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家庭如何影響你的自我分化程度（含案例分析）

原文題目《台灣家庭家人自我分化歷程的個案研究：以Bowen家族治療觀點論之》。禁止抄襲，違者必究！

作者簡介：於正君，台灣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博士生、諮商心理師；徐西森，台灣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教授

本文旨在以Bowen跨世代取向家族治療理論，理解台灣家庭家人自我分化的歷程。

此理論提出主要的八大家庭功能與力量，以自我分化為理論核心，表達出家庭中的個體，需維持自身思考與情緒的客觀與變通性，方能保有健康的身心調適。

亦有許多研究發現，父母與子女自我分化程度會相互影響，並對多方面身心適應造成困難。

然而，東西方文化中存在著不同的色彩，若以西方觀點評析華人世界，則華人文化下的家庭與個人的身心調適，與內涵皆易出誤解與錯誤詮釋。

相較於西方世界強調自我獨立、界限分明等，華人世界更加看重家庭和諧與認同、家族間和樂與親密、關係中的緊密連結，且孝道觀念的根深蒂固，在家人與親子間的互動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因此，本文欲藉由Bowen跨世代取向家族治療之概念，透過與一位自我分化較高的家庭成員進行會談與討論，逐步進行家庭實驗計劃，以評估與了解，家庭成員間的互動型態和自我分化的歷程。

最後再經由此歷程的經驗與發現，對華人文化下的家庭經營提出相關建議。

一、 前言

1960年，在家族治療的發展脈絡中，Murry Bowen提出跨世代取向家族治療，透過不斷淬鍊，提出八個重要的家庭功能與力量（Kerr & Bowen, 1988）。

而這些重要概念彼此間環環相扣，又互相影響，其中以自我分化概念為理論核心，認為家庭成員如能對自身的思考、與情緒保持客觀與變通，能較不受家庭紛爭與情緒壓力的影響。

也就是說，當個體分化程度較高時，在面對壓力情境下，能理性地將事件與情緒分開，有較彈性的態度，具備較佳的情緒調適與因應策略；

反之，當個體的自我分化程度較差，亦即個人的思想與感覺和他人融合（fusion）的程度越多時，情緒和行為反應易受他人情緒的影響，容易陷入家庭的情緒糾紛（Bowen, 1987）。

Bowen認為良好的自我分化須具備兩項條件。

第一，個體能夠區分自身的理性與情感的能力；其二，個體能維持自我獨立，又兼具與他人情感連結的能力。

在許多研究中，皆可發現個體自我分化的狀態對其身心、壓力與適應狀況的影響（歐陽儀，2008；蘇慧娟，2009；Skowron, Wester, & Azen, 2004）。

亦顯示當父母的自我分化程度較高時，能協助子女發展較高的自我分化能力，有效調節情緒，對親密關係互動有較好的掌控（賈紅鶯，1990；Skowron, Kryslal, Slanley, Michael, & Shapio, 2009）。

而當父母的自我分化程度較低時，為了減輕兩人關係中的焦慮，則會引入家中的第三位成員，協助減緩此焦慮，形成三角關係（Bowen, 1987），破壞子女學習自我分化的能力（Hall, 1991），易增加其身心失調的風險（Gibson & Donigian, 1993）。

亦有研究發現，當個體具有較佳的自我分化時，與其親密關係、幸福感、身心適應等層面具有高度相關（王鑾襄、賈紅鶯，2013）。

因此，父母的自我分化程度影響子女的自我分化狀況，對子女的身心健康、情緒調適、人際關係及親密關係皆造成衝擊（吳婷盈、鄧志平、王櫻芬合譯，2012；Goldenberg & Goldenberg, 1996）。

然而，在華人家庭中的自我分化與親子關係，與西方世界的觀點存在差異（Chung & Gale, 2009）。

在華人社會中，「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之格言耳熟能詳，強調子女不可評判父母的是非對錯，隱藏著「長幼有序」的價值觀，無形中強化父母親的權威性（黃詩淇、黃囇莉，2009）。

