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使孟珙尚在，蒙古南圖尚易乎？

最新 07-08

我的老家棗陽，位於湖北西北部、豫鄂兩省交界處。在這一帶，桐柏山和大洪山兩山夾峙，中間形成一條西北、東南走向的狹長通道，沿此通道向西，便是累世倚為天下重鎮的襄陽，沿此通道南下，則可直通屏蔽東南半壁江山的武昌。此路地當荊豫要衝，扼阻襄漢咽喉，由於它覆蓋了隨州、棗陽的大部分區域，故名「隨棗走廊」。

既然名叫「走廊」，當然也像河西走廊一樣，歷來是用兵之地。清人顧祖禹形容：「山溪四固，關隘旁列，幾於鳥道羊腸之險，洵用武所必資也。」歷史上，這一帶發生過不少事關國運的重大戰事。春秋時期，「兵聖」孫武指揮吳軍從隨州北邊的義陽三關南下，直接插入楚國的荊襄腹地，大破楚軍，並最終攻破郢都，吳王闔閭也得以奠定霸主地位。

至於走廊西邊的襄陽，得益於金庸先生和郭靖大俠的巨大影響力，其「兵家要衝」「鐵打襄陽」之名可謂無人不知。但相比於此地在軍事上的濃墨重彩，其在人文歷史上的出色表現卻顯得少為人知。其實，此處歷來也是人傑輩出、累代不絕。細數歷代帝王，炎帝神農、曾侯乙、光武帝劉秀、隋帝楊堅、元末大夏皇帝明玉珍等人或生長於此、或發跡於此。放在中國版圖上，隨棗走廊只不過尺寸之地，但卻能夠孕育出不少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人物，這應該是不多見的。在南宋中後期，這裡又出現了一位足以改寫南宋國運的名將——孟珙。

孟珙，湖北棗陽人，出生於南宋慶元元年1195年，卒於宋理宗淳祐六年1246年。孟珙一生，破蔡滅金，抵禦蒙古，由卒伍至一方大將，最盛之時，一人擔負起南宋川蜀、荊襄兩大戰區主帥，先後見證或參與了開禧用兵、宣宗南侵、聯蒙滅金、端平入洛、宋蒙之戰等一系列在歷史上影響深遠的重大戰事，其個人與當時的多個政治家族，如南宋的宣城吳氏、衡山趙氏、四明史氏、浙東賈氏，蒙古的黃金家族、張柔家族等都有交集，或為袍澤，或成對手，或有政爭，或結情意，是宋、金、蒙三國交戰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也是在南宋大廈將傾之際，挽狂瀾於即倒的功勛之將。

墨牘君少時讀「棗陽史」，書中言及孟宗政、孟珙父子，始知乃我前輩鄉人，及年長，發覺此公在史家筆下所得筆墨不多，在民間人們也是知之甚少，其實查閱有關史料、方誌、散記、詩文、家譜等，不難看出，孟珙之功勛顯著，再加上其父其祖與「岳家軍」的傳承聯繫，其兄其弟在金蒙戰場上的光輝展現，其晚年不得志鬱鬱而終的痛苦悲情，實在是一個值得大書特書的人物，相比評書中的「楊家將」、「岳家將」真是不遑多讓。

「楊家將」中的老爺子楊業，時人稱之為「楊無敵」；而孟珙的父親孟宗政，金人呼之「孟爺爺」，他在世時，金人不敢再窺襄、漢。評書中楊家幾個兒子，個個堪稱虎將（歷史上，也就僅楊延昭一人拿得出手），而孟宗政九個兒子，有四人是宋軍將帥，三子孟璟任湖北安撫使、鄂州知州，四子孟珙任京湖制置使，六子孟璋、九子孟瑛也都在宋蒙之戰中領兵禦敵，甚至孟宗政的養子趙珷也曾任夔路策應大使，這些地帶，都是宋蒙交戰的前線，所以時人記載「理宗朝稱邊帥，必曰諸孟」。

