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裳：也說汪曾祺

蘇北老兄：得《溫暖的汪曾祺》一冊，漫讀一過，頗有所感。曾祺棄世十年矣。還有人記得他，為他編紀念文集，這使我感到溫暖。也許我的感覺不對，今天記得曾祺的人正多，只是未見諸文字、行動。年來閉戶索居，耳目閉塞，為我所未見、未知。總之，曾祺身後並不寂寞，他的作品留下的影響，依然綿綿無盡，這是肯定無疑的。

先說他的作品。除了流譽眾口的《受戒》等兩個短篇，我的感覺，足以稱為傑作的是《異秉》（改本），能撼動人心的是《黃油烙餅》和《寂寞和溫暖》，這兩篇都含有「夫子自道」的成分。《七里茶坊》也好，但採取的是旁觀態勢。最晚的力作則是《安樂居》。

值得一說的是他的《金冬心》。初讀，激賞，後來再讀，覺得不過是以技巧勝，並未花多大力氣就寫成了，說不上「代表作」。說來頗有意思，我也曾對金冬心發生過興趣，編過一本《金冬心事輯》，從雍乾間冬心朋輩的詩文集中輯取素材，原想寫一篇清前期揚州鹽商、文士、畫人之間關係的文章，一直未下筆，見曾祺的小說，未免激賞。後來重讀，覺得這正是一篇「才子文章」，摭取一二故實，穿插點染，其意自見，手法真是聰明，但不能歸入「力作」。

但從此又引出另一有趣話題。有論者說汪曾祺是最後一位士大夫型文人；又有人說，汪是能作文言文的最後一位作家。我翻過他的「全集」，並未發現他有一兩篇文言作品，但為何會給人留下如此印象？這就不能不從他的語言運用、文字風格去找原因。是他的語言文字給讀者留下了濃郁而飄浮的特異氣氛的結果。

「……羅漢堂外面，有兩棵很大的白果樹，有幾百年了。夏天，一地濃蔭，冬天，滿階黃葉。」這是曾祺筆下的一節文字。偶然相遇，不禁有奇異的生疏而兼熟悉之感。這豈非六朝小賦中的一聯？寫出了環境、氣氛，既鮮明又經濟，只用了八個字，以少許勝多許，而且讀來有音節、韻律之美，真是非常有力的手法。平視當代作者，沒有誰如此寫景抒情。這是最後一位士大夫么？是「文言文」么？

回憶一九四七年前後在一起的日子。在巴金家裡，他實在是非常「老實」、低調的。他對巴老是尊重的（曾祺第一本小說，是巴金給他印的），他只是取一種對前輩尊敬的態度。只有到了咖啡館中，才恢復了海闊天空、放言無忌的姿態。月旦人物，口無遮攔。這才是真實的汪曾祺。當然，我們（還有黃永玉）有時會有爭論，而且頗激烈，但總是快活的，滿足的。我寫過一篇《跋永玉書一通》，深以他倆交往浸疏為憾，是可惜兩個聰明腦殼失去碰撞機會，未能隨時產生「火花」而言。是不是曾祺入了「樣板團」、上了天安門，形格勢禁，才產生了變化，不得而知。曾祺的孩子汪朗雖有所解說，但那是新時期的後話了。

不能不聯想到沈公（從文）。

從《沈從文全集》的通信部分看，他是寫過不少信件，包括對公私各方面，對他的工作、處境，有說不盡的牢騷。充分訴說了生命受過的重重擠壓。但在一九六二年頃，當局面多少有些寬鬆之際，他以政協委員身份得到外出視察的機會時，久被壓抑的心情得到弛放，他寫起詩來，對同游的委員們也不無譏嘲。我當時向他索得幾頁詩稿，在報上發表了，讓他在久離文壇後與讀者有個見面機會。詩稿是用毛筆藍墨水寫在紅格賬簿紙上，一色漂亮的章草。詩見報後從文即來信，索回原稿，他的理由是：「舊體詩刊載過多，對年輕人無多意思。」「拙詩最好莫再分割刊載，因為如此一來，對讀者無多意義，對作者亦只能留下一種填篇幅痛苦不好受印象。」堅持索回原稿。來信至再至三,而且越來越「嚴肅」，使我十分惱火，曾向永玉訴說，「沈公是怎麼啦？」永玉說，隨他去吧，老毛病啦。於是手稿至今仍壓在手底。沈公寫的是五言排律，也許是讀了周作人在老虎橋所寫的「往昔」組詩而引起了詩興，不知可的確。

