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難和亦不易：胡蘭成與民國政治

一

大多數讀胡蘭成文章者，起因於張愛玲。因此胡蘭成的著述中讀得最多、議論得最多者，為《今生今世》，延伸而及《山河歲月》。在一般業餘讀者中，鮮有提及胡的其他著述者，即便有，也不過是提提而已，未見真有閱讀意見發表。

1957年年底（亦或次年初），寄居日本的胡蘭成，收到一封轉來的海外信件，寄信者為張愛玲。其實這並不是一封信，而不過是一張明信片———這是去美後的張愛玲已經開始了的習慣:惜墨如金，無論收信人是誰。接到張愛玲的明信片後，胡蘭成給她寄去了《戰難和亦不易》及其他著作。隔年，胡蘭成又給張愛玲寄去了《今生今世》上冊。在胡看來，這或許是某種開始的徵兆或者前奏。後來的事實並非如此。就在胡寄出《今生今世》月余，張愛玲發出了張、胡「今生今世」中的最後一封通信。此後，二人天各一方，渾然如同陌路之人。1981年，胡蘭成病逝於日本，是年七十又六歲。1995年，張愛玲孤獨病逝於美國，終年七十四歲———在從美國西部上岸，到東部去轉了一大圈之後，張愛玲又回到了西部，隔著太平洋已經能夠聽到她所熟悉的上海黃浦江畔的潮聲了。但她終究沒有再回來，生命如同一支射出去的箭，斷無回頭之理。

不過，讓人多少有些費解的是，為什麼張愛玲此時會不遠萬里，隔著太平洋向胡蘭成討要《戰難和亦不易》這部書。1933年，二十八歲的胡蘭成將自己的散文集《西江上》寄給了當時中國文壇泰斗級人物魯迅———這位40年代末胡蘭成亡命溫州之時還要攀上的同鄉舊識。而魯迅同年4月1日日記中對收到胡蘭成寄書一事亦有記載，但此外並無其他文字。事實上魯迅、胡蘭成之間的往來也僅止於此。十四年後，化名張嘉儀的胡蘭成，在溫州結識暑假在家省親的浙江大學中文系教授、詞學家夏承燾，張嘉儀的自我介紹中說張佩綸為自己先祖，並與魯迅多有往來。胡蘭成這種「亡命之時」的「胡說」，當然不會有人過於計較。但他刻意走近溫州名士劉景晨，聽劉說平素不喜與年輕人往來，因為後者多懷利用之心，卻又說劉如何迅速打消了對年輕人的成見，與他一見如故，就多少有些自譽了，不過這大概也不會有多少人計較，因為類似之處在《今生今世》中亦並非此一處。

《戰難和亦不易》是胡蘭成的成名作———他由此一鳴驚人，兩個月後，他就仗著這部書，真正成為了汪偽集團中的言論策士，是年三十五歲。這部當年由《中華日報》社出版的評論集原版本已不大容易得到，我讀到的是台灣遠景出版事業集團2001年7月的初版本。書是一位友人從香港帶回，我花了兩天時間，將這部「宏論巨著」讀完了。

《戰難和亦不易》一共收文104篇，集前有汪兆銘序一篇。查了一下這些文章的寫作時間，從民國二十八年一月四日的《我們的鄭重聲明》開始，到同年十二月十二日的《建軍的使命》止，1939的一年之中，胡蘭成為宣揚正在積極「促和」的汪偽集團的主張，不可謂不儘力———平均約三天就有一篇政論文章問世。除了感慨其年輕精力旺盛，也不能不對當年胡蘭成的文字創作力感到驚奇。

胡蘭成《今生今世·永嘉佳日·文字修行》中有一段文字，談及他在寫《武漢記》過程中的自我困擾:

我逐日寫《武漢記》約三千字，這回竟是重新學習文字，發現寫的東西往往對自己亦不知心。我做的事，當時多只是平地這樣做了，不曾起過什麼依傍的想頭，但事後追寫，總拿書上的人物思想感情的類型來套，焉知不然。梁武帝問達摩:「如何是聖諦第一義?」達摩答:「廓然無聖。」又問:「對朕者誰?」達摩答:「不識。」我亦要去盡聖諦與識障，始能見物見其真。且人世之事，有其有的一面，有其無的一面，有的一面是品物流形，無的一面是天機所在，而且品物該是天機里織出來的文章。