對於家人間的互動，則強調家庭的和諧與認同、重視家族間和樂與親密關係（黃士哲、葉光輝，2013）。

與西方社會在關係中，建立明確自我界限相較下，華人文化中更強調關係中的緊密連結，且在此文化中所強調的孝道觀念根深蒂固（葉光輝，2009），也在華人家庭中扮演著不容忽視的重要角色。

本文將透過介紹Bowen的八大核心概念，旨在以Bowen的跨世代取向家族治療運用於一個台灣家庭親子間的自我分化歷程。

透過其主要概念進行分析與評估，了解家庭成員間的互動與狀態，最後透過家庭實驗與返家治療（Brown, 2007；Bowen, 1987），提升家庭成員與自我的分化。

二、 Bowen跨世代取向家族治療概念介紹

以下將針對Bowen的跨世代取向家族治療之主要概念進行簡要介紹與說明：

（一） 自我分化（differentiaiton）

Bowen假設家庭具有兩個重要功能，即為協助成員個體化及產生歸屬感的能力。

健康且自我分化程度較高的個體，能夠同時兼具此兩項重要功能。因此，在面對家庭糾紛時，個體能夠理性的區分想法與感受，又可以與家人進行親密的連結。

當自我分化程度較差時，則容易陷入家庭糾紛之中，失去自我對情緒的掌控，易受他人影響。

此自我分化狀態，依據融合與分化量尺分類為四：

較低程度者（0~25）為情感融合；

位在25～50者，則為生活被情緒和他人反應所引導；

50～75範圍者，有發展適當的自我與分化；

處在75～100範圍者，習慣性將思想與情感分開（吳婷盈、鄧志平、王櫻芬合譯，2012；Bowen, 1987）。

（二） 三角關係（triangle）

三角關係是家庭情感的基礎單位，也是最小的穩定關係系統。

當焦慮低、自我發化程度交高時，此三角關係較為舒適且自在，能有效的雙向溝通。然而，當兩人關係太過緊張且焦慮時，三角關係易形成破壞性，且常會拉進最脆弱的第三者（吳婷盈、鄧志平、王櫻芬合譯，2012；Bowen, 1987）。

（三） 核心家庭情緒系統（nuclear family emotional system）

人們傾向選擇與他們相同分化程度的人，形成親密關係並共組家庭。然而，當兩人分化程度較低時，容易變成高度融合，形成不穩定的核心家庭情緒系統。

當雙方長期處在高壓且高度焦慮的環境下，容易產生身心失功能、關係衝突、易將脆弱的孩子拉進而形成三角關係，或將問題投射給孩子，影響孩子的身心發展（王慧玲、連雅慧譯，2002；吳婷盈、鄧志平、王櫻芬合譯，2012）。

（四） 家庭投射歷程（family projection process）

指父母將自身的分化程度、家庭所經歷的壓力，或焦慮狀態傳遞給下一代，且容易選擇最幼稚且脆弱的孩子成為投射對象，並形成三角關係。

將自身無法處理與面對的焦慮投射在孩子身上，孩子為父母將焦慮反應出來，使父母可成功認為是孩子出了問題，而非自己（吳婷盈、鄧志平、王櫻芬合譯，2012；Bowen, 1987）。

（五） 情緒截斷（emotional cutoff）

在成長過程中，當分化程度較低的孩子，嘗試採取策略與家庭的糾葛區隔開時，最常使用的就是情緒截斷，形成距離或心理上的距離，避免自己再次陷入家庭壓力與焦慮中。

此種方式僅能在情緒上獲得些許解脫，此種逃避與否認方式，卻讓個體失去了解開未竟事務與提升分化程度的機會。故，情緒截斷僅是暫時處方，並非長久之計（吳婷盈、鄧志平、王櫻芬合譯，2012；Bowen, 1987）。

（六） 多世代傳遞歷程（multi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process）

嚴重的失功能源自傳遞了好幾世代之長期焦慮的結果。當父母將自身的低分化程度，透過投射的方式傳遞給下一代，其子女的分化程度將變得更差。

藉由選擇與自身類似分化程度的個體共組家庭，最後，再將自身的低分化狀態投射給下一代。如此反覆的歷程，即為多世代傳遞歷程（王慧玲、連雅慧譯，2002；吳婷盈、鄧志平、王櫻芬合譯，2012）。

