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華羅庚回國前後

知識 07-09

2017-07-08 王丹紅知識分子

我回去與否呢？最後我決定了，中國是我的祖國，我的家鄉，我是窮人出身，革命有利於窮人。而且，我想我可以做一些對於中國數學來說是重要的事情。

——華羅庚　1981年在美國

撰文｜王丹紅

責編｜小雨

1950年3月27日，中國各大城市的報紙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條新聞：「聞名全世界的我國數學家華羅庚教授，已於本月16日自美國返抵首都北京，並已回清華大學任教。華氏繫於1946年應美國伊利諾大學之聘，前往講學。華氏回到清華大學以後，受到該校學生的熱烈歡迎。華氏在回國途中曾發表一封信給留美學生的公開信，號召留美學生回國為偉大的祖國建設和發展而努力。」

這則新聞中的一句話與史實不符：「華氏繫於1946年應美國伊利諾大學之聘，前往講學」。真實的情況是：1946年9月，華羅庚和曾昭掄兩位教授，帶領孫本旺、唐敖慶、朱光亞、王瑞駪等學生一行7人，從上海登船前往美國，並非講學，而是受民國政府派遣，赴美考察原子能科學。

2017年5月30日，為期一天的「近現代中國留學史學術研討會」在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旁的一家學者沙龍里舉行，會議主題為「近現代中國歷史中的留美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的中國留美歷史」及「當代中國留美情況」等。

本次會議由北京大學教授劉志光主持，哈佛大學教授丘成桐出席並講話，12位學者發表演講，包括哈佛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協作研究員姚蜀平，《1950年代歸國留美訪談錄》作者王德祿，幼童孫輩王澤養（王澤養先生的曾祖父吳應科是1873年清政府派遣的第二批幼童留學生，1912年出任海軍右司令），首屆中美聯合培養物理類研究計劃項目（CUSPEA）學生華新民，哈佛大學留學生陳丹等。

我因最近兩年在《知識分子》上寫李佩先生的系列文章，應邀作了題為「從李佩（1917.12.20—2017.1.12）的百年人生，回望中國百年留學史和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留美學者的回國經歷」的報告。

2017年5月30日，「近現代中國留學史學研討會」　（攝影：程宏）

學者們從不同的視角討論了近現代中國留學史，在討論的過程中，大家談到了一個熟悉的名字：華羅庚。

1950年3月11日，新華社向全世界播送了華羅庚在歸國途經香港時寫下的《致中國全體留美學生的公開信》。信中寫道：「梁園雖好，非久居之鄉，歸去來兮」，這句話在當時的留學生中引起相當共鳴，餘音繞梁，回蕩至今。

如今，我看見：歷史在這裡交匯。在波士頓科學博物館數學館的牆壁上鐫刻著幾十位當代偉大數學家的名字，其中有三位中國人：華羅庚、陳省身、丘成桐。

1949年底，當華羅庚攜家眷回國之際，他的同行數學家陳省身和家人從中國到美國剛好一年。陳省身於1948年12月31日應奧本海默之邀舉家離開上海赴美國，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工作了半年後，到芝加哥大學數學系接替了E．P．Lane的教授職位，1960年，受聘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丘成桐1949年4月出生於廣東汕頭，同年9月隨父母移居香港。1969年秋，丘成桐在香港中文大學提前一年修完了四年課程，赴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師從陳省身攻讀博士學位。

今天，我們回顧這段歷史，追憶華羅庚先生留美與歸國的心路歷程。

1946年夏赴美考察

1946年7月的一個清晨，華羅庚與曾昭掄、孫本旺、唐敖慶、朱光亞、李政道、王瑞駪一行7人，在上海黃埔江畔，登上了「美格將軍」號輪船，駛向美國。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國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抗日戰爭勝利。

