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現實生活脫節，創作者如何改變

近些年，文學創作與出版非常繁榮，但是真正抓住時代精神、表達現實生活的作品卻不多，這很大程度上與文學脫離生活、滯後於生活有關。這不僅需要重彈文學深入生活的老調，更需要認識到文學的政治意識和社會意識在認識生活的過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文學與生活的辯證法

張慧瑜 | 文

文學與生活的脫節

「文學與生活」是一個經典命題，也是具有時代特色的話題。在20世紀劇烈變動的歷史中，「文學與生活」始終處於緊張關係，一方面發軔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新文學需要表現具有現代啟蒙價值的新生活，另一方面長期被封建、貴族、精英文學所遮蔽的廣大的普通人民的「新生活」又給文學提供了新天地。也就是說，這裡的文學是一種表達世界觀、價值觀的新文學，而生活也是一種朝向人民和基層的新生活。這種「深入生活，紮根人民」的創作理念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的體現，也是新文學所承擔的現代使命和歷史責任，即讓普羅大眾也接受現代精神，並成為中國現代化轉型的歷史主體。

20世紀是中國發生深刻變革的大時代，從五四到抗戰，到新中國成立，再到20世紀80年代，文學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經常走在時代前列、引領社會發展，很多最新的理念和價值觀都是借文學來引風氣之先。一般來說，代表著時代進步力量的文學革命是社會革命、政治革命的先聲。正如20世紀80年代是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為改革開放提供了思想、知識上的合法性，隨後才是社會經濟領域的變革，以至於文學家、藝術家成為獨領風騷的文化英雄。這種現象在20世紀90年代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文學很難對現實生活做出整體性的描述，純文學、嚴肅文學作品也不再追求與時代「同呼吸，共命運」的效果，處在滯後於時代發展、與生活脫節的狀態。

這種脫節的狀態延續至今，可以從三個方面感受到。一是新聞比文學更超前。如前一段時間有中國在肯亞修建蒙內鐵路的消息，這則新聞帶出了豐富的時代信息，中國正在向非洲等第三世界國家提供從鐵路、火車等硬體到運營、管理等軟體的全方位服務，這對於中國來說，是一種新的國際經驗，中國人藉助「一帶一路」幫助非洲實現工業化，這是一種非常新鮮的中國故事。二是非虛構寫作比虛構文學更過癮。近些年如梁鴻、黃燈等非職業作家對中國農村的呈現比很多鄉土小說更真切地展現當下中國的鄉村生活，缺少組織化的鄉村變成了城市之外的法外之地和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的遺棄之地。三是純文學沒有網路文學、科幻小說等通俗文學更敏感。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先鋒小說為底色的純文學過於強調敘事技法和追求精緻化的文學語言，忽視對當下生活的把握，反而類型化寫作的通俗文學對現實保持一種「商業」的靈敏嗅覺，時刻關注世道人心的變化，比如穿越小說、玄幻小說與其說是去歷史化的、去現實化的，不如說在架空的世界裡更便於表現當下人的社會感受，這既體現在幻想古代中國就已然崛起的大國意識，又表現為白領職場焦慮的後宮權斗故事。還如多次獲國際大獎的科幻文學也開始書寫人類的故事，這種中國人代表全人類的敘事方式表達了一種中國主體的世界意識，這些都或多或少聯繫著中國經濟崛起的時代背景。

兩種生活觀

這種文學與生活的脫節與兩種生活觀的轉變有關。一種是20世紀90年代市場化改革之後所強調的日常生活，這種去政治化的、非政治化的個人生活是一種與政治、社會、歷史沒有關係的小生活、私生活；二是20世紀90年代之前所強調的高度理念化、概念化的生活，生活本身代表著特定的政治和思想含義。概念化的生活與日常生活看似是對立，其實二者存在著辯證關係。過於概念化、理念化的生活，會使得生活走向教條化、意識形態化，用刻舟求劍的方式看待生活，無法處理生活的多維和多面。而沉浸於日常化的小生活，又陷入一盤散沙的「一地雞毛」之中，喪失生活的意義。當然，最理想的狀態是，一方面用新的生活來突破概念化的藩籬，看到生活的異質和背面，另一方面新的概念也可以照亮和刷新不同的生活，恰如20世紀中國社會的變革正是建立在一系列如現代、革命、人民等「新知」的基礎上。可以說，新的生活促進新概念的形成，而新概念也會帶出不一樣的生活感，這種概念與生活的互動正是新的文學得以發生的前提。假如沒有對人民主體的政治訴求，也不會出現表現基層生活的人民文藝。