（七） 手足位置（sibling position）

個體如何看待自身在手足中的排序位置，遠比實際真正的順序來的重要。強調夫妻的相處與互動方式，與其各自的原生家庭中的手足排行有關。

因此，在了解家庭關係時，需看重其原生家庭的手足關係與順序，及此內化模式如何影響與伴侶及孩子的互動方式（吳婷盈、鄧志平、王櫻芬合譯，2012；Bowen, 1987）。

（八） 社會退化（societal regression）

Bowen將其概念延伸至社會的情緒功能，認為社會的運作猶如家庭，當壓力與焦慮過大時，容易使彼此對立的權力，變得更加非理性且競爭，使大環境處在一個低分化的情緒狀態，增加衝突、鬥爭與犯罪的機率（吳婷盈、鄧志平、王櫻芬合譯，2012；Bowen, 1987）。

Bowen認為在治療中，與一位積極且於原生家庭中屬較高自我分化的家庭成員工作即可（吳婷盈、鄧志平、王櫻芬合譯，2012）。透過此個體的高度自我分化，可改變核心家庭情緒系統，進而改變與提升家人間的分化程度。

Peleg（2005）的研究發現，親子代間的融合與親密會影響孩子個體化的狀態與發展，Skowron、Stanley與Shapiro（2008）研究顯示，青少年的自我分化狀態，對其人際關係將造成影響。

Sandage與Jankowski（2010）的研究發現，自我分化程度能夠調節寬恕意念和心理幸福感的關係。

由以上概念可知，Bowen的跨世代取向家族治療，看重個體在家庭中的分化程度。

認為父母的低自我化程度，形成核心家庭情緒系統，透過家庭投射歷程，將低分化程度投射在脆弱的孩子身上形成三角關係，影響孩子的情緒調適與身心健康，並出現情緒截斷與逃離家庭，嚴重者恐出現身心的失功能狀態。

因此，在了解家庭關係時，不僅需了解各自的分化程度外，亦須了解其原生家庭的手足位置，方能更完整的涵蓋彼此的互動關係。

三、 華人文化中的家庭樣貌

此段落將簡述華人文化的根基－孝道，及其對親子互動的關係與影響。

（一） 孝道

葉光輝（2009）表述隨著時代的日新月異，從先秦時代流傳至今的孝道觀念，已經過幾世紀的革新，認為在孝道觀念中，著重情感層面的互動。

如：情感聯繫與相互支持，亦指出當孝道的傳達偏向權威與強制規範時，對個體的身心發展會造成負向效果，並提出「雙元性孝道模式」，表達在華人世界中的孝道可分為「相互性」與「權威性」（Yeh, 2003）。

1. 相互性孝道：由「尊親懇親」與「奉養祭念」等兩觀念組成。前者強調子女在情感上對父母的關愛；後者則重視在物質上對父母的照顧及過世後的追悼。

2. 權威性孝道：由「抑己順親」和「護親榮親」所組成。前者意涵子女壓抑自己所願並順從父母意願；後者則具有對角色的要求，需要光宗耀祖。

相互性孝道對個體的開放性、友善、同理心、降低親子衝突等層面具有正向效果；而權威性孝道則與神經質、男性優越、焦慮、憂鬱及攻擊行為等負向層面有關（葉光輝，2009）。

黃士哲與葉光輝（2013）對父母教養方式，對青少年雙元孝道信念的影響效果研究中發現，民主權威教養對青少年相互性孝道信念具有正向效果，而父親的威權專制教養則對青少年的情境順從傾向有影響。

由以上的研究可發現，孝道具有不同形式的內涵，且會對不同的狀態造成影響，最終形成不同樣貌的孝道信念。

（二） 親子互動

親子關係的意涵從以往的單向教養概念，逐漸轉為孩子與父母在互動中的雙向來往，強調親子雙方在此關係中的主動性（Bell, 1968；De Mol & Buysse, 2008）。

