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家族：追尋百年的獨立與自由

16年前，陸鍵東著《陳寅恪的最後20年》一經出版即在知識界、文化界激起強烈反響。塵封多年的陳寅恪一時成為焦點人物，並開始由學界走向普通公眾。10年前，《陳寅恪集》終於由三聯書店推出。首先與讀者見面的是《柳如是別傳》，首印1萬冊，短短數月間銷售一空，不得不加印——「陳寅恪熱」絲毫未見消退。1年前，陳寅恪3個已是耄耋之年的女兒，出版了回憶雙親的《也同歡樂也同愁》，留下了一份她們親歷的珍貴記錄。

一個枯坐書齋的冷靜學者，何以熱而不衰，甚至成為某種文化符號？學問以外，恐怕與他讚譽王國維、自己也力持不失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無關係。曾經失落或即將失落獨立與自由的人們需要借他招魂。

實際上在眾多回憶文章中，我們可以發現兩個不同的陳寅恪。有些人著意挖掘他作為歷史研究者在學術史上的意義；另一些以思想、政治、文化的視角，描摹和想像他，將他看作思想史或政治史上的象徵性人物。

學者葛兆光點出了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如果一個人的學術研究很差，恐怕他再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大家也不會把他當成象徵性的人物。陳寅恪作為學者，學術研究的偉大成就，支持了他作為思想者的影響力和公信力。」

的確，陳寅恪是當代文化史繞不過去的人物，其貫通中西的淵博學識，卓爾不群的學人風骨，以及氣象萬千的學術成就，可稱一時無兩。更令人嘆為觀止的是義寧陳氏家族。陳寅恪這座高峰，原是拔起於群峰並峙之處。翻開新編《辭海》，陳寶箴、陳三立、陳衡恪、陳寅恪四人分立條目。一家三代祖孫四人享有如此殊榮者，恐怕翻遍《辭海》也難再見。

故而陳氏家族的百年浮沉，燭照出了中國近代文化人命運的一個縮影。

陳寅恪祖父陳寶箴乃清末著名的維新派人士。在湖南巡撫任內，他是地方督撫中傾向維新變法的風雲人物。是時湖南風氣大開，是全國最有生氣、推行新政最有實績的省份。戊戌變法失敗後，他因曾保舉戊戌六君子中的楊銳、劉光弟被革職回鄉。同年冬他挈眷返里，在南昌西山下築崝廬隱居。

陳寅恪父親陳三立，號散原，與譚嗣同等人並稱「維新四公子」。戊戌變法失敗後，他一心肆力於詩，成為清末民初同光體詩派的代表人物，享有「吏部詩名滿海內」之譽。

陳寅恪長兄陳衡恪，字師曾，近代著名畫家。他詩書畫印兼善多能，才華橫溢，與魯迅、楊懷中、齊白石、李叔同、徐悲鴻交誼深厚，是吳昌碩之後齊白石之前的書畫大家。有《陳師曾先生遺詩》、《陳師曾先生遺墨》、《陳師曾印譜》、《中國繪畫史》、《中國文人畫之研究》傳世。

為了完整地呈現陳氏家族，本刊記者拜訪了散居全國各地的幾乎所有陳家後裔。這是一次對義寧陳氏文化基因的探秘，更是一次對中國百年文化史的微觀梳理。

陳寅恪家族 百年悲欣

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正如詞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

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

本刊記者 衛毅 發自北京、廣州

面對照相機鏡頭時，6歲的陳寅恪有些不知所措。他身著長衫，腳穿布鞋，前額颳得鋥亮，辮子掛在腦後，站在一株低矮的桃樹旁。這是1896年的春天，湖南長沙巡撫署後花園「又一村」。照片上，五個小孩並排站立，從左至右依次為陳康晦、陳隆恪、陳新午、陳方恪、陳寅恪。縱是料峭初春，仍能瞥見此處為花木繁盛之地。他們的祖父是湖南巡撫陳寶箴。

在19世紀末的中國，照相乃是稀罕之事。相機在19世紀中葉傳入中國，同時進入的還有軍艦和槍炮。清廷的洋務運動盛極一時，北洋水師1888年創立，號稱世界第六、亞洲第一。陳家兄妹拍攝這張照片的前一年，則是中國歷史上山窮水盡的一年。自1894年與日軍開戰，已過一年，清廷看不到獲勝的希望。農曆新年剛過，正月十八日，日軍佔領劉公島，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自殺，曾無限風光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清廷委派李鴻章與日本議和，在日本馬關春帆樓簽訂了《馬關條約》，內容包括割讓台灣、澎湖等島嶼。消息傳來，國人震驚，彼時在直隸布政使任上的陳寶箴痛哭：無以為國矣。