這樣兩種生活觀的調整，與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僵化的政治理念的反思、文學自身的去政治化、去社會化有關。這一方面表現為文學擺脫外在政治的干預，回歸語言自身、回歸到個人生活，文學不再有「野心」去呈現或回應時代和社會命題，另一方面在文學脫離政治的同時，政治本身也完成了去文學化，政治從高度意識形態化的領域逐漸變成了中性的技術性管理和治理術問題。無論是「社會管理」還是「經濟管理」，需要的是建立在報表、數據、科學分析等一系列基礎上的技術理性，顯然，這是不需要文學語言或文學想像的。這種文學與政治的斷裂，表面上看是文學回歸了自身，不如說更是新的政治形態不再需要藉助文學來確定性質。在這種背景下，社會、經濟、法律等可定量的社會學科參與到政策制定，而文學等文藝不再發揮政治性的功能，這也改變了五四以來新文學的基本職能。

除此之外，在新媒體、數字媒體的時代，文學這種文字媒介的形式似乎喪失了優勢地位，變成了小眾文藝，而網路文學、網路遊戲等才是真正的大眾文藝。在我看來，這並非文學被邊緣化的主要原因。正如在五四時代，新文學的受眾從人口上說比例也很小，無法與鴛鴦蝴蝶派、現代武俠小說等通俗文藝相媲美，但是新文學卻產生了深遠的社會影響力，因為新文學負載著現代價值觀和新的思想意識，也就是說文學的魅力恰好不在於逃避政治觀和價值觀，而是塑造一種與生活形成良性互動的政治意識和社會意識。

這兩三年，一些底層非專業作者的作品藉助微信等新的傳播平台引發巨大反響，很多普通讀者通過手機屏幕被這些樸實無華又直抵人心的文字所感動。他們的文學與各自的生命際遇和生活經驗密切相關，他們把自己相對極致的生活狀態轉化為文學，這是一種來自於人民和生活的創作。

三種文化意識

這種去政治化的文學觀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就是文學喪失時代感、歷史感和社會感。所謂時代感就是一種當下性，對於中國來說，意味著經濟崛起所帶來的多邊效應，考慮到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過多地聚焦在歐美髮達國家，對第三世界國家的了解和認知有限，這不利於中國融入第三世界國家；而歷史感則是對中國自身歷史的理解，20世紀以來中國政治經濟變化過於迅速，經常只能在實踐中觀察、總結中國的歷史經驗，缺乏一種長時段的、現代之外的歷史視野；社會感則是對中國社會空間的理解，不同社會階層的主體生活在不同的平行世界之中，也存在著彼此異質的生活經驗。

針對這些現象，當下的創作者應該確立三種文化意識。第一是向外看，培養新的國際視野和世界眼光。隨著「一帶一路」、亞投行等機制，中國企業、勞動力從來沒有如此深入、深廣地介入到全球尤其是亞非拉地區的生產之中，如何處理中國資本、文化與被輸出國的政治、歷史之間的關係，對中國來說是巨大的挑戰。第二是向內看，辯證地理解中國悠久的農耕文明與近代以來的現代化歷史之間的關係。中國是現代以來少有的沒有依靠海外殖民而完成工業化的大國，這對第三世界國家來說有著不同於西方現代化的啟示意義。第三是向下看，主動深入到更廣大人民的基層生活中去，對基層不再是救贖、憐憫、恐懼的態度，而是一種有主體感的創作，讓不同的社會階層在文學的世界中相遇、可見，找到文學的公平和正義。

本文發表於《文藝報》2017年7月7日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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