而在華人文化下的家庭互動與親子界限中，強調以孝道為核心價值的相處方式，親子間的共同參與和同國感（修慧蘭，2011）。

在如此的脈絡下，社會文化亦有間接鼓勵親子形成三角關係的可能性（歐陽儀、吳麗娟，2012），形成共生共黏與共依附的關係（吳麗娟，1998）。

歐陽儀和吳麗娟（2012）研究父母自我分化對青少年子女的身心健康之影響，發現父母親的自我分化，會正向影響青少年子女的自我分化，進而對其身心健康形成正向影響。

而黃宗堅和周玉慧（2009）針對大學生親子三角關係類型與親密關係進行研究，發現「糾結共依型」的子女難以與父母心理分離，並易產生罪惡感，對維持關係存在較弱動機；

「子擔親職型」的男女大學生，在親密關係中有較少的衝突與矛盾，較多自主性，此結果似乎也反映了「關係中的自我」在華人文化中的特色。

在華人社會存在著相互依賴、維持關係和諧、覺察他人需要等的特性（黃宗堅、周玉慧，2009），容易將親職化視為孝順的表現（修慧蘭，2011）。

綜而論之，可發現在華人文化中的親子互動關係存在其獨特性，在孝道的概念中，強調對關係的緊密及付出，而往往在不同脈絡的孝順概念下，對親子關係將形成正負向的影響。

四、 研究方法

研究採取個案研究法，以台灣某家庭為例，透過Bowen跨世代取向家族治療的概念，評估與分析家庭成員彼此間狀態、互動方式以及自我分化歷程，且藉由一個成員在其中進行的家庭實驗，來達到提升自我分化的可能。

茲以下簡介個案研究法、家庭案例介紹、家庭實驗歷程，與家庭關係的互動等內容。

（一） 個案研究法

Stake（1995）認為個體可以成為研究主體，視為一完整的系統，可透過其行為方式來了解該系統內與外的脈絡與變化特性。

Yin（2003）則表示可在生活情境中，透過搜集文件、晤談、檔案、觀察等多種搜集資料方式，對個案的行為與環境間的互動產生深入的觀察與了解，從中發現關聯性。

由此可知，個案研究法需經過搜集個案生活脈絡中的相關信息與文件資料，對個案形成一個整理而有脈絡性的完整圖像。

Merriam（1998）提出個案研究的三種特性，包含：特定性、描述性與啟發性，而葉重新（2001）與王文科（2002）則認為個案研究法具備探索性、描述性與解釋性的目標。

基於本研究之目的與方式，採取描述性個案研究法，搜集會談內容、紙本記錄與觀察等資料，對此家庭進行分析與了解，並對其自我分化的歷程有一個較為完整的描繪。

（二） 研究倫理

為顧及研究參與者的權利與隱匿性，在不影響案家整體狀態與互動之情況，本研究將案家的相關背景資料稍作修改，以確保研究之保密性。

（三） 家庭案例介紹

1. 家系圖

家庭成員有五位，包含：案父、案母、案奶奶、案姊以及案主。現案父母退休，在家共同照顧案奶奶，案姊任職財金工作，案主則從事餐飲業。

2. 家庭評估與分析

依據與案主的會談資料可對此案家進行評估與分析。以下將依據Bowen所提出的概念，分別進行簡述。

（1） 自我分化

在此家庭中，經過家庭實驗後，自我分化的分數有前後的變化。目前先呈現實驗前的分化狀態。

案父屬於情緒自我分化功能較低的人，大概處於0～25的範圍。

案父的情緒易受到親戚的影響，常因看不慣案奶奶與親戚們的做事方式，卻難以直接表達，轉而衝擊核心家庭的家庭氛圍，表現不與他人互動、講話較沖、發脾氣等狀況。

案母則為自我分化較高的人，約略落在50～75之中。當案母需要面對較大壓力、或是案父的心情狀態改變時，能維持日常的情緒水平，且與孩子們有穩定的互動態度，然而，對案父的態度較為順從。