正月二十日，年輕的光緒帝召見了陳寶箴，詳盡地詢問了應對當前戰事的策略。陳寶箴逐一復奏。覲見翌日，他條分縷析了京畿防備的諸項事宜。這份奏摺稱為《覲奏兵事十六條》，包括「固畿輔」、「擇軍將」、「嚴津防」、「簡軍實」、「籌急款」等項。

祖父在京殫精竭慮之時，年幼的陳寅恪正隨家人在湖北武昌生活。他母親俞明詩則擔心自己哥哥的安危——陳寅恪的舅舅俞明震此時正身處風雨飄搖的台灣。

當時台灣巡撫是廣西灌陽人唐景崧。《馬關條約》簽訂後，台灣紳民拒不從命，極力挽留奉命內渡的巡撫堅守孤島。五月初二台灣民主國宣布成立，改元「永清」，唐景崧被推為總統，劉永福為民主將軍，丘逢甲為義勇統領，陳季同為外務大臣，俞明震為內務大臣。

台灣民主國成立幾日後，清廷便命令張之洞禁止向台灣提供餉械。緊接著日軍在基隆登陸，不久，唐景崧乘船逃至廈門。九月初，日軍佔領全台灣。

同年七月，經清廷重臣榮祿舉薦，陳寶箴升為湖南巡撫。九月，他從直隸赴長沙就任，家眷隨後也離開武昌，回到了熟悉的長沙。

走出江西鄉野的客家人

陳家在長沙湘江東岸城北通泰街居住多年，1890年7月3日，陳寅恪出生在通泰街的「蛻園」。

「我叔公(陳寅恪)跟我父親(陳寅恪侄子陳封懷)在一起時，說的是長沙話。」如今在中科院華南植物研究所工作的陳貽竹向本刊記者回憶。

長沙只是這個四處奔波的家族暫時的居處。他們最早的家，在江西修水竹塅——贛北幕阜山腹地的一處山村。修水古稱義寧，所以陳家被稱為「義寧陳氏」。

「最近忙的是陳家大屋的保護。」陳貽竹說。竹塅村陳家祖輩居住之所歷史已超過兩百年。陳家大屋門前的場地上，豎著用紫紅麻石條砌就的旗杆石和旗石墩，頂部正中鑿有豎旗杆用的圓孔。旗杆石為陳寶箴中舉時所豎，刻著「清咸豐元年辛亥陳寶箴中舉豎」；旗石墩是陳寶箴之子陳三立中進士時所豎，刻著「光緒己丑年主政陳三立」。

義寧陳氏為客家人，在竹塅已經住了幾代，承續著耕讀傳統，但一直未有人考取功名。直到咸豐元年(1851年)八月，年方二十的陳寶箴中了舉人。

陳寶箴中舉時，滿清王朝的統治正面臨巨大威脅。1851年，在廣西桂平金田村，另一位客家人的後裔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國。咸豐帝詔令各地創辦團練以御太平軍。陳寶箴的父親陳偉琳創辦義寧州團練，陳寶箴協助其父幫辦團練。

1854年春，一支太平軍進攻義寧泰鄉。陳偉琳率泰鄉團練拚死相抵，勞累過度，病倒不起，於八月去世，給陳寶箴留下的遺訓是：成德起自困窮，敗身多因得志。

1860年，陳寶箴進京會試落第。他並未馬上返鄉，而是與各地應試的舉子切磨道義，結交了眾多「雋異方雅之士」。其中，他與易佩紳、羅亨奎尤為要好，被稱為「三君子」。

這一年，京城發生了一件大事——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國難當頭之際，陳寶箴無心在京等待三年後的考試，趕赴湖南投入軍營。他到湖南之前，好友易佩紳、羅亨奎已奉湖南巡撫駱秉章之命，招募了一支千人義勇軍「果健營」，駐守湘西，配合清軍抵禦太平軍的來襲。

不久，翼王石達開率領十萬太平軍猛攻「果健營」，義勇軍累月死守，糧草行將耗盡。陳寶箴冒死雪夜從小道潛行至永順求援，並馬不停蹄押運糧草返回軍中。「果健營」鞏固了防守，太平軍久攻不下，退兵而去。陳寶箴與「果健營」自此揚名。

1863年，陳寶箴來到兩江總督曾國藩安慶駐地。此前，曾國藩已對義寧團練大為激賞，對陳寶箴也有耳聞，數次邀他加入幕府，並贈其一副對聯：「萬戶春風為子壽；半杯濁酒待君溫。」進入曾幕的陳寶箴如魚得水，被譽為「海內奇士」。

幾年後，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督辦直隸、山東、河南三省軍務。陳寶箴隨後也入京覲見，「以知府發湖南候補」。不久，他將家眷從江西竹塅接到了湖南長沙。

