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月5日的真實故事：輾轉香港的文化精英

1941年5月5日早飯後，鄒韜奮便匆匆起身，離開半島酒店旁的家橫穿馬路來到天星碼頭，今天要專程跑一趟茅盾的家。

鄒韜奮的流亡和茅盾的任務

1941年5月5日早飯後，鄒韜奮便匆匆起身，離開半島酒店旁的家橫穿馬路來到天星碼頭，今天要專程跑一趟茅盾的家。

從九龍渡海到香港，7分鐘，天星小輪上人不多。兩個月前，3月5日下午14時，在香港地下黨負責人廖承志安排下，鄒韜奮從桂林抵達香港，同行的還包括張有漁、韓幽桐、孟秋江。

飛機起飛兩小時後，當重慶參政會秘書長王石按蔣介石吩咐急電到桂林，要求「堅決挽留」鄒韜奮時，飛機已經在啟德機場平安降落。

皖南事變後，文化人向香港遷移的第二次浪潮湧起。1941年2月起，在周恩來部署下，夏衍、鄒韜奮、茅盾等人先後到港。鄒韜奮在《患難餘生記》中記述此次赴港經歷，稱其為「第四次流亡」。

1937年12月，鄒韜奮從香港、廣西、湖南轉赴漢口，途經長沙時留影

到港兩個月，為了《華商報》創立和《大眾生活》復刊，鄒韜奮晝夜奔忙。他給在重慶的沈鈞儒寫信說:每天一定要寫若干字數的文字，還要開會，忙得不亦樂乎。到了晚上，放下筆桿，倒頭便睡，「真如殭屍一般」。一次聚會上，有人問起他在香港的打算，他說:「我的能力和志趣，都不允許我做一個政治運動的領導者，我不過是一個喇叭手，吹出人民大眾的要求罷了。」

事情進展總算順利，登記難關也迎刃而解。在1936年的《生活星期刊》上，鄒韜奮曾撰文說:「香港政府最放心的是本地的商人出來辦報，理由是他的惟一宗旨是在賺錢……要賺錢是他們認為最可欽佩的大志……」來港不久，鄒韜奮很快通過朋友認識了這樣一位港紳的兒子曹克安。曹家早已登記好要辦一個周刊，只是沒有合適的主編。曹克安欽佩鄒韜奮的人品和文章，事情很快商定。

刊名仍用曾在上海發行的《大眾生活》，周刊。發行人曹克安，主編鄒韜奮，金仲華、茅盾、夏衍、胡繩、喬冠華、千家駒等為編委。

5月3日，第一次編委會剛剛在香港灣仔鳳凰台生活書店辦公室開過。會議商定5月10日發稿，5月17日出版《大眾生活》復刊號。夏衍在《懶尋舊夢錄》中回憶道:「鄒韜奮的確抓得很緊，我們約定以後每周六編委會雷打不動，討論時事之外，還要決定下一期的主要內容，並在這個範圍內每個編委擔任一篇以上的文稿。韜奮不止一次說過，他辦刊的經驗就是抓『一頭一尾』，也就是社論和讀者來信。一次私下談話，他對我說:『我們這些知識分子或多或少是脫離群眾的，在香港這個特殊的地方，要接近群眾也不容易，所以我只能從讀者來信中摸到一點群眾的脈搏。』」會上還有人提出最好有一連載的長篇小說，內容能夠吸引香港的讀者，否則，全是硬性的政論文章，他們接受不了。