案姊的自我分化狀態則處在25～50之間，其情緒較易受到案父母的影響，時常當案父情緒變差時，案姊會在與其互動中開始變得暴躁且易怒，最後兩人常以爭吵收場。

案主的自我分化落在50～75之中，較能以理性態度分析與評論家中的狀況，時常需要傾聽案母與案姊的情緒，並給予建議，對案父的多變情緒則感無可奈何。

（2） 三角關係

在核心家庭關係的演變過程中，三角關係不斷的變化。在中小學階段，案父母的爭吵較為激烈，只要一有爭吵，案姊與案主即會受到波及，家庭氣氛瞬間變得緊張，不能輕舉妄動。

在案母的期待下，案姊與案主須承擔案父母的潤滑劑，要表現好、積極、早上問安等孝順與乖巧表現，讓案父心情好，家庭氣氛才能因此和緩。

然而，隨著年紀漸增，案姊與案主進入青少年時期，開始反抗此事，拒絕擔任案父母的傳聲筒，並在盛怒下，告訴案父母如此的互動對孩子的傷害與厭煩。

此家庭中，較清楚可見的三角關係則為案父、案母與案姊。

每當案父的情緒開始發怒，對案母的態度變差時，案姊會看不過去，開始心煩氣躁，並跳出來為案母出聲，或是以衝動方式向案父表達不滿，而此為兩人最主要的爭吵原因，甚至曾大打出手。

案母、案姊與案主則為結盟關係，三人相互支持。而案父、案姊與案主，則為對抗的三角關係，案姊與案主會互相聯盟，並對抗案父。

（3） 家庭投射歷程

案父原生家庭較為高壓教育，案爺爺說的一切事項皆需要被完成，與家人的溝通多半為單向，手足們非常怕案爺爺，亦無頻繁的情緒溝通與互動。

案母原生家庭氣氛較和樂，兄弟姊妹皆可互相支持與幫忙，雖然案外公較為強勢，不過可以在案外婆的包容與溝通下，案母與其兄弟姊妹較能與案外公共處。

案父從其原生家庭中習得的高壓管教，清楚的反應在案姊與案主的求學階段與生活要求。案姊與案主常因分數與名次未達案父標準，在身體上留下瘀青的藤條痕迹，且在生活中的禮貌與規矩不合期待時，也免不了一頓責打。

案母原生家庭對孩子們的外出較為謹慎，時常會叮嚀外面可能存有的危險，並常常拿社會新聞來加強外出安全的重要性。

而案母在原生家庭習得對父親權威的遵從，也反映並投射在孩子們身上，時常期待孩子們對案父有禮，減少怨言。

（4） 情緒截斷

案主在大學時期即發生明顯的情緒截斷，對於家庭氣氛的難耐與不悅，選擇離家較遠的大學就讀，減少回家的次數；

而案姊的反應則是時常與朋友外出，甚至借宿在朋友家，減少與家人的互動，降低情緒的連結與共鳴。

（四） 家庭實驗歷程

案主為了提升與改善與案母的互動方式，及與提高其在家庭中的自我分化程度，故在與案主的會談中，案主決定進行兩階段的家庭實驗計劃。以下進行簡述。

1. 長出自我計劃

此計劃的主要緣由為，案主思考到案母在家中承接上一代對女性順從與壓抑的角色期待，在家中長期失去自己的聲音，而此順從的態度，也會投射在孩子們身上，造成案母的身心壓力。

因此，案主企圖透過此計劃，提升案母的自我與情緒分化，並能夠為自己發聲。

計劃目標放在協助媽媽能夠表達自己的想法與感受，使其再次聽見自己的聲音。然而，在此階段困難重重。因長期習慣的塑造，以及被壓抑的婦女文化下，案主碰到許多困難與挑戰。

當案主企圖透過詢問案母：「那你想要什麼呢？你想吃什麼？最喜歡什麼？想做什麼？」時，時常碰到的回應就是「都可以啊，看你們。你喜歡吃什麼，就吃什麼，我什麼都可以吃。」

諸如此類的反應，另案主相當受挫且衝突，生氣著案母對學習自我表達的困難，痛苦著該如何才能讓案母有所進展，難過著此習慣的根深蒂固。

然而，在此計劃的反覆討論與修訂，與案主共同找出可運用的支持系統－案姊。因此，案主決定將進行此計劃的目的與案姊討論，成功將其納為正向資源，並對此停滯的狀況帶領到新的方向。