上世紀五十年代前後，我有兩次與曾祺同游。一次是隨團去香港訪問，不知曾祺是否曾被邀做報告，我是有過經驗的。推辭不掉，被邵燕祥押赴會場（燕祥兄與陸文夫似同為領隊）。並非我不喜說話，實在是覺得那種在會場上發言沒有什麼意思。又一次與曾祺同游，一起還有林斤瀾，葉兆言負責照管我們的生活，從揚州直到常州無錫，碰到高曉聲、葉至誠。一路上每逢參觀院校，必有大會。曾祺興緻甚高，喜做報告，會後請留「墨寶」，也必當仁不讓，有求必應。不以為苦，而以為樂。這是他發表《受戒》後聲名鵲起以後的事。

這是社會環境、個人處境的變化對作家內心有所影響而產生的後果的兩個好例。

我以《故人書簡》為題寫過幾篇紀念曾祺的文章，差不多每篇都全錄曾祺原信。以為這樣做好，可以保存他的文字原貌，實在是想要刪減也不易。有一封關於王昭君的抬杠信，可以見當年在酒店、咖啡館裡談天的風景。談天中爭論是常事，事過即了，不以為意。以後曾祺沒有就此議題繼續談論。我想關於王昭君，應以老杜「群山萬壑赴荊門」一律為不刊之作。杜甫是貼著昭君這個活生生的人下筆，不是當做政治籌碼說事的。

曾祺後來曾寫過北京京劇院五大頭牌的文章，寫張君秋，有這樣一節：

演《玉堂春》，已經化好了妝，還來四十個餃子。前面崇公道高叫一聲，「蘇三走動啊！」他一抹嘴，「苦哇！」就上去了，「忽聽得喚蘇三……」

這一節寫得生香活色，但卻戛然而止。要知道他對張君秋更多的評論，那封信里有，而且是真知灼見。當年發表時本想刪去此段，轉而想人已不在，留下幾句真話也好，從這種小事看，曾祺為文，不是沒有斟酌、考慮的。他自有他的「分寸」。

我寫過一篇記沈從文的文章，開篇就說，沈是一位寫文章的人，對作家這樣說，豈非廢話！真實的意思是，他是憑一支筆闖天下的人。其實別人何嘗不是如此。老實說，我們這一代的作者都是沒有什麼「學問」的，多半是半路出家的。比起王國維、陳寅恪那一代人，哪裡好比；就連王陳的一傳、再傳弟子，加上「橫空出世」的錢鍾書，和傅斯年從「北大」挑出「尖子」放在「史語所」里讀死書、做研究的那些人，也都說不上比。曾祺是西南聯大文學系的，可謂正途出身，但他在大學裡到底受到多少傳統訓練，實在難說。像朱自清那樣正規學術研究的課，曾祺不能接受，逃課，挨批。他讀書，用「隨便翻翻」的方式讀書，加上社會人生閱歷，積累了零零碎碎的知識碎屑，要說「學問」，也是這樣攢得的。我們這些人積攢知識大抵都走著同樣的路，說「學問」都是談不上的。只憑一管筆，闖入了文壇。

關於曾祺推薦我參加評選事，你的考證不確。此信本來不想發表，因所談皆金錢等瑣事，無甚意思。日前取出重讀，深感故人情重，不避煩瑣，事事設想周全，不禁黯然。今仍依舊例，全錄如下。

黃裳兄：

台灣《中國時報》第十二屆時報文學徵文獎聘我為散文的評委。有一獎叫「推薦獎」，他們讓推薦兩位大陸散文作家各六至八篇，從中選定一篇。推薦獎獎金相當多，三十萬新台幣。我認識的散文作家不多，想推薦宗璞和你，不知你有沒有興趣。宗璞的我即將航空快遞到香港中國時報辦事處。你的散文我手頭沒有（不知被什麼人借去了）。如果你同意被推薦，我希你自己選。要近兩年發表或出版的。選出後即寄三聯書店潘耀明或董秀玉，請他們電傳或快遞給台北《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季季或應鳳凰，囑潘或董說是汪曾祺推薦的。你自選和我選一樣，你自己選得會更准一些。時報截稿日期是八月十五日，如果由你選出後寄給我，我再寄香港就來不及了。我希望你同意。三十萬新台幣可折美金近萬元，頗為誘人。而且頒獎時還可由時報出錢到台灣白相一趟。當然，不一定就能中獎，因為評委有十五人，推薦的包括小說、散文、詩，統統放在一起，大陸和台灣得推薦獎只兩人（兩岸各一人）。

