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獵人：尋覓異國植物的艱辛遠行

最新 07-09

【編者按】

因為特定的地理位置和氣候條件，歐洲的原生植物種類極其貧乏，而其中，英國更彷彿是一座植物無法登陸的孤島，當年其「原生」樹木只剩下四十幾種，然而卻擁有了全球首屈一指的皇家園林，植物學極其發達，這主要歸功於那些偉大的植物獵人和探險家，他們不畏艱險地環遊世界，搜尋新的物種，並將植物的種子、標本甚至是活體帶回歐洲大陸。《探險家的傳奇植物標本簿》一書展示的正是其中那些珍貴又令人動容的標本資料。本文摘編自該書引言《通往未知植物的旅行》，講述了當年那些植物探險家們令人感佩的探索之旅，由澎湃新聞經「未讀」授權發布。1875 年，西方人繪製的世界地圖上依然存在大量的「空白區域」：高緯度地區，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內部

為何出發？

「懶散地閑坐在家是沒有辦法進行植物學研究的，日日閑坐在陳列室的陰涼處休憩就別妄想能發現新的物種。想研究植物，就必須走進深山老林，就必須攀登險峰，直面懸崖絕壁。」（博維耶·德豐特內勒《德·圖內福爾先生的頌詞》）

為什麼僅僅為了去尋找一些未知的植物，就決定離開至愛親朋、居所和花園，出海上路？

在路上，每天都會面臨許多考驗。多少個世紀以來，植物探險家們的日記中寫滿了落腳處的苦澀記憶。在爬滿虱子的潮濕稻草上攤開一卷被褥，就是一張床，或者乾脆就在裸露的土地和沙石上直接睡下。冷得直打寒戰，也必須睜著一隻眼，生怕老鼠、野獸或者不懷好意的傢伙近身。清晨，筋疲力盡地爬起來迎接新一天的艱難徒步。深一腳淺一腳地踩進爛泥和臟雪之中，或許頭頂上還有一輪鉛一般沉重的太陽。「我們很容易就能判斷出這是歐洲人突然從溫帶跨越到全世界最炎熱的氣候中的那種不適。」米爾·安德森在1753年從塞內加爾回來時，回憶道，「我的皮靴變得硬邦邦的，不一會就碎成了粉末……現在一想到熾熱的沙礫，我整張臉都會開始發麻。」

一路上，管他是什麼果子，找到了就吃，要麼就從村民手裡買點充充饑。儘管偶爾能有些驚喜，但大部分時候，珍饈美味都是痴人說夢，腹中空空才是常情。有些人像苦行僧一樣適應了這種斯巴達式的生活。1894年，巴黎博物館館長這樣描述了阿爾芒·大衛神父：「一塊木板、兩床被褥就是寢具，一瓶烈酒是唯一隨身的藥物，這些加起來便是他在路上顛簸一年所帶的全部家當。至於食物，他在蒙古包和中國人的茅草屋裡找到的那一丁點兒，就足夠了。」

探險家要面臨的最嚴重的挑戰，除了飢餓、口渴和疾病，還有蟲災。從遠古開始，跳蚤、虱子、頭癬和蠕蟲是對人類衛生狀況最大的威脅。而熱帶昆蟲又為他們在異國的困擾添上了重重的一筆。洪堡和邦普朗，身處中美洲的中心地帶，將自己的身體埋進沙子，期望能躲過惡魔一般的蚊子，卻又變成了食人蟻的獵物。喬治·福雷斯特20世紀初的時候走遍了緬甸的叢林，他略帶慍怒卻又不失幽默感地描述了他們當時的種種噩夢：「這些腿特別長的生物，突然跳進了你的湯里，碩大的毛毛蟲身上長著五顏六色的長毛，看著誘人卻深藏劇毒，它們不請自來，徑自鑽進我們的被子里，賴著不肯走。瓢蟲和其他的鞘翅目昆蟲從叢林中飛過來，停在了你的脖子上，其他不速之客則會死命鑽進你內衣的最深處。帳篷中的光線吸引了一支浩浩蕩蕩的大部隊，它們發出嗡嗡的響聲，爬來爬去，見人就叮。」