原子武器的巨大能量舉世矚目，中國政府決定由軍政部長陳誠次長俞大維著手籌劃中國原子能的發展計劃。俞大維即委託曾昭掄（兩人是姻親關係，曾昭掄的夫人俞大絪是俞大維的妹妹）在西南聯大醞釀此事。和華羅庚同一時期赴美的物理學家吳大猷回憶：「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約十一月，由於原子彈的震撼，軍政部部長陳誠、次長兼兵工署長俞大維，思建國防科技，乃經由曾昭掄（西南聯合大學化學系教授）邀筆者與華氏（華羅庚先生）去渝商談。筆者直陳我國科學毫無基礎，國防高級科技，更非一蹴可致，我們只能由培育人才著手。此雖確是基本做法，但緩不濟急，頗使陳氏失望。後陳、俞二氏決采此議，向學校借聘筆者、曾昭掄及華羅庚三人，遴選並率領物理、化學、數學質優青年學生數人出國研習，以二年為期。曾昭論與王瑞駪、唐敖慶（化學），華與孫本旺（數學）（到美國後補選已在美國的徐賢修），及筆者所選的李政道、朱光亞（物理）共七人，於三十五年七月初由滬乘船赴美。筆者則因奉朱家驊先生命，代表中央研究院及教育部去英倫，參加英國皇家學會牛頓300周年誕辰慶祝會，由歐繞道赴美。8人皆由軍政部支予兩年費用，我等3人每月各400美元，學生5人則數略小，令已不復記憶了。」

《一代宗師——曾昭掄百年誕辰紀念文集》記載：1946年8月，華羅庚、曾昭掄和五位青年學者抵達美國加州。因為美國把原子能研究列為核心機密，五位青年學者無法到有關研究機構學習考察，只能到各自合適的大學去研究或進修；華羅庚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做研究，同時在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數論課。

儘管赴美後未能進入具體的原子能研究機構，曾昭掄對原子能研究的認識和宣傳是深刻的，他寫道：「原子彈在美國之所以能發明，實乃半世紀許多第一流科學家潛心研究原子構造所得到的實用結果之一......劃時代的新發明和新發現，向來是從高深的學理研究演化出來的。純粹科學之極端重要，在原子彈上即得具體的證明。」曾昭掄後來還編著了《原子與原子能》、《原子學說的進展與現況》等面向公眾的科普作品。

1947年春天，華羅庚在美國治療腿疾。據當事人徐賢修回憶：「各大學紛紛請他演講，在麻省理工學院時，該校算學教授N Levinson建議並介紹他的好友，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的一名外科醫師為華先生施行手術，割治痼疾。我聽到消息到巴城探望，那正是動手術前一天，他已住進醫院，因為他的家屬不在場，可由友人簽字，所以我負責代為簽字。第二天醫生花了4小時以上的手術時間，竟使18年痼疾一旦去除，左足也伸直了，真可謂巧奪天工。」

數學家王元在《華羅庚》一書寫道（P136）：「又據報道，傳聞華羅庚赴美研究與治療腿疾是當年俞前署長安排的。羅順德上校詢及俞先生是否屬實，俞先生即點頭證實：『國民政府抗戰勝利後不久，是我促成華羅庚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研究並安排由政府出資診治華的腿疾的。』」

1948年諾利諾伊大學正教授

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在代院長朱家驊主持下，選舉出第一屆院士81人，其中數學家5人，他們是華羅庚、陳省身、許寶騄、蘇步青、姜立夫。

1948年春，38歲的華羅庚應伊利諾依大學之聘任數學系正教授，這一年，他決定要妻子吳筱元帶領孩子們到美國團聚。

當時，20歲的大女兒華順是北京大學物理系學生，華羅庚為她辦好了在美國大學的入學手續，但她決定不去美國，她要參加中國共產黨，投身到民主運動中去。吳筱元將母親和年僅1歲多的小女兒華蘇送回老家金壇，自己帶著三個兒子——17歲華俊東、9歲的華陵和3歲華光——乘飛機到了美國。

