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走邊聽的邊笑邊哭上篇 推薦

2017-07-08 藍藝 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微信公眾號：The-Intellectual

撰文｜藍藝（《鳳凰周刊》副總編輯）

看電腦和手機的時間久了，眼睛就容易乾澀、疲憊。有時難免想：能否找些好聽的節目，一邊做家務一邊聽，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呢？經過一段時間的試聽和遴選，還真讓我在優酷上找到兩個好節目——讀書節目《一千零一夜》，音樂節目《聽說》。

《一千零一夜》：夜空里的星辰

我之所以喜歡聽《一千零一夜》，首先是因為我覺得主講人梁文道態度好，實誠，說起話來不扮大師裝神弄鬼，也不熱衷表演字正腔圓，更不口若懸河廢話連篇。他是質樸的，老實的，提供的「食糧」不僅沒毒，而且「足斤足兩」，這就是一等一的可貴了。

當下是一個「先生」鳳毛麟角、「大師」卻滿天飛的時代，隨便一抬眼就能看見幾個「大師」，嘴裡各種珠璣，兜里各種包袱，搶先機、抖機靈，雜耍似的。而梁文道很少湊這種熱鬧，他就喜歡讀書，好像微博微信都不玩，因為沒有時間。他也很少對剛剛發生的新聞急於發聲、提供意見，因為他覺得很多事都需要時間才能看清楚——而這，本是讀書人最基本的態度。

其次，梁文道的閱讀面相當博雜，興趣與我大不相同。因此，他介紹的書我很多都沒看過。比如，我第一次聽梁文道說書就是從《美術 神話與祭祀》開始的。在此之前，我對考古學家張光直一無所知。這本小書是張光直在哈佛大學向西方學生介紹中國文明的講稿合集，重點從考古發現的角度，回答了中國人為什麼重視家庭、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重視歷史的兩個問題。梁文道帶我們跟著張光直，一直追溯到上古的夏商周時期，追溯到祭祀、巫師、絕天地通、族與宗的淵源、以及所受薩滿教的影響，從而讓人們了解到「中國文明一開始不是靠經濟而是靠政治發展起來的，而政治的核心就是祭祀……」這兩期節目有豐富的知識點，如果不是偶然聽書，而是去書店或圖書館翻書的話，這麼冷門的好書絕難躍入我的視野。

梁文道的《一千零一夜》介紹的書都是經典，猶如夜空里的星辰，讓黑暗世界的人看見光芒。

學術傳統之差異拉開中西方教育的距離

有一期節目，梁文道介紹了社會學三大創始人之一的馬克斯·韋伯的書《學術與政治》——聽名字似乎沒什麼意思，但內容很棒，如被梁文道揀選出來的這篇《學術作為一種志業》，就讓人耳目一新。

韋伯是一代宗師，學術影響力遠不止社會學，還包括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人類學、心理學，等等。《學術作為一種志業》和《政治作為一種志業》是韋伯最著名的兩篇演講。所謂志業，意思是你受到一種召喚（比如基督教神職人員受到上帝的命令或召喚），讓你為了某種理想而將整個生命的意義都寄託於此，無論遭遇多少種不遂人意的狀況，都矢志不渝堅持去做、甚至不惜獻身的工作。

把學術作為一種志業，等於是韋伯給學者確認了追求。這篇演講是他1917年所作，面對的聽眾是德國的大學生。當時的德國剛經歷一戰戰敗，很多青年帶著左傾的激進、帶著對文明的懷疑和對國家前途的迷茫，四處尋求答案。這個時候，韋伯站了出來，「以冷靜甚至抵觸的姿態」，沒有直接回應年輕人的問題，而是提出了另外的問題：「學術這條道路為什麼值得走？你們真的想當知識分子嗎？」韋伯指出，學者只有專心致志投入學術研究之中，才有人格可言——「此處之人格，與平常所謂人格魅力的人格是有區別的，是指當一個人已投向某個目標、取定了某個價值為基礎的前提下，其日常生活行為非常穩定地、恆久地，依循著他所選取的價值和目標前進。這樣的人，才有人格」。

而關於學術的路，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路？梁文道選取演講里的一段話來讀：

在學術園地里，我們每個人都知道，我們所成就的，在十、二十、五十年內就會過時，這是學術研究必須面對的命運，或者說，這正是學術工作的意義。文化的其他領域，也受制於同樣的情況，但是，學術工作在一種十分特殊的意思之下，投身於這種意義。在學術工作上，每一次「完滿」，意思就是新「問題」的提出，學術工作要求被「超越」，要求過時，任何有志獻身學術工作的人，都必須接受這項事實。

