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 一位香港美女教師化身游擊隊長 書寫一段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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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說到游擊隊，你們第一反應大概是抗戰時期，活躍在我國廣大華北平原上的那幾支神奇的隊伍，比如啥平原游擊隊，鐵道游擊隊等等……

他們在蘆葦盪、山溝溝里神出鬼沒，打得小鬼子們哭爹喊娘的風騷身影，幾乎徘徊於每個過來人的青蔥歲月和中小學生影院愛國教育片里。

但是如果給你另外幾個關鍵詞：香港、幼兒園女老師、如花似玉的年輕妹紙……你能把它們跟刀尖上舔血的游擊隊員聯繫起來？嗯，把她跟港姐聯繫起來我信。

不過，眠眠表示，還真的有這種操作，不但有，人家還是游擊隊長！

而且，女主角還被許鞍華搬上了剛上映的電影——《明月幾時有》，只不過，真實里的她比電影里還牛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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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戰火很快就燃到了香港。

殘暴的日本人依照「C計劃」作戰方針，1941年12月8日，日本陸軍第38師團越過深圳河，向新界進攻。12月18日，日軍選擇太古、北角、寶馬角三地進行大規模登陸作戰。隨著駐港英軍節節敗退，日軍很快長驅直入殺入港島，很快原本繁花似錦的香港就陷入了民不聊生的境地。

隨著12月底英軍的投降，香港徹底淪陷，進入了日本統治時期。

日本正式接管香港

日本人在香港的統治，簡直可以用無惡不作來形容，他們借重辦賽馬瘋狂斂財，用軍票替代貨幣，對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實行徹底壟斷。此外，還開辦許多煙館和慰安所，麻痹香港市民，並凌辱當地女性。

在精神和文化層面，日本人更是對港人進行了無情地鞭笞：當時幾乎所有在港兒童都失學了，碩果僅存的學校也把日語當作主要課程。而對於市民在街上每當見到日軍，無論遠近皆須作90度鞠躬，否則一旦發現，即被喝停遭受拳打腳踢甚至是殺身之禍。

但這些苦難，這並不代表著香港人就徹底妥協了，人家只是從正面戰場轉移到了地下作戰，抵抗日本人的戰爭從來都沒有結束。

香港地下黨

日本人逐漸發現，有一支組織在反抗中極為活躍，他們不僅到處搞破壞，炸毀鐵路橋樑，破壞日本軍工廠的生產，還收集日軍活動的秘密情報，並通過各種偽裝和特殊手段和盟軍軍隊取得聯繫，配合盟軍進行一輪輪的空襲。

更重要的是，在那個人人都近乎絕望的境地，一份份油墨印刷的八開本報紙《地下火》總是讓人看到黑暗盡頭的一絲光明。這份小報的封面永遠是高舉火炬的木版畫，內容也都是關於反法西斯鬥爭的最新進展。

在那個一切通訊幾乎中斷，信息完全阻塞的時期，大概只有這樣的「劍外忽傳收薊北」，才能讓深陷敵占區的人們「初聞涕淚滿衣裳」了吧……

狡猾的日本人也發現了這些，與軍事上的破壞比起來，這種人心的激勵更讓那他們無法承受。於是，香港總督磯谷廉介發誓要把這支反抗武裝從港島的每個角落揪出來，特別是那個領頭人。為此，他安排了一起起殘暴的清剿活動，但是卻依然一無所獲。

磯谷廉介

因為，他也許做夢都想不到，這支反抗部隊的大BOSS，竟然是一個看起來弱不禁風的年輕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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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名字，叫做孔秀芳，化名方蘭，不過，人們更加耳熟能詳的還是她的綽號：方姑。而她領導的這支游擊隊，也被稱為方姑游擊隊。

方姑年輕時唯一留下的照片

方姑的祖籍是廣東順德人，她1921年生於香港。家裡有三個姐姐、一個哥哥，和一個妹妹。雖然家境貧寒，但她自小就刻苦念書，想為家裡分擔一些壓力。然而，經濟實在是捉襟見肘的她，只能靠著借債才勉強讀完了小學。

