘被囚的命運，但也並不失其偉大，因為他是人而不是神。

作家應該鑽在歷史之深層從微觀上開掘其奧秘，然後再站在歷史之上，從宏觀上去俯瞰歷史，批判歷史剖析歷史！這樣才能從具象到抽象，把社會活動上升到哲理的高度。這種強烈的藝術上的主觀色彩是來自客觀的實際體察，生活上升為藝術，賦予社會景觀以靈魂。

【選自《解放軍文藝》1988年 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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