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風：和錢鍾書同學的日子

一

1929年，我報考清華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那年外語系招收差不多40個名額。等到正式上課前三天，我才接到通知我已被錄取了，可以到學校報到。所有系新生的英語課，都編在一個班裡上。但我因是備取生（備取生有十名），報到比較晚，班裡已無空位子，便被插在別的大一英語班，因而開始時我接觸的本系同學不多。但我卻幸運地遇到一位很淵博的英語教師，美國的詹孟生（R．D.Jameson）教授，使我受益匪淺。

我第一次碰見錢鍾書是在馮友蘭先生的邏輯學課上，印象很深，一直到現在我都記得清清楚楚。

我們那時上課在舊大樓，教室里都是扶手椅，沒有課桌。我進了教室，看見大約第五六排有空位子，就走到靠右手的一個椅子上坐下來。後來又進來一位同學，和我一樣也穿著藍布大褂，他走到我這邊，坐到我右手旁的空座位上。我不知道他是誰。

馮先生河南口音很濃，講課時口吃特重，所以記他的筆記很不容易。比如，他講到亞里士多德時，總是"亞、亞、亞里士多德……"坐在我右手的這位同學忽然從我手裡拿過我的筆記本，就刷刷地寫開了。我當時有些不高興，心想這個人怎麼這樣不懂禮貌呢？可是當時也不便說什麼。馮先生講完課後這位鄰座就把筆記本給了我。下課後他走他的，我走我的，出了教室，我也未向他道謝。我看了筆記本才發現他不但記下了馮友蘭先生講的亞里士多德，還把馮先生講課中的引語、英文書上的原文全都寫了下來，這著實讓我吃了一驚。

當天下午有人來找我同宿舍的許振德（當時我們住的宿舍是舊房子，五個人一間，新大樓正在建設中。同宿舍的還有兩位廣東人，一位叫方稚周，人很厲害；另外一位廣東人名叫石偉，是學社會學的，人挺好，畢業五十周年紀念返校時大家都還見了面。還有一位物理系的同學叫何汝楫，是浙江人。許振德是山東人，不喜歡和南方人同居一室，過了幾天就找了個小屋搬走了），原來來客就是在我筆記本上寫筆記的那位同學。老許介紹說，他叫錢鍾書，他倆在同一個英語班上。我和鍾書就是這樣認識的。

錢鍾書看見我書桌上的書就翻開了。他看見《國學概論》一書（錢穆著），前邊有鍾書父親錢老先生寫的序，就說："序是我寫的，只是用了我父親的名字。"後來他又看見了別的書，其中有愛爾蘭作家喬治·穆爾寫的《一個青年的自白》。他很驚訝地問："你看這本書嗎？"我說："以前看過郁達夫介紹這本書，所以來到清華後就到圖書館借了出來。"這樣，我倆就聊了起來，這就是我與錢鍾書友誼的開始。也就是這時候，我知道鍾書很崇拜約翰生。後來幾十年我雖未見他提及這位偉大的作家，但晚年他很喜歡看各種字典，也許與他崇拜約翰生有關。

我們兩人是同年出生，生日也很相近。但他的博學多才與勤奮都是我望塵莫及的。

那年入學時，清華大興土木。除擴建圖書館之外，還建化學館、生物館，到處都在蓋房子。同時又在新蓋一棟學生樓，叫新大樓，寒假快完時，大樓基本竣工了。

一年級第二學期春季始業後，我們搬到了新宿舍，新大樓是U字型的，中間有廊子。我第一次住進條件這麼好的裝有暖氣的宿舍，覺得很幸運。我們是兩個人一間屋子，屋內除每人各一張床以外，還各有一張桌子，兩屜一櫃，另外還有一個大衣櫃，兩扇櫃門，一人一個，各人有一把鑰匙。我是住在一層朝陽的房間，與從山西一同考入清華的中學同學康維清分到一室，宿舍後邊即為飯廳。鍾書住在二層樓的左翼一側的宿舍。他的同鄉曹覲虞住在我房間對面的宿舍，他常到樓下來到我對面房間找同鄉，所以也就常來我宿舍，因為我這兒離食堂最近，所以鍾書常來和我一塊兒去食堂吃飯。