《武漢記》我寫了五十萬字，等於學射，射中的十無二三，儘管寫時是誠心誠意，寫了出來仍十之七八是誑，《大學》里說格物還在誠意之先，真真不錯，若未能格物，雖誠意亦不過是戲劇化的認真罷了。這《武漢記》寫得不成其為一本書，但從一字一句的反省，漸漸明白了那些是本色，那些是浮氣客氣。

這段文字，是胡這個時期比較難得的自我檢省文字，值得胡書讀者們注意。胡的這種心得體會，撇開具體內容，也有頗值關注處。因為他在這裡所表達的意思，可以供我們拿來閱讀理解他早年的著述，自然也包括《戰難和亦不易》。

二

胡蘭成不是抗戰爆發前後南京「低調俱樂部」的成員———此時他還沒有資格。那時候他剛從廣西的監獄中出來，再次赤條條回到家鄉。這種孤身一人出去闖天下，卻又不得不空手而返的沮喪亦或不甘，應該是這時期的胡蘭成時常品嘗的人生經驗。《荀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已經三十二歲的胡蘭成，不得不再次直面一個現實問題:如何自存及如何養家。如果說廣西的監獄真讓胡蘭成懂得了什麼，大概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此前的一人逞匹夫之勇，以言責世，既無法自存，更遑論養家。如今，在遭遇到種種挫折之後，他是該找到一條既能夠自存，又能夠讓家人有所依養，至少不至於跟著他擔驚受怕的「人生正道」了。

三十二歲之前的胡蘭成，因為家境與學歷，即便是在朋友們中間，亦顯得極為敏感，這一點，一直到他撰寫《今生今世》之時，如同一種創傷記憶，依然揮之不去。《今生今世·世上人家》中有這樣一段文字，描述他當初跟著幾位同學，到廣西去碰運氣時在海船上的一段心理活動:

從上海去香港的海船上，孝安、海帆言談甚豪，他兩個與真吾都是新文學者，有錢人家子弟。獨有我的情形難比他們，且因玉鳳新亡，鮮言寡笑，每每一人到甲板上看月亮，聽風濤打擊船身。真吾賀我喪妻是從舊式婚姻得了解放，我當下大怒，差一點沒有發作。孝安與海帆又笑我的草帽陳舊，在房艙里拿它拋擲為樂，我很不喜這種輕薄。他們都算是「五四運動」以來的新人，真吾倒沒有改，孝安、海帆卻因家境在逐年走向下坡了，慷慨也變得不自然，待人不免為勢利分出上落，想起卓文君的《白頭吟》:「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為」，我不禁為他兩個難受。他兩個都捧真吾，三人凡在說一樁事情，總是一股正經，我只可在局外。但我的一生中，令我自慚形穢的漂亮人兒與莊嚴事兒，後來本色相見，原來都不漂亮莊嚴。

類似的壓抑或者屈辱感，以及設法擺脫這種壓抑和屈辱感的努力，除了表現在經濟上，自然還有學歷上———胡蘭成的學問，幾乎可以說大多來自於自學與遊歷。但在與那些時賢名士交往的過程中，又不時會碰到類似尷尬，尤其是那些假時賢與假名士時。亡命溫州之時，化名張嘉儀的胡蘭成，告訴別人說自己肄業於北京大學，這或許可理解成為了生存而一種不得不為之的行為，事實上他在《今生今世》中也更正說自己當初在北京燕京大學副校長室擔任文書抄寫一年，當然事實究竟是否如此，也只是他自己如是說而已。但後來仍見有文章說胡蘭成畢業於京城某某大學，這要麼是因為言說者讀書不細心，否則就又該責怪胡蘭成了:他的一生中自己為自己擺下了太多障眼法、迷魂陣———他在他的那些女人們面前，在那些朋友們面前以及在他的那些政治同盟者們面前，時常以假言惑人惑世，後來連自己都有點陷在這些假言之中而難以自拔了。