「陳寶箴是這個家族走向全國的關鍵人物，他是一個轉折點。在江西，土客矛盾使得客家人只能在偏遠的地方生存，種的是最差的田，常年吃的是紅薯。作為客家人，他們只能靠個人奮鬥，沒有其他根基。義寧陳氏的歷次遷徙中，恐怕這一次遷移意義最為重大。陳姓歷代先人為之奮鬥上百年的家族崛起，最終通過陳寶箴的走出竹塅得到了實現。」對義寧陳氏頗有研究的學者張求會為本刊記者分析。

力推維新的湖南巡撫

1898年，同樣是在長沙，陳寅恪與幾位兄弟留下了一張合影。他們身後的背景板是手繪的湖山，悠遠寧靜。照片上的幾個人，神色多少有些冷峻。這一年的長沙各種思潮湧動，山水之間並不平靜。對這個家族和這個國家來說，是波詭雲譎的一年。

這一年的戊戌變法運動，全國十八行省的督撫，最有力推行的是湖南巡撫陳寶箴。他推行新政之舉，其子陳三立曾概括為六項：董吏治、辟利源、變士習、開民智、敕軍政、公官權。希圖有一番作為的光緒帝對陳寶箴倍加賞識，於「百日維新」中的8月5日、10日連下兩道諭旨嘉獎他。

早在1897年，湖南學政江標改革校經書院，陳寶箴就大力扶持：「為士子群聚講習，以開拓心胸，講求實學，造成遠大之器，用意甚美。」校經書院創辦的《湘學報》，為湖南首創的新報，為湖南維新搖旗吶喊，以大量篇幅介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新知。

陳寶箴十分推崇《湘學報》，讚譽其「指事類情，洵足開拓心胸，為學者明理達用之助」，「為湘中承學有德之言，於本省人士啟發尤為親切」。他通令全省各州縣訂閱，「分送書院肄業及城鄉向學士子一併批閱；勸告紳商自行購買」。此外他還撥款購買梁啟超等人創辦的以「變法圖存」為宗旨的《時務報》，分發各府廳、州縣書院。

在他倡導下，湖南成立了南學會——以行民權、立議會、促地方自治為宗旨的政治團體。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初一，南學會創辦時，會長皮錫瑞首先講「立學會講學宗旨」；黃遵憲講「政體公私人必自任其事」；喬樹楠講「公利私利之見」，譚嗣同講「中國情形危急」；陳寶箴講「為學必先立志」。

隨著湖南新政進入深水區，尤其是梁啟超等人的到來，新政發生改變，從單一的洋務實業朝關涉民族、民權等方向轉化。時務學堂培養了一批新學子，蔡鍔便是其中代表。外人則將湖南稱為中國最富朝氣的省份，甚至比作日本維新時期的薩摩和長州。

湖南新政迅猛展開之時，京城裡帝後兩黨的爭鬥也已水火不容。光緒帝命各省督撫網羅「通達時務、勤政愛民之員」隨時推薦進京。陳寶箴舉薦了17名維新人才，其中譚嗣同、楊銳、劉光第三人被光緒帝委以重任。

陳寶箴父子施行的是一條不傷國體、穩健漸變的改革之路。「其實，陳寶箴父子在當時的改革中是很孤立的，守舊派認為他們亂來，激進派認為他們步子太小，各方矛盾聚集在他們身上。湖南開始辦礦務總局，譚嗣同跟陳氏父子的觀點就不一樣，到底官辦、官商合辦、官督商辦，還是商辦？民族工業的滋生、蔓延和發展，問題非常複雜。陳家父子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理想化，而是非常務實，有時還要顧及人情世故。他們感受到的痛苦和難堪很真實。」張求會說。

1898年八月初六，光緒被囚，慈禧垂簾聽政，除了京師大學堂，所有新政俱被廢止。戊戌變法失敗，「六君子」被殺，陳寶箴父子因「濫保匪人」，被「革職永不敘用」。

九月十七日，陳寶箴將巡撫印信移交給了新任巡撫俞廉三。陳氏父子的政治抱負就此終結。

「憑欄一片風雲氣，來作神州袖手人」，陳三立光緒二十一年春所作的兩句詩，不幸成讖。

1899年，9歲的陳寅恪再次面對鏡頭已無驚惶之色，這幾年他已習慣了照相。這是陳寶箴與孫子及重孫的合影。陳方恪、陳寅恪、陳覃恪、陳封可、陳衡恪、陳隆恪都在鏡頭裡，坐在最中間的陳寶箴神色平靜而落寞。拍攝地點已移至江西南昌。

一年後，陳寶箴突然去世。他的死至今成謎，一說是病死，一說是慈禧賜死。他去世時，至親子孫都不在身邊，兒子陳三立日夜兼程，從南京趕到南昌奔喪。

陳三立是陳寶箴任湖南巡撫時最為得力的助手。「三立」之名典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立功」的古訓。他是名副其實的實踐者。

咸豐三年(1853)九月二十一日，陳三立出生於江西修水竹塅。年少時，他與弟弟陳三畏就讀於陳寶箴創辦的四覺草堂，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打下良好的詩文基礎。

