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阿瑟的遺產

朝核危機，安倍修憲，台灣民進黨關於兩岸關係的最新表態，南海爭議等這些國人最關注的時政要聞，究其根源，都和一位美國將軍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是他首次提出美國的戰略重心或優先順序應該轉移至亞洲，是他主導了戰後對日本的改造，其主持通過的和平憲法為日本戰後數十年的高速發展奠定了基礎；是他堅持出兵朝鮮半島，將朝鮮幾乎要到手的統一全國的勝利果實毀於一旦，令南北雙方至今處於枕戈待旦的狀態，其中一方近年來因為生存焦慮更是頻頻核試造成地區局勢不穩；是他對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充滿敵意，並號召強力支持潰逃到台灣島的國民黨政權，並利用朝鮮戰局極力升高兩岸軍事對抗狀態，導致至今海峽兩岸在「三通」經年後仍未簽署軍事層面的和平和互信協議。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幾乎憑一己之力奠定了東亞二戰後的格局，至今仍未被打破和顛覆。很難再想像還有哪一位美國將軍比他的政治遺產對中國的影響更大，更長久，更深遠。他就是麥克阿瑟。

在人們的認知中，麥克阿瑟長期是作為一個囿於意識形態偏執的戰爭販子的面目出現的，從這一點出發，他的很多作為就比較「自洽」：他「不負責任」地赦免了天皇的戰爭責任，起複了很多戰前日本政府的官僚，打壓日本農工運動，對紅色中國充滿敵意，把朝鮮半島的局勢看成共產主義陣營的新攻勢，不顧杜魯門總統的勸阻一意孤行將戰火擴大到中朝邊境，在中國志願軍已經捲入朝鮮戰事的情況下還不願收手，一意孤行擴大戰事，極力主張將在台灣的國民黨部隊投入朝鮮戰爭等等。最後，他終於落得了個被杜魯門撤職並「身敗名裂」的下場。

在這一我們耳熟能詳的邏輯之外，哪怕是本著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精神，看看麥克阿瑟自己是如何解釋其所作所為或換言之如何為自己開脫的，依然是有價值的，因為雖然經過近幾十年的密切交往，中美間戰略誤判的可能依然存在，而類似麥克阿瑟這樣的戰略研判和戰略思維邏輯在美國依然有著其擁躉。《麥克阿瑟回憶錄》無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觀照切口。

杜魯門政府和麥克阿瑟的最大分歧在於歐亞兩個戰場孰輕孰重的問題。當時美國政府主流意見認為和蘇聯抗衡的主戰場是歐洲，如果在亞洲投入太多的人力物力，則正中蘇聯下懷，所以才有了後來著名的所謂「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和錯誤的敵人打了一場錯誤的戰爭」那段話。而麥克阿瑟顯然不這麼看。這說到底也是二戰期間美國軍方關於歐洲和亞洲優先順序問題分歧的延續，當時馬歇爾等人力主並被付諸實施的「先歐後亞」始終令麥克阿瑟耿耿於懷。

在那篇於國會發表的著名演說中，麥克阿瑟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戰略考量，只不過比較可惜的是眾聲喧嘩之下情緒激昂的民眾更多把注意力投向了「老兵不死」這一悲情主題。在這篇演說中，麥克阿瑟高度評價了亞洲重要的戰略地位：擁有地球上一半人口和 60% 自然資源的亞洲民族正在迅速凝聚成一股精神和物質意義上的新勢力。世界經濟前沿陣地正在轉移，世界事務的中心也正在轉回其初始區域，因此美國必須調整自身政策來順應這一基本發展趨勢。麥克阿瑟的這番話像極了美國政府近年來為其「重返亞洲」或「亞太再平衡」戰略所展開的說辭，彷彿是過早的過於正確的預言。

在此認知的基礎上，結合自身在二戰期間為「解放亞洲」所做出的巨大努力，麥克阿瑟要為美國在太平洋的勢力範圍畫上一條新邊界。如果說此前美國西側的戰略前沿是美洲的西海岸，以及從夏威夷、中途島、關島延伸到菲律賓的「暴露在外」的脆弱突出部，隨著美國在太平洋的勝利，其戰略前沿移到了整個太平洋，通過控制從阿留申群島延伸至馬里亞納群島的弧形島鏈，並從這個島鏈出發用海空力量控制從符拉迪沃斯托克到新加坡的所有亞洲海港，美國的西部邊界從美洲的西海岸轉移到了亞洲的東海岸，從而使整個太平洋變成了一條保衛美國利益的「巨大的護城河」。毋庸諱言，迄今這條島鏈依然是中美雙方海空力量博弈的物理和心理對抗線。