20世紀40年代華羅庚全家在美國合影

有關華羅庚這一時期在美國的工作，數學家S. Salaff在《華羅庚傳記亞洲的科學和技術》一文中寫道：「這些年來，認識華羅庚的美國數學家都對他清楚而直接的數學方法、知識深度和個人天才，懷著深深的印象。」「一位認識華羅庚、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工作的數論學家D.Lehmer告訴我：華羅庚有把握別人最好工作的不可思議的能力，並能準確地指出這些結果中可以改進的地方。他有許多自己的技巧，他廣泛閱讀並掌握了20世紀數論的所有制高點，他的主要興趣是改進整個領域，他試圖推廣他所遇到的每一個結果......」

1949年歸去來兮？

華羅庚1950年3月16日抵達北京。這是他回國後與妻子、兒女在中南海合影

「坦白地說，這信中所說的是我這一年來思想戰鬥的結果，講到決心歸國的，有些是獨自冷靜思索的果實，有些是和朋友們談話和通信所得的結論。」

這是1950年初，華羅庚帶家人從舊金山乘船回國，2月途經香港時，在《致中國全體留美學生的公開信》中談到的自己決定回國的歷程。

與他同期回國的留學學者中，有當年同船赴美的學生朱光亞。

1948-1949年，世界政局、中國時局急劇動蕩，學者面臨去留的痛苦抉擇。

1948年12月，北京大學校長鬍適、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等，先後乘飛機離開北平南下，輾轉到美國。1948年12月31日，陳省身舉家由上海乘泛美飛機飛向舊金山，1986年，他在文章《學算六十年》中寫道：「我於1949年1月底抵達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雖賓至如歸，而西望故國，歸去無日，感慨萬千，唯藉工作以忘情。現在有了家室，需要一個長期的職業，便應芝加哥大學之聘為教授。」

在著作《美國華裔》（The Chinese In American）一書中，華裔作家張純如（Iris Shun-Ru Chang，1968.3.28－2004.11.9）記錄了這一時期中國留學生的情況：

「在美國，共產革命震撼了學術界，當時在美國的中國知識分子大約有5000人，他們陷於困境之中。這些中國學者，除了少數教授和學者外，絕大部分——4657人——是遍布全美各地的大學裡的學生。」

「《時代》周刊估計，超過2500位的中國學生沒有繳納學費和租房的錢。美國部分大學通過免除學費、為中國學生提供兼職和貸款來為他們提供幫助，但問題的規模之大需要聯邦政府干涉。1949年後，不管中國留學生是否打算回中國大陸，美國都為他們安排了緊急援助。1949-1955年間，美國政府大約耗資800萬美元幫助處於困境的學生完成在美學業。」

1949年6月18日，留美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在匹茲堡大學正式成立，他們主辦了《留美科協通訊》，於同年7月創刊。該協會以「響應解放準備回國」為宗旨，發表了題為《我們的信念和行動》的宣言，號召大家及早準備回國，為即將成立的新中國貢獻力量。

1949年夏天，中共南方局安排赴美留學的中共黨員徐鳴回國向周恩來彙報在美的工作，周恩來指示：「你們的中心任務是動員在美的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技術專家回來建設新中國。」12月6日，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成立辦理留學生回國事務委員會；12月18日，周恩來通過北京人民廣播電台，代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邀請在海外的留學生回國參加新中國建設。

歸去來兮，學者們有諸多疑問，1950年3月4日出版的《留美學生通訊》刊發了留美學生12問：

1.新中國究竟走的是哪一條路？

2.有沒有言論集會等自由？

3.我們知識分子在中國的地位怎樣？

4.中共會不會歧視留美學生？

5.是否我們一定要受訓之後，才有資格做事？

6.是否我們只能埋頭做事，而不能對新政權有任何批評和建議？

7.我們在這裡學的回國後還有用沒有？

8.是否新中國只要大家窮得公平，而不重視新技能、新知識？

9.中共目前固然愛護人民，但在得勢之後會不會把人民一腳踢開？

10.它會不會像國民黨一樣漸漸腐敗起來？

11.它會不會出賣民族利益？

12.會不會走上南斯拉夫的路?

