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反傾銷第一人」陶景洲的高考與「後高考」時代

陶景洲，圖由本人提供。

人物 |「中國反傾銷第一人「

陶景洲 1977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取得學士學位後，被教育部派往法國學習，成為中國恢復高考制度後第一批公派留學研究生。現為美國德傑律師事務所負責亞洲業務開拓的執行合伙人。曾獲得「中國反傾銷第一人」、「亞洲地區最優秀的仲裁律師」等稱號。

1977年對中國和陶景洲來說都是一個新的起點。這一年，中國恢復中斷十年的高考，陶景洲從安徽縣城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這個走出過國務院總理、法學泰斗和眾多企業高管、知名律師的班級，被稱為法律界「黃埔一期」。

「確實像一個新的起點，可能由於中國當時人才缺乏，百廢待興，於是好像我們總是第一批，對吧？」40年後，在美國德傑律師事務所的北京辦公室，陶景洲對南都記者說。

陶景洲見證並親身參與了中國改革開放的許多「第一次」：第一批公派留學研究生，促成法國行政法院和中國最高法院首次接觸，第一個取得法國律師資格的中國人，「中國反傾銷第一人」。

懵懂、摸索、開拓、建樹，像一面鏡子，陶景洲的個人際遇折射改革開放40年的滄桑。

高考往事

」完全不知道國際商法和海商法是何物「

畢業前陶景洲（左二）在北京大學南門和何勤華（左一，華東政法大學原校長）、劉鳳鳴（左三，美國通用電器全球副總裁）、徐傑（右二，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顧雪挺（右一，珠海市科技局原局長）合影。圖由本人提供

陶景洲來到北大法律系後才發現，從安徽考來的三人第一志願都不是法律系。他填的中文，李克強（國務院總理）報考了歷史，張恆山（中央黨校教授）報的哲學，剛好是當時大熱的「文史哲」。

此前他在老家安徽界首縣20公里外的農村，每日干著「計工分」的活兒。有一天，突然發現周圍的知青都回城了，才知道高考恢復了。趕緊回家，複習了一個多月參加高考。

19歲的陶景洲堅持「非北大不讀」，不料父母想留他在身邊，悄悄把第一志願改成安徽省內的學校。經一位在教育局工作的叔叔提醒後，才又改了回來，結果順利收到北大法律系的錄取通知書。

當時北大法律系的全稱叫「政治法律系」，屬於絕密專業，政審要求嚴格，而陶景洲入學前已經是中共黨員了。

最初，他對法律毫無概念，提到法律就想到刑法，「中國法律史上一向重刑法、輕民法」。民法學家朱啟超在課上講所有權、私有財產，陶景洲很困惑，「到底什麼是私有財產？因為沒有任何具體的經驗來對應」。

雖然北大法律系是文革中少數免遭解散的政法院系之一，在上世紀70年代末，學科重建仍然艱難。陶景洲等第一批學生拿到手裡的課本，多是蘇聯的或者解放前的老課本。

陶景洲在北大的課堂筆記。圖由本人提供

1979年，上「國際商法」課程，陶景洲和幾個同學到榮毅仁創辦不久的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實習。雖然名叫信託投資公司，但成立之初，連具體做什麼業務都不清楚。陶景洲這些實習生，就在諮詢部翻譯關於中外合資經營的法律文件，由於正式的法律文件還不多，也翻譯一些內部規定。

上「海商法」課程，陶景洲又和同學跑去天津新港考察。在內陸長大、只見過小帆船的他，看到停靠在港口的一艘艘輪船，才明白「吃水」的意思，「國門初開，我們這些學法律的，完全不知道國際商法和海商法是何物」。

正是這批人，後來被稱為中國法律界「黃埔一期」，成就斐然，83名學員里，有國務院總理、法學界泰斗，還有眾多早期開拓中國法律事業的優秀立法者、法官和律師。

遠渡重洋

」這時候回國是自欺欺人「

本科畢業時，陶景洲又趕上一個「第一批」。中國決定派出第一批「出國預備研究生」。這是什麼概念，陶景洲當時想，大致類似「庚子賠款」培養赴美留學生，都是公派留學。巧的是，將陶景洲引入比較憲法、比較行政法領域的龔祥瑞教授，正是1935年考取庚子賠款的公派留學生。

報考比較法專業的有三人，陶景洲、王紹光（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講座教授）和王建平（在北京當律師）。兩人安排學英美法系，一人學歐陸法系。但那時三人學的外語都是英語，教育部說，陶景洲你年紀最小，就去法國。

1989年，陶景洲在巴黎寓所。圖由本人提供

初到巴黎，新鮮事物像潮水一般幾乎將人淹沒。陶景洲發現，法國的法律研究跟國內「完全不是一個數量級」，差距好比「小孩子打架和拳擊手搏擊」，「我們的民法（研究）這麼一小冊，人家關於民法總體介紹的著作可能就這麼厚。」陶景洲兩手一比。

更要命的是語言關，在國內集中培訓一兩個月，趕鴨子上架出了國。第一次去導師家只能說英語。每天帶著錄音機上課，回來反覆聽。「當時的我，不僅語言不通，而且囊中羞澀，那種孤獨、壓力與無助，現在想想還感到後怕。」