但他別無其他選擇，還得依靠同學朋友，哪怕是他心中對他們極為厭煩甚至鄙棄。這種自我孤傲清高與自我卑微壓抑的矛盾心理，一直伴隨著胡蘭成，直到他晚年以著作等身份以及中國文化的現代闡釋者和未來預言者的身份在台灣登台演說的時候，依然難以根凈。他需要獲得認可，獲得肯定，需要聽到喝彩跟捧場，他需要一種現實的人生飛揚，來徹底扭轉擺脫因為出身、因為學歷所帶來的屈辱與壓抑。

他需要一個機會。

三

胡蘭成在現代歷史上的出場亮相，不是他的散文集《西江上》，也不是他的自傳體小說《今生今世》中的1937年初在《中華日報》第一次停刊之前所發表的兩篇文章。但是後者卻成為他為汪偽集團的言論策士們所注意，並將其收編於他們的陣營之中的一段引橋，這也是胡蘭成第一次置身於一個有組織、有理論、有目標，同時也有「錢途」的事業之中。

胡蘭成在《今生今世·天下兵起》中是這樣描述這段經歷的:

卻說我從廣西回來時路過上海，見了古泳今，他今在中華日報，要我撰稿試試，到胡村後我就寫了一篇論中國手工業，又一篇分析該年的關稅數字，寄去發表了，都當即被日本大陸新報譯載，且被轉載於經濟學論文拔萃月刊。中華日報以為有了面子，就請我當主筆。本來是當總主筆，因我謝絕林柏生，說不想加入汪派，故總主筆讓給了古泳今。

這段文字中有多處令人不解:一是為什麼胡蘭成這樣一個文學青年，會在窮途末路之時突然專註於中國的經濟問題研究，而且一出手即成兩篇不僅讓《中華日報》當權者接受，還引起了日本搜集中國經濟情報者的關注（抗戰前後，日本不少公開出版的報紙雜誌，其實都有搜集中國相關政經社會信息情報之功能）的專家級專業論文;二是如果遵照「胡說」，《中華日報》社因為這兩篇論文，即聘請胡出任總主筆，而胡婉拒，並給出了於公於私均冠冕堂皇的理由，那麼，又何來一年之後公然混跡於香港蔚藍書店與《南華日報》這兩塊牌子、一個集團之中的事實呢?誰都知道這是汪精衛從20年代末即開始在香港布的一個直屬於自己利益集團的「樁腳」。聰明如胡蘭成者，對此斷無不曉之理。而此時他不僅已成為其中一員，還是一極為活躍之分子。金雄白《汪偽集團的開場與收場》中說:

汪系在港的原有機構，一是創刊於民國十八年由林柏生主持的南華日報（社址在香港荷李活道四十九號）;一是華人行六樓六號A的蔚藍書局，本是國民政府戰時研究國際情勢的機關，亦以林柏生為主任，梅思平、樊仲雲、胡蘭成等為幹事，李聖五、朱朴等為研究員。其性質也就等於漢口時代由周佛海、陶希聖主持的藝文研究社，而且林柏生、梅思平兩人當時還是駐港的中宣部特派員。所以汪的艷電發表，港方就由林梅兩人具名負責分送，幾乎所有的港報都一律全文照登。

無論是南京時候的「低調俱樂部」，還是香港時候的蔚藍書店和《南華日報》，甚至稍早時候上海的《中華日報》，若論資歷，胡蘭成都只能算是「小弟」，談不上所謂汪偽集團中的權力核心。而胡不甘居人之下的孤傲不馴的個性和自視甚高的才情，也註定了他不會甘願跟在他人之後隨聲附和。此時他要麼有更為驚人之語———言同人所不願言或所不能言，要麼就是自甘沉默。而當時香港汪偽集團中的那些言論大佬們，無論是林柏生、梅思平，還是稍早的周佛海、陶希聖，此時要麼已經與汪偽集團分道揚鑣，要麼熱衷於實際利益，要麼還不敢公然大張旗鼓地與重慶政府唱反調，畢竟他們還要為自己日後留一條退路，因為他們原本就是從那個政府集團中出來的。只有胡蘭成不同，在這些人中間，他是一個此前沒有背景、沒有牽掛、沒有羈絆的來自於「局外」「民間」者。他原本就一無所有，因此他無畏，敢說這些多少還有些畏首畏尾者所不敢說的話，而且敢把這些話說到底、說透徹;原本他就一無所有，因此他「無欲」，正因為他「無欲」，他才能以一己之言，言他人所欲言而不能言，並最終為他贏得了他所渴求的東西:至少是暫時的認可與滿足。