這段話的含義很是讓人感動，是不是？

梁文道卻說，「這種說法不一定是普世價值」。他舉了個例子，在中國，人們經常會看到紀念文集，如某某某教授文集。這類書裡面，通常是他的門生或同行寫些文章，講講老師的學術成就，分析其著作，讚揚誇獎一番，泰山北斗、後人不可超越之類，然後彙集成冊。而西方也有類似的文集，但裡面的文章即便是他的學生寫的，也是個個都要批評老師一下，這裡我不同意，那裡怎樣怎樣……結合上面這段話，就能深刻理解西方學術體系的價值取向——他們認為，「老師的本分就是要教出超越自己的弟子，而弟子的本分就是要超越老師」，「學生和老師乾的是同一個事業」，都投身於拓展人類知識，是一項比個人得失要偉大得多的志業。

——做學問要有人格，既要追求超越前人，也要追求被後人超越，直面過時。

韋伯的這篇演講，至今剛好100年。看看中國學界、教育界當今種種亂象，就知道我們的教育為什麼落後西方這麼多了——不必將一切不好的惡果都歸結於體制，還可以從學者的學術人格、學術目標和整個學界學術傳統的建立方面反思。

「英雄」到底意味著什麼？

還有一期節目，梁文道介紹了德國大劇作家貝爾托·布萊希特和他的作品《伽利略傳》，也很好聽，戲裡戲外都是「戲」。

伽利略是450多年前義大利的哲學家、數學家、物理學家、天文學家，自然科學方面貢獻卓著，霍金認為「自然科學的誕生要歸功於伽利略」，愛因斯坦也稱他為「現代科學之父」。

布萊希特寫《伽利略傳》，不是貫穿一生、科學英雄的角度來寫，而是選取伽利略人生的最後30年落筆。這30年發生了什麼呢？伽利略前往佛羅倫薩前，他所在的帕多瓦大學的校監勸他不要去——那裡聽羅馬教廷指揮，你去傳播日心說，會有風險的；我們人民老百姓為什麼需要知道天體運行規律、自由落體定律呢？他們只需要知道下跪的定律，什麼時候下跪、該向誰跪、怎麼跪得巧妙就夠了。

但是，伽利略還是信心滿滿地去了，他相信科學和真理遲早要獲勝，因為那是事實。

他果然遭到教會迫害。

為什麼迫害？

這是我一直好奇的部分，我始終沒有搞懂地球繞著太陽轉就要遭到教會判罰火刑的背後邏輯是什麼。原來，中世紀歐洲宗教神學一直把地心說當成他們的神學基礎，認為上帝造人是上帝創造世界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人所在的地球因此理所當然就應該是宇宙的中心，就跟人世間萬事萬物都要圍繞著教皇轉一樣，這是一種神奇的隱喻。日心說看似只是一個科學發現，但對教會卻是致命的，因為它擊中了一個核心的問題，即當時一整套政治制度跟政治秩序的合法性——若地球都不過是繞著太陽轉的小石頭，那你又憑什麼統治我、剝削我？教會和民間都對「打破既有社會秩序」的結果心懷恐懼。

挑戰權威會讓人變成悲劇英雄。但伽利略放棄承擔英雄的角色。

迫害伽利略的這部分，是這齣劇最好看的地方。觀眾不僅僅能夠看到一個科學權威怎樣被政治權威壓垮的故事，還能看到那些壓迫人的權威——他們不一定是壞人——是怎樣成為權威的。劇中剛剛當選的教宗跟伽利略是老朋友，也是一位物理學家。伽利略本來以為他當了教宗會對自己學說的推廣有利，但沒想到，儘管教宗是很好的人、開明的學者，知道伽利略是對的，也很反對刑訊伽利略，可是，當他穿上法衣即將上庭裁決伽利略的罪行時，他已成為體制的一部分，他的態度和立場旋即就變了。

教宗告訴審判官，不要對伽利略用刑，頂多把刑具拿給他看就行了。審判官說，這就足夠了，刑具的威力伽利略先生是懂得的。面對刑具，伽利略果然是懂得的，他認輸了，屈服了。這讓一直敬愛他的學生安德烈亞不齒——老師，你背叛了科學；你天天給我們講理性，結果你出賣了理性……