從崇德學校畢業兩年後，她甚至不得不回校當幼兒園助教，才得以賺錢還清了債務。

眠眠認為，方姑之所以會如此堅定地加入革命事業，恐怕和一個人分不開。

這個人就是她的母親，一個同樣偉大的女英雄：馮芝。

方姑的母親，馮芝

時至今日，我們已無從在故紙堆中找到關於這位英雄母親早年的際遇，但我們唯一能確信的，就是她一直都是個民族精神極其強烈的女性。

當「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她和那些憤怒的香港同胞一起，走上街頭，用憤怒的磚石砸向日本人的店鋪。而這一切，都牢牢烙印在方蘭姐妹的心中。因為從那時起，馮芝就要自己的兒女們銘記：中國人永遠不是好欺負的。

在母親的影響下，方蘭早在1937年就加入了中共地下黨組織，並參與領導香港學生賑濟會的抗日募捐活動。

1938年，方蘭成為了香港抗日兒童團的總團長，別被這個看起來有些幼稚的名字誤導，這是一個在兵臨城下的香港真正發揮著巨大作用的組織，成員們年紀最小，卻都冒著生命危險在支持抗日。

抗戰時期那些勇敢的兒童團

在兒童團期間，方蘭的工作極為出色，領導能力十足，統籌規劃的能力更是不像一個17歲的少女，因此很多香港的年輕人都慕名加入了團隊，他們完成了許多組織上布置的極富挑戰的任務。

一年之後，組織決定將才幹出色的方蘭調離香港島，轉入新界的游擊區工作，從此之後，她先後擔任過東縱女子中隊指導員、華南隊支部書記、東莞路西敵後工委委員等職。

也正是在這段時間裡，「方姑」的名聲大噪，整個香江都流傳著她的傳說：她有時是化身為一席錦緞旗袍的富家少奶奶，有時又化身為頭戴大斗鉸身穿黑布衣褲的客家女。再加上居無定所，來去無蹤，誰也不知道方姑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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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香港的淪陷，滯留在當地的很多社會名人和文化人士都被困在了港島。這其中包括何香凝、柳亞子、茅盾、鄒韜奮、胡繩、戈寶權、廖沫沙、張友漁、千家駒等，共計800多人。此外還有國民革命軍第七戰區司令余漢謀的夫人上官賢德，陳汝棠等國民黨的官員和眷屬10餘人以及英、美、印籍的國際友人近百人。

茅盾等社會名人被困香港

日本人的想法很明顯：這些具有極大活動能力的社會名流，如果一旦可以被控制利用，就可以讓民眾潛移默化地接收日本人的管理和統治。為此，他們急不可耐地在報紙上刊登邀請函：「請鄒韜奮、茅盾先生參加大東亞共榮圈的建設」。

還有日本特務，甚至在香港的各大電影院打出幻燈「請梅蘭芳、蔡楚生、司徒慧敏到半島酒店會晤」，意圖收買這些名角兒。

為了躲避威脅，鄒韜奮甚至搬了六次家。茅盾夫婦也是如此，他們幾經周折，先是藏在堅尼地道的一個職員家，又搬遷至軒尼詩道的一所舞蹈學校，接著又從剛剛安頓下來的中環德輔道的大旅館，轉移到了干諾道的小旅館……

香港時期的鄒韜奮

然而無論怎樣騰挪輾轉，這些被困人士都意識到一個事實：他們很難、很難、很難平安離開香港了。因為當日本人佔領之後，就把對外的水陸交通出口碼頭、火車站全部嚴加封鎖，這還不夠，甚至還夜夜宵禁。

在這危急時刻，時任中共南方局書記的周恩來急令東江縱隊展開營救，要求游擊隊不惜一切代價幫助這批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屬脫難。

而電影《明月幾時有》中，就將這一幕戲劇化地還原了。

片中彭于晏所飾演的，就是名震香港的傳奇人物——短槍隊長劉黑仔。

劉黑仔原名劉錦進，是廣東省寶安縣人，因為身體結實，皮膚較黑，因此被當地人戲稱為「劉黑仔」。他平素就喜愛武術健身，還經常在舞台上扮演智勇雙全的游擊隊長。沒想到，歷史真的成全了他。