我的書桌上老是放著許多書和筆墨。鍾書來了以後喜歡亂轉亂翻書，看到我這兒有魯迅著的《小說舊聞鈔》，他就提筆在封面上用篆字寫了書名，又在扉頁上用正楷寫了書名。這時我發現他的書法很有功力。

他以後就常來我宿舍，經常隨便拿起書來就看。吃飯時叫我一塊兒去食堂，飯後我們一塊兒去校園散步。我的室友老康，每逢禮拜六都進城去會女朋友，鍾書就把被子抱過來與我抵足而眠，我倆常常是徹夜長談。

鍾書放假回老家探親返校後，帶來了蘇州糖果，無錫有名的古老肉（排骨肉），同時還帶來他父親錢老伯贈送我的一本書--《韓愈志》，我也很禮貌地寫信感謝錢老伯。此後，錢老伯還陸續給我寄過幾本書。

鍾書這個人性格很是孩子氣。常常寫個小紙條差工友給我送下來，有時塞進門縫裡，內容多為戲謔性的，我也並不跟他較真兒。

後來，我宿舍對面房間的一位同學搬走，鍾書就搬下來與他的老鄉同學同一宿舍住下來。經常能聽到他與這位老鄉同學吵嘴，他吵完後又嘻嘻哈哈的，這位同學很寬容，並不跟他翻臉。

二

九一八以後，淞滬戰爭開始，日軍侵入上海。蘇州東吳大學等校停課，許多學生轉入北京各大學繼續上學。如費孝通就到了清華研究院。楊季康先到燕京大學，後來也到清華大學，旁聽我們班的課。

我們班有位女同學名叫蔣恩鈿，是蘇州人。她比較活潑，見了大家總是笑嘻嘻的。一般女同學很少跟男同學說話，她是見誰都說話。有一天她帶來一位女伴。鍾書告訴我那個女同學是從東吳大學來的，她和蔣恩鈿是中學同學，她現在住在蔣恩鈿的房間里，這位女同學後來跟我們一個班上課，她就是楊季康。她要補習法語。蔣恩鈿介紹錢鍾書給這位楊季康補課，他倆就有了交往。

鍾書用英文寫了一篇《論實驗主義》的論文。我當時正在練習打字，他就要我替他把文章打出來。哲學系給高年級學生開討論會，教師和學生都參加。每次開會時馮友蘭院長都派他的秘書李先生來，請鍾書參加。每次開會，鍾書回來後都十分得意，因為他總是"舌戰九儒"，每戰必勝。他告我開會時的情況，什麼人發言，他跟什麼人辯論了。就我所知，享受這種殊榮的人，只有鍾書一人。

鍾書搬到曹覲虞房間後，我才對他的讀書方法有所了解。他是一個禮拜讀中文書，一個禮拜讀英文書。每禮拜六他就把讀過的書整理好，寫了筆記，然後抱上一大堆書到圖書館去還，再抱一堆回來。他的中文筆記本是用學校里印的16開大的毛邊紙直行簿。讀外文的筆記用的是一般的練習本。他一直就是這樣的習慣，看了書每天要寫筆記。他的大作《談藝錄》和《管錐編》都是這個時期就打了基礎的，他當時的看法後來有些由他自己糾正了。前些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他以前對克羅齊的著作有偏見，沒有認出人家的正確性。我想，他在晚年想糾正的年輕時的看法一定是很多的。

鍾書常和我談到葉公超先生講課的情形。那年冬天的一天，鍾書約我一同去葉先生家拜訪。這是我第一次拜見葉公超先生。葉先生是1928年新應聘到清華任教的。他原先在上海暨南大學教書兼外文系主任。葉先生當時還是單身，住在清華園東北角的北院教授住宅區，北院原來是清華學堂初建校的時候，專門給外國教師修建的。葉先生住在北面一排中間的一套房子，他大約住了一年多，移來竹子栽在南窗前面。後來他給他的客廳兼書房和餐廳的那間大屋子起了一個雅名"竹影婆娑室"，還請老詩人、漢魏詩歌專家黃晦聞先生寫成橫披，懸掛在室內南窗上方的白粉牆上。坐在他的客廳里，確實看得見竹影搖曳。葉先生原來是一位很愛風雅的人。我們在清華四年中常在葉先生的這間屋子裡向他請教。多少年來我們以為葉先生是哈佛大學畢業的，頭兩年我看到台灣出版的《葉公超散文集》才知道他在美國愛默恩大學畢業後就到英國劍橋大學的瑪地蘭學院（Magdalene College）念文藝心理。回國後到北大任教，教的也是文學。