對於胡蘭成這樣一個只能選擇寧鳴而死、不願選擇寧默而生者來說，公開在香港發表為汪偽集團辯護的言論，其思想上心理上的負擔，要遠遠低於那些集團中在蔣政權中的既得利益者。或許這也可以拿來解釋，為什麼在香港和上海，胡蘭成會迅速躥紅，儼然一汪偽集團在投降（胡蘭成稱此為「促和」）理論和言論上的代言人。當然，如果仔細閱讀了胡蘭成這一時期的那些言論文字，也不能不對其事先在這方面已經作好了的準備感慨不已。

他發現了這個機會並抓住了這個機會。對於這樣一個彌足珍貴的機會，他已經顧不得這是鳩毒或者其他，他需要利用這樣一個機會來擺脫迄今為止漂泊不定的流浪生活，需要利用這個機會來出人頭地，舒緩心中積壓已久的屈辱和窘迫，需要利用這個機會來做更大投機的跳板———除此之外，其實他一無所有。至於在《今生今世》中所言的那些在面臨種種誘惑之時的矜持與自守，不過是事後的文過飾非而已，殊難讓人足信。

四

《戰難和亦不易》中的所有文章，均寫成於1939年，也就是在1938年底汪精衛聲稱公開脫離重慶政府、自立門戶、走上叛國投敵的道路之後的「艷電」被公開之後。也就是說，整個《戰難和亦不易》中的文字，都是在為「艷電」或者「艷電」之後的汪偽集團辯護。

而汪精衛在《戰難和亦不易》序中亦說:

胡蘭成同志所謂「戰難和亦不易」真有概乎其言之了，胡蘭成同志於艷電以後發表了許多重要論文，對於國內情形國際形勢都有極深切的認識，極明確的判斷，其最言人所未嘗言的，是「如何爭取主動的和」，這實在是一針見血的話。

他還說:「胡蘭成同志大聲疾呼『爭取主動的和 實在是對症下藥，稍微留心和戰大計的人，沒有不點頭嘆息的。」

聽上去，在日軍步步進逼之下，整個中國的唯一清醒者，唯一掌握了救國真理者，不是那些政府中的高官策士，不是大學裡坐而論道的教授們，也不是那些隱居民間的世外高人，而是一個剛剛踏進政治門檻，在汪偽集團中也不過兩年有餘的剛過而立之年的胡蘭成!不過這倒似乎是胡蘭成所期待的一種讓其不免有些飄飄然的局面，無論是真是幻。一種天下真理在我的自我膨脹。這種膨脹的結果，一是讓他的文字中確實鼓脹著一種「虛妄」之氣，一種強詞奪理式的理直氣壯;另一就是胡蘭成玩弄文字的水平，此時已經顯露無遺。

同為汪偽集團中的「言論之士」的金雄白，在其《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中，有一段關於周佛海為汪精衛離開重慶，走上叛國投降道路的辯護:

汪先生的意思，彼此為了國家，原則上決無二致，但所定的策略與應取的途徑，一時容有歧異。汪先生所說的難與易，就是指的抗戰與和平。因為不論其為勝為敗，凡獻身於抗戰陣營者，無疑都將成為民族英雄;但要保全國家元氣，與敵言和，則頭緒萬千，事繁責重，尤其軍事處於劣勢狀態之下，日本以戰勝者之地位，未必肯真心讓步，和談條件，就很難接國人之望，措置稍有不當，條款稍有出入，則以苦心為國始，而以千古罪人終。但汪先生認定前方的軍事，與滇緬公路的封鎖，抗戰有難乎為繼之勢，及今談和，國家尚可免於糜爛，而蔣先生抗戰到底之意，既然一時無法動搖，則如其最後勝利，仍然屬我，則國家一切，自有蔣先生。如不幸而抗戰被迫作城下之盟，則汪先生與日本媾和在前，日人自難反汗，今後一切，有汪先生來擔當周旋的大任。和戰並進，為國家打算，不能不說是一條萬全的計謀。