土著的歡迎儀式有時是極端粗魯的。1787年，拉彼魯茲遠征隊中的12位成員，其中包括植物學家拉馬農（Lamanon）被當地的薩摩亞人殘忍殺害

上路的人會在路上停留很久。1253年離開義大利前往中國的馬可·波羅的父親，出發時妻子剛剛有孕在身，回到家時兒子已經15歲了……因為大部分時候，探險家只能依靠自己的雙腿艱難跋涉。最幸運的人會有坐騎或者一頭安了馱鞍的牲口。再晚一些，他們會擠在破舊的小推車，或者公共馬車上，走在勉強能通行的道路上。1815年，從巴黎到南特依然需要4天的時間，而從巴黎到達圖盧茲則需要8天的時間。一旦走遠，這些旅行者就必須忍耐徹徹底底的孤獨。1735年時，對於孔達米恩來說，從秘魯寄一封信到巴黎科學院，然後再接收到科學院的回復需要長長的兩年時間……有些人會在信中傾訴遠離妻兒的痛苦。

海上的生活要比陸上的生活更加嚴酷。在已知世界的邊緣，航海所面臨的風險不計其數。儘管有地圖，但這些地圖遠不能算精確。一座暗礁、一陣狂風、一場火災都可能是致命的。當人們上了一艘漁船、一艘快帆船，或者是一條三桅帆船，在陸路上可能遭遇的強盜變成了海盜、敵船和食人魔的獨木舟。在甲板上的水手可不會關心隨行學者們舒適與否，他們被趕到了滲水的簡陋小艙，一起進去的還有他們的書、標本箱、發霉的植物以及填塞稻草的動物標本。所有人都餓，所有人都渴。在大型艦船上，標準餐是麵包或餅乾、腌肉、魚乾，一點淡水、啤酒和紅酒。即便遠航之初食物是充足的，隨著時間推移，它們還是免不了腐爛變質。麵包上爬滿了蠕蟲，水因為密集繁殖的藻類早已發綠。食物的緊缺、環境的惡劣讓致死的傳染病接踵而來：斑疹傷寒、痢疾、傷寒以及曾讓庫克船長的船員在甲板上痛苦地扭作一團，讓所有長途旅行者聞風喪膽的——壞血病。在短暫停留的中轉站，老鼠帶來鼠疫，蚊子帶來瘧疾。登陸看似遙遙無期。從波利尼西亞的一座島漂向另一座島，有時候會有成群的土著女性主動獻身，而另一些時候，則要面對當地人的頑強抵抗。

從麥哲倫到佩魯賈，從朗弗安斯到坎寧安，為了尋覓異國植物而遠行的航海者走得越遠，就越有可能遭遇熱病、沉船或是致命的標槍。他們中，極少有人是在卧室安然離世的，更為少見的是這種英雄主義最終獲得了應得的豐厚酬勞和大張旗鼓的嘉賞。

那麼，為什麼還要出發呢？

1699 年，威廉·丹皮爾（William Dampier）繪製的第一張帝汶島地圖

紐西蘭一位盛裝的戰士。歐洲人對待當地人的武器是圓滑的外交手腕、軍刀和射手

更遠的地方草更青

「這個國度里所蘊含的原生植物簡直難以計數。」（歐內斯特·威爾遜，《中國，園林之母》）

地理學家洪堡和植物學家邦普朗在亞馬孫熱帶雨林中心的宿營地

為了發現新的花種、新的樹種，就必須遠行。世界上已經有超過248000個植物種類記錄在案。其中生長在歐洲的至多不過12000種，但南美洲有165000種，大洋洲45000種，中國32000種，印度21000種。為什麼歐洲的植物種類如此貧乏，而別處卻那麼豐富？

邱園及韋園（英國皇家植物園的兩處園地）的植物學家馬克·弗拉納根為我們解開了這個謎團：對於北半球的溫帶原始森林來說，災難是更新世接踵而至的冰期。地球在極短的時間內急速降溫，這導致四個冰期形成。最後一個冰期18000年前才退守至北方，這在地質學上只不過是一瞬間。