在大學第二年的第二學期，我們的西洋哲學史教師改為張申府先生，所以以後錢鍾書和我常去拜訪的教師就是葉先生和張先生。

四年級的時候，鍾書和我都選修了吳宓先生的《中西詩的比較研究》。我們上課時從來不發問，只是趕快記筆記，教員也不提問。吳先生的課，上課時用中文講，講完後就問鍾書："Mr．Qian的意見怎麼樣？"鍾書總是先揚後抑，吳先生聽了之後總是頷首唯唯。季康也選了這門課。新來的研究生趙蘿蕤也和我們一樣上這門課。不過當時大家看見也只是點點頭（不認識），從來沒有交談過。

張申府先生經常買來新的西文書，他看了之後要寫篇文章介紹。這些文章寫好後總是請鍾書代他送給《清華周刊》。當時在清華教授中，知道和了解錢鍾書的人除了本系的兩三位先生以外就是張先生。大約在1934年，張先生編《大公報》之副刊"世界思潮"，在一篇文章中，他說："錢鍾書和我的兄弟張岱年並為國寶"。

當年，張申府先生的這句話，並非誇飾之詞。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錢鍾書和張岱年先生都已經是全國乃至全世界的著名學者，足見張先生預言之準確。

我們四年級時曾一度傳說錢鍾書受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之聘教中文。鍾書曾經把他們無錫縣裡的一張登載他消息的小報給我看，他沒說什麼，我也沒問。因為我不相信這種傳說。鍾書已經在英文雜誌發表過幾篇文章，當時他給Clark翻譯的蘇東坡詩寫過一篇導言，已經出版。我想以這樣優秀的成績去英國教中文，鍾書是不會幹的。他報考英國庚款留學不會有什麼問題，頭兩屆報考庚款的那些人的成績都並不怎麼樣，也不曾有什麼英文作品發表過。

三

1932年的一天，許振德找了一位他熟悉的人來給我們三個人在我的宿舍（133號）窗戶外照了一張相，這是我們三個人在一起的唯一一張合影。

鍾書和我除了在學校散步外，不曾到校外遊玩過。1933年春假的一個下午，許振德來找我們一塊兒去逛頤和園。我們步行到了頤和園，看見有幾頭毛驢。許振德說："咱們騎毛驢去碧雲寺逛逛吧。"鍾書和我都沒騎過毛驢，我倆戰戰兢兢地騎了上去，由驢夫牽著到了碧雲寺。在碧雲寺拜謁了孫中山的衣冠冢，在廟裡轉了一小圈，老許提出去香山，於是我們就順便遊逛了香山，還想到八大處，可是到了卧佛寺，時間已經不早了，就又返回香山。在香山到處亂轉了一下，走到香山大飯店，老許說："咱們今天浪漫一下吧！"就去香山飯店住了一夜。那時候好像香山飯店住一個大房間只兩塊錢。但是要吃飯，三個人帶的錢就都不夠了，只好每人兩毛錢吃了一碗麵條。這就是我們唯一的一次在北京的旅遊。老許說："咱們夠浪漫了。"又戲稱我們是"三劍客"。大概是頭一年才看了"三劍客"的電影，因此想起了這個綽號。以後老許就經常提起"三劍客"，常提起香山那個浪漫之夜。這是我們三個人第一次在一塊兒旅遊。回首往事已近70年了，老許也已經去世十來年了，1982年他從美國回國約我到北京聚會，我因為得請一個禮拜假，而老許在北京的朋友很多，他只能在北京呆幾天，因此我沒有去成。老許到北京本來想圓香山浪漫之游的夢，也落空了。鍾書請他在"來今雨軒"（中山公園）吃了一頓飯。他還有許多應酬，也沒再見面就走了。