你近來情況如何，想來平安。

我還好，寫了些閑文，都放在抽屜里。這兩天要為姜德明的《書香集》寫一篇，題目暫定為「談廉價書」。

推薦事，同意或不同意，均盼儘快給我個回信。

北京今年甚熱，立秋後稍好。不過今年立秋是九點鐘，是「晚秋」，據說要曬死牛的。

即候時安。弟曾祺頓首。八月十日。

如三聯有你近兩年的書，可由你開出篇目，由他們選出傳遞。（此為邊注）(一九八九年)

此事如何處理，記不起了。大約因為時間迫促，選寄為難。辜負了曾祺一番盛意。事情過去多年了，留在心底的一片溫馨卻一直拂拭不去。

這一次翻檢舊信，又發現曾祺舊箋兩通。一通是毛筆小字行書寫在一張舊紙上的。時間可能最早，當作於一九四七年前後。

沈屯子偕友人入市聽打談者說楊文廣圍困柳州城中，內乏糧餉、外阻援兵，蹙然誦嘆不已。友拉之歸，日夜念不置，曰，文廣圍困至此，何由得解。以此悒悒成疾。家人勸之相羊外，以紓其意。又忽見道上有負竹入市者，則又念曰，竹末甚銳，道上人必有受其戕者。歸益憂病。家人不得計，請巫。巫曰，稽冥籍，若來世當輪迴為女身，所適夫姓麻哈，回夷族也。貌陋甚。其人益憂，病轉劇。姻友來者慰曰，善自寬，病乃愈也。沈屯子曰，若欲吾寬，須楊文廣解圍，負竹者抵家，麻哈子作休書見付乃得也。夫世之多憂以自苦者，類此也夫！十月卅日拜上多拜上

黃裳仁兄大人吟席。仁兄去美有消息乎？想當在涮羊肉之後也。今日甚欲來一相看，乃舍妹夫來滬，少不得招待一番，明日或當陪之去聽言慧珠，遇面時則將有得聊的。或亦不去聽戲，少誠懇也。則見面將聊些什麼呢，未可知也。飲酒不醉之夜，殊寡歡趣，胡扯淡，莫怪罪也。慢慢頓首。

這是一通怪信，先抄了一篇不知從什麼筆記中看來的故事，有什麼寓意，不清楚。想見他在致遠中學的鉛皮房子里，夜永，飲酒不醉，抄書，轉而為一封信。亟欲晤面，聊天，是最為期望的事。懸揣快談的愉樂，不可掩飾。從這裡可以想見我們的平居生活場景。六十年前少年伴侶的一場夢，至今飄浮在一葉舊箋上，氤氳不去。

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曾祺和我分居兩地，來往浸疏，甚至彼此有新作出版，也少互贈，以致別尋途徑訪書。一九九一年初得他一信。

黃裳兄：

得三聯書店趙麗雅同志信，說你托她在京覓購《蒲橋集》。這書我手裡還有三五本，不日當挂號寄上。作家出版社決定把這本書再版一次，三月份可出書。一本散文集，不到兩年，即再版，亦是稀罕事。再版本加了一個後記，其餘改動極少。你如對版本有興趣，書出後當再奉寄一冊。

徽班進京，熱鬧了一陣，我看解決不了什麼問題。我一場也沒有看。因為沒有給我送票，我的住處離市區又遠（在南郊，已屬丰台區），故懶得看。在電視里看了幾齣，有些戲實在不叫個戲，如《定軍山》、《陽平關》。

歲尾年初，瞎忙一氣。一是給幾個青年作家寫序，成了寫序專家；二是被人強逼著寫一本《釋迦牟尼故事》，理由很奇怪，說是「他寫過小和尚！」看了幾本釋迦牟尼的傳，和《佛本行經》及《釋迦譜》，毫無創作情緒，只是得到一點佛學的極淺的知識耳。自己想做的事（如寫寫散文小說）不能做，被人牽著鼻子走，真是無可奈何。即候春禧！弟曾祺頓首。一月二十八日。

