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周「躺在床上旅遊」的藝術思想及其對吳門畫派的巨大影響
在中國文人畫思想中,「臥遊」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自南朝宋宗炳(三七五—四四三,字少文)約一千六百年前首次提出以來,「臥遊」逐漸演變為中國人觀畫的代名詞。在這一歷史過程中,明代畫家沈周是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臥遊」思想,對後世文人畫的觀看之道,尤其是對其所開創的中國最大畫派—吳門畫派有著深遠影響。
沈周(1427—1509),字啟南,號石田,又號白石翁,長洲(今蘇州相城)人。他以一代布衣成為懿範後世的文人畫家典型,藝術生命長盛不衰。多數繪畫研究者認同,中國繪畫史上最值得提出的畫派即吳門畫派,因其人數之多、影響之大是任何一個畫派所不能比擬的,其畫風基本構成了明清三百年來繪畫發展的主旋律,在畫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根據李維琨的研究,在故宮博物院、台北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等三大中國古代畫作主要收藏地,以及日本鈴木敬主編的《中國繪畫總合目錄》等四處統計的綜合結果,在全部五千七百五十四件作品中,吳門畫派佔一千八百九十三件,比例高達近三分之一(百分之三十二點九)。這一畫派之所以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與其開山者沈周的藝術思想密不可分。
而在沈周的藝術思想當中,「臥遊」的意義尤其重大。沈周晚年的代表作《臥遊圖冊》(又稱《臥遊冊》《臥遊小冊》,紙本,著色,縱二十七點八厘米,橫三十七點二厘米,現藏故宮博物院)正是其「臥遊」思想的集中體現。由於追隨者甚眾,這一思想滲透到吳門畫派的筋脈之中,流衍為繪畫史上極富中國特色的藝術觀念。在中國人回溯和反思傳統文化藝術精髓的當下,重溫和挖掘沈周「臥遊」藝術思想,更具有獨特的現實意義。
一、「臥遊」義涵與《臥遊圖冊》
「臥遊」,顧名思義,就是躺在床上旅遊,卧而游之。這一詞最早要溯及南朝宋時期的宗炳,源自其《畫山水序》。宗炳談「臥遊」,本意為「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睹,唯當澄懷觀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弄操,欲令眾山皆響"」。
宗炳提出的「臥遊」為歷代文人所服膺。宋代的蘇東坡和黃山谷常常提到「澄懷臥遊宗少文」。王詵也要「如宗炳澄懷臥遊耳」(《宣和畫譜》)。連金朝的詩人、畫家筆下也常出現「時向鈐齋作臥遊」的詩句(《中州集》壬集第九《題子端〈雪溪小隱圖〉》)。元代文人畫家對宗炳的理論尤感興趣,倪雲林贊王蒙說:「澄懷觀道宗少文……五百年來無此君。」
沈周 臥遊圖冊之一
在《臥遊圖冊》的跋文中,沈周提到:「宗少文四壁揭山水圖,自謂臥遊其間。此冊方可尺許,可以仰眠匡床,一手執之,一手徐徐翻閱,殊得少文之趣。倦則掩之,不亦便乎?」首句顯示了作者的創作初衷正是追思千餘年前的同道宗炳。