1932年5月初，學校里忽然召集緊急大會，說"梅校長有重要報告"。屆時開會了，梅校長說："接到北平行營的緊急通知，昨日我國和日本的談判已經破裂，決定打仗，跟日本人在北平打仗，我們要堅守北平，所以學校要停課疏散學生。"於是，散會之後，在新大樓宿舍外突然之間來了許多小汽車和三輪車之類，大家就紛紛地離校，後來才知道原來這是國民黨政府的一個騙局，害怕大學生反對賣國的"何梅協定"，鬧學潮。我的大學生活就這樣在動亂中馬馬虎虎結束了。我們的畢業很凄涼，連畢業典禮都沒舉行，大家就作鳥獸散了，我與錢鍾書朝夕相處的日子就這樣一去不復返了。我和葉師、錢鍾書師生三人當年親密無間同聲相應的日子也至此告終。

四

一個人從當小學生到大學生，對於教師總不免要品頭論足的。頭些年流傳著幾句話，說是錢鍾書說的，清華的幾位老教授某某老朽，某某懶惰，又說某某不學無術等等。這些話都是我們在學校時經常談論的，其中說的某某不學無術是人們稱為福田將軍的教授。這位先生後來果真當上了將軍--美國戰地服務團的將軍。我們在學校時，這位先生經常是在球場上當裁判，特別是棒球裁判。他本來是夏威夷的華僑，在學校里教大一大二的英語，不過國語說得很好。他經常陪著一位美國女教授散步。我們三年級暑假前夕那位女教授忽然邀請我們班全體同學到她家吃茶，她說陳先生在美國哈佛大學學習了一年，專門研究彌爾頓，可以教我們第四年的英語；大家只是聽她說，吃她準備的點心喝咖啡，都沒有發表意見。我們第四年仍然是溫源寧教的彌爾頓，陳先生還是教一二年級的英語，所以如果錢鍾書說過這位先生不學無術也並不是毫無根據的。1933年溫源寧先生到上海工作，接著葉公超先生從歐洲休假回來辭掉清華教授到了北大，所以清華外語系只留下來吳宓先生一個老人了，本來全國聞名的清華外語系就等於散了攤子了。七七事變後清華

南遷，後來與北大南開組成西南聯大，陳福田先生成了清華外語系負責人，一直到抗戰勝利後。他何時離開中國回到美國，我記不清楚了，大概是勝利後不久吧。吳宓先生到了西南聯大後轉到四川又經過好多變化，受過許多折磨，最後遭到迫害成了殘廢。葉先生在抗戰後期調到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做對外宣傳工作，也離開了清華。葉先生還在西南聯大時，在一次通信中談起"現在聯大保留一個教授的位置是準備給錢鍾書的"，我曾給錢鍾書寫信時提起此事，他在回信中說，"莫非要我每日三餐都要禱告感激葉公超嗎？"錢鍾書何以對葉公超態度變成這樣，我莫名其妙，本來交情很好，怎麼變成這樣了？其中過節兒我也不知道，所以從此我給他寫信再也不提葉公超了。許多年前我從報上看到說有外國記者訪問葉公超，問錢鍾書是他的學生嗎？據說葉公超裝聾作啞，既沒肯定也沒否定，我也就不對葉公超提起錢鍾書了。二人原是很好的師生情誼，沒想到竟變成這樣，我不知其中原因，也未向二人問過，他們也未曾向我提起過。一直到抗戰勝利後，記得有一次錢鍾書給我的信中提到葉公超如何如何。這就是二人交往的結局。葉先生本來出身於官僚家庭，所以改行做官也很不足為奇。抗戰後期葉公超替其叔父到上海辦事，遭到誣陷，被敵偽關押受到毒打，後來通過其叔父朋友之關係保釋出來，我曾寫信給在上海的楊季康打聽，她回信說已經平安無事了。自此以後葉公超完全離開西南聯大，同時也結束了他的教師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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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和錢鍾書同學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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