在「岳家將」中，岳飛軍中猛將如雲（但其中有部分杜撰），而在孟氏麾下，李庭芝、王登、高達、劉整、王堅、晉德、楊掞乃至賈似道，都是那個時期宋蒙戰爭中獨當一方的人物，其中，李庭芝的死守揚州，王堅的釣魚城斃敵，晉德的苦戰襄陽，王登楊掞的英年早逝，高達賈似道的文武之爭，劉整的受排擠憤而降元，都稱得上是既有金戈鐵馬、又有壯志難酬、還有扼腕嘆息的深重話題。可惜的是，由於評書家並未將眼光放在這裡，少了三國演義、水滸傳之類的小說話本，孟氏一系的名氣並不大，上述諸人中，也許最為人知的反倒是禍國殃民的「蟋蟀宰相」賈似道，而那位被稱作「南宋最後一個中興名將」的孟珙，正如其字一樣，是一塊眾人聞之不多的璞玉。

同稱中興名將，我們不妨把孟珙和中興名將里最有名的岳飛作個對比，其實兩人相通之處甚多。孟氏一生活動軌跡，大致在今天的湖北、河南、湖南、重慶一帶，以湖北為主，岳氏也大致在這一帶。岳氏用兵深富韜略，時列中興名將之冠，孟氏用兵「先計而後戰」，後人稱「南宋最後一個中興名將」；岳氏有「神武后軍（行營左護軍）」，孟氏有「忠順軍」；岳氏曾長期經營襄陽、武昌，孟氏亦如是；岳氏曾兵進洞庭湖討伐楊幺，孟氏也曾赴任岳州知州；岳氏曾曰：直搗黃龍，與諸君痛飲，孟氏則揮師破蔡滅金，得金帝屍骨，雪粘罕亂華之恥；岳氏功高受宋帝猜忌，孟氏晚年，朝廷「因其久居上流，恐其難制」；岳氏為趙構和秦檜所害，孟氏赴臨安問對，使將士在秦檜墳頭便溺，稱之「穢冢」，為岳氏出了一口惡氣；岳氏受十三道金牌召回，壯志未酬身先死，孟氏也因朝廷不慮思進，嘆息「三十年收拾中原人心，今志不克伸矣」，最後鬱鬱而終。

其實孟珙和岳飛還有更深的淵源。孟珙雖生於棗陽，但其祖地卻遠在山西絳州。絳州地屬河東，歷來將勇兵悍，大唐名將薛仁貴便出於此。孟珙的四世祖孟安、祖父孟林，皆為岳飛部將，跟著岳飛一路南下。後來岳飛被宋廷召回，孟家便是此時到了棗陽定居。

孟宗政、孟珙父子雖然生長在棗陽，但仍然有河東男兒的驍勇風骨，比如孟宗政「自幼豪偉有膽略，常出沒疆場間」，孟珙「幼從父兵間，出入必俱」。兩人在治軍上，似乎也深受「岳家軍」影響。宋史中說，孟宗政治軍「有愛仆新犯令，立斬之，眾皆股慄」「於有功者怨必賞，有罪者親必罰」「未嘗學兵法，而暗與之合」，而孟珙「名位雖重，惟建旗鼓、臨將吏而色凜然，無敢唾涕者」，甚至在蔡州之戰中，「公因言先大父世傳郾城破金之遺法，軍議乃定，至有蔡州事也」，受岳飛影響至深。

此外，這父子兩人，在人格魅力上，也為人稱道。孟宗政「好賢樂善，出於天性」，「死之日，邊城為之罷市慟哭」，孟珙則「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謁士遊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撫接」，死之時，部將李庭芝「感珙知己，扶其柩葬之興國，即棄官歸，為珙行三年喪」，「荊、襄流寓父老請建廟」。

孟珙恰好是生長在宋、金、蒙交替的年代，這給他縱橫疆場三十年提供了充分的舞台，這點要好過他的父親孟宗政。後者生活的前四十年，宋金兩國基本開啟休戰模式，偶有邊境衝突而已，直至宗政四十多歲時，才在宋朝「開禧用兵」中刷出強烈的存在感，留給他的沙場時間只有十多年，但他在這十多年裡，既顯示了自己驕人的本領，也把孟璟、孟珙等人培養成了沙場老將。孟珙在隨後的南宋軍中更是大放異彩，其中最為有名的便是破蔡滅金之役。