此階段即透過不斷且重複的堅持與鼓勵案母表達自我，善用等待與沉默技巧，誠懇地向案母表達孩子們想要了解她的慾望，一定要等到案母說出自己的想法後，轉為案姊弟支持與贊同其的意見，並對此決定給予正向反饋。

這也讓我想起女性主義治療中，提出女性在社會化過程中發展出隸屬的態度與行為，需要配合先生、孩子的需求，因此不能表露太多自己的想法，在家庭的性別與權力中相對弱勢。需要對此有所突破，即需要採取行動並引發改變（Enns, 2004）。

2. 提升自我分化計劃

隨著家族生命發展周期概念的認識，了解到家庭不同階段，成員需發展出不同的相處與因應方式，如此彈性的調整，呈現家庭界限、功能與因應危機的可塑性（Barnhill & Longo, 1978）。

此家庭目前所處狀況為第五階段－孩子進入社會而家庭繼續前進，長大的孩子需與爸媽建立成人對成人的關係，與重新協商夫妻的婚姻關係，此次實驗主要重點會放在建立案主與案母間成人與成人的互動關係。

此階段的起源來自案主對於案母對其行蹤的過度擔心，且溝通此事時易引發爭吵而形成計劃。

在會談中，可初步了解案母對案主外出的擔心，可能存在著原生家庭觀念的傳遞，包含：需要了解和關心小孩、掌握行蹤、對外在社會危險的焦慮，以及過去習慣與孩子的溝通方式所致。

然而，隨著年紀成長和家庭生命的進展，需要因應不同的狀態，彈性調整互動與相處方式（吳婷盈、鄧志平、王櫻芬合譯，2012）。

然而，因之前計劃與案母的調適後，此階段計劃要再次與案母溝通，似乎變得較為容易。

在案母逐漸提升自我概念與分化後，案主發現似乎較能與案母進行理性、客觀的討論與表達感受，而案主亦在其中放鬆了自身態度，變得更願意與案母溝通與表達感受。

案主呈現了一個與案母理性表達的深刻場景：

當我與媽媽表達『我已經是成人了，我知道我該做些什麼，我從小有做過壞事嗎？有什麼不良習慣嗎？我現在的表現，仍然有這麼需要讓妳擔心嗎？』的時候，我發現媽媽似乎停頓了一下。

看了許久才回話『我知道啊，你很乖、不會做壞事，已經不太需要我擔心，不過身為媽媽，我還是會緊張自己的孩子太晚在外面很危險。』

再經過數次的溝通後，案主接納案母身為母親對孩子安全的擔憂，感受到案母的轉變，彼此討論出可接受的叮嚀方式：清楚交代行程、通訊軟體的提醒及次數、鼓勵案母設定焦慮的停損點，並以自身生活為重。

有趣的是，當案母與案主的分化與互動方式改變後，似乎也間接影響案母與案姊的相處方式，也不再會持續打電話叫案姊提早回家、擔心的詢問要跟誰外出。

案姊也較不會因案父的情緒起伏而為之震蕩，並對於案母與案父的相處模式亦造成改變。

案主表述過往的經驗中，案母會因需承擔照料家務與正餐，而無法與朋友外出及遊玩。

然而，透過前兩項計劃的實行後，案主觀察到案母逐漸學習鬆綁「照顧所有人的需要」，投入自己的生活與休閑，開始與朋友外出玩樂和學習才藝。

以系統的觀點觀之，可以發現家庭成員的改變會形成漣漪效應，影響其他人並跟著一起調整（吳婷盈、鄧志平、王櫻芬合譯，2012）。

經由計劃的實行後，彼此的調整後，關係似乎變得較為放鬆，互動也較為輕鬆、像朋友一般。

（五） 家庭關係的變化

1. 自我分化的提升

由此案家的實驗與互動中可發現，成員間互動方式的轉變，對自我分化的提升達到不錯的效果。當案母的自我分化提高後，與孩子的互動方式跟著轉變，連帶影響案主對其的溝通型態。