陳三立的書法，深受鄉賢黃庭堅影響，質樸古拙。然而，彼時殿試流行館閣體，他的書法風格並不合潮流。他回鄉苦練了三年書法之後，才於光緒十五年(1889)成為進士。

中進士後，陳三立被授吏部主事考功司行走。其時他父親陳寶箴正在武昌任湖北布政使，襄助湖廣總督張之洞推行洋務實業。張之洞提出了中國工業化的構想。受此吸引，陳三立離開吏部衙門，來到湖北任事。

陳寶箴任湖南巡撫時，新政急需人才，求賢若渴。為此陳三立多方結交有識之士，梁啟超、譚嗣同、唐才常、皮錫瑞、熊希齡等一時齊聚湖南。陳府名士薈萃嘉賓雲集，陳三立則成為名士中的名士。賓主時常聚集在他的書房中，「相與剖析世界形勢，抨擊腐朽吏治，貢獻新猷，切磋詩文，樂則嘯歌，憤則痛哭，聲聞里巷，時人稱之為：義寧陳氏開名士行」。

陳家父子的改革思路有一脈相承之處。

「所謂的革命、守舊、維新是很複雜的，除了觀念和思想，路徑的取向，具體的實踐差異，還有一個中國特色：人際關係。陳寶箴父子交往的對象是不分新舊的，他們一直強調沒有黨派、新舊之爭，思想根源還是在於務實，在於家國情懷，骨子裡還是有士的觀念、風範、價值取向。晚清以來，士有清流、濁流之分，陳家兼具清流和濁流的優點，一方面崇尚氣節，另一方面又懂得務實。借用陳寅恪的話說，這個家族始終有一種『預流』的意識，要積极參与，又不是為了跟別人盲目競爭，他們是把民族國家的憂患跟自身的路徑選擇結合在一起。」張求會告訴本刊記者。

陳三立對陳寶箴幫助極大。時務學堂開學時，陳寶箴原打算聘用康有為任中文總教習。陳三立卻向父親推薦了康的學生梁啟超。他認為梁已經超過其老師。

梁啟超曾說：「陳伯嚴(陳三立)吏部，義寧撫軍之公子也，與譚瀏陽(譚嗣同)齊名，有兩公子之目。義寧湘中治跡，多其所贊畫。」

退出政壇後，47歲的陳三立依父親長眠的散原山(西山古名散原山)，以地名為號，自稱「散原」。

清末民初的詩壇，曾出現繁盛局面，各方流派皆標新立異，對詩歌的發展進行了探索與實踐。陳三立被公認為這一時期同光體詩派的領袖。錢鍾書曾說，唐以下的大詩人可以用一個地理詞語來概括：「陵谷山原」。「陵」是杜少陵，「谷」是黃山谷，「山」是李義山，「原」即陳散原也。

陳三立與續配夫人俞明詩多數時候住在南京。俞明詩是浙江紹興人，其父俞文葆曾任湖南知府。之後俞氏家族在紹興興旺起來。俞文葆的孫子俞大維是後輩中的佼佼者。

俞大維在德國留學時曾與一德國女子相愛，並生下一子，取名俞揚和。回國之後，他與表妹陳新午結婚。陳新午是俞大維姑姑俞明詩的女兒。義寧陳氏與紹興俞氏兩個家族，成為兩代姻親。這兩個家族的交往還可上溯到陳寶箴。陳寶箴曾入曾國藩幕府，而俞大維的母親又是曾國藩的孫女。俞揚和長大成人後，娶蔣經國的女兒蔣孝章為妻。這樣，陳、俞、曾、蔣這四個中國近現代史上的著名家族就有了姻親關係，形成一張極具中國特色的人情關係網路。

遊學日歐美

1904年，陳衡恪、陳寅恪、陳隆恪留下一張合影。此照攝於日本。兄弟三人已剪去辮子，留著短髮。陳隆恪曾在照片後題詩一首：「負笈東瀛鼎足隨，偶留色相果何為。滄桑變滅尋常事，識取觀河皺面誰？」

兒子遠去東瀛，陳三立曾親自到上海吳淞口送行。當年譚嗣同在給別人寫信時說，跟陳三立商量，兩家的子弟以後都要送到國外去學習。「當時出國留學是不得了的事，除了有經濟實力，還要有眼光和風險意識，這有救亡圖存的民族憂患意識，所以說陳寅恪這一輩能出國深造，跟家族的觀念是一脈相承的。」張求會說。

留洋求學成為這個家族命運的又一個重要轉折點。1905年，延續千年的科舉制被廢除，更證明了這家人的眼光。

陳寅恪身體不好，在日本又患上了腳氣病。1906年寒假返家後，俞明詩不忍讓兒子再東渡。陳寅恪進入上海復旦公學，同班同學中有日後的著名學者竺可楨。1909年秋，陳寅恪赴德國入柏林大學，1911年入瑞士蘇黎世大學，次年回國，在上海虹口家中自修文史。