1949年底，北美基督教中國學生會西部區會主席朱光亞帶著組織起草《給留美同學的一封公開信》，號召中國留學生回國。1950年2月27日，朱光亞、侯祥麟、陳秀霞等57人在信上聯合簽名，並將信寄給《留美學生通訊》。

《留美學生通訊》中的《給留美同學的一封公開信》

在談到回國抉擇時，王元在《華羅庚》書中指出，華羅庚曾經寫道「幸而黨的領導進入了我在美國的書齋，使我的較早地回到祖國懷抱」。王元說：「又一個說法是華羅庚回國是受他的女兒華順的影響。有一定的道理，但不一定是最決定的。」從張友仁的回憶文章中也許能看出一些線索。

張友仁在《回憶華羅庚之女華順同志》中寫道，「華順同志，早在少年時期，就參加了學生運動。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附屬中學讀書時，她參加了抗議國民黨反動派殺害四烈士的『一二·一運動』。在運動中她積極到昆明街頭宣傳，遭到國民黨特務的追逐和毆打。」「1946年秋，她隨同西南聯大複員來到北平。先住在國會街北大第四院，後來來到沙灘北京大學物理系攻讀。她閱讀革命書刊，參加1946年12月30日以來的抗議美軍暴行等學生遊行示威活動。1947年通過競選，她當選為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理事。1948年2月她參加中國共產黨，並擔任中共北大理沙支部委員。『理』是指北大理學院各系的學生，『沙』是指北大工學院、農業院和醫院在沙灘校區上課的一年級學生。「

1948年8月，國民黨在北平大逮捕，華順被「黑名單」，組織上安排她到解放區學習，「不久後，她回到北平，她常到北大西齋教師宿舍來看我（西齋大部分住學生，也住有少數教師），和我談革命理論和革命工作，叫我提供北大教授們的種種情況，要我在北大圖書館內單間的教授研究室中保管黨的許多秘密文件和資料。然後她作為我的入黨介紹人介紹我參加中國共產黨。我入黨後，她是我在地下工作時期的單線聯繫人和直接領導人。」

1949年1月30日北平解放後，組織將尚未從北京大學物理系畢業的華順，調往北京市委任彭真的秘書。

華羅庚計劃回國，伊利諾依大學竭誠挽留。徐賢修回憶：「伊大對他非常禮遇，除聘請他外，還可以由他選擇兩位傑出青年代數學家，使伊大成為研究代數的中心，他接受了聘約，接了他的夫人和三個兒子來團聚。算是他平生第一次過恬靜的生活。不意1950年他決意要全家回大陸去，伊大千方設法挽留他，甚至於有『你先回去看看，你的孩子由伊大照料』的建議，但是華先生懷著一種『中國人應當站起來』的心情，舉家成行了。我與華先生是道義之交，當時只覺得『人各有志』，不必多言了。」

陳省身回憶：「1950年，華羅庚決定回國服務，我那時在芝加哥，他走之前，我們相聚了多次，談到很多，有科學問題，也有政治問題及大家如何做出決定的問題，他回國服務之心比任何人都堅強，1950年他回國了。」

華羅庚和梅貽琦感情深厚，「1949年在在伊大教書，梅先生在我那裡住了一個月。每天談笑，我們說了很多話。」王元寫道，「據吳筱元回憶，華羅庚回國前，曾跟清華大學原校長梅貽琦談過，梅貽琦表示』政治很複雜的，留在美國可以超脫一些。」

華羅庚決定乘船到香港，再轉回大陸。當時他也作了這樣的準備，即萬一美國加以阻攔，他們就去歐洲，再從蘇聯回國，後來一切順利。

與華羅庚一起出國的曾昭掄於1949年3月從香港回到大陸，在回國問題上與華羅庚有不同觀點。1949年10月至1949年11月間，曾昭掄與在美學生王瑞駪有十多封通信，其中有建議學生暫時不要回國之言，比如，在1949年11月13日的信中，曾昭掄寫道：