自蒙古興起後，對金朝的打擊日甚一日，野狐嶺之戰幾乎消滅了金朝大半精銳，燕山防線破裂，迫使金國從燕京遷都汴梁，後來拖雷在三峰山之戰中以少勝多再次大敗金軍，最後宋蒙合軍圍困汴京，金帝不得不四處逃亡，最後在蔡州（河南汝南）落腳。金帝此時命令武仙等人率十多萬金兵打通蜀地的道路，想到蜀地避難，結果孟珙帶兵掃清了蔡州外圍的武仙，使金帝的計劃破產。他又和蒙古的塔察兒分別率軍合圍蔡州，最後議定計策破城，金哀宗完顏守緒自殺、金末帝完顏承麟戰死，算是雪了當年靖康之恥。

其實蔡州之役，金軍已無過多的抵抗之力，宋朝能夠取勝是必然，這時還看不出孟珙的巨大作用。在滅金之後，宋蒙的對決不可避免地到來，這時孟珙的價值才更進一步體現。在兩國的戰事中，孟珙先後指揮了江陵之役、黃州之役、襄陽之役等，這三戰的取勝對於宋朝至關重要。

在湖北境內，有三座重鎮，分別是襄陽、武昌（現鄂州）和江陵（現荊州）。清人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論述這三鎮的重要性，說出了那段很有名的話。每每讀起來，總讓人感嘆古人論證地理形勝之精闢。

湖廣之形勝，在武昌乎？在襄陽乎？抑在荊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湖廣言之，則重在荊州。何言乎重在荊州也？夫荊州者，全楚之中也，北有襄陽之蔽，西有夷陵之防，東有武昌之援。楚人都郢而強，及鄢、郢亡，而國無以立矣。故曰重在荊州也。何言乎重在武昌也？夫武昌者，東南得之而存，失之而亡者也。漢置江夏郡、治沙羨。劉表鎮荊州，以江漢之沖，恐為吳侵軼，於是增兵置戍，使黃祖守之。孫策破黃祖於沙羨，而霸基始立。孫權知東南形勝必在上流也，於是城夏口，都武昌。武昌則今縣也，而夏口則今日之武昌也。繼孫氏而起者，大都不能改孫氏之轍矣。故曰重在武昌也。何言乎重在襄陽也？夫襄陽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並東南。東南得之，亦可以圖西北者也。故曰重在襄陽也。

孟珙的戎馬軌跡，正好就在這三鎮之間，他指揮的那最為重要的三場對決蒙古的戰役（江陵之役、黃州之役、襄陽之戰），也恰好就是在這三鎮（或附近）。公元1236年初，宋朝襄陽守軍發生內亂，北軍（招降的北方軍隊）倒戈，投降蒙古，襄陽失守，這次內亂事件原因複雜、影響深遠，以後當再詳述。此次內亂，使襄陽自岳飛匡複以來，一百多年的建設成果都付之一矩，大量財賦、軍械為蒙古所有，襄、漢、蜀的局勢日益緊迫。蒙古很快南侵，多路並舉，其中一路沿襄陽南下，一直攻到江陵一帶（湖廣三鎮已佔兩鎮），宋軍節節敗退，若蒙古佔據江陵，既可以直接割斷蜀地和朝廷的聯繫從而生吃蜀地，又可以沿長江而下，據湖廣而逼東南。朝廷詔諸將援助，「眾謂無逾珙者」。孟珙不負重望，在他的指揮下，宋軍「破砦二十有四，還民二萬」，他和他的三哥孟璟一道取得了「大埡寨之捷」，挽回了不利局勢。

蒙古在江陵失利後，從淮甸南下攻黃州。黃州（湖北黃岡）與武昌（湖北鄂州）隔江相望，蒙古得黃州，便如在長江上打入了一個生生的釘子，待船富兵足，同樣可以順流而下揮師東南。黃州之戰，蒙古同樣進展順利，宋軍同樣節節敗退，孟珙受命到黃州，軍民喜曰「吾父來矣」。在孟珙指揮下，蒙古攻黃數月而不得，最後只得退兵。