陶景洲在巴黎大學城的住房卡。圖由本人的提供

國家規定的兩年留學時限快到，駐法使館教育處通知，可以回去了。「我說，我不回去，法律沒學好，語言沒學好，文化沒學好，這時候回去是自欺欺人。」

好，再延長半年，可是不能再延長了。

那時國家的外匯儲備有限。1981年中國外匯儲備27億美元，現在3萬多億美元，而陶景洲這批留學生的生活費是每月1800法郎。

要留下來，必須自謀出路，陶景洲當下決定找工作。四處碰壁，別人勸他去超市做售貨員，他堅持只搞法律。

陶景洲和導師龔祥瑞教授在巴黎蒙馬特爾高地，1984~1985年間。圖由本人提供

有同學捎給他一張關於中國投資的研討會傳單。陶景洲一看，裡面有兩家律所，心想或許它們對中國有興趣，便投去簡歷，不料石沉大海。

陶景洲理解為什麼留學生找工作難：僱用外國人，需要律所在那個國家有市場，上世紀80年代初，法國在華市場剛剛萌芽。

終於，在導師丹克（André Tunc）教授的推薦下，陶景洲進入讓代（Jeantet & Associés）律師事務所實習，成為第一個在法國律所實習的中國學生。

陶景洲在恩師André Tunc家吃新年蛋糕，1989年1月。圖由本人提供

國際橋樑

穿皮夾克「獨闖」中南海

1986年，陶景洲促成了兩件大事，也都數得上「歷史首次」。

一件是幫助義大利時裝巨子貝納通進入中國市場。貝納通公司的人到法國，和讓代律所談在法國投資的生意，見到陶景洲這個28歲的中國年輕人，便隨即談起早已感興趣的中國市場。

當時中國零售行業不對外資開放，只允許外資在中國生產，不能在國內銷售。陶景洲去威尼斯見了貝納通兄弟中排行老大的公司董事長露西阿諾·貝納通（Luciano Benetton）本人，商量著，務必得去一趟中國。

陶景洲想引見貝納通給紡織部（後於1993年撤銷）部長，他想起在政府工作的同學。一身「留法范兒」、穿著平時的皮夾克，陶景洲就去找同學，被中南海保安一揮手擋在門外，「你找誰？」同學當時的職務是領導秘書，畢業就出國的陶景洲「當時還不知道秘書是什麼」。

最終紡織部部長和貝納通見了面。貝納通拿出威尼斯商人的務實派頭，指著行李袋裡的服裝樣品告訴部長想做多少件在中國賣。陶景洲趕緊攔住貝納通，「中國人談生意，不適宜和部長談這麼具體的細節」。

最後，陶景洲成功幫助貝納通公司聯繫到駐華外交人員服務部，和免稅品公司合作，在裡面開設了一個櫃檯。貝納通成為最早打開中國市場的時裝品牌之一。

貝納通先生對陶景洲讚許有加，在他的自傳第一頁便提及這位讓他印象深刻的中國留學生「讓自己學會怎麼和亞洲人打交道」。而陶景洲那位同學，多年後下海，不忘開玩笑：「（下海）都是因為陶景洲，穿那種奇裝異服到中南海找我！」

像陶景洲這樣的留學生，在國門初開時成為稀有的「橋樑」。

同一年，陶景洲在國際學術刊物《國際比較法學評論》上發表了《中國的最高人民法院》，被法國行政法院研究部部長注意到。法國行政法院一直想和中國法院交流，但苦於沒有途徑。中國最高法院當時也在思考，是否和法國一樣，單獨設立一個行政法院。

通過陶景洲，雙方搭上了線。

中國事業

「反傾銷第一人」已20年不做反傾銷

上世紀90年代初，陶景洲強烈地感到自己應該回國了。已經在法國做了幾年律師，處理的第一件官司就是北方工業公司出口的自行車質量糾紛，陶景洲在亞歐大陸另一端觸摸著中國走向世界的脈搏。他相信，未來的市場一定是在經濟上比較開放的國家。

1991年9月9日，陶景洲回到中國。

美國高特兄弟律師事務所正在中國尋找可以開拓中法市場的人選，與陶景洲一拍即合。他白手起家，所幸中國企業在海外遭遇的反傾銷調查陡增，業務紛至沓來。由於上世紀90年代初集中地做了一批反傾銷案，陶景洲收穫「反傾銷第一人」的稱號。

不過，圈外人較少注意到，「反傾銷第一人」已經二十年不做反傾銷案。

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陶景洲發現做反傾銷案的律師多了，市場變飽和了，以前一個公司的案子律師費可以收20萬美元，一下子降到1萬美元。

陶景洲轉身投入國際商事仲裁。相比反傾銷，仲裁針對有任何有合同關係的雙方，不找國家的法院，而是找第三方仲裁機構，更靈活。陶景洲認為國際仲裁更有市場。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設有體育臨時仲裁院，陶景洲成為國際體育理事會任命的十二位仲裁員之一，並審理了北京奧運會的第一個仲裁案件。

此外，陶景洲回國後一直從事跨境投資、國際兼并收購業務。

回國初期一個較大的案子是麥當勞在北京第一家分店。陶景洲的工作是負責起草合同，因為麥當勞開店須和中國企業合資。「麥當勞是一個符號，只有在消費水平逐步上升，而且人們的生活節奏變快時，麥當勞才會進來。麥當勞進來時中國並不是那麼開放，但這肯定是一個標誌性事件。」

陶景洲把自己的事業分為兩個階段，前十年，幫助外國企業進入中國市場，包括歐萊雅、家樂福、可口可樂等知名品牌。後十年，幫助中國企業走出去。

到2016年，中國成為資本凈輸出國，對外直接投資連續13年快速增長，創下1701.1億美元歷史新高。

而對於個人的選擇，陶景洲很有自信：「永遠找到未來的市場在哪裡，找到自己的比較優勢在哪裡。」

采寫:南都記者 程思煒 發自北京

編輯：李湘瑩 實習生 劉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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