《臥遊圖冊》是沈周個人藝術發展道路上的里程碑式作品。它是畫史中一個充滿細節與魅力的特寫。對於繪畫研究者來說,則是心、眼合一的真切印證。該冊頁形制雖小,但集詩、書、畫三絕於一身,儒釋道思想於一體,從形制、題材到內涵開啟了文人畫表現的新天地。
早期的「臥遊」含義是指老病後在家卧而游之,臥遊圖就是以山水畫作為真山水的替代。「臥遊」需要兩個條件,一是在家中,二是欣賞的對象是山水畫。
而沈周《臥遊圖冊》則使「臥遊」的含義發生了重大改變。
第一,從觀看的內容,即繪畫題材上看,臥遊圖不再僅指山水。含山水、花果、禽、畜、蟲。畫作的內容體現出畫家即目即興進行自由創作的特點。
第二,從所觀畫作的形制上看,沈周的臥遊圖突破了宗炳及其後歷代畫家所謂的懸之於壁,或者直接在牆壁上繪畫的大形制,而改為尺許小幅。
第三,從觀看的地點上看,臥遊變得更為靈活自由,並不一定非要在家中。沈周的臥遊圖由於「小」,便於隨身攜帶,無論旅行,還是訪友,閑來都可披閱。換言之,臥遊可以是隨時隨地的。
沈周 臥遊圖冊之二
第四,從欣賞的角度看,臥遊不僅僅是觀看山水畫作、尋找真山水的替代物,而是可以在各類題材中都能游目暢懷,達到「體道」「觀化」之境界。
第五,從創作與觀畫的最終目的上看,沈周所作不是為了視覺的愉悅,而是為了內在的生命超越,正所謂老子思想中的「為腹不為目」。
繪畫史中,沈周《臥遊圖冊》是被低估的。它並不像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那樣具有曲折的故事和傳奇色彩,在不少知名的鑒賞家眼中,《臥遊圖冊》甚至是被忽略的。例如在劉九庵先生編著的《宋元明清書畫家傳世作品年表》(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就未收錄該冊頁。不過,正因如此,揭示《臥遊圖冊》被遮蔽的價值更有了拓展的空間。沈周「臥遊」思想流布到吳門畫派中,可從即興之美、平和之蘊、求真之境、人本之歸等四個方面加以評析。
沈周 臥遊圖冊之三
二、 即興之美
沈周終生不仕,以吟詩作畫為業。堅定的隱逸志趣與田間林下的生活環境滋養了其獨特畫風。而他對吳門畫派的影響,大到精神觀念,小到書畫題款,無處不在。其晚年畫風中最明顯的一個特點是即興之美。從《臥遊圖冊》中可見,這種即興式創作首先體現在題材變化上—沈周開創了文人花鳥畫的先河。
文人畫自確立以來,山水一直是主導。因山水的獨特意象與文人精神最為契合。所以,長期以來,文人畫幾乎與山水畫劃等號。明代唐志契(一五七九—一六五一)說「夫山水畫家十三科之首也」,「畫以山水為上,人物小者次之,花鳥竹石又次之,走獸蟲魚又其下也」。
中國花鳥畫在唐代獨立成科,到五代時發展出兩種主要風格。一種以黃荃為代表,一種以徐熙為代表,分別號稱「黃家富貴」和「徐氏野逸」,前者精緻,力求形似,後者則簡淡雅逸,「意不在似」。自宋以後的花鳥畫一直被「黃家富貴」的畫風統治。