1913年春，他再赴歐陸，入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社會經濟部就讀，1914年秋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回國。1915年赴北京，一度擔任袁世凱北洋政府經界局局長蔡鍔的秘書。

1918年秋，陳寅恪原打算重返柏林大學繼續學業，但一戰剛結束，戰敗的德國元氣大傷。陳寅恪改去美國哈佛大學，隨藍曼研修梵文和巴利文，著重學習印度語語言學、希臘文，並選讀了閃米特語等。

藍曼極其欣賞兩位從中國來的學生陳寅恪和湯用彤。1921年2月17日，他在給時任哈佛校長羅威爾的信中寫道：「他們對我真有啟發，我衷心希望我們能有許多這樣精神高尚而且抱負不凡的人——來活躍我們本國的大批學生。我深信，他們兩人都會對中國的前途有卓越的貢獻。」

陳寅恪在哈佛交往最密切的人是表弟俞大維。比陳小7歲的俞大維在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到哈佛研習哲學，成績優異，3年12門課程全A，獲得博士學位，並拿到謝爾敦海外遊學獎學金，以及去德國留學進修的機會。

1921年秋陳寅恪回到柏林大學，受業於東方學家、梵學大師海因里希·呂德斯。在柏林大學期間，他學習了藏文、蒙文、滿文、西夏文、突厥文等古文字。多年後他「懂十幾門語言」的美譽在此打下基礎。

陳寅恪此次由美國轉學德國，表弟俞大維一路同行，兩人連續同窗7年。他們在海外的中國留學生中頗有名望。陳寅恪在德國學習期間與傅斯年、毛子水等留學生交往較多。傅曾對毛說：「在柏林有兩位中國留學生是我國最有希望的讀書種子，一是陳寅恪，一是俞大維。」

俞大維對錶哥陳寅恪了解極深。多年後他在《懷念陳寅恪先生》一文中曾介紹說：「他平生的志願是寫成一部『中國通史』，及『中國歷史的教訓』……因他晚年環境的遭遇，與雙目失明，他的大作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劇。」

北歸南渡

陳丹青曾畫過一幅油畫《國學研究院》——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陳寅恪、吳宓，呈「人」字形站立在清華校園裡。這是一幅僅存在於油畫中的合影。畫中陳寅恪的形象來自於他與史語所同仁攝於北海靜心齋前的照片。

1925年，清華學校向國立清華大學過渡，除保留留美預備部外，計劃新設大學部和研究院。研究院原擬兼辦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各科，後因經費短缺先辦國學一門。陳寅恪的老朋友吳宓受命主持籌建清華研究院後立即向校長曹雲祥力薦陳寅恪擔任研究院導師。

1926年1月，陳寅恪接受邀請，結束了長達十數年的國外留學生涯，前往清華任教。

1926年7月，陳寅恪初到清華，與幾位單身男教師住在工字廳，其中一位體育教師叫郝更生。1928年初春，郝更生與陳寅恪聊天時提到女友高梓有一位好友家裡掛著一幅字，署名南注生。他向陳寅恪請教「南注生」為何許人，並說了說女教師的情況。陳寅恪聽完，驚訝道：此人必灌陽唐景崧之孫女也。

陳寅恪讀過唐景崧所著《請纓日記》，熟悉《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澎湖予日本時的晚清政局，而且自己的舅舅俞明震曾在台灣輔佐唐景崧成立「台灣民主國」，所以他對唐景崧的諸多事情都十分了解。「南注生」是清朝台灣巡撫唐景崧的別號——這是他向郝更生作出的解釋。因對這幅字非常感興趣，他向郝更生提出，希望能拜訪其主人。

果不其然，女教師叫唐篔，正是唐景崧的孫女。陳寅恪與唐篔由一幅字而結識，投入愛河，1928年成婚。兩人結婚之後至1937年，生下三個女兒：陳流求、陳小彭、陳美延。其中「流求」、「小彭」取自琉球、澎湖島名，都與乙未割台有關。女兒的名字中亦呈現出陳寅恪的家國觀念。

1937年11月，自天津開往青島的濟南號郵輪，在甲板上玩耍的陳流求與陳小彭留下了合影。陳寅恪一家此番航程，不是旅遊，而是躲避已經燒至北平的戰火。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7月末，北平淪陷。8月8日正午，日軍大舉開進北平城。

1937年9月14日，老人去世。

為亡父治喪期間，陳寅恪右眼視力急劇下降，被診斷為視網膜脫落。醫生讓他立即住院做手術。這類眼科手術在當時難度極大，陳寅恪與唐篔考慮之後覺得，若做手術，右眼視力雖有恢復希望，但需長時間療養。此時陳寅恪堅決不肯再在淪陷的北平教書授課，最後決定，放棄手術，任憑右眼失明。