劉黑仔畫像

1938年侵華日軍在大亞灣登陸後，劉黑仔目睹家鄉慘遭蹂躪，便決意抗日救國。一年後，他加入了地下黨，並參加了由曾生領導的惠寶人民抗日游擊隊，也就是後來赫赫有名的東江縱隊。正是在此時，他認識了年輕的方姑。

至於倆人有沒有想電影中那樣互生情愫，如今留下的歷史也並未講述這些兒女情長。我們只知道的是，他們都在那次驚心動魄的營救中，貢獻著自己的力量。

最終，游擊隊成功地將幾百名男女老少，從港島秘密渡海送往九龍，又翻山越嶺地穿過新界，經澳門、深圳、惠州等不同地方，最終送到我軍抗日的大後方。

左起：黃作梅、劉黑仔、曾生、林展、尹林平

用茅盾先生的話來說，這場大營救行動是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

它沒有任何固定路線,每條路線都是臨時想出的，還經常要臨時更改，凝聚著參與者的智慧和勇氣。最終，這些勇士克服萬難，將800多人完成勝利大轉移，甚至沒有一人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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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營救之後，組織根據抗日戰爭形勢發展的需要，安排方蘭於1943年回到香港本島，組建東江縱隊港九大隊市區中隊，並擔任中隊長兼指導員。

這支隊伍，就是前文提到的那支抗戰游擊隊，他們在香港九龍一帶收集情報、搞爆破、埋地雷、破壞敵人生產線。因為方蘭的強大號召力，幾年時間裡，這支隊伍就從最初僅有十多個游擊隊員，發展成為擁有300多人的強大反抗力量。

因為方蘭是隊伍的絕對領袖和靈魂，這支游擊隊被港人稱為「方姑游擊隊」。

值得一提的是，「方姑游擊隊」中有一位不在編的成員，卻為這支隊伍操碎了心，甚至犧牲了自己生命。她就是方蘭的母親馮芝。

對於方姑而言，母親就是她最大的守護神。執行地下游擊隊任務時，無論她去哪裡，母親總會在她的身旁參與保護。這對母女用常人無法想像的警覺和謹慎，完成了一次次不可思議的任務。

回憶母親時，方蘭感嘆道：

「母親從來都對我放心不下，秘密開會時，母親都會陪著我去，然後再接著回來，唯恐路上有失。去募捐時也會緊緊跟著，防備著有人半路搶劫。」

「當時我收入微薄，一個月僅有七塊錢收入，作為活動經費都不夠，更談不上補貼家用了。但母親對此非但沒有怨言，反而總是給我送去各種好吃的。有這樣的母親，真是我的三生有幸。」

方姑去接觸幾個接頭地點和接頭人的時候，母親都遠遠跟著一旁，很快她也清楚了聯絡的方式，協助方姑進行消息、信件、情報的交接和傳遞。可以說，她是一名最忠實可靠的交通員。

游擊隊員伍惠珍家裡開著一家「伍記藥材鋪」，是方姑和地下黨聯絡的重要節點。他們的聯絡方式極為隱蔽，將各小組的指令、宣傳材料或其他物品藏在中藥瓶罐的最底下，上面再填充真正的中藥，放在藥箱里運送可以做到萬無一失。