到沈周時期,由於其審美情趣的影響,吳門畫派提升了花鳥禽畜題材的地位,使其皆可步入文人畫殿堂。沈周上繼徐熙,開拓出一條全新的花鳥畫發展道路。他將山水畫中的文人趣味甚至技法引入到花鳥畫的領域,開創性地發展了水墨寫意法在花鳥畫中的應用,改變了原來摹寫自然的調子。同時,造型上注意突出物象特點,突出花鳥性格,將人的主觀情緒與花鳥相融,在宋人院體之外,另立了一面文人意筆寫生的旗幟。阮榮春說:「沈周對花鳥畫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其革新意義並不在山水畫之下。」周積寅更是認為「沈周對中國繪畫作出的重大貢獻不在山水畫,而在花鳥畫」。後繼者如徐渭、陳淳等畫家使沈周的文人花鳥進一步發揚光大。
《臥遊圖冊》中的花鳥禽畜都是文人花鳥的實證。例如該冊頁第五幀(《秋柳鳴蟬》),題畫詩為:「秋已及一月,殘聲繞細枝。因聲追爾質,鄭重未忘詩。」作品以淡墨畫柳枝,濃墨畫蟬身及足,極淡墨畫蟬翼,薄而透明。此畫起止僅數筆,而秋蟬畏涼捲縮之態已極為生動。從構圖上看,柳蟬與詩作各占畫面一半,相映成趣。
沈周 臥遊圖冊之四
蟬在中國藝術中是極具象徵意義的物件。在古人看來,蟬是神蟲,它代表著生命的輪迴。秋柳之衰,映射著一個生命即將逝去。淡墨幾筆,已然畫出生命輪迴的千古秘蘊。五百多年來,這幅畫已經成為描述秋聲的經典,深深融入後世中國人的視覺意象中。
再從形制上看,沈周臥遊圖的即興特點體現為小中見美。沈周在繪畫形制上的喜好經過了「小—大—小」的過程。年輕時(四十歲以前)多作「盈尺小景」,四十歲以後「始拓為大幅」,此後幾十年,沈周的大量山水畫要麼「高」(立軸),要麼「長」(手卷),在規模尺寸上給觀者的衝擊力是相當大的。不過,到了老年,沈周似乎又向小幅回歸,美不一定在「大」。很多時候,外在的大規模對人視覺的影響是暫時的,很多小的作品卻令人回味悠長,甚至終生難忘。在繼續一些大幅畫作的同時,晚年的沈周創作了許多冊頁。據王鳳珠統計,沈周「現存畫目」中畫冊多達四十三冊,而這一統計應該還不是全部。
董其昌曾稱讚過沈周的畫冊:「寫生與山水不能兼長,惟黃要叔能之……我朝則沈啟南一人而已。」沈周好友吳寬曾記載其所作的《臥遊圖冊》:「石田翁為王府博作此小冊,山水竹木,花果蟲鳥,無乎不具,其亦能矣……若夫吮墨之餘,綴以短句,隨物賦形,各極其趣,則翁當獨步於今日也。」再次,在沈周后期的藝術創作中,體現出明顯的「寓目輒書」「因物賦形」「緣情隨事」的特點。《臥遊圖冊》的即景即畫正是這一特點的例證。
沈周作於一四九四年的一部共計十九開的《寫生冊》是其花鳥畫的代表作之一。在畫冊題詩上,沈周告訴觀者,這些作品無非是「隨物賦形」的「戲筆」。他說:「我於蠢動兼生植,弄筆還能竊化機。明日小窗孤坐處,春風滿面此心微。戲筆。此冊隨物賦形,聊自適閑居飽食之興。若以畫求我,我則在丹青之外矣。」《臥遊圖冊》中的多幅畫作,看起來就像是信筆拈來,如《秋山讀書》一幅。這幅畫作透露了沈周對莊子思想的偏愛,同時,幾乎是畫家實景之描摹。他通過此畫,畫他的思致,畫他這種思致在生活中的展開,在秋山一隅,披讀莊子的《秋水篇》,是即目即景式的。這正反映出吳門畫派對即興式創作的重視。
沈周 臥遊圖冊之五
三、 平和之蘊
沈周《臥遊圖冊》反映了吳門畫派獨特的平和之蘊。相對安定的社會環境和殷實的經濟條件,使得沈周得以堅定自己熱愛平和生活的隱逸理想。他脫離了仕途競爭的主流軌道,在書畫領域成就了歷史性的文化貢獻。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沈周的生活和藝術特點,「平和」最恰當不過。而在「平和」當中,又可解讀出不同的意蘊。