1937年8月，教育部討論決定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組成長沙臨時大學，校址設於長沙。

1937年11月3日，陳三立去世後49天，陳寅恪一家離開北平，從天津至青島，奔向長沙。接下來的幾年間，他與家人千里輾轉，奔走於昆明、桂林、香港等地。正是在此亂世之中，陳寅恪在學術上開始了第一次厚積薄發。1940年，50歲的陳寅恪寫出了奠定他在隋唐史領域地位的專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一年之後，又寫出《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盡顯學術才華。

1946年，在南京薩家灣俞大維家的草地上，陳寅恪與親人們留下了抗戰勝利後的第一張大合影。照片上大家的眼睛都對著鏡頭，除了陳寅恪——此時他已看不見鏡頭在哪裡了。1945年秋至1946年春他曾遠赴倫敦，經英國著名眼科專家主刀，做了兩次手術，但視力未能恢復。

平靜的生活總是短暫。1948年12月，戰火再次逼近北平。胡適請鄧廣銘找到陳寅恪一家，告知國民政府由南京派飛機來接人，時任交通部長的俞大維帶來口信，要陳寅恪一家隨此飛機離開北平。飛機已經降落在北平南苑軍用機場，陳寅恪的大女兒陳流求向家人表示不願離開北平，許多同學都在校園迎接解放，況且考上清華不易，這麼一走，恐怕很難再回來。

唐篔勸說女兒：現在是烽煙四起的緊急時刻，父親失明、母親有心臟病，你妹妹美延年齡還小又瘦弱，你不和我們一起走，連個提文稿箱、攙扶父親的人都沒有，何況這次是大維姑父傳話來接我們離開，也是親人的一番好意。陳流求本來執意不走，經母親反覆勸說，感覺到家中的實際困難，自己有責任為父母分憂，於是決定一起登機。

1948年12月15日上午，胡適一家與陳寅恪一家在南苑機場登機。傍晚時分，飛機降落在南京明故宮機場。陳寅恪與家人匆匆離開北平，自忖將與此地永訣，心緒難平，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臨老三回值亂離，蔡威淚盡血猶垂。

眾生顛倒誠何說，殘命維持轉自疑。

去眼池台成永訣，銷魂巷陌記當時。

北歸一夢原知短，如此匆匆更可悲。

果然，此後陳寅恪再也沒回過北京。

嶺南一九四九

陳寅恪學生蔡鴻生如今是中山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他對一張陳寅恪與陳序經、姜立夫於1950年代初攝於廣州中山紀念堂的照片印象特別深刻。「你仔細看看陳寅恪以往的照片，他很少笑的，這張照片里，他看上去特別高興。」

1949年1月16日，陳寅恪與家人從上海登上招商局海輪秋瑾號，在海上航行三天後，抵達珠江口黃埔港。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派人來港口迎接，然後轉電船，溯江至嶺南大學碼頭。

陳序經懂得陳寅恪的重要價值。在陳寅恪到達嶺大的第二天，1月20日出版的《嶺南校報》登出了消息：「本校聘請到名教授陳寅恪」。

陸鍵東在《陳寅恪的最後20年》中寫道：「嶺南大學這段校園生活，成為陳寅恪後半生為數不多的一段有些亮色、泛起一些快樂波瀾的歲月。嶺南大學的校風以及有些游離於現實政治的環境很適合陳寅恪，而陳序經也是他一生中碰到的為數極少的知音式領導。命運的機緣在這位大半生凄苦的大師邁入第60個人生的年頭，似乎開始展現它的寬容。陳寅恪有點像生活在美麗的桃花源里。」

現實世界的桃花源總是虛幻而短暫。1949年10月14日下午，最後一支國民黨軍隊在撤出廣州前，炸毀了連接廣州城南北的海珠橋。一個小時之後，共產黨的軍隊進入廣州。

陳寅恪該何去何從？他當時作何打算？幾十年來，這都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

「文革」期間，陳寅恪迫於壓力曾寫過《第七次交代底稿》：「當廣州尚未解放時，偽中央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多次來電催往台灣。我堅決不去。至於香港，是英帝國主義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視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願留在國內。」

余英時曾撰文說：「陳先生最後未能離開廣州固是事實，但我們決不能說他自始至終從來沒有考慮過『避地』的問題，因為『避地難希五月花』、『浮海宣尼未易師』等詩句已徹底否定了這種推測了。」

2010年，張求會經朋友幫忙，從「中研院」拿到了1949年5月傅斯年以史語所名義為陳寅恪一家向台灣警務處申請辦理入境的電報底稿。電報寫著：「查本所專任研究員兼第一組主任陳寅恪先生自廣州攜眷來台工作，茲附上申請書四紙，敬請惠發入境證是荷。」張求會認為，這是陳寅恪在1949年有意赴台的直接證據。