而且，在麥克阿瑟看來，「共產主義威脅」是一個全球性問題，其在任何一個區域的成功進展都會令其他區域面臨毀滅的危險，因此在亞洲對其姑息或屈從勢必會妨害在歐洲阻擊它的努力。

只有在其對亞洲重要性的高度推崇和亞太新邊疆的大力鼓吹中，人們才能更好地理解麥克阿瑟對中國大陸、中國台灣、朝鮮半島和日本在其戰略版圖中的定位，不管這種定位是否存在巨大的誤判：已經因為姑息和縱容「丟掉了」中國大陸的美國，不能再重蹈覆轍丟掉韓國和國民黨台灣。

亞洲非常重要，太平洋已成美國內湖，亞洲不保，歐洲也難保，上述這幾點樸素的戰略判斷，成為麥克阿瑟推行咄咄逼人的亞洲攻勢的重要推手。

在大陸民間歷史愛好者中有這樣一種說法，正是因為「丟失」了中國大陸，以麥克阿瑟為首的美國「亞洲優先」放鬆了對日本的改造，並選擇了重新武裝日本的政策。對日本政策的考量顯然不會不慮及中國大陸的情勢，但兩者之間是否有如此明晰直截的因果關係有待商榷，至少人們從麥克阿瑟自己的說辭中可以看到不同的解釋，不妨姑妄聽之。

就對日改造的方式和力度而言，麥克阿瑟從一開始就定下了依靠日本民眾自身力量並主要「藉助日本天皇和文官官僚機構」來加以執行。換言之，這是一個他一開始就打定的主意，而非中途改弦易轍。也因此，他不僅從一開始就沒想懲戒日本天皇的戰爭責任，甚至都不願意主動「召見」日本天皇，以免損害後者在日本民眾心目中的地位，而要「耐心」等待日本天皇主動提出要來拜會他。

此外，在日本採取和平憲法方面，麥克阿瑟也在其回憶錄中強調這更多是日本人自己的選擇，日本的幣原首相就曾「淚流滿面」地表達了這一願望，而至於保留日本自衛的權利和力量，在麥克阿瑟看來顯然是為了讓日本保留最基本的自衛能力，以對抗主要來自北方蘇聯的威脅。當然，這無疑也能分擔美國的戰略負擔。

麥克阿瑟對中國大陸的態度，自然與作為一個老牌反共分子的一貫立場密不可分，此外由於長期浸淫亞洲政治並自詡為亞洲通，他毫無疑問也像亨利·魯斯那樣自負地認為對於亞洲的情勢和各種政治勢力的真面目比國務院那幫輕易上當受騙的傢伙看得精準。

不過，從他關於中國民族主義發展判斷的字裡行間里，不難發現和一味被蔣介石和宋美齡的「魅力」所傾倒的亨利·魯斯不同，麥克阿瑟對於中國持續五十年高漲的民族主義一直保持相當警惕和抗拒的心態，而且相當精準地發現了其中的連續性，雖然其判斷依據並非那麼準確。

在麥克阿瑟看來，要想理解中國大陸的劇變，就必須了解中國人的性格和文化在過去五十年中的變化，「五十年前的中國完全是一盤散沙，也幾乎不存在發動戰爭的傾向，因為他們仍遵循著以和為貴的儒家信條」。到了（二十）世紀之初，在張作霖統治時期，追求進一步統一的努力催生了民族主義需要。這在蔣介石的領導下得到了進一步並且更成功的發展，「但在當今的政權下才真正達到全盛，以至於變成了一種全民一致性的、越來越具有支配欲和好戰傾向的民族主義」。

從這一判斷不難看出，麥克阿瑟並不是戴著所謂有色眼鏡、簡單因為中國大陸變「紅」而對其產生高度敵意的。說到底，這種敵意、警惕和抗拒更多是一個剛甄於鼎盛的強國對於一個新興大國天然的地緣戰略抵觸，因為後者擁有挑戰自身地位的潛力和思想資源。

這在某種程度上也解釋了為何麥克阿瑟的遺產至今仍擁有經久不衰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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