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中醫流派集萃(2)：嶺南溫病學術源流

溫病 中

嶺南溫病是嶺南醫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前文展示了嶺南醫家對嶺南溫病學術特點的認識。本文梳理嶺南溫病學術源流，將有助於發掘嶺南溫病學術內涵，展望嶺南溫病學術前景。

1 發源階段（晉代至宋代）

目前嶺南有文獻可考的外感病認識最早可追溯至晉代《肘後備急方》。《肘後備急方》注意到外感溫熱病與傷寒不同，採用循日辨證論治的方法，創製表裡雙解的系列方劑治療外感溫熱病。《肘後備急方》治「瘴」也形成較為完整的用藥經驗。但是，葛洪對外感病缺乏系統的理論闡述。可以認為該時期是嶺南溫病學術的濫觴。《肘後備急方》對溫病學的成就在於：已經注意到溫病與傷寒有所區別，並開始對「瘴」有專門的考察。這也成為宋代以前嶺南溫病學術的兩個主要研究命題。

對於溫病與傷寒的關係，南北朝時期釋深師《深師方》認識到天行、溫病與傷寒既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也認識到治療天行有不同於治療傷寒的理法方葯。宋代劉昉《幼幼新書》分為溫壯、壯熱、時氣、溫病、熱病、傷風、傷暑、傷寒、囟風傷寒、夾食傷寒、夾驚傷寒，說明劉昉對外感發熱性疾病已經能夠根據病因不同對其分類。該時期嶺南醫家逐步呈現出將溫病脫卻傷寒的認識趨勢。

對於瘴，葛洪將「瘴」與「疫」同論，說明葛洪已認識到「瘴」也是外感病的一種，但並無深入認識。唐代鄭景岫《廣南四時攝生論》之「瘴毒」、「嵐瘴」，楊炎《南行方》之「瘴痢」、「瘴瘧」，這些病名的出現可以看出該時期嶺南醫家將「瘴氣」納入外感病的範疇並對其分類，但對其認識仍不明朗。

這兩個研究命題都是該時期嶺南醫家對構建嶺南外感病學術體系的探索。該時期嶺南醫家認識到傷寒、溫病、瘴、瘧、天行等都屬於外感病範疇，但未能理清彼此間的界限及關係。從元代開始，嶺南醫家對外感病的關注重點為之一變。因此將晉代至宋代劃為嶺南溫病學術發源階段。

2 嬗變階段（元代至明代）

嶺南地區向有「瘴鄉」、「嶺南凡病皆謂之瘴」之稱。對「瘴」的考察是元、明二代嶺南醫學的學術主流。嚴格意義上講，嶺南「瘴」不等同於嶺南溫病。就嶺南地區來講，至明末為止，嶺南地區未見有系統的傷寒或溫病著作傳世，但這並非意味著在明代以前嶺南傷寒與溫病學術處於空白的停滯階段。在嶺南傷寒、嶺南溫病學術獨成體系之前，「瘴」可以認為是嶺南醫家辨治嶺南常見多發外感病的一種理論框架。因此，在討論嶺南溫病的發展歷程時，必然要對嶺南「瘴」的學術嬗變進行考察，以釐清嶺南溫病的學術源流。

該時期嶺南醫家對「瘴」的認識從視之為一種模糊的疾病概念，逐漸演變成一種對辨治包含傷寒、溫病等疾病的理論模型。如：元代釋繼洪《嶺南衛生方》將瘴分為冷瘴、熱瘴、瘂瘴,表示病變由淺至深的三個不同階段，完善了「瘴」的學術內涵。明代王綸《明醫雜著》將嶺南病分瘴疾、傷寒、瘧疾、天行瘟疫熱病四種，意味著嶺南醫家對於外感病的認識逐步建立起系統的理論框架。張繼科《三合集》運用六經理論對嶺南「瘴」進行考察，對嶺南「瘴」實質的細化提出了一種論述完備的觀點。

《明醫雜著·擬治嶺南諸病》

元、明二代嶺南醫家藉由對「瘴」的考察，初步實現了對嶺南外感病學術框架的構建，並開始對嶺南外感病的特點進行思考。可以說，元、明二代是嶺南溫病學術發展承前啟後的階段。因此將元、明二代劃分為嶺南溫病學術嬗變階段。

3 獨立發展階段（清代）

清初嶺南何夢瑤《醫碥·瘟疫病論》通篇引自吳又可《溫疫論》一書，是嶺南首部系統傳承《溫疫論》學術的醫籍。何夢瑤《傷寒論近言》代表了清初嶺南地區在傷寒研究所達到的水平，《傷寒論近言》在註解傷寒的同時，用了較長篇幅闡述了他對時病、溫病的認識，已能從病因、病機、癥狀、治法等方面對各類時病溫病進行界定。何夢瑤是嶺南首位廣泛吸收中原溫病理論並系統歸納整理的本土醫家，在他之前的嶺南醫家未見在溫病領域有如此集大成者。至此，