1926年出版的《生活》周刊內頁

「五四」過後，鄒韜奮為此專門來到茅盾家。1938年茅盾曾在港10個月，創辦《文藝陣地》。這次由周恩來安排赴港，任務是「和其他同志一起開闢『第二戰線』」。此時茅盾已經搬到香港西邊上環的堅尼地道（Kennedy road），環境好過鄒韜奮一家5口擠住的兩間陋室。半山上的這條路如今仍是個幽靜所在，即便對香港市民也並非耳熟能詳。路段望海靠山，街巷疏落，不似市區般擁擠嘈雜，正是寫字的好地方。茅盾一家租住的是兩層的小洋房，附帶花園。房東是旅美華僑，70多歲，原是香港某大銀行廣州分行的經理，廣州淪陷後返港。原配早亡，當家的是二太太，一位50多歲的胖女人，另外還有一個十七八歲的丫頭。他們住在樓下，樓上全部出租。廂房住的是沈茲九和她的女兒，正房住的是《世界知識》的編輯張鐵生。茅盾夫婦住裝了玻璃窗的陽台，只容一張床和一張桌。

在《我走過的道路》中，回憶5月5日鄒韜奮來訪，茅盾寫道:韜奮來看我，開門見山道:「前天會上當著你的面，大家不便說，會後都向我建議，《大眾生活》上的連載小說，應該請你來寫，你的名氣大，下筆又快，承擔任務是不成問題的。請你就作為緊急任務趕寫一部吧。」茅盾為難道:「長篇小說哪能說些就寫？」鄒韜奮說:「這也是萬不得已，你就把平時積累的素材拿出來編個故事吧。你可以一邊寫一邊登，大約每期只佔4個頁碼，8000字左右。」茅盾沉吟片刻，咬咬牙說:「好吧，我來寫！你什麼時候要第一批稿？」鄒韜奮扳了扳手指道:「給你一個星期，13號交稿。我給你留出4個頁碼，你給我4天印刷的時間。」

這篇小說便是「抗戰第一長篇」《腐蝕》。考慮到「香港和南洋一帶讀者喜歡看武俠、驚險小說」，茅盾寫了一個「被騙陷入罪惡深淵又不甘沉淪的青年女特務的遭遇」。故事背景「放到皖南事變前後，從而揭露當時蔣介石勾結日汪，一手製造千古奇冤的真相」。小說採用日記體，序言稱這本日記在重慶防空洞中發現。1941年秋連載完後，小說一版再版，不少讀者來信問日記主人後來的下落。

戴衛為茅盾先生的《腐蝕》作封面

《腐蝕》之後，鄒韜奮又請夏衍寫了《春寒》。名家文字、時事政論加上長篇連載，《大眾生活》很快在素有小報傳統的香港打開了天地，銷量達10萬份。夏衍認為:「《大眾生活》和《華商報》緊密合作，在宣傳戰線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回想起來，在當時當地，《大眾生活》的影響可能比《華商報》還大。」

長袖善舞的粵華公司

1941年的香港，依舊一派歌舞昇平的享樂氛圍。西方人、日本人、共產黨、國民黨、汪偽、黑道爛仔，形形色色的勢力在港英當局統治下各有道場。丘吉爾上台組成戰時內閣後，港英政府開始對日本態度強硬，抗日宣傳不再被阻攔。

茅盾寫道:「黃昏時候，皇后大道中段開始排演著每個星期日晚上照例的繁華節目。血一樣鮮艷的霓虹燈管，配著蒼白色的日光管，還有磷火似的綠光管，不但不覺得有一些不大調和，而且好像非此便不足以顯示都市之夜的美麗。各色各樣娛樂的機構，已經開足了馬力。各路巴士和電車一批一批載來各色人等;娛樂戲院和皇后戲院門前擠得滿滿的，似乎那鋼骨水泥的大建築也飽脹得氣喘了。」

香港皇后大道中18號，一樓的臨街房開著一家並不起眼的商鋪，門面招牌寫著四個大字，「粵華公司」。店裡經營各式中國名茶，貨色齊全，價格公道，每天都有不少客商光顧。這裡正是八路軍、新四軍駐港辦事處機關所在地。辦事處負責人是廖承志，何香凝和廖仲愷的兒子，人稱「國民黨三公子」。