「九月二十四日來書收到。令尊系因精神不佳之故爾暫時休息。弟回於事無補。最好俟匯況通後，間空匯一點錢給老人家用，倒用所幫助。弟在原校升任副教授甚好。最好能潛心再研究三年，至一九五二年方返回，屆時國內必已全上軌道，研究工作不難進行。」

1950年代北京

華羅庚1950年3月16日抵達北京。這是他回國後與妻子、兒女在中南海合影

1950年3月，華羅庚從美國回到了他曾經熟悉的清華大學，家也安在清華園裡。早在1930年，時任清華大學算學系主任的熊慶來在《科學》雜誌上讀到華羅庚的一篇論文，留下了深刻印象，當時他並不認識華羅庚，於是他開始尋找華羅庚。巧的是，算學系教員唐培經是金壇人，認識華羅庚，於是聯繫上了。終於，伯樂找到了千里馬。

彼時的清華數學系是一個很小的系，但對於當時的中國算學有相當影響，系主任是熊慶來先生，教授有孫光遠先生、楊武之先生和鄭桐蓀先生，本科生有許寶騄、柯召、徐賢修、段學復。

當熊慶來、楊武之等教授知道華羅庚只是初中畢業生時，更為驚奇也愈加珍愛，系裡的7位先生都贊成將華羅庚調來清華培養，於是，在清華理學院院長葉企孫的同意下，熊慶來聘請華羅庚到清華工作。

1931年8月，華羅庚從金壇老家坐火車到了北京，在清華，他成為數學系助理員，辦公桌就在熊慶來辦公室外面。陳省身是清華數學系當年唯一的一名研究生，他後來回憶說：「羅庚是一個很好的數學家，所以他不需要一般的數學訓練，他很快就跟所有人，所有研究生、甚至於教員，可以在同一個階段講座數學問題。」

1933年，在鄭桐蓀和楊武之兩位教授力薦下，清華破格提升華羅庚為教員；1935年，清華第三次破格提拔華羅庚為助教。1934年，陳省身研究生畢業，獲清華資助赴德國留學。1936年，華羅庚獲得中華文化基金會每年1200美元的資助，以訪問學者身份到英國劍橋大學進修，師從大數學家哈代（Godfrey Harold Hardy，1877.2.7－1947.12.1）。1938年，當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南開大學在昆明組成西南聯合大學時，陳省身和華羅庚先後回國，成為西南聯大數學系的著名教授。

華羅庚曾說，在清華大學，引我走上數論道路的是楊武之教授，破格提我為助教的是鄭桐蓀教授，從英國回國，未經講師、副教授直接提我為正教授的又是楊武之教授。他在給楊武之先生的一封中寫道：「古人云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我之鮑叔乃楊師也。」

然而，當華羅庚從美國回到清華大學時，除鄭桐蓀教授外，卻未見到恩師熊慶來和楊武之。此時，熊慶來在法國，楊武之在上海。

早在1937年6月，熊慶來離開清華大學，出任雲南大學校長。1949年9月3日，雲南大學學生參加反政府大遊行，9月9月，雲南省主席盧漢奉命解散雲南大學。9月19日，熊慶來與陳源、李書華、袁同禮隨團長梅貽琦，奉命到法國巴黎參加「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第四次會議，會議於10月5日結束後，熊慶來已無校可歸，暫留巴黎，以當家庭教師為生，課餘到龐加萊研究所讀書做研究，1951年不幸突然中風，致半身不遂，但仍堅持做研究和撰寫論文。

1948年12月，楊武之搭乘國民政府接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飛機到上海，後轉機到昆明將家屬接到上海。王元在書中寫道：「解放後，這件事被認為是楊先生欲出國或去台灣，使他未能繼續回清華工作，蒙受了不公正待遇。楊先生留在上海，應同濟大學聘請，後又轉復旦大學，繼續執教。」

關於楊武之先生未能回清華工作之事，楊武之的女兒楊振玉在《父親、大哥和我們》一文中寫道：「1949年3月，父親帶著全家由昆明飛到上海，等待上海解放後返回北京清華續職。5月底上海解放了，父親卻得不到清華續聘的通知，而不被聘請的原因並不在父親這邊。」

