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抗戰不用這一招，中國早就亡了

蔣介石抗戰不用這一招，中國早就亡了

蔣緯國：父親是積極抗日的，我這一生中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要向世人證這點，這是父親一生光明自私的關鍵。父親不是不想打日本，只是在沒有準備好之前，不能使國際戰爭過早爆發。

我這一生中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要向世人證明父親是積極抗日的，這是父親一生光明自私的關鍵。雖然現在大家都知道這點，可是在不知不覺中又會說出一些很奇怪的話來。有一次，華視播出訪問張學良的實況，說到父親在西安拒絕與楊虎誠、周恩來見面，後來中共非要見面談一談，所以父親才見他們。關於這件事情，節目的旁白居然說：「於是委員長軟化了。」

這簡直是豈有此理，什麼叫做軟化，委員長軟化了什麼呢？我對華視非常不滿意。總政戰部幾十年的教育居然是這種結果，如果不是他們的腦子裡有一條細菌在作祟，認為委員長是受不了共產黨的威脅之後才答應打日本的，否則怎麼會說「軟化了」這三個字呢？如果要對日作戰，首先就要安內，如果內部不安定，如何能對日作戰呢？第二，不能兩面作戰，所以對蘇俄方面要百般忍受，使蘇俄對中國友善，不會趁火打劫。

以戰略來講，絕對不能同時有兩個戰略目標，就好像以前普奧戰爭時，普魯士軍兵臨維也納城下，非但不進城，還後退三十里，只要求奧國承認普魯士在德語國家中執牛耳，其他戰勝國的權利普魯士都不要，為的是等到普法戰爭時奧國不要從旁邊搗亂，這一點在大戰略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父親把哥哥送到俄國去，讓蘇俄相信中國對俄國沒有任何敵意，其目的就是為了日後與日本作戰時蘇俄不要從旁干涉。哥哥自己雖然也想去，但是他能不能去，還是要父親同意。

事實上，當時只有父親最了解國際情勢對中國的影響，五卅慘案發生時，中央及黨都主張去打山東的日軍，只有父親堅持要完成北伐任務，因為日本的目的就是要我們停止北伐，使中國保持不統一的狀態，以便侵略我們。此外，這件事也使父親一回到南京後就下決心建新軍，以日本作為假想敵。可見父親不是不想打日本，只是在沒有準備好之前，不能使國際戰爭過早爆發。

……

江西剿共一共五次，記載上說前四次失敗，最後一次成功，並歸功於父親親自指導。第五次江西剿共是發展所謂碉堡政策，部隊打下一個地方以後，立刻做成碉堡，並且把碉堡交給地方政府，部隊繼續作戰，農民住在碉堡裡面，晚上睡覺，白天耕地；同時政府成立五省農民銀行，讓農民貸款買農具，以復興農村來鞏固地方，以地方自衛來接替野戰部隊的收穫。記載上顯示此種做法是成功的。但是既然第五次圍剿是成功的，又怎麼會被毛澤東領著大軍突圍呢？這豈不是前後矛盾？所以我就扣了父親幾分，甚至於我認為這是個失敗，國軍保衛不成，反而造成中共所謂的兩萬五千里長征。

到了台灣後，我碰到一位已退休的空軍大隊長，他告訴我有一件事情是他一直百思不解的：當年他當飛行員時，奉命勘查江西突圍時部隊所走的路線，但是他發現國軍並不是去追擊(尾追或超越追擊)。國軍再怎麼窮，當時動員幾百輛卡車，裝載一部分部隊，那怕只有一個師或一個團都能夠先追到前面將中共軍隊堵住再加以圍剿，中共的退兵也不致於能打得過國軍，但是實際的情形卻是南北邊各有一支部隊，中共走多遠，我們的軍隊就走多遠，也沒有超越他們，這哪裡是追擊，簡直是護航。他很灰心地講了以上這些話之後，反而恍然大悟。

蔣介石（中）與何應欽、白崇禧共進野餐

我跟他說：「你真是給我上了一課，我們確實是壓迫他們進入四川，經過廣西、貴州、雲南，繞了一大圈，再折回來到四川。」

所以，從整體來看，當時與其說是沒有包圍成功而被中共突圍，不如說是我們放水，這一點從前大家都沒有體會到。我常說當時不體會可以原諒，後人不體會則不能原諒，因為我們已經看到了整體情況，假如不從整體來看，也沒有辦法體會我們為何放水。凡是研究歷史的人都懂得戰略，懂得戰略的人更能體會歷史，不看歷史的人永遠不會懂得戰略，因為戰略是全程的。