1937年5月21日，埃德加·斯諾的前妻海倫·斯諾在延安訪問過廖承志後，有一段生動的描寫:「他說著一口漂亮的英語，操美國口音。我在延安紅軍劇社裡，已經不止一次看見過他。在一幕名叫《間諜》的劇中，他扮演西班牙軍官，在舞台上嚴刑逼供不幸的共和黨人，把傲氣十足、慘無人道的佛朗哥軍官表演得惟妙惟肖，以致使我擔心觀眾會一哄而起，把他毒打一頓。後來，他在《阿Q》一劇中，還扮演過兩個角色，他表演得非常成功。他說:『我什麼都會幹。』

「我發現他的確多才多藝。他講德語、日語、法語、俄語、英語和漢語。我們交談時，他不停地吸煙，手持蠅拍，在他的炕上跳過來、蹦過去地打蒼蠅。他說，長征過草地時，吃的東西很差。他丟失了他自己的那份兒炒麵，因而，靠給同志畫像『混飯吃』。有人告訴我，他也是一位優秀的新聞記者，曾經協助編輯過兩份雜誌，他的文采是眾所公認的。他寫過劇本，搞過蝕刻畫、木刻畫、漫畫、油畫以及水彩畫。他給徐特立等領導者畫過像。他不僅是一位優秀的演員，還是有名的歌手和導演。他的乒乓球、籃球也打得不錯……他是蘇區最富於幽默感的人。為了說明狗肉好吃，還是驢肉好吃，他同我們進行了長時間的爭論。他顯得非常西方化、美國化，工作、講話都很快……」

周恩來正是看中了廖承志身上諸多的優越條件，1937年底派他到香港建立八路軍辦事處，任務是開展統戰工作，建立文化宣傳陣地，「以適應內地文化人來港和即將到來的香港由商業城市逐步轉變成文化城市的新形勢」。

1937年底上海淪陷後，香港成了文化人的避難地。他們從上海、廣州、重慶、武漢相繼輾轉至香港，除了大批新聞工作者，還包括梅蘭芳、胡蝶、蔡楚生、蕭紅和端木蕻良等大批名士。很快，粵華公司便成了共產黨在香港組織文化事業的得力舞台。自稱「肥仔」的廖承志憑著「求同存異、廣交朋友」的圓通，團結起大批文化人士協同抗日。

廖承志在廣州與文化界人士合影（前排左起：茅盾、夏衍、廖承志；後排左起：潘漢年、汪馥泉、郁風、葉文津、司徒慧敏）

1938年起，曾經是「文化沙漠」的香港在內地戰火紛飛的大背景下上演了前所未有的文化繁榮。茅盾主編《文藝陣地》、金仲華主編《世界知識》，戴望舒和葉靈鳳主編《星島日報》「星座」副刊，張光宇主編《星島日報》畫刊，郁風主編《耕耘》雜誌，薩空了主編《立報》、愛潑斯坦為保衛中國同盟主編《新聞通訊》，黃苗子擔任《國民日報》經理，葉淺予肩負著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三廳的使命，在香港主編和出版《今日中國》，用英文版向海外宣傳抗戰中國。丁聰參加馬國亮和李青主編的《大地》畫報併兼《今日中國》編務，楊剛在《大公報》、白望春在《香港日報》工作。蔡楚生和司徒慧敏製作了《血淺寶山城》、《游擊進行曲》、《孤島天堂》、《白雲故鄉》等一系列抗日電影。徐遲、馮亦代雖在中國保險公司和中國銀行工作，但還兼職《星報》電訊翻譯，他們和同在中國銀行任職的詩人袁水拍，都與文化界關係十分密切，年輕的喬冠華開始憑藉國際社評嶄露頭角。

因襲香港舊例，這些文化人時常聚會喝下午茶。粵華公司附近、皇后大道轉角上的「藍鳥」咖啡館和皇后大道中華百貨公司「閣仔」茶室，都是常去的所在。但香港高昂的生活成本讓文化人並不輕鬆。茅盾每月編《文藝陣地》所得付了太子道公寓房租便所剩無幾。10個月下來，倒貼了一千多積蓄。這也成為他後來決心去新疆的一個原因。