1950年冬，華羅庚開始參加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籌備工作，1951年，政務院第69次政務會議通過任命，任華羅庚為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所長。

政治運動接踵而至

1951年9月，周恩來對京津地區高等院校的教師作了題為《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

1952年，按照中央部署，中國科學院和各高校開始進行思想改造運動，華羅庚在數學界首當其衝，他被批判保存民國護照，未予焚毀，「有投靠帝國主義的思想和留後路的打算」，他在鬥爭會上有口難辯。

當時華羅庚在芝加哥的朋友中曾盛傳「華羅庚在三反、五反後自殺了」，這時恰有一個留學生回大陸，輾轉寫信告訴大家說：「在芝加哥，大家有華先生自殺傳說，那是謠言，不過華先生坦白了九次，凡是知識分子都應該坦白九次的。」

王元在《華羅庚》書中指出，思想改造運動時間雖然只有半年，但影響卻很大......一個明顯的後遺症是造成了數學家間的不團結。

華羅庚回國後，除繼續做研究工作外，他將工作重點轉到了培養年輕數學家、致力於發展中國的數學事業，他在數學研究所的學生包括王元、潘承洞、萬哲先、陳景潤等，他親自領導了數論組的兩個討論班：數論導引和哥德巴赫猜想，撰寫《數論導引》、《典型域上的調和分析》、《楊輝三角》、《數學歸納法》等、他為新中國培養一批數學人才。

華羅庚在工作中華羅庚得知熊慶來在法國的處境，很想邀請他回國服務，數次去信，但熊慶來仍顧慮重重，於是，華羅庚以數學所所長名義，請國務院專家局將熊慶來夫人姜菊緣和子女從昆明接到北京。

1957年6月8日，熊慶來乘飛機抵達北京，6月10日，《光明日報》發表數學家熊慶來從法國回國的消息。熊慶來家安在北京中關村特級專家樓的一個三室一廳單元房，華羅庚邀請他擔任數學所函數論研究室主任。

然而，政治運動此起彼伏，山雨欲來風滿樓，那曾是眾多知識分子的劫難，華羅庚也在劫難逃。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主席在最高國務院會議上作關於整風問題的講話，其中包括：提出中共和民主黨派實施「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科學文化領域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6月6月，在北京北河沿大街政協文化俱樂部，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鈞召集所謂的「六教授」會議，會議由章伯鈞和民盟中央副主席史良主持，曾昭掄、吳景超、黃葯眠、費孝通、錢偉長、陶大鏞六位教授參加。

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的進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這是為什麼？」全國範圍內的「反右鬥爭」開始了。

6月9日，《光明日報》發表曾昭掄、千家駒、華羅庚、童弟周、錢偉長提出的《對於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

7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民盟第一副主席章伯鈞召集六教授曾昭掄、錢偉長、費孝通、陶大鏞、吳景超、黃葯眠，開緊急會議，即所謂『六教授會議』，討論了當前形勢並決定行動，據稱「曾昭掄估計目前形勢是一觸即發，共產黨不要以為秀才不造反」。「錢偉長認為學生找領袖，在期望他們那班人站出來說話，」曾昭掄和錢偉長都是「意見」的署名者。

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郭沫若在一屆四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發言，題為《駁斥一個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郭沫若在文章中將六教授《對於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定性為「右派分子」的「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

6月23日和7月14日的《人民日報》連續刊登了華羅庚的檢討。

王元寫道，至1958年2月，中國科學院共寫了167名「右派分子」，華羅庚雖然未被劃為「右派」，但數學界有一個說法，「華羅庚是一個漏劃右派分子」，他的政治地位就這樣在在人們心中被定下來了。

年愈花甲的熊慶來受華羅庚之邀回到祖國後，一心想為發展中國數學事業盡心儘力，他主持了一個複變函數討論班，在家中客廳掛了一個小黑板，參加討論班的老數學家有庄圻泰、范會國、吳新課等，青年數學家有楊樂、張廣厚、何育贊、蕭修治等。