伽利略在懊悔和屈辱中度過餘生，晚景凄慘。期間，他還可以做科研，但他寫的每一頁筆記，都要交給教會派到他家監視他的神父或教士審閱，他的科研成果都只能交給學生安德烈亞偷偷帶出國。布萊希特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納粹猖獗的時候，離開德國，輾轉到了美國。當他看到原子彈在二戰的表現後，忽然悟到科學沒有想像的那麼簡單和純潔，當科學掌握在少數科學家手上，而他們又光為了科學而研究科學，不理睬民眾的實際需要，不符合社會道德的話，那麼，科學也可以變成可怕的武器。因此，布萊希特對劇本進行了修改，增加了對伽利略的譴責——晚年伽利略對學生這樣懺悔：我終於悟出一個道理，知識不能夠只是為知識而知識，我當年是出賣了我的靈魂，我因此而後悔。但是，悔的並不是我出賣了科學知識上的良知，硬把我原來明明知道是對的說成是異端邪說——不，不是的。我後悔的是當初我差一點有機會把日心說傳播給所有老百姓，以後他們就有了一個反抗的力量跟資本，去對抗權貴及壓迫底層的社會制度。但當時，我失落了這個機會，沒有堅持到底。

布萊希特覺得伽利略是一個出賣了良心的知識分子，因為，一個有真知灼見和有道德勇氣的科學家，不應該向任何權威屈服。

在這齣劇里，有兩句台詞極其明亮，足以划過歷史的長空——安德烈亞說：「你本來可以是個英雄，但你沒有去做；一個沒有英雄的國家是不幸的。」而伽利略則說：「一個需要英雄的國家才是不幸的」。誠然，如果民眾不知道為自己的生存權利和生活質量而抗爭，只一味寄託英雄降臨以拯救自己脫離苦海，這本身就是一種深刻的不幸。

1947年9月，美國進入冷戰時代。一個叫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HUAC）的組織，開始清查共產主義者和同情社會主義陣營的人。委員會在好萊塢找了四十多位名人做證人，要求這些人向委員會的議員們證明自己或他人是否與共產主義思想有關聯，其中就有布萊希特。對布萊希特的指控是，「書寫一系列非常革命主義的詩歌、戲劇及其他寫作」。當時，有19人聯署聲明，聲稱捍衛憲法賦予的權利，決不出庭作證，布萊希特也簽了名。後來有11人被帶去問詢，卻只有布萊希特回答了議員的問話。梁文道對此感到可惜，說布萊希特跟政府「合作了，屈服了」，「像他筆下的伽利略一樣，很多人因此瞧他不起」。

這實在讓人唏噓。

我很好奇布萊希特的內心經歷過怎樣的掙扎，為此請人幫忙到哥倫比亞大學網上圖書館搜了相關文章，HUAC的歷史，布萊希特寫給友人的信件以及他回答問詢時的部分現場錄像，進行查看。我倒沒覺得他是「屈服」了。布萊希特是11個證人裡面唯一的外國人，沒有底氣像美國公民那般強硬，他也早就做好了回德國的計劃，因此，他聽從了6個律師的建議，回答問題順利走人——並且，他的回答很精彩，不時讓人看到提問者的愚蠢。布萊希特在作證後的次日，即離開美國，輾轉回到東德。

當年的HUAC和其後同類思維的麥卡錫主義，讓人看到中世紀教廷般的歷史荒謬——權力的反動往往體現在隨意指責民眾的反動。

話劇《伽利略傳》1979年3月31日在北京上演過，黃佐臨導演，是文革後中國排的第一部外國戲劇。據說那天坐在黃佐臨身邊的華羅庚一邊看一邊哭，幾乎泣不成聲。很多科學工作者也都一邊看一邊哭。

為什麼哭？

梁文道說，是在哭伽利略，借著哭伽利略哭自己被耽擱的人生。我猜，可能也在哭知識分子的生不逢時、軟弱與臣服後的屈辱。

《一千零一夜》這個節目，算得上是「有人格」有良心的。至少讓我看到，即使世道艱難，也依然有很多讀書人在老老實實、腳踏實地地盡著他們的本分，這多麼可敬。

《一千零一夜》的好，還在於梁文道在節目中書介多於書評。他並不太熱衷於告訴你他怎麼看這本書、他都得出哪些結論、領悟出哪些道理。對，他不太提供個人意見，更多的只是告訴你書里寫了什麼，這也是這個節目可愛的地方——就只是儘可能多地提供原材料，至於你與大師擦肩而過時看到什麼、擷取什麼不關別人事兒，與他人無關。就憑這一點，就甩了很多閱讀節目和談話節目一圈，不是小圈兒，是北京六環那麼大的圈兒。對於主講人來說，他的品位和價值判斷，在他選取播放內容的時候就已經帶著個人烙印了。如果在介紹作品的時候還一次次說理、教化、抖機靈，對聽眾來說，就是「給予性剝奪」——用給予信息的名義剝奪他人的時間和判斷。像梁文道這樣，用質樸的方式提供實實在在的內容，比什麼都可貴。

製版編輯：飲水食糧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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