首先,這是貴「淡」之平和。宗白華曾把美感分為兩類:華麗杯酌唱和,詩中云:「君子務久要,跡曠心非懈。請喻江中水,澹泊味長在。」因為淡,才最能體味自然的清風明月,因為淡,才使得自然與畫家融為一體。方聞說:「宋代畫家在藝術中追求自然,沈周則將他的畫變成了自然。」
其二,這是主「靜」之平和。或許是性格使然,沈周年輕時就對「靜」情有獨鍾。在據認為是沈周三十八歲為吳門隱士孫叔善所做的《幽居圖》軸上,沈周題詩曰:「心遠物皆靜,何須擇地居。」心放得遠,則萬物都變得沉靜。沈周筆下表現出靜寂的世界,顯然出自陶淵明「心遠地自偏」的隱逸思想。
沈周 臥遊圖冊之六
成化十五年己亥(一四七九),五十三歲的沈周有詩云:「可花初開紅滿城,我眠僧房聞雨聲…… 還宜夜坐了餘興,靜免蜂蝶來紛爭。」六十歲時在弟子王倫為自己繪的小像上,沈周自題詩中有「飢來讀書不當飯,靜里安心惟信天」之句。繁富的美(「錯彩鏤金」)和平淡素凈的美(「出水芙蓉」)。他引用《易經》的《雜卦》說:「賁,無色也。」這裡包含了一個重要的美學思想,就是認為要質地本身放光,才是真正的美。所謂「剛健」「篤實」「輝光」正是此意。他還說,最高的美,應該是本色的美,就是白賁。
元末以來的文人畫以「水墨至上、崇尚簡淡」為審美志趣。沈周繪畫思想當中的一個特點是強調「淡」。他一生反覆表達著對「淡」的青睞。例如:他在《墨菊》軸的題畫詩中寫道:「寫得東籬秋一株,寒香晚色淡如無。贈群當要領賞此,歸去對之開酒壺。」沈周《題子昂〈重江疊嶂卷〉》的詩里有「丹青隱墨墨隱水,其妙貴淡不貴濃。」之句。
沈周 臥遊圖冊之七
沈周藝術上的貴「淡」與其生活的甘於淡泊一脈相承。他曾自詠:「糲飯粗衣常自足,猶勝杜甫客西川。老妻課佛清齋里,幼女鳴機夜火邊。」弘治八年乙卯(一四九五)春,老友文林來訪有竹庄,沈周與其沈周在六十六歲所作《夜坐圖》(台北故宮博物院藏)中題寫的《夜坐記》,是其衷愛靜坐冥思的記述,中有:「……余性喜夜坐,每攤書燈下反覆之,迨二更方已為常。然人喧未息,而又心在文字間,未嘗得外靜而內定。於今夕者,凡諸聲色以定靜得之,故足以澄人心神而發起志意如此……」
其三,這是「漫興」之平和。歷來認為,詩可以「興」,畫亦為「興」。沈周曾說:「山水之勝,得之目,寓諸心,而形於筆墨之間雲,無非興而已矣。」不過,沈周卻常常喜歡把繪事稱為「漫興」,並自稱「漫叟」,還常把繪畫稱作「戲墨」「戲筆」。這是典型的文人心態與傳統的體現。
弘治五年壬子(一四九二),沈周六十六歲。楊循吉題啟南畫,稱其文章遠在畫之上。啟南見而為跋,謂自己畫與文章皆漫興耳。《石田先生文鈔》有《跋楊君謙所題拙畫》云:「畫本予漫興,文亦漫興。天下事專志則精,豈以漫浪而能致人之重乎?併當號予為漫叟可矣。」弘治癸丑(一四九三)年,沈周六十七歲時的夏天,坐承天寺習靜房,應寺僧之請,作《林堂思清圖》,題詩及跋中有:「喚茶屢攪山童睡,戲墨聊隨野衲情。」
李維琨認為,沈周的「漫興」說,發揮了中國畫傳統中的「暢神」「自娛」諸說,突出了藝術家的主體精神。沈周這種「漫興」中的「興」,正是文人畫家創作的原動力,所謂興來不可遏。文徵明就曾有過這樣的記述。「覺筆墨之興,勃勃不能自已……援筆時,亦覺意趣自來。」