以當時的狀況而言，我們能夠做到這件事，實在是不容易。至於功與過，當時當地的作戰是一回事，而整體的戰略指導又是一回事。父親親自趕到雲貴川，是因為當地軍閥主動地反映共產黨部隊進入他們的地區。父親到達後對他們非常的恭敬與尊重，並對劉湘、龍雲等軍閥說：「國軍馬上就到，而且我們不想在你們這裡打，因為不論勝負，對地方來說總是騷擾，我們要逼他們到陝西後就範。」

中央的力量在那個時候第一次正式進入到西南地區，而且父親還告訴他們一句話：「日本早晚會侵略我們，到那個時候，我們要建立大後方，要及時讓下江的工業往西南轉移，一方面也能使地方繁榮。」這些話都是軍閥聽得進去的。後來父親在西康蓋了一百幢房子，預備在雲貴川受到戰鬥波及時，以西康作為大後方，這就是抗戰到底的決心。

以當時的情況來說，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政治戰略，我們隨著共軍進入雲貴川，使中國達成真正的統一。但是作戰部隊真是艱苦萬分，而且在松潘當地要與大自然作戰，真是非常辛苦。眼看國軍克服萬難，包圍延安，到了最後決戰時卻發生了西安事變。

對於西北的馬家部隊，我們也是以友善誠懇的態度，跟他們打成一片。父親派哥哥跟我一起去看馬步青(馬麟之子)；我們也到青海看馬步芳(馬麒之子)。我跟哥哥一起去看馬步芳(青海省主席)時，他的兒子馬繼援已經當中將軍長了，我那時是上尉，馬繼援不肯出來見我們，馬步芳說：「你是個軍長就要像個軍長的樣子，你已經是中將了，你還怕什麼？」

馬繼援說：「人家年紀比我大，還只是個上尉，我因為是你的兒子，你給我當軍長我才能當軍長。」那年他好像才二十五歲。後來馬步芳叫他出來，他還是出來了，我們後來也成為朋友。我就跟他講：「任何事情，只要我能幫得上忙的，我一定幫你。」馬繼援也很謙虛，他說：「你需要我時，我願意隨時給你當參謀，我願意到你這裡來服務。」我們相處得不錯，到台灣以後，我們還保持聯絡。

河西走廊有哈薩克人作亂時，哥哥和我帶了二十多輛的卡車列隊，為他們送衣料、布匹、生活用品，還用一半的車子裝滿了一缸一缸的酒去慰勞他們。我們經過蘭州時，甘肅省黨主席(戰區司令長官)朱少良要我們帶兩個營一起去，哥哥說我們是去招安，帶兩個營不但無濟於事，萬一出了事打起來更是沒有必要，所以就只有我們兄弟兩人前往河西走廊，連一個兵都沒帶。不過朱少良還是命令軍隊在遠遠的幾十公里以外，看到我們前進了，就慢慢跟上一點，以防我們被裹脅。其實像這些哈薩克人，你只有動之以情，才能說得通，萬一搞毛了，他就是冒滅族的危險也會跟你拼。我們抵達河西走廊後，哈薩克人熱情地招待我們，那天非常熱鬧，我能喝，哥哥也能喝。

我能唱能舞，就跟他們一起鬧了一個通宵。哥哥能講，他們懂俄文，哥哥就跟他們講俄語，告訴他們不要搶劫過路的駱駝隊、車隊以及玉門油礦的人，以後他們需要的生活用品，我們可以陸續送來。那次的經驗對我而言是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在我們的觀念裡面，打仗是萬不得已的事情，如果能夠化敵為友，不動干戈，何樂而不為呢？

父親對於戰爭指導有獨到之處。第一，在政治層面上化敵為友，不要再動干戈，這遠比孫子兵法里「不戰而屈人之兵」要高明一些；第二，在運用方面則因勢利導，這也是我最欣賞的，沒有條件時要造勢，但是機會來時要能掌握。所以他派盛世才進入新疆，盛世才進入新疆後，雖然手段狠毒了一點，可是還是蠻有效的，而且在那個時候也只能那樣處理。這也是因勢利導的一種運用。

抗戰爆發後，父親的戰爭指導就是要打破日軍由北向南的作戰線，要使國內由北向南的壓力減輕，並且使日本改為由東向西的作戰線，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利用西南地區(即大後方)。因此以戰爭指導來說，建立大後方為新的作戰基地是相當重要的。作戰基地的建立地點則與作戰線、作戰正面形成一個整體的關係，作戰正面是前方，作戰基地是後方，中間有一條連線，這是一條交通線，也就是補給線。站在野戰戰略的立場，要維護交通線，最好是與作戰正面形成垂直面，這樣左右兩邊都是安全的；最危險的交通線(補給線)則是與作戰正面太過於平行。