1939年，3月26日，成立於武漢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香港設立分會。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許地山任主席，因茅盾已經離港，戴望舒成為實際上的負責人。此後，文協成為共產黨領導下的統一戰線文化團體。此時的戴望舒很享受在香港的生活，他租在薄扶林道山上的花園洋房原來住的是一位叫巴爾伏的爵士，綽號「南海島王」，是英國世家子弟。這位爵士經常在府上舉辦聚會，邀請戴望舒這樣的社會名流參加。1940年初他奉命回國後，房子以較便宜的價錢租給了戴望舒一家。

這房子的英文名叫Woodbrook Villa，戴望舒譯為「林泉居」，他用「男耕女織」來比擬這戰亂年代難得的安居。他雇了一個手藝不錯的廣東廚子，不時舉辦家宴，請文藝界的朋友來喝酒、聊天、表演節目。他還和妻子穆麗娟在院子里開闢了一塊菜地，種了番茄和金筍。他在《示長女》中寫道:「我們曾有一個臨海的園子，它給我們滋養的番茄和金筍，你爸爸讀倦了書去墾地，你媽媽在太陽陰里縫紉，你呢，你在草地上追彩蝶，然後在溫柔的懷裡尋溫柔的夢境。」

戴望舒感到生活前所未有的紮實舒暢，《星座》副刊的成功和文協香港分會的組織工作讓他格外忙碌。袁水拍、徐遲、樓適夷、郁達夫、胡愈之、蕭乾、梁宗岱、李健吾、艾蕪等名家的作品，常常在《星座》上刊出。二十齣頭的張愛玲發表過《到底都是上海人》一文。蕭紅的長篇小說《呼蘭河傳》也是在《星座》連載。正如茅盾後來所說:「沒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沒有在《星座》里寫過文章的。」戴望舒主持下的《星座》，無論作者陣容還是作品質素，都讓當時香港其他報紙副刊望塵莫及。這景象，甚至讓戴望舒感覺在香港找到了家園，似乎也為他在香港淪陷後選擇留守埋下了伏筆。

1941年5月4日，文協香港分會第三屆會員大會召開，會上熱烈歡迎皖南事變後來港的內地作家和藝術家，其中包括茅盾和夏衍，會上二人當選為香港分會理事。

此時，廖承志每周都組織一次時局漫談會，參加者包括:鄒韜奮、茅盾、金仲華、楊東蒓、喬冠華、范長江、夏衍、胡繩。據茅盾回憶:「每次開會，先由廖承志介紹國內形勢，再由喬冠華講講國際形勢，然後大家漫談。廖承志的國內形勢報告是漫談會中心，他經常在報告中傳達黨的重要文件和指示，介紹延安發表的重要文章和敵後各抗日根據地的鬥爭。」

鄒韜奮到港的第二天，3月6日，廖承志便組織了一次會議，按照周恩來的指示商討辦報事宜。根據周恩來「不紅不白，灰一些」的指示，報紙很快定名為《華商報》，由香港華比銀行經理鄧文田和他的弟弟鄧文釗（廖承志的表妹夫、解放後曾任廣東省副省長）出面登記。報社在香港最熱鬧的中環荷里活道租下一間兩層樓鋪面做社址，社長是范長江，胡仲持任總編輯，劉思慕、喬冠華、羊棗（楊潮）等寫社論，夏衍除寫社論和短評外，還負責副刊《燈塔》。

從4月8日創刊號起，鄒韜奮為《華商報》連載長文《抗日以來》，至6月30日止共77篇。此時，鄒家5口的日常生活，全憑范長江每月預支出400港幣稿費。兩個孩子上學外加房租，生活愈發拮据，連鄒韜奮每日外出用錢，都是妻子沈粹縝算好放入他口袋。