沈周所謂「漫興」主要是指其畫作的功能,不為生計,自遣其興而已。這是文人高士對繪畫一貫的主張。弘治十八年乙丑(1505),沈周七十九歲重題舊作《匡山新霽圖》(現藏上海博物館),其云:「水墨固戲事,山川偶流形。輟筆信人捲,妍丑吾未明。模擬亦云贅,所得在性情。」
沈周 臥遊圖冊之八
作為沈周一生重要的作品,《臥遊圖冊》正反映了他重視漫興、幽淡和平和的美學旨趣,這一組作品可以視為沈周在這方面的鮮活範本。作品來源於活生生的生活場景,浸透他的生命體驗,它們不是在記述這些生活中的瑣事,而是通過這些生活場景來體會生活的樂趣,體驗人生的價值,甚至置入宇宙的情懷。在平淡清澈中、在寧靜悠遠中實現自己的性靈騰遷。這是沈周《臥遊圖冊》乃至其他作品留給吳門的重要精神資源。
四、 求真之境
文人畫以追求生命真實為最高旨歸。古往今來,中國繪畫關於「真」「似」之辯未曾休止。對於「真」,沈周有其獨到之觀,融於他畢生的藝術實踐,可以說,他一生體現的正是這種求真的境界。而他對「真」的追求落實在真心、真趣、真性、真實之中,《臥遊圖冊》正是對這「真」的發明,其衣被吳門畫風深矣。
第一,從真心上看,這體現的是畫家的創作動機和藝術心態,體現的是藝術家與外物的關係。真心也是誠心,只有對生活、對世界、對藝術有真誠之心,才能於筆端流露真實情感,令有心的觀者感同身受。言為心畫,畫為心聲。方聞認為,畫作乃畫家的「心印」。蘇利文說,文人畫的筆墨「往往是未受外界干擾的真誠之心的表現」。
毫無疑問,沈周是有此「真誠之心」的藝術家。這種真心是對世間萬物的大愛,於萬物中觀出生機,對萬物發自內心的欣賞。以這種愛與欣賞的目光來看世界,再落實到筆端,方能最終呈現出真心與打動人心的情感。所謂「以我手寫我心」。
沈周 臥遊圖冊之九
《臥遊圖冊》中,無論山水,還是花果禽畜,都顯露出畫家的這種真心。例如其中的「杏花」。題詩云:「老眼於今已欠華,風流全與少年差。看書一向模糊去,豈有心情及杏花。」沈周雖然稱自己老眼昏花,難有賞春心情,實際上,這反映出的正是其傷春、惜春、嘆春的真心憐愛之情。
第二,從真趣上看,這體現的是作品的表現力和感染力。善於觀看文人畫的人能從作品中看到「趣」之有無,或是「趣」之真假。顯而易見,無「趣」的作品不會打動觀者。而這種「趣」須與「真」相聯。明眼的觀者很容易看出一幅畫作是矯揉造作,還是真趣淋漓。在某種程度上,這種真趣的呈現是不可言說的。如中國畫史上的「氣韻生動」理論,許多論畫者甚至認為「氣韻」是天才藝術家與生俱來的一種能力,所謂「氣韻不可學」。氣韻也很難言傳,關鍵是畫家和觀者的感受。因為有「韻」,所以有「趣」。真趣從何而來?得之天然,得之學習。對於文人畫家來說,真趣既要靠三分天份,又要靠七分學習。學習來自於師古,師自然。
沈周 臥遊圖冊之十
沈周的高明之處在於,他超越以往文人畫家「墨戲」對「形似」的主觀疏離,而力求將形似與真意相結合。沈周在求「形似」方面用功甚勤。單從繪畫方面看,這體現在師古與師自然兩方面。若於求「真」,則在繪畫技法之外,在其學養人品與智慧靈性之中。
沈周師古而不泥古,故能得真意。他自學畫起,就始終處於仿古之中,但更多的仿古之作,實際上已融會了諸家之長,並顯現出自身特色,能夠脫古圖新。他有一段很有名的自述,闡發了這種觀點:「以水墨求山水形似董、巨尚矣。董、巨于山水,若倉扁之用藥,蓋得其性而後求其形,則無不易矣。今之人皆號曰「我學董、巨」是求董、巨而遺山水。予此卷又非敢夢董、巨者也。」