在寒冷的冰期內，高緯度地區的生存條件不斷惡化，原本生長在那裡的植物慢慢遷移至南方。在北美洲，森林有序地南移，因為南北向的山脈對它們而言並不會構成屏障。最寒冷的冰期到來時，溫帶植物在中美洲曾經停下來一段時間，為了等到冰融之後繼續南行。而在亞洲，冰川突進的速度和激烈程度要小得多，因此溫帶的森林躲過一劫。在歐洲則相反，不僅冰期更加嚴酷，南行的線路也不順。東西向的山脈——西邊的比利牛斯山到東邊的阿爾卑斯山和塔特拉山構成了一道天然屏障，讓植物的遷徙變得異常困難。然而，等植物千辛萬苦越過了崇山峻岭之後，卻發現山後竟然是地中海，欲哭無淚。只有那些最原始、適應力最強的才有機會活下來。想像力豐富一些的人甚至都能聽到它們一代又一代綿延不絕的慘叫。

冰川前進了又後退，反反覆復。在它們終於靜止不動之後，植物們又重新開始了對北部的殖民。但再次殖民歐洲的植物數量卻銳減，因為冰期之前植物生存所需要的條件已經不復存在了。再也沒有木蘭樹、山核桃樹、楓香樹、連香樹、藍果樹、梓樹——這張失蹤名單如此冗長叫人絕望，彷彿在一場被人遺忘的戰役中杳無音信的士兵。

而英國的情況更加糟糕，因為周圍的水位不斷上升，英國變成了一座植物無法登陸的孤島。英國的「原生」樹木只剩下四十幾種！當然，它還是小小地報復了一下歷史，濕潤而涼爽的氣候讓它成為培育亞洲溫帶植物的理想之地。這種特質帶來的直接影響就是讓整個大不列顛群島都為之自豪的植物獵人數目驚人，並且英國的園林建設在全世界都首屈一指。

熱帶雨林是植物學研究取之不竭的資源庫。這張圖是諾斯所繪的牙買加叢林

沒有植物獵人，我們休想見到讓人驚艷的熱帶蘭花

食用，療愈，致富

「羅馬人在遠征和戰爭中第一次品嘗那些來自東方讓舌頭髮麻發燙，彷彿同時刺進了無數根小刺，讓人如痴如醉難以自拔的植物後，西方人的廚房和外事機構從此再也少不了土著人的調味料——『香料』了。」（斯蒂芬·茨威格，《麥哲倫傳》）

人類發展之初，野生植物是最主要的食物來源。那時的人類處於游牧的狀態，負責狩獵和採集食物的人會找到可食用的植物根部，以及野味和成熟的水果。在忍受無數難以想像的痛苦之後，他們發現了某些漿液的療效、毒性或致幻作用，會在四處遷徙的途中隨身攜帶一些以備不時之需。

差不多在公元前8000年，人類開始收割穀物，種植蔬菜，播種並為來年保存一些種子。新石器時代，農業在所有大陸上都已經誕生。和農業一起到來的是人們對能有更多更好的收成的期待。因此，必須仔細挑選種子，改良作物的變種，外出探尋，不斷試驗並廣泛交流。

可可樹和它的果實：一種來自美洲的植物，今天它已是不可或缺的經濟作物種植茶樹的秘密被中國人保守了5000年，最終被羅伯特·福瓊（Robert Fortune）捅破

最早的有文字記錄的農業交流來自古埃及。象形文字為我們講述了古埃及第一王朝是如何藉助來往尼羅河東岸的努比亞人沙漠商隊獲得乳香、阿拉伯膠、沒藥、紅色染料，以及「氣味芬芳的草本植物」的。公元前15世紀，女法老哈特謝普蘇特是第一位出於戰略和宗教需要公開發起植物研究的君主。屍體防腐，沒藥不可或缺；祭司舉行祭祀活動，乳香必不可少，因為它能夠將祈禱傳達給眾神。哈特謝普蘇特派出戰船尋找沒藥和乳香的植物活體，也是為了埃及能在經濟上獲得獨立。這些植物在那個時期是無可比擬的戰略性經濟作物——食物和藥物的來源，同時也是財富的來源，而這種重要地位從那時起再也沒有改變過。