孟珙在局勢暫時穩定後，上書要求發動襄陽之戰，指揮部將先後收複信陽、襄陽、樊城等地，把這個「天下咽喉」拿在了自己的手裡。但此時襄陽經戰亂已殘破不已，易攻而難守，要築城增戍卻又無財力可供，孟珙只得暫時將其棄置，無法作為重鎮來經營，不過他在這一帶保持著對蒙古的攻勢，使蒙古無暇窺探襄陽，在這一局部戰場上宋軍保持了一定的優勢，間接保住了襄陽。此舉可以說是直接延長了宋朝國祚。

二十年後，蒙古意識到了襄陽的重要性，而此時襄陽已早在李曾伯等人手中進行了大規模的城防加固，已經不像當初那樣容易攻下。蒙古費盡心力，先後花了七年時間才攻下襄陽，但在襄陽失守後，僅用三年就攻破了臨安，此舉可見襄陽之重要性。當時雖然孟珙已死，但他的部將高達、晉德、張漢英等人仍在襄陽苦戰，襄陽能多年堅守，不得不說與孟珙有莫大聯繫。

至於蒙古多年以後，為什麼能意識到從襄陽著手，也與孟珙幾位部將有關。蒙古侵宋的思路，先是從蜀地出發，沿江南下。當年孟珙的外弟趙珷在任夔州（重慶）守將時，重修了白帝城等城池，鞏固了城防，使夔州成為全蜀的八柱之一，在後來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蜀地最重要的要塞釣魚城，其守將正是孟珙的舊部王堅，蒙哥大汗率軍攻釣魚城，便在此地折鞭，蒙古就此撤兵。後來宋朝軍中積弊顯現，各方勢力暗鬥，賈似道想行「打演算法」來清查軍中財務，藉以打擊異己。

瀘州守將劉整，在逼迫之下降元，他在降元之後，向忽必烈提出了滅宋的策略，「攻蜀不若攻襄，無襄則無淮，無淮則東南唾手可下」，所以忽必烈再集中兵力，從襄陽突破。這位劉整，原先也是孟珙的愛將，孟珙因劉整武勇過人，稱之為「賽存孝」（是指五代時後唐的十三太保李存孝）。劉整這種「攻蜀不若攻襄」的策略，很可能就是受孟珙影響的，因為孟珙對於襄陽的重要性，有著深刻的認識，他說道，「襄、樊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兵甲十萬，不足分守」。

也許劉整在面見忽必烈時，一股腦地把孟珙的戰爭策略貢獻了出來。

忽必烈能聽進去，願意花那麼大功夫去進攻襄陽，或許也與孟珙在蒙軍中的影響力有一定關係。曾有史料顯示，當年忽必烈的父親拖雷從宋境借道攻金國汴梁，孟珙受命攔截蒙軍，應是與拖雷有過交集。後來宋蒙合圍蔡州之時，蒙古的主將塔察兒，因為孟珙在消滅武仙等人的精彩表現，稱讚他「你殺得武仙，賽因（賽因者，華言極好也）」，兩人也在此結為安答。是役，蒙古將領張柔被金軍射中，「中流矢如蝟」，孟珙揮軍將其救出，張柔有沒有感恩戴德不好說，但塔察兒、張柔和孟珙以後也多次在戰場上兵戎相見，蒙古方面並未得到便宜。也許忽必烈從劉整口中得知孟珙對襄陽的重視後，便更堅定了從襄陽破城的決心，事實也證明了「攻蜀不若攻襄」的正確性。

孟珙的眼光也不止如此。當年滅亡金國之後，好大喜功的宋理宗皇帝，想藉此北進中原，收復失地，在孟珙赴臨安問對時，他試探性地問了一下孟珙，孟珙回答，「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意思就是要休養生息，積蓄力量，現在還不是機會。孟珙是當時宋軍中少數與蒙古有過直接接觸的將領之一，應該說是對蒙古有著清醒的認識，他本質上同樣有收復中原的願望，但在此時建議皇帝休養生息，說明已經暗中進行了雙方的力量對比。理宗皇帝還做著中興聖主的春秋大夢，一意孤行，發動端平入洛之役，結果慘敗而歸。這也側面印證了孟珙的論斷。