誰又曾想到，1969年2月3日，76歲的熊慶來白天還在家中寫「檢查」，夜晚隨著一聲喊叫，他離開了人世。華羅庚赴到八寶山，見到骨瘦如柴的熊慶來，失起痛哭，深深鞠躬，含悲而去。

1978年，科學院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熊慶來教授骨灰安放儀式，華羅庚寫下「哭迪師」詩一首：惡莫惡於除根計痛莫痛於不敢啼......學生已有後起苟有英靈在可以安息矣。

歸去來兮，經歷了如此多劫難，也許，華羅庚和周圍的人們會反覆問這個問題：當初為何要回國？如果沒有回國，會怎麼樣？

華羅庚曾回憶：「回國後的30年，對我來說，確實是風風雨雨。就是地球的那一面，對此也是有所感受的。這期間，我在科學研究方面經歷了風調雨順的收穫季節，也遇到過難以抵擋的逆境。」「『文革』中，許多手稿也是抄的抄，偷的偷，」「我圖書館也不能進，十幾年不上圖書館，還能不落後嗎？」

20世紀70年代華羅庚與他的助手們討論數學問題

也許，華羅庚從未想到，1960年代中，在香港的書店，一位高中生站在書店裡讀他的《高等數學引論》、《數論導此》等。這位因家貧買不起書而只能站在書店裡讀書的高中生就是丘成桐。1982年，33歲的丘成桐成為第一位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位國際數學家大會菲爾茨獎華人獲得者。1979年，應華羅庚邀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30歲的丘成桐第一次回到祖國訪問

2017年5月29日哈佛大學數學系丘成桐（右）教授辦公室姚蜀平（左）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1958級核物理系學生，她曾慕名到數學系「蹭過一堂」華羅庚先生的數學課。圖為丘成桐向姚蜀平詢問華羅庚先生在中國科學院工作時的情況。（攝影：王丹紅）

1981年，費弗曼在《舊金山周報》上發表「華羅庚教授在旅行」，文中寫到華羅庚談當年回國的想法：「我回去與否呢？最後我決定了，中國是我的祖國，我的家鄉，我是窮人出身，革命有利於窮人。而且，我想我可以做一些對於中國數學來說，是重要的事情。」

1980年，美國《科學》雜誌發表了科拉達文章《華羅庚形成中國的數學》，文中列舉了他所訪問過的科學家對華羅庚的評價，其中，數學家賽爾貝格在深思熟慮後說：「要是華羅庚像他的許多同胞那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仍然留在美國的話，毫無疑問，他本來會對數學作出更多的貢獻。另一方面，我認為他回國對中國數學是十分重要的，很難想像，如果他不曾回國，中國的數學會怎麼樣。」

「梁園雖好，非久居之鄉！」1946年夏天，受民國政府派遣,華羅庚、曾昭掄、吳大猷三位教授，帶領朱光亞、李政道、孫本旺、唐敖慶、王瑞駪五位學生赴美國。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後，曾昭掄、華羅庚、朱光亞、唐敖慶等選擇回國，命運從此迥異。

1984年8月25日，華羅庚在「述懷」中寫有這樣的話：「學術權威似浮雲百萬富翁若敝屣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而已」。

參考文獻：

1. 王元，《華羅庚》，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2. 王元，《王元談求學之路》，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2010.4

3. 《數學與數學人——丘成桐的數學人生》，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9

4. 《數學與數學人——紀念陳省身先生文集》，浙江大學出版社，2005.6

5. 張奠宙王善平《陳省身文集》，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6

6. 王德祿杜開昔《1950年代歸國留美科學家訪談》，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4

7.《一代宗師——曾昭掄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12

8.《楊振寧文集傳記演講隨筆》，華東旴江大學出版社，1998.4

11. Iris Chang ,Thread of the Silkworm,Publishedby BasicBooks, A Division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