哈特謝普蘇特、馬可·波羅、克里斯托弗·哥倫布、麥哲倫，讓他們所有人魂牽夢繞的是同一個目標：找到令人垂涎欲滴的植物產地，控制運輸線，保證供應。自13世紀以來，香料誘惑著許許多多的探險者、商人和軍人，他們像朝聖一般蜂擁來到亞洲和美洲。胡椒、肉桂、肉豆蔻、丁子香數量稀少，價格直逼黃金，它們讓諸多貪婪的國家反目成仇，催生了資本主義和最早的跨國公司，如荷蘭東印度公司、法國東印度公司和英國東印度公司。然而，並不只是商人和征服者的貪慾才能把植物變成黃金。17世紀荷蘭的一個鬱金香球莖，可以讓許多人傾家蕩產，19世紀英國的一截蘭花枝可以在拍賣行拍出天價。對植物的探索常常在軍刀和聖杯的陰影下展開，背景音樂是殖民部隊和傳道士的腳步聲。為了能順利地在這些未經開墾、潛力無限的處女地上擴張，歐洲的各個王國大打出手，後來又都升級成為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明爭暗鬥。贏得勝利的獎賞是十分豐厚的。當時，超過百分之八十的藥物都是從植物中提取的，新興的工業正在密切窺伺著各種經濟作物——咖啡、可可樹、金雞納樹、橡膠樹……在20世紀，戰場轉移到了工業原料作物領域。誰都想擁有最好的穀物品種、塊莖、果樹品種、葡萄樹種和棉花樹種……到了21世紀，爭奪仍未停止，各個國家都在為轉基因、異國木材，或從原始森林中提取的新型分子而競爭。

對知識的渴望

「植物學讓我瘋狂，每一天它都牢牢佔據著我的思想。我的腦海里只有這些花花草草，某天，我覺得自己也變成了植物。」（讓·雅克·盧梭）

幾百年來，許多不畏艱險的男人和女人僅憑著對植物的一腔熱情而踏上了尋找之路，驅動他們的不過是單純的好奇心和想要了解世界、揭開謎底的野心。在古希臘這個被智慧之光點亮的國度，植物學也是智者心甘情願為之瘋狂的學科之一。作為古埃及和古巴比倫智慧的繼承者，亞里士多德和他的門徒泰奧弗拉斯托斯，通過對植物的科學描述和嚴格的分析來為這座宏偉聖殿添磚加瓦。然而，他們的偉大貢獻卻在遺忘中不斷湮滅，古羅馬帝國衰落之後，整個西方都被野蠻的封建制度吞沒。整個中世紀，植物學都被無情地忽視冷落。這門學問只能悄悄地在修道院中發展壯大。值得欣慰的是，巴格達、科爾多瓦、開羅的阿拉伯學者翻譯了希臘語的植物學經典，是他們留住了這門生命力依然十分充沛的學問，他們教授植物學，同時通過自己在醫學和外科手術的實踐中來不斷豐富它，敢於用所有植物做實驗。文藝復興時期，阿拉伯語的譯本幫助古希臘語和拉丁文寫就的植物學經典重見天日。又一次，這些經典湧入了西方的大學和普通人的視野中。從醫學獨立出來的植物學終又涅槃重生。隨後而來的就是植物的分類和命名這項浩瀚的工程，這意味著原本混亂無序的植物世界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秩序！關於圖內福爾（Tournefort）於近東地區採集的植物，費奈隆是這樣寫的：「並不是所有人都有福氣體驗到這種樂趣，看到這些植物被成批完好地保存下來，井然有序地被放在夾滿白紙的大冊子里，得到了它們應值的價錢。」龐大的整理工作因為林奈的天才發明而變得輕鬆起來，他只用兩個拉丁文單詞就可以為一種植物確定身份，相當於給了植物一個姓和一個名：屬名和種加詞。