孟珙更為出彩的，在於他的防禦思想。他在岳州任職時，曾上書提出了著名的「藩籬三層」理論，也就是蜀地的夔州一帶為第一層防線，湖南的鼎、澧為第二層防線，更西南的辰、沅、靖、梆、桂等地為第三道防線，此防線是針對蒙古可能繞道西南，從廣西、雲南進攻宋朝而提出的，事實上，在孟珙死後十多年，忽必烈的確率兵繞道大理，從背後進攻宋國，從這裡也可以看出孟珙的高明之處。蒙古人稱這種繞道的策略為「斡腹之謀」。「斡腹」其實是打獵時形成的大範圍迂迴包抄的戰術，孟珙也許是從與塔察兒等人的交流中獲得了這一信息，並考慮了蒙古將這種方法用在戰場上的可能性，所以有針對性地提出了「藩籬三層」理論，這在當時，是沒有其他人能夠想到的。史料中形容孟珙的眼光，說他「料敵慮患，了如蓍蔡」，「先事而言，其後皆驗」。並舉例說，「其鎮上游也，沿流風寒之處，一一置屯，終公之身，邊人按堵。去之十年，後人始有吝費抽戍者。江防既撒，虜遂偷渡。荊楚之人，至今思之」。

公元1246年，孟珙薨於江陵任上，史書稱「是月，有大星隕於境內，聲如雷。薨之夕，大風髮屋折木」，死時年僅52歲，自年少時與父親孟宗政並肩出征，已三十年戎馬，雖然謀國忠勤、堅逾金石，但卻英年早逝，無法實現收拾人心、光復故土的大志。在他死後，宋朝的政局也是江河日下，終在外無禦敵將帥、內有誤國權臣的情況下最終敗亡。

雖然南宋相比蒙古軍事力量要弱小，但是設想若再給孟珙十年時光，宋朝雖然不見得能夠反吃蒙古，但在戰略處境上也許會有更大的轉寰餘地。孟珙出任的京湖制置使（可粗略地看作戰區司令）在川蜀、京湖、兩淮三個主要戰區中，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所以非常重要，他在重病彌留之際，推薦了一位繼任者，這位繼任者就是後人稱的「蟋蟀宰相」賈似道。賈似道是外戚，甚至可能是因賈貴妃的關係才能入仕，理宗皇帝對他的認識是紈絝子弟，也委以了重任（湖廣總領，管錢的），但肯定不敢委以戰區主帥之責。後來孟珙推薦了賈似道，又由於孟珙精通佛學和易經，順帶地也會相人之術（他對李庭芝的預言就非常準確），理宗皇帝就聽從了孟珙的建議，任用賈似道接替孟珙當了京湖戰區主帥。

事實上，賈似道在前期，尤其是在開慶元年擊退蒙古的戰役中，表現是可圈可點的，有勇有謀，是對得起孟珙的推薦的。他也因此功勞，加上外戚的關係，得以入朝從政，最後官至宰相，但卻專寵弄權，成了史家筆下的誤國之臣。

若使孟珙尚在，賈似道或許不至於有這麼好的平台，其從政之路或許也頗多曲折，誤國之舉或許不會這麼沉重。

賈似道出任京湖戰區主帥後（年僅33歲），並沒有孟珙那樣的威望和號召力，所以對於原孟珙麾下（原「忠順軍」）將領，感到難以立威，所以其方法便是分而制之，比如王堅、劉整都被調到了蜀地，孟珙之子孟之經被調到了淮甸。京湖這裡，主要任用的是自己的人，這很容易導致宋軍不同陣營中的軍將之爭。劉整本是金朝降將，在孟珙手下驍勇善戰，但孟珙死後，劉整卻感到深受排擠，最後在逼迫下憤而降元。他降元不僅帶給了忽必烈「攻蜀不若攻襄」的正確策略，還帶去了水軍的戰法。後期蒙古的水軍都是劉整這一類的降將訓練出來的。劉整此人在忽必烈滅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