陳寅恪最終留在廣州，進入了他人生的最後20年。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開始大規模調整。在廣州，嶺南大學、廣東法商學院等與原中山大學合并，組成新的綜合性大學中山大學。至此，教會學校嶺南大學成為歷史。新中山大學的校址所在地為原嶺南大學的校址。這一年冬天，陳寅恪轉為中大歷史系教授，巧的是，系主任是他在清華任教時的學生劉節。

也是在1952年，全國文化、思想、教育等領域掀起了一次大規模的 「思想改造運動」。3月6日，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在《光明日報》發表《自我檢討》長文，批判自己在輔仁大學不自覺地充當了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工具，並表示以後要跟上時代的要求。

梁啟超曾言：「師曾之死，其影響於中國藝術界者，殆甚於日本之大地震。地震之所損失，不過物質，而此損失，乃為無可補償之精神」

本刊記者 劉子超 實習記者

劉漪文 發自江西

陳三立有五子，陳衡恪長於詩書畫，陳隆恪擅詩文，陳寅恪是歷史學家，陳方恪是才子，陳登恪是外國文學家。其中，衡恪的繪畫和寅恪的史學最著名。

陳衡恪，字師曾，是民國初年天才橫溢的畫家，擅山水花鳥人物，工篆刻章印，出奇造意，矯柔為剛。

1876年3月2日，陳衡恪出生在祖父陳寶箴的湖南辰沅永靖道官署中(今湘西鳳凰縣)。幼年時代，他跟祖父識字、訓詁，耳濡目染，打下了深厚的國學功底。6歲時，他隨祖父乘轎游西湖，見湖面荷花盛開，觸景生情，即在轎板上用手指畫荷花。回家後，祖父授以紙筆，他從此開始習畫。少年時代，陳衡恪作畫全憑寫生，並無師承。有時，他也在畫上寫些短章斷句，祖父常在賓客面前誇示這位長孫。

10歲時，陳衡恪在長沙從尹和白學畫花卉。15歲時，又與胡沁園、王闓運相識，常以書畫請教。在他弱冠之年，父親陳三立開始聘請名師對兒子進行嚴格的專業基礎訓練。陳衡恪從周大烈學文學，從范鎮霖學漢隸、魏碑，從范當世學行書。這三位皆是當時頗有建樹的名流。

范當世曾為李鴻章幕僚，又與陳三立同為同光體詩派的重要人物，見陳衡恪聰穎好學，他便主動提親，將女兒范孝娥許配給了陳衡恪。

與魯迅、李叔同、齊白石結緣

戊戌變法失敗後，陳寶箴和陳三立同被革職，回到家鄉南昌，築室西山下，「往往深夜孤燈，相對唏噓，不能自已」。這一年陳衡恪遵長輩之命，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路學堂學習。其時魯迅也在該校，陳衡恪遂與之結識。

兩年後他們一道東渡日本，歸國後又曾一同在教育部任職，成為親密的朋友。魯迅和陳衡恪經常一起逛琉璃廠，互贈淘到的古玩拓片。在《魯迅日記》里，有數十處提到陳衡恪，而周氏兄弟合譯的《域外小說集》第一冊，是請陳衡恪用篆體題籤的。

1909年陳衡恪從日本學成歸國，被聘為江西省教育司長。任職不到一年，便應實業家張謇之邀，到江蘇南通師範學院教書。

他住在南通城東一棟村墅中，因為仰慕吳昌碩的書法篆刻，常到上海看望吳昌碩。陳衡恪在南通時期的不少篆書、石鼓文以及篆刻作品，都有受吳氏影響的印記。吳昌碩也曾說過，陳衡恪「以極雄麗之筆，郁為古拙塊壘之趣，詩與書畫下筆純如」，可謂知人之言。

在日留學期間，陳衡恪與肄業於美術學校的李叔同(弘一法師)相交甚密，二人對詩詞、中外繪畫、書法、金石篆刻皆極喜愛，終成莫逆之交。

1912年春，李叔同至上海，任《太平洋畫報》副刊編輯，陸續刊載了陳衡恪的《春江水暖鴨先知》《偶坐侶是商山翁》《落日放船好》《獨樹老夫家》等畫作。5月，陳衡恪抵達上海，《太平洋畫報》做了專門報道，還刊出陳衡恪大幅半身照片。藉此，美術界開始注意到這位畫壇的天之驕子。

1916年9月，李叔同為陳衡恪題其荷花小幅：「一花一葉，孤芳致潔；昏波不染，成就慧業。」兩年後，李叔同看破紅塵，出家為僧。他將自己的玩具、泥偶贈與陳衡恪。陳衡恪則將李叔同的全部贈物畫為一條幅，掛於自己的畫室中。