自遠古時起，繪畫便是人們了解植物內外特徵的珍貴手段

皮埃爾 - 約瑟夫·雷杜德繪製的復羽百葉薔薇

植物的名字

林奈在1753年創立的植物命名法大大減少了植物學家和園藝師們的記憶負擔。在林奈之前，人們為一種植物命名時更傾向於感性的描述，比如犬薔薇這種植物會被稱為「生長在森林中、花白中帶紅、葉片光滑的薔薇」（原文為拉丁文：Rosa sylvestris alba cum rubore，foglio glabro）……林奈之後，植物的名字簡化成了兩個詞，第一個詞是植物的屬名，首字母大寫，如Rosa（薔薇屬），第二個詞是種加詞（種小名），全部為小寫。這種拉丁文命名法是如此簡便，以至於在各個學科中都執牛耳的英語在植物學中也無用武之地！這種被稱為二名法的命名法，為了將雜交種或變種囊括進去，也在後期進行了一些改進。為了確定屬名，林奈翻遍了神話故事（比如矢車菊屬Centaurea一名來自叫「半人馬」的怪物），還有一些屬名是為了致敬那些偉大的探險者，種加詞則常常提示了植物的地理屬性、物理屬性或顏色，還有的時候是為了紀念它的發現者。

自美洲新大陸被發現以來，人們對大自然的興趣與日俱增。歐洲各國都開始興建珍品陳列室。貴族、學者和一擲千金的發燒友紛紛從歸來的探險者手中購得貝殼、奇石，填塞了稻草的動物標本，稀奇的小玩意，當然還有那些產自異域的植物。他們將收集來的新奇玩意陳列在櫥窗中供人觀看，甚至會專門辟出一間屋子用來收藏和儲存它們。普羅大眾則一邊參觀著植物園，一邊積累著對珍稀植物的見識。1543年比薩植物園建成，1593年蒙彼利埃植物園建成，1635年巴黎皇家植物園建成。

18世紀至19世紀，博物學家們出海更加頻繁。他們試圖對已知和未知的世界進行一次大盤點，將啟蒙時期的百科全書和現實世界對上號。歷史上第一次，人們探險並不僅僅是為了開疆擴土或攫取財富，而是為了認識和發現。皇家植物園總管布封還特地設立了「皇家珍品陳列室聯絡人」的職位，以保證自己能收到探險發現的最新奇最耀眼的標本和樣品。正是他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偉大探險者如路易·安托萬·布干維爾、皮埃爾·索納拉、約瑟夫·東貝以及康特·德·拉彼魯茲。這些大學者極佳地詮釋了18世紀時期的「雅士」稱號，他們敢於涉獵那個時代所有的學科，地理學、天文學、物理學、植物學、動物學、礦物學、地質學、人類學……沒有什麼是他們不知道的，沒有什麼是他們不想知道的。他們當時的研究條件極為艱苦，但所取得的成果卻有著驚人的旺盛生命力。他們親手繪製的地圖，他們發明的天文測量儀器，他們對於不同人種、植物和動物的細緻描繪，在之後的幾個世紀中一直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更難能可貴的是，這些科學家為了科學的發展和人類進步，願意跨越國界，分享自己已經取得的研究成果。儘管戰爭讓他們的國家針鋒相對，但法國、英國、普魯士和俄國的植物學家從未停止關於標本集、稀有樣本和講述發現過程的信件交流。這種科學和平主義的最有力的證據是法國植物學家德·拉·比亞爾迪埃的標本箱。1793年，因為一系列的陰差陽錯，這位支持革命的法國植物學家的標本箱被送到了邱園一位名叫約瑟夫·班克斯的植物學家手中，而他是一位保皇派。這位紳士不願意「抹卻哪怕是一丁點兒一個人冒著生命危險獲得的植物學發現」，將這些箱子原封不動地寄還給了它們的主人……

17世紀的珍品陳列室中展出不少動物殘骸和從新世界中搜集來的新奇物件皮埃爾·貝隆所繪的龍版畫（16世紀）。最早的探險者列出了大自然中的各種珍奇，無論是他們親眼看到的還是別人向他們描述的

巨子棕（海椰子）的果實，已知世界上最大的果實，植物學上的稀奇物

棘手的植物運輸

「在國外或法國在美洲的殖民地上出航的南特商船的船長和舵手必須在歸國時帶回一些種子和植物。」（諭旨，1726）

18世紀時，即使有皇家清晰嚴格的植物運輸手冊和特殊構造的竹籃，也不能避免運輸途中損失大量植物

如果說發現了新的植物是成功了一半，那麼另一半就是將它們毫髮無損地帶回來。除了極少的幾次例外，最初的探險者只敢帶一些種子、果核、球莖、根狀莖或插條，也許還會帶幾枝果樹的接芽。植物的根和葉子會被風乾，甚至會被碾成粉末。