此點正符合Bowen（1978）認為藉由促進一位家中自我分化程度較高的成員，能對家庭中其他成員的分化程度造成影響。

案母自我分化的提升，亦影響孩子與其的互動方式，減少爭吵，降低情緒困擾的強度，並藉此促進孩子自我分化程度的改變，達到較佳的情緒調適、彈性溝通與相互支持（Skowron et al., 2009）。

2. 親子關係的親密

因原本親子三角關係的過度涉入，導致孩子們發生情緒截斷並與家庭拉遠關係，而此又將引發後續更多的爭吵。

隨著彼此的自我分化提升，案母、案姊與案主間的關係變得更加密切，對於案父的情緒波動，能較不受影響，且能彼此支持與安慰，提升對家庭衝突的有效協調策略（蔡金蓮，2009）。

當親子關係較佳時，則能在此關係中感受到較多自主性與安全感，減少衝突與緊張的互動模式（黃宗堅、周玉慧，2009）。

3. 孝道的轉化

原本孩子們對於案父較為權威的管教及案母對孝順期待的壓力下，為了順應當時環境，表現乖巧與孝順。

權威式管教方式里，缺少了情感連結與理性溝通，因此形成孩子們的反叛，變得難過與憤怒。在案母的自我調整後，較能接受案父在情緒調節的限制，亦不再逼迫孩子表現乖巧與孝順。

孩子們對於案父的態度轉為疏離和諧（孫頌賢、修慧蘭，2004），在關係中維持適度親密，且較多自我空間。

黃士哲、葉光輝（2013）的研究也發現，父母須採取民主權威教養方式，同時具備理性與親密關懷，較能與孩子形成良性親子關係。

亦即在親子互動中，父母需要有更高的自我分化，具備理性與彈性溝通，使孩子了解孝順的相對性概念，較能促進親子關係的修復。

五、 研究結論

本研究試圖以Bowen跨世代家族治療取向，評析一個家庭中成員間彼此自我分化的歷程。

由研究中可發現，當與一位自我分化程度較高的家庭成員合作時，較能清楚且輕易的了解家庭的動力，能較快速的形成協助家庭改善的計劃。

此種以較為理性的態度，分析與評論自身家庭，亦帶有提升自我分化的可能性。

以家庭系統論之，可發現當家庭某成員開始改變時，其他的成員也會連帶受到影響而轉變。

在執行計劃中，案主遇見瓶頸，在與案姊討論與合作後，案母感受與孩子的相處方式改變後，案母的調整即變得容易，在與家人的互動中，逐漸學習表達自己想法與感受，對情緒與壓力事件的調適變得彈性。

在此歷程中，案主認為改變案父分化程度的難度過高且易引發爭吵，未將案父納入改善計劃。不過在此過程中，案主仍有觀察到案父些許的改變，如：生氣時程減少、憤怒強度減低等。

經過這兩個計劃的執行，案主明顯感受到與案母和案姊的關係變的更好，更能夠貼近與了解彼此並分享內心世界，而與案父的互動關係變得較不排斥，較不會與其發生衝突，並盡到子女該做的本分。

（一） 研究發現脈絡圖

本研究透過案主的眼光，得以了解此家庭的狀況與動力。藉由討論而得出可執行的家庭計劃，主要目的在提高家中成員的自我分化程度。

透過自我分化程度的提高，似乎連帶使得親子關係變得較為滿意，亦使得孝道表現與認知有了不同的變化。而這些調整，將反饋在自我與家庭互動中，使得自我分化與自我負責更加穩定，家庭互動與氛圍較為和樂與彈性。

（二） 親子關係的變化

在親子關係中，民主威權式的管教方式包含理性、教導與觀念討論，此互動方式較能促進良好的親子互動關係（黃士哲、葉光輝，2013），且父母提高自我化後，對子女的自我分化、因應策略、互動方式等具有互動性關係（吳麗娟，1998）。