真趣更來自於師法自然。沈周七十五歲在自己的《山水妙品冊》跋中寫道:「此冊自謂切要,循乎規矩格法,本乎天然一水一石,皆從耳目之所睹,記傳其神采。著筆之際,凝心定思,意在筆先,所謂多不可減,少不可踰……目識歲月以見。一般苦心非漫寫塗抹者。」沈周在此所言述及創作謂故當效法宋元諸家,更需從自然中體悟,融會情感,思定而後寫出。語句警辟中肯,令人發省。
沈周 臥遊圖冊之十一
第三,從真性上看,這體現的是繪畫背後的哲學底蘊。明李日華說:「凡狀物者,得其形者,不若得其勢;得其勢者,不若得其韻;得其韻者,不若得其性。」這段話當中,有四個關鍵字:「形」「勢」「韻」「性」,分別代表了繪畫真實的四個層次。在他看來,「真性」是為繪畫表現的最高層次。李日華認為:「性者,物自然之天。」繪畫的重點在於對生命本真氣象的追求。
《臥遊圖冊》體現了沈周關於真性追求的思想。這「真」不是外在事實描述的「真」,而是生命真性呈現的「真」。如《臥遊圖冊》中的《綠甲圖》,從外觀來看,只不過是一棵開了花的白菜,似乎平淡無奇,實則蘊含深意。他常能用淺近直白的文字或是畫面,呈現生活真實的一面。而在另一方面,沈周透過一菜一葉,表達的則是對生命真性的讚美。正如他所做的《菜贊》一文:「天茁此徒,多取而吾謙不傷。士知此味,多食而費欲不荒。藏至真於淡薄,安貧賤於長。」一句「藏至真於淡薄」體現了詩人於淡薄自然當中恪守生命真性的追求。
沈周 臥遊圖冊之十二
第四,從真實上看,體現的是超越外表形似的藩籬,而呈現令人可觀、可感又可思的生命真實境界。竊以為,繪畫中的真實大體可分為三個層面,第一層面是客觀真實,指的是畫家首先要善於描摩物質世界客觀存在的真實(n a t u r a lr e a l i t y )。這是「形」(「似」)的層面。第二個層面是被發現的真實(discovered reality),指的是透過畫面描繪的物質表象,所表達的「觀點」或者是「象徵」。這是「意」的層面。文人畫在畫面語言上往往有其象徵意義,例如遠山象徵高遠境界,漁父象徵智慧,扁舟象徵自由等等。這種發現的真實一要靠畫家,二要靠觀者。只有熟知這套文人畫獨特語言的觀者才能明白其中的對話。第三個層面可以稱作生命真實,或如有學者所稱的「假設的真實」(presumedreality),這是一种放之四海皆準,具有普遍意義的真實。這是「道」的層面。「大道無言」,道是不可言說的。文人畫所能反映的最高真實正是這種不言之真,最終要靠觀者自我體悟,進入剎那永恆、天人合一、消彌分別、自在圓融的真境。
在文人畫家看來,「似」只是基礎,「真」才是旨歸。中國美學所推重的「真」是道家、佛家、禪宗對真的解釋,這種真是情感之真、情趣之真,是自我體驗之真,是修養之真、價值之真、存在之真。總而言之,在文人畫藝術中,「真」是超越邏輯、超越知識的,是生命的真實。這與人們通常依靠思維,通過認識活動,把握事物的本質和規律的邏輯之真不可同日而語。
沈周 臥遊圖冊之十三