一封簡訊，內容卻豐富，把他的近況都交代清楚了。他的情緒不錯，言下多有「自喜」，也吐露出創作的強烈願望。對未來的寫作方向，列散文於小說之前，對人事放言批評，一如往昔。這許多都是寫曾祺傳（如真的有人要寫）的重要參考資料。

近來偶然讀到一篇評論近當代散文的文章，作者開了一張大名單，幾乎包括了所有的散文作者，每人給予簡要的評論。這是一件艱巨的任務，需要的是非凡的眼光和一顆平常心。典範之作應屬魯迅為《新文學大系》小說輯寫的序言。論文也提到汪曾祺，但未做深論，只指出其「士大夫「意味。作者也曾揭出模糊了散文與小說之間界限的現象，但歸之於另一作者而非曾祺，這倒是很奇怪的。曾祺小說的散文化傾向，為讀者與論家注意已久，但沒有深入的研究，此事大難，也只能做些浮泛的探討，聊備一說。

一九八七年曾祺在灕江出版社出了一本《自選集》，有一篇自序。這個選本值得注意的是，小說散文之外，還選了極少量的詩。其《早春》一題，只有兩句：

新綠是朧的，飄浮在樹杪，完全不像是葉子……

這樹的綠色的呼吸。

讀來使人出驚。不知這些詩是否曾發表過，這是典型的「朧詩」，如先為評家所見，無情棍棒怕不是先落在杜運燮頭上了。

這給了我以啟示，曾祺的創作，不論採用何種形式，其終極精神所寄是「詩」。

無論文體如何變換，結體的組織，語言的運用，光影閃爍，眩人目睛，為論家視為「士大夫」氣的，都是「詩」；是「詩」造成的效果。

有的論客說曾祺晚年才盡，真是胡扯。他在來信中說過，寫了些短文，都隨手放在抽屜里。這就說明，他一直是「文思泉湧」的。作家都有這樣的經驗，偶有所觸，或閑居，或枕上，多半放棄、遺忘了。曾祺則不，隨筆記下，遂成短章，日後有閑，重寫，乃成全篇。曾祺晚年多有三篇成束的短篇小說，大抵就是這些放在抽屜里的東西，有的擴展成篇，有的仍然舊樣，不再抻一下使之成為中篇。為人們激賞的《陳小手》，就是保存原貌不另加工的東西。這樣，從「筆記」到小說的界限就迷離難辨了。這是曾祺小說的散文化的原因之一。

我還懷疑，在曾祺留下的許多短章中，隱蔽著多少提示、未得完成的作品的幼苗，可惜了，只能借用他一篇充滿感情的散文的題目，「未盡才」！

曾祺自己說過，「我年輕時曾想打破小說、散文和詩的界限」，又說，「有時只是一點氣氛。我以為氣氛即人物」（見《汪曾祺短篇小說選·自序》）。直至晚年，他也沒有放棄這個創意，這就註定他的小說和散文分不開了。

曾祺又說過，他受到廢名、契訶夫、阿左林的影響。契訶夫的小說，是「從戲劇化的結構發展為散文化的結構」的成果；廢名「用寫詩的辦法寫小說，他的小說實際上是詩」；阿左林小說的戲劇性是「覺察不出來的戲劇性」。看他從三家的評論與所受的影響,則他自己的小說的特質是明明白白的了。

曾祺又明確地聲明過，他的短篇小說「打破了小說和散文的界限，簡直近似隨筆」，這樣做，是「經過苦心經營的」。他說這些話的時候，已經「名滿天下」了，稿件雜誌編輯不能不接受，換個無名的作者，不被退稿才怪！

總之，曾祺在文學上的「野心」是「打通」，打通詩與小說散文的界限，造成一種新的境界，全是詩。有點像錢默存想打通文藝批評古今中西之間的境界一般。可惜中道殞殂，未盡其志。「未盡才」，哀哉！

我與曾祺年少相逢，得一日之歡；晚歲兩地違離，形跡浸疏，心事難知，只憑老朋友的舊存印象，漫加論列，疏陋自不能免。一篇小文，斷斷續續寫了好久，終於完稿，得報故人於地下，放下心頭一樁舊債，也算是一件快事。

二八年十二月廿二日寫畢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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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自《讀書》2009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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