日佔時期的香港，日本人盤查極為嚴格

然而這一次的傳遞，有一件極為珍貴的情報，上面交代了需要貼身保管。於是馮芝將其綁在一個火柴棒上，塞進了貼身的小襖里。沒想到，這樣的措施反而惹了禍。

當天下午，天空忽然下起了大雨，那天的日本警察又盤查格外嚴格，當他們看到馮芝貼身居然放了一根火柴棒時，就產生了懷疑。

很快他們就發現包裹火柴棒的紙有問題，於是立刻下令逮捕了馮芝。

那一天，是1944年的3月17日。

當天晚上，方姑回到家中後發現母親還沒有回來，她心中頓時產生了極大的不安。隨著夜色逐漸降臨，一個不祥的預感在心底揮之不去。

第二天清晨，一個壞消息傳來：日本憲兵從海軍制船所抓走了提供情報的游擊隊員張詠賢。而那張火柴棒上包著的，正是關於日本海軍制船所的一份重要情報。

她的被捕，說明憲兵已經發現了這份情報，並追查到海軍制船所繪圖室。同時這也意味著，母親也被捕了。

危急之刻，方姑立刻命令各小組，改變聯絡路線，做好隨時轉移的準備。另一方面，她也和隊員們商量營救的方案。

因為對地形熟門熟路，很快有成員指出，關押馮芝和張詠賢的拘役所後面有一條溝渠，渠內有流水通往海邊，可以搭乘小艇從水路前往，停在拘役所樓下。然後游擊隊再從拘役所衝上樓去，將母親用繩索從樓上吊放在小艇上，小艇就可以迅速划到海上。

救母心切的方姑左思右想，同意用此計劃執行，並決定當天夜裡就動手。

影片中被關押的張詠賢

沒想到的是，整個計劃看似可行性很高，但具體實施的時候，卻遇到了問題。拘役所不但警衛森嚴，還有數條狼犬配合看守巡邏。隊員們完全找不到可乘之機偷偷營救。

方姑明白，這就意味著想要救出母親，一場真刀真槍的硬仗是在所難免了。這樣的代價，甚至可能導致游擊隊的嚴重損失。

為了保存革命有生力量，避免游擊隊成員的更大犧牲，為了在香港繼續地下鬥爭，方蘭在這人生最重要的抉擇上，選擇了大義凜然地放棄營救。她壓抑著對母親的深厚感情，強忍著悲痛，安排隊員們立刻撤離。

那一刻，她深知自己的母親不會怪罪自己，但還是流下了悲痛的淚水。

事實上，馮芝在被關押時面對酷刑毫無懼色。無論日本人如何審問她的身份，她都以一句「我是中國人」回答。

日本人知道問不出什麼，只能講她和張詠賢轉入香港赤柱監獄，不準探視。日本海軍刑事部最終對馮芝、張詠賢強加「間諜罪」，並判處死刑。

赤柱監獄鳥瞰圖

1944年6月22日，60歲的馮芝和19歲的詠賢姑娘，在香港加路連山遭到日軍槍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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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方蘭打聽到了母親英勇就義的消息，回憶起母親當年對自己無微不至的關懷，再聯想到她偉大的反抗精神，堅強的方蘭也禁不住淚流滿臉。作為復仇，她選擇帶領隊員進行更激烈的反抗活動，發誓要讓日本人在香港的每一天都在驚恐中度過。

1943年，方姑在香港組建市區中隊，繼續支持抗戰。這支中隊被日本人從頭至尾視為眼中釘肉中刺，為了對付他們，日軍必須將一定的兵力消耗在港島，這意味著兵力的牽制，對整個太平樣戰爭都有著一定的影響。

東江縱隊鮮為人知的照片

1945年，反法西斯戰爭進入最後階段，香港正處於黎明前的黑暗。方姑根據大隊指示，組織市區中隊做好各方面的準備，完成最終的大反擊。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

那一天，整個香港都在歡慶，除了一個人。

在整個香港海拔最高的扯旗山上，方姑跪在母親的墓前，給母親訴說著抗戰勝利的消息，那一刻，她的哭聲在山風中肆意飄散。

大公報頭條：日本投降

抗戰結束後，方姑以方蘭的名字，在香港以小學教師為職業，擔任香港大嶼山區委書記，從事地下黨活動。1949年後，她又歷任廣東省婦聯秘書長、副主任、主任，中國共產黨廣東省顧問委員會委員。

而當年方姑游擊隊的那些成員們，都變成了普普通通的正常人，回到了世俗的崗位中，彷彿那個曾經的傳奇，從來也沒有存在過……

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香港了回歸祖國。方蘭當年的老戰友們，再一次回到了自己曾經戰鬥過的地方。她徘徊在抗戰烈士碑園，彷彿又聽到了母親不屈的聲音：我是中國人！

次年五月，方蘭病逝於廣州，享年77歲。一代傳奇，英雄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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