在研究中可發現，當父母的自我分化程度提高時，連帶也會影響子女的分化程度，彼此變得更願意理性與直接溝通、理解互相的感受，也可以彼此支持與鼓勵。

在華人的社會中，強調「人我關係協調」的概念（陳秉華、林美珣、李素芬，2009），重視家庭氣氛的和樂、人我關係的緊密結合，且在孝道信念的熏染下，子女需聽從父母的指導與意見，故易捲入父母的關係中扮演緩衝者。

在如此的文化下，相當容易形成親子間的三角關係，恐易形成代罪羔羊，造成子女身心壓力與失調（歐陽儀、吳麗娟，2012）。

在此研究中發現，當孝道觀念變得可以討論後，子女不再為了反對教條式的孝道觀念而不斷衝撞，最後願意選擇負起自身責任，並適度的與父親維持和諧的互動關係，跳脫三角關係的束縛，找到在家中舒服的位置。

（三） 孝道信念與行為

在華人儒家傳統文化的洗禮下，孩子們承接著父母對其孝順的期待，然而，當這些期待與現實困境發生衝突與矛盾時，容易引發孩子們的反抗。

隨著時代更替、西方文化與現代化的交互作用，孝道的觀念已並非從前過往的嚴格規條，而變得更加有彈性。

黃士哲、葉光輝（2013）認為相互性孝道概念，存在著親密親子關係的基礎，重視真誠情感的交流，有助於青少年發展孝道觀念，更願意感恩與回報。

由本研究之歷程與結果中可了解，原本家庭處在自我分化程度較低、情緒糾結、三角關係、強壓式的孝道觀念等，使得子女出現身心壓力、情緒截斷、生氣、易怒等狀況，造成家庭氣氛不佳，親子關係的衝突一觸即發。

透過家庭計劃的執行，協助親子間的坦承與直接溝通，情感間的交流與支持，透過相互了解，達到提升自我分化的可能性。

當彼此能理性、彈性的溝通時，原本僵化的孝道信念傳輸，變得可以調整，而彼此找到現階段此家庭中適切而舒適的位置與互動關係。

六、 研究建議

家庭一直是人類最重要、最初接觸、影響最深的類社會化環境，透過家庭成員間的互相交流，得以從中獲得寶貴知識、滋養與能力。家庭對人的重要性首屈一指。

營造一個穩定、健康且有益的家庭是人之嚮往。然而，每個家庭都存在自己的互動特色，亦擁有屬於自己獨特的經驗結晶。透過本研究，得以窺見一個家庭的生態，及其變化的過程。筆者在過程中，有些許心得與建議想與之分享。

（一）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諧關係

華人社會的家庭中，彼此間的關係較為緊密，此為華人家庭與關係的重要特色。然而，此關係亦有好壞之分。當過度的緊密，亦造成子女難以自由發展且易感被壓抑，嚴重者，甚至發生衝突。

在孩子生長的過程中，需要透過許多機會與嘗試發現並挑戰自己，從中獲得自我成就與自信。此時，父母需要學習放手，扮演避風港的角色。

當孩子在外受挫、沮喪時，依舊可以知道回家有人訴說、給予支持與安慰，最後再度勇敢地向外挑戰。此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諧關係，便是立基於相互的信任，也是促進親子關係的重要關鍵。

（二） 動之以情，說之以理

內斂與謙虛的華人世界中，情感的交流與表達相形較少，此點甚為可惜。

因此，鼓勵父母在與孩子互動時，須有較好的情緒自我覺察、後設情緒能力（葉光輝、鄭欣佩、楊永瑞，2005）、想法與觀念的討論，建立互相溝通與表達的管道與氛圍，教導子女較適切的情緒表達方式，達到促進親子關係與提升自我分化的目標。

（三） 孝道為根，彈性為本

時代的演進，孝道觀念的轉換，導引出父母在與子女溝通與互動時，需從以往教條式的孝道信念傳遞，轉而以注重情感傳遞、理性與彈性討論、自在與開放態度等方式。

父母須維持開放與彈性的態度，促進與孩子間的情緒交流與互動，透過真誠的相處與了解，鼓勵彼此表達想法，方能培養較適切的孝道觀念，並維持良好的親子教養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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