左右搖擺的審查老爺和「開天窗」

1941年5月，正當新創辦的《大眾生活》和《華商報》在香港本土雙璧生輝之際，長期以來最有影響的進步報紙《星島日報》被國民黨收買。國民黨同時以盟邦身份要求港英當局「取締一切違背國府抗建國策和損害國府聲譽的言論」。香港政府同意了後一條要求，並且執行得有板有眼。茅盾在《我走過的道路》中寫道:「我二進香港之後，首先發現的，就是報紙雜誌（當然是進步報刊）上的天窗比1938年開得更多更大了。我研究了這些天窗，看得出香港政府那些檢察官的水平確實有了提高，甚至使人懷疑他們之中有重慶推薦來的。」

二進香港的茅盾發現:「香港經過3年的戰火熏染，已有了很大的變化。政治空氣濃厚了，持久抗戰的道理，在先進工人和知識界中已成常識，一般市民對於國家大事也不再漠不關心……與1938年相比，香港是大大的不同了，那時還是一片『文化荒漠』，現在已出現了片片綠洲;那時是不準談抗日，現在已能自由宣傳。」

1941年，香港淪陷，日軍轟炸香港各地

這其中原因，除了同盟國和軸心國戰況的變化，丘吉爾上台，宋慶齡建立的「保衛中國同盟」也發揮了作用。

1937年12月23日，宋慶齡挽著路易·艾黎的胳膊一臉輕鬆地跳上外灘碼頭的一艘客輪，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出走香港。到1941年12月8日日本人攻佔啟德機場前的6小時，宋慶齡在香港居住4年，期間只有短暫的赴重慶旅行，這也是宋氏三姐妹最後一次同行。

在香港，即使小學生都知道宋慶齡是「國母」，她領導的保盟成功地建立了統一戰線，社會各階層人士，不論他們的觀點如何，都認為同宋慶齡交往是自己的殊榮。各界人士踴躍為保盟提供支持和捐贈，其中有中方和外籍的官員、銀行家、工商業家。應宋慶齡邀請常在保盟活動場合出現的還有港督羅富國爵士。英國工業家約翰·桑尼克勞夫脫爵士捐贈了帶手術間的新式救護車。在遠東有一支商船隊的挪威船主埃里克·莫勒也捐贈了一筆巨款。

至於香港的中國富人，一位前保盟會員回憶起他在一次「工合」籌款聚會上所見的一幕:「廖承志的母親何香凝，拉著香港中國首富何東爵士女婿羅文錦的右手，硬是逼著他寫下捐款的數額。其他名人排成隊，挨個來，為『工合』籌到了一大筆錢。」當時，何東爵士的女兒何嫻姿醫生，也在保盟做基層工作。國民黨右派要人胡漢民的女兒胡木蘭幫忙碼放和分發供應品。

皖南事變後，宋子文退出保盟並沒有給香港的統一戰線帶來危機。宋慶齡很快籌建了一個由中外贊助人組成的新機構。中國方面有孫科、馮玉祥;國際方面有印度的尼赫魯、國民大會黨援華醫療隊前隊長愛德華醫生，美國黑人藝術家保羅·羅伯遜，德國作家托瑪斯·曼和賽珍珠，甚至還有克萊爾·布思——《時代》雜誌大老闆亨利·盧斯的夫人，聯想到後來他們所持的「冷戰」立場，她的參加似乎不可思議。

1941年中，英國已與德國交戰但尚未對日作戰，香港總督羅富國繼續執行英國的綏靖政策，儘管他對保盟的募捐活動保持友好，但當局仍嚴格控制中國人的抗日言行，專門成立了特別檢查組。審查老爺們直接對定稿的清樣進行刪扣，開天窗和空方格成了戰時香港無可奈何的文化景觀。

（本文節選自《三聯生活周刊》2005年第26期封面故事，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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