一切的戰爭準備要落實到野戰戰略的指導，所以要先設想一個全盤性的野戰戰略構想，能夠把全程的構想弄清楚之後，整個戰爭指導也就落實了。為了策劃一個有利的全程指導，就要先站在敵人的立場，替敵人設想用最好的方式進攻中國。

日本的前進基地設在我國的東北，日方稱之為關東基地，在關東的日軍就稱為關東軍。以關東這個前進攻勢基地來說，日軍從北向南打下來，其主力可以沿平漢路南下，並且以其有力之一部沿津浦路南下，由此可見，日軍的重點放在西邊，如此會變成中日雙方南北對峙、東西展開的局面，這樣一來就把國軍逐次的向東南方壓迫到沿海邊。如果我們被逼到海邊就完了，因為我們在海上沒有補給。當年日本海軍與中國海軍的比例，光拿噸位來比，是31∶1，也就是31倍於我們，船與炮的性能還不算，因此國軍如果退到東南沿海，這場戰爭就結束了。

所以日本人狂言「三月亡華」，照這種情形看來，即使三個月無法亡華，半年的時間也做得到。這是我們替日本先做的最有利的野戰戰略的構想。

另一方面，清末國勢衰弱，北方有日本、俄國勢力，西南及長江流域有英國勢力，兩廣、雲南有法國勢力，這些國家想要瓜分中國，吸取中國資源，所以西洋人不願意看到有一個強盛的中國產生，基於此，各國都樂見日本打中國。唯獨斯大林注意到雖然日本打中國是他所希望的，但是如果日本很快的就征服中國，替代了中國之後，就會立即對付西伯利亞，這點則是他所不願意的。父親也就是利用他這個心理，事前和俄國方面有所聯繫，因此在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一日與蘇俄簽訂《互不侵犯條約》。

日本無法洞悉中俄之間有何秘密協定，遂不敢使關東軍傾巢而出，這點非常重要。如果關東軍一開始就傾巢而出，大軍南下，黃河老早就守不住了。日本留了一大部分軍隊穩定基地，對俄備戰，如此一來對南下的壓迫就減輕了。父親的目的就是先減輕日軍由北向南的壓力，然後再使日軍變成由東向西的作戰線，所以父親命令國軍主動造成上海戰事。

當時虹橋的日軍只有一萬多人，國軍不論從左翼或是從右翼插入，日軍的海上補給就會中斷，不過，我們故意從頂頭打下去，使敵人始終能夠由後方調派兵力。起先日軍從日本本土調來部隊，後來又從東北調來部隊，最後從華北調部隊到上海。以日軍的兵役制度來說，可以維持野戰部隊百分之九十五的兵力，除非是某一次戰役剛剛打完，所剩人數不多，不過他們還是很快就補充過來了。如此一來，日本便放棄了從北向南的作戰線，變成由東向西的作戰方向，所以我們從上海作戰開始便奠定了抗戰的勝利。

從作戰指導上來說，只要捕捉敵方主力，這場戰爭就可以打完，因為國軍將七十個精華師布置在上海，才吸引日軍從北方增調部隊南下，否則日軍的原始計劃是不會改變的，而日軍轉移作戰線，也註定了失敗的命運。當時有一個先頭部隊師長的日記記載：「皇軍奉命向武漢前進，失敗時日而已。」

日軍的主力從平漢鐵路南下，有一部是沿著津浦鐵路，從北向南壓迫下來，原本想把國軍逼迫到海邊；後來我們引誘日軍，使日軍的作戰線改成由東向西，我們才能夠依賴大後方，支持戰爭。父親確實對中國大陸做了詳細的地略分析，所以才決定，要對抗強敵日本，先要替日本做一個打勝中國的構想。

他發現，日本如果要侵略中國，就要將攻勢基地放在北方，由北向南攻擊，把國軍推到東南沿海，如此一來，就能達到三月亡華的美夢。我們的對策就是使日軍由北向南的攻擊改變為由東向西，將自己的攻勢基地放在大後方(雲貴川)，必要時，西康也變成大後方根據基地，父親也早命人在西康建築一百幢房子，美其名是要蓋一所大學，其實是預備在萬不得已的時候從重慶退到西康，繼續抵抗日軍。只要基地後門是開著的，我們就有機會，所以我們會花那麼大的勁開發西南公路、滇緬公路和雷多公路。

如果父親不是熟讀中國的古戰史，恐怕也不容易體會中國的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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