這段文字，與《戰難和亦不易》中的言論，如出一轍。之所以如此，一個簡單的道理，這就是汪偽集團投降附逆的理論基礎或者總綱。胡蘭成不過是用他的文字，將上述說法重新編織一遍兩遍三遍而已，但他不是一個蹩腳的編織者，他有自己的花樣或者套路。一般讀者還不大容易破解其中的文字魔術。

舉一個例子。胡蘭成在《答覆質問》（一）中列舉了不少對所謂「和平運動」的嚴肅質問，其中一個質問是:「汪先生力言日本有和平誠意，其根據僅為近衛聲明與東京非正式接洽，此種聲明與接洽，並不負有條約上的責任，試問究竟憑什麼來擔保其可靠性?萬一和平談判的結果竟與所希望的相反，那時汪先生將何以對國人?」

對於這樣一個確實非常嚴肅的質問，胡蘭成是怎麼回答的呢?胡蘭成說，「我們的答覆是，近衛聲明與東京接洽，原不能說是日本誠意的擔保，然而是日本和平誠意的反映。說到擔保，我們是從日本經過兩年多的戰爭而產生的和平要求，來證驗其和平誠意的。我們並且認為，有了和平誠意，才能形成和平條件;有了和平條件，尚須雙方有履行條件的責任能力，才能形成和平局面。和平運動的擔保是這樣子的。……汪先生說過，如其事無可為，我們約齊了去殉國，如其事有可為，我們約齊了去救國。這是我們的決心，不過我們要告訴大家，和平的結果是只有從和平運動中去尋求，去判斷的，我們是要以殉國的決心來做救國運動，以熱烈的精神與積極的努力來打開局面。」

類似的質問，我們在金雄白的《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中也有見到。1939年8月，金在上海見到急欲將其汲納進事實上即將成立的汪偽政府的周佛海，兩人有關汪所領導的所謂「和平運動」，有一段問答———金問周答:

「汪先生與日本之間，就建立政府一點上，所有基本問題，有無取得原則上的協議?」

「沒有。」

「那是否你們的來滬，是表示不問將來結果如何，政權將一定建立?」

「我們的立場，剛剛與此相反，假如日本政府堅持不肯讓步，而條件又足以妨害我國的獨立自主，我們認為完全無補於國家民族時，我們隨時會毅然離開這裡。所以，我們初步的宣布，僅是展開全面和平運動，而不是籌備建立政府。」

「在日軍的佔領地區中建立政權，你相信會有不致於喪權辱國的奇蹟發生嗎?」

「我們從不加以過高的期望。初步，我們只要國家不亡，我們願意忍辱負重去做，這也就是汪先生離渝時留信中所說『為其難"的意思。」

「除了渺茫的國家前途以外，你以為在敵人的槍刺下可以做些什麼事?」

「無可否認，日人在淪陷區是可以任意地掠奪與任情地殘殺，現在他們要拿走一百分就是一百分。以後，盡了我們的能力，即使只能拖住一分，少拿走一分，就是為國家保存了一分元氣!說得更明白一些，我們是要為了自己的國家，給他們以牽制與阻止，而不是協助他們得到更多的便利。」

值得注意的是，一直到1939年8月，周佛海還只是說「和平運動」，而不提可能成立分裂於重慶政府的汪偽政權一事。當這些所謂和平運動的促成者們與佔領者之間的「和談」不成，又當如何呢?會如胡蘭成慷慨所言去殉國嗎?事實究竟如何呢?譬如在最能夠看出佔領者對和談是否真正有誠意的撤兵問題上，汪偽集團異想天開地提出「先撤兵再言和」，而日方對此則寸步不讓，「當然先談和再撤兵」。這種城下之盟，歷史的教訓比比皆是，汪偽集團中的高人如胡蘭成者，此時卻裝聾賣傻，把自己裝扮成為了國家民族不至於塗炭滅亡而不顧自毀的犧牲者。對此，《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中，有一段文字記錄周佛海在「和平運動」與汪日攀談徹底攤牌後的情狀:

汪政權的一延再延，已使汪政權的從龍群臣，發生疑慮，連周佛海也無法確指新政權的能否實現。周佛海所提出的一旦新政權建立，最低限度，日本的派遣軍總部，即應遷出南京以外，而連這一個條件，也終為日方所拒。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十五日的晚上，我往佛海家中小坐，約十時左右，佛海醉醺醺地由外歸來，神情方面顯得有些激動，他劈頭第一句話就說:「政府還都的日期確定了，是本月三十日，汪先生定十七日飛京，我也已定十八日啟程，二十日舉行中央政治會議，三十日政府成立。」說完了，莫名其妙地又搖搖頭。我說:「那麼與日方的交涉，一切已獲得圓滿解決?」佛海作了一個苦笑，他說:「我們與日本合作，好像男女在談戀愛，我們東來一到他勢力範圍的上海，就好像女人已跟隨男人進入了旅舍的卧室，男人正在其欲逐逐不能自制的時候……」他說到這裡，伸出右手，把中指翹然一舉，以表示所說「其欲逐逐」的含義。頓了一頓，他又繼續說:「這時女人應該把握時機，提出愛情保證品的時候，而我們竟含羞帶愧，半就半推地自動的寬衣解帶了。羅繻既解，樊籬盡撤，這還有什麼可說!」在滿室女客們吃吃笑聲中，他黯然地踱進了自己的卧室，我也悄悄地離開了那裡。這一幕歷史的悲劇，終於無可避免了!

所謂的「和平運動」，既然最終被現實證實不過是一場所謂的「悲劇」，當初信誓旦旦地宣稱倘如此將以身殉國的胡蘭成，此時又在哪裡呢?1939年9月5日，汪偽集團湊數召開的偽國民黨六屆一中全會開幕，成立汪記國民黨部。中央執行委員會設常務委員會，常務委員為陳公博、周佛海、梅思平、丁默、林柏生、陶希聖、高宗武、李聖五、陳群等。其下設秘書廳、組織部、宣傳部、社會部、特務委員會、黨史編纂委員會、海外黨務委員會等。

當時宣傳部部長初為陶希聖，後由林柏生接任，而先後出任宣傳部副部長者，計有林柏生、胡蘭成、樊仲雲、朱朴、馬典如等人。胡蘭成除了擔任汪記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在1940年3月成立的汪偽國民政府中，胡蘭成亦曾出任宣傳部政務次長、行政法院政務次長等偽職。這大概也是胡蘭成一生社會活動中第一個「高峰」。此時胡蘭成剛過而立之年。以一介布衣而且高中尚未畢業的「讀書人」身份，一躍而為汪偽集團中的中宣部副部長、政務次長等，儘管並非什麼擁有實權的利益部門，但就其權力的象徵意義而言，也是讓人感慨唏噓的———胡蘭成用這種方式，成就了自己的書生———政客的權力之夢，開始了一個「御用文人」的顯赫卻又註定兇險的人生。

只是，胡蘭成並沒有踐其所言「殉國」，而是一躍登上了他一生權力事業的巔峰。五年之後，汪偽政權垮台，曾經的附逆者被通緝，這次胡蘭成同樣沒有義無反顧地「殉國」———殉其所忠於的「汪偽政權」，而是選擇了逃亡，最終，他以偷渡的方式，流亡日本，從此離開了自己的祖國。

五

胡蘭成不會帶兵，但他談兵談得頭頭是道，譬如《戰難和亦不易》中最後一篇《建軍的使命》，譬如他的整個《山河歲月》;他不會治國，可他談起建國組織政府來是津津有味，譬如《和議之實現與國民政府之重建》、《在淪陷區工作的意義》、《改組政府問題》等;他也不治經濟，竟然會以經濟評論一躍而為汪偽集團中的言論策士。對於這種以言論世的言論，很多時候，是無法從言論本身去辯駁的，而需要用事實去戳穿———既看言論者自己的事實，亦看言論者所言說的事實。

胡蘭成政治生涯中有不少可檢省可總結的東西，裡面潛隱著千百年來中國讀書人改變自我命運的權力之夢之原型。這種夢想，在十年「文革」當中被某些政治投機者重新演繹了一番。對此，我們迄今仍然缺乏必要的關注與警惕。這並不關涉言論者的精神獨立與思想自由問題，而是關涉言論者的私德與公德的問題。

只是至此我依然不大明白，為什麼50年代後期的張愛玲，會隔著太平洋，向流亡日本的胡蘭成，討要這部《戰難和亦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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