被稱為「乾花園」的夾放著自然風乾植物的標本集於16世紀出現。有了它們，人們便可以觀察一株植物的外部特徵——根、枝條和花，並將它和其他植物進行對比分類。因此，標本集也必須能夠順利上岸，它可能遭遇的是不計其數的沉船、留檢、偷竊或火災，而這些災難可能會將數年的辛勞與痛苦之後得到的一點成果付之一炬。

直到17世紀至18世紀的地理大發現時期，活體植物的運輸才普及。1753年，法國海軍監察長杜阿梅爾·迪蒙索寫出了第一份使用指南——《關於由海路運輸活體樹木和其他植物，種子和其他博物史上的稀奇玩意的一點建議》。在指南中，他建議大家給植物編上號，而後製作一份目錄，目錄上標註植物的法語名稱，「野名」以及「真名及其特質」，要加上諸如「水果能否食用或是否可入葯，可有藝術價值」等。

植物學家們要克服的困難很多，比如他們必須說服船長，允許他們將植物放在甲板上而不是棄置在底艙，之所以要費盡口舌，是因為放在甲板上的植物可能會影響舵手和水手的操作。但是，一旦植物被放進了底艙，那就意味著它將面臨避光和鹽水浸泡的威脅。鹽是植物生長的大敵，可是淡水對於長時間在海上漂泊的大船來說是最為緊缺的資源。在植物學發展的歷史上，有一個人依然常常被人們溫情憶起，他就是克里奧騎士。他在茫茫的大西洋上竟然將自己每天分到的一點淡水讓給了一株咖啡樹。

因此，植物被種在了花盆裡，或者是包有防鼠鐵柵欄的箱子里。後來，保護植物的裝置又得到了改進。灌木被放在了鑿有透氣孔的較高木箱內，外面還會用角鋼加固，以防船隻橫搖時顛簸不穩。木箱內，種子被埋在了一層厚厚的土和苔蘚之下。體形更小一些的植物或是通過陸路運輸的植物則被放進了藤柳編成的籃子里，它們被編成了拱形正好罩住葉子。這些籃子外面還必須包一層燈芯草織成的毯子，在植物換氣時會被取下，一旦出現惡劣天氣或溫度驟降的情況，它們又會被披在籃子表面。

即便已經小心翼翼到了極點，依然要承受巨大的損失。只有百分之一的熱帶植物在到達歐洲時能倖存下來。在法國，倖存的植物會首先被存放在布封下令建造的五個「港口花園」之一，花園分別位於南特、羅什福爾、洛里昂、布雷斯特和土倫。這些飽經風吹雨打的植物在這幾個港口能夠得到喘息的機會，等恢復元氣之後則會被再次搬上駁船運往巴黎。

而植物運輸史上的革命是在1830年發生的，發動者是一位倫敦的醫生，地點是在他家的溫室花園。因為擔心英國首都的濃霧會傷害自己種植的蕨類植物，納薩尼爾·沃德將它們放進了一些密閉的玻璃容器內。驚喜！這些植物不僅躲過了城市污染的侵襲，竟然還能在沒有澆水的情況下生機勃勃。這位外科醫生即刻往澳大利亞寄去了兩隻這樣的玻璃容器，並要求他們儘快在容器中放進植物並寄回。兩年之後，他收到了一些從未能在長途航行中倖存下來的物種。實驗結果令人信服，「沃德箱」從此之後成了植物獵人的旅行必備品。約瑟夫·胡克是第一位在大洋洲使用它們的人，而羅伯特·福瓊則用這種箱子將多株從中國人那裡偷來的茶樹運到了喜馬拉雅。

今天的種子在運輸之前會經過清洗、風乾和標註等步驟。植物學家把風乾的植株夾進報紙里；泰奧多爾·莫諾偏愛《世界報》和《解放報》。而樣本則會被放進有固定作用的膠質混合物中，這種化學物質可以保證細胞的「新鮮」，為之後在實驗室中進行的 DNA 檢測打下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