「文革」時，陳衡恪的畫幅和李叔同的舊物都毀失了。1978年，畫家黃苗子在其所著《貨郎集》中寫到了陳李的這段往事。這是他在京訪問陳衡恪之子陳封雄時聽聞的。

陳衡恪在藝術創作上主張中西融會，認為「宜以本國畫為主體，舍我之短，采人之長」。他是敢於創新的實踐者，齊白石正是在他力勸和幫助下「衰年變法」。

1917年，55歲的齊白石避鄉亂居於北京，以賣畫和篆刻為生。當時，他畫一個扇面的價格是銀幣兩元，比一般畫家便宜一半，依然無人問津。一天，陳衡恪逛琉璃廠，見到齊白石所刻的印章，激賞不已，專程到他所住的法源寺相訪。齊白石取出《借山圖》請陳衡恪觀看，陳衡恪欣然賦詩一首，勸他不必求媚世俗。從此齊白石就把「畫吾自畫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作為終生的座右銘。

多年後齊白石仍然心存感激地說：「那時我學的是八大山人冷逸的一路，不為北京人所喜愛，除了陳師曾以外，懂得我畫的人，簡直是絕無僅有。」

陳衡恪又勸齊白石自出新意，變通畫法，齊此後創出了「紅花墨葉」一派。

1922年，陳衡恪應日本畫家荒木十畝和渡邊晨畝之邀，赴日參加 「中日聯合繪畫展覽會」。他帶去了數幅齊白石的花卉、山水作品，很快以高價銷售一空。法國人又在東京選了陳衡恪和齊白石的作品帶去參加巴黎藝術展覽會，陳、齊二人一時名動海外。

此後，齊白石的聲譽蒸蒸日上，終成一代大師。

陳衡恪和齊白石在詩、書、畫、印上的往還甚多。他曾以姜夔「屋角紅梅樹，花前白石生」的詩意為齊白石作《梅下老人圖》扇面，他為友人所刻諸印中，也有不少有齊白石的邊跋。

齊白石在紀念陳衡恪的詩中寫道：「君無我不進，我無君則退。」正是二人藝術關係的寫照。

傳統文人的當代境遇

陳衡恪曾自述：「平生所能，畫為上，蘭竹為尤，刻印次之，詩詞又次之。」

陳衡恪的花鳥畫大多為寫意，工筆極少。他一方面受吳昌碩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取法陳道復、徐文長，繼承明清以來的寫意花鳥傳統，取諸家之長而別具一格。他喜歡虛實相生的手法，大膽省略，以空襯實，畫意開曠深遠。

蘭花是他最為擅長的。他用筆婉轉，多用水墨，特別善於表現蘭花在風中搖曳的情態，極得石濤神韻。至於竹子，風竹、雨竹、晴竹、老竹、嫩竹、竹筍，無所不畫，無所不工，「干亭亭而葉瀟瀟，如見其動，如聞其聲」。他畫竹別具格調的是竹石扇面，或石淡葉濃，或竿淡葉疏，很有輕逸的情趣。近代繪畫史論家俞劍華曾說：「石濤的蘭竹為清代畫壇一絕，陳衡恪的蘭竹則可稱之為近代畫壇一絕。」

與花鳥畫不同，陳衡恪的山水畫師法前人而不師法今人。當時山水多為「四王派」——王時敏、王鑒、王翚、王原祁的末流，陳衡恪不學時人，而決定另尋門徑。他傳世的山水畫師法最多的是龔賢、沈周和石濤。但陳衡恪深知，繪畫不可離開古人，也不可全靠古人。「必須學甲的也學乙的，取甲乙的好處，而自己造出一個丙來，才能卓然成家。」他的成功之處，即在他能從前人的影子中掙脫出來，形成自己的風貌。

在北京度過的最後十年，是陳衡恪藝術生命的黃金時代。彼時，他在畫壇的領袖地位已經確立，然而他也必須面對「全盤西化」的思潮以及中國文化的式微。

陳衡恪是一位傳統文人，在他生命的最後10年，他相繼發表了《中國畫是進步的》《文人畫之價值》等論著，試圖確認中國傳統文人畫的價值，並立論「不以形似，正是畫之進步」，以扭轉當時死氣沉沉的復古畫風。在陳衡恪看來，文人畫「功夫在畫外」：「文人畫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學問，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

他屬於徘徊在近現代之交的一代人，他對文人畫價值的重新肯定和詮釋，流露出他對傳統的眷戀。

陳衡恪曾夢見自己與明代文學家、書畫家徐渭論畫。徐渭告訴他說：「我得年七十有三，汝壽如之。」於是陳衡恪常以徐文長轉世自謂。1923年夏他得知繼母病危，不顧暑熱馳歸南京，親奉湯藥。不久繼母病逝，他也因連日勞累染病不起。當年8月7日，陳衡恪英年早逝，享年48歲。

梁啟超在悼詞中說：「師曾之死，其影響於中國藝術界者，殆甚於日本之大地震。地震之所損失，不過物質，而此損失，乃為無可補償之精神。」

吳昌碩的輓詞則是：朽者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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