真正的文人畫高手,能夠把「真」與「似」很好結合。畫家既具有精湛的繪畫技法,又有深厚的學養與智慧。沈周無疑是一位卓越的代表。《臥遊圖冊》體現了「似」與「真」的統一,是客觀真實與生命真實水乳相融的典範。如其中的《雛雞圖》,外在形象極為生動逼真。配上題畫詩「茸茸毛毛半含黃,何獨啾啾去母旁。白日千年萬年事,待渠催曉日應長。」小雞略帶驚慌的眼神、面朝畫外的構圖安排,彷彿在叩問「我從哪裡來」「該往何處去」。詩中揭示的是「時間」的秘蘊。這種對人生在世的根本詰問體現的正是畫面背後生命真實之哲思。
五、 人本之歸
元代文人畫中,強調簡淡荒率,尤其是倪瓚筆下的世界,通常是「無我」之境,在他的逸筆草草之下,人本身都被滌盪掉了。這種畫意往往給人以清潔脫塵,同時又遙不可及之感。而在沈周的畫與詩中,「人」(或「我」)是常客,這與其說是沈周塵緣不凈、「我執」於中,不如說沈周的藝術是向人本的回歸。所謂道不遠人,即便是禪宗的自在世界也體現在與人相關的細瑣當下。《臥遊圖冊》就反映出沈周的藝術旨趣充滿了溫暖的人間關懷。
沈周 臥遊圖冊之十四
沈周的人本思想首先體現在筆墨如人上。中國人觀照繪畫,歷來將畫品與人品相聯。陳師曾在《中國文人畫之價值》一文中說,文人畫家,第一是要有「人品」,第二是要有「天才」,第三是要有「學問」。鄧椿說:「其為人也無文,雖有曉畫者寡矣。」自元代以後,繪畫是畫家一切的寄託,是畫家人格思想的再現。
弘治元年戊申(1488),六十二歲的沈周在題黃公望《富春山居圖》中以「人品論畫品」:「以畫名家者,亦須看人品何如耳,人品高則畫亦高。」他教誨自己的愛徒文徵明「莫把荊關論畫法,文章胸次有江山」。
沈周的繪畫風格一如其性格:端重純直,孝友恭讓,淡於名利,充滿書卷之氣。他認為人生無常,流光易逝,強調隨遇而安,順其自然,免除心機,同時要活在當下,及時行樂。沈周一生追求「自然之妙」,生活「任自然」。成化十四年戊戌(1478),沈周五十二歲有詩:「人生良會豈易得,他日知今又難卜。寫畫題詩紀一時,雪泥聊爾知鴻鵠。」成化十五年己亥(1479),沈周五十三歲時生日作詩云:「五十三迴送歲除,世情初熟鬢應疏。事能容忍終無悔,心絕安排便自如。」容忍,去除機心,就贏得天地寬。
沈周 臥遊圖冊之十五
弘治十七年甲子(1504),沈周七十八歲繪《野菊圖》,其上題詩有云:「含孤貞而不揚,抱素志而自樂。」沈周的這種人生觀對其學生及後輩影響很大。文徵明在做人上與老師看齊,其漫長的一生都是在謹慎和辛勤耕耘中度過,他終生在艱辛地探索書畫之道,而且在道德和人品方面幾無瑕疵,這與沈周頗為相似。
沈周令後世仰止而效仿的遠不止於他的繪畫藝術,還有他的藝術化生存方式。可以說,他就是「生活即藝術,藝術即生活」這句口號的最佳踐行者。沈周是吳派文人交友雅集的一大核心人物。他的居所有竹居就是吳門文人雅士經常聚會的地方,是其審美化人物的空間。
沈周 臥遊圖冊之十六
沈周這樣的高隱之士,也非不問經濟,不食人間煙火者。相反,沈周活得非常「接地氣」,他的情感是樸素而有親和力的。從沈周的詩文與畫作上可見,一種強調世俗化,向人本回歸的新型文藝觀正在興起。沈周開創了吳派畫家的美學理念,其「臥遊」思想深刻影響了吳派的世界觀、人生觀和藝術觀,他所秉持的生活方式和創作原則,直到今天都煥發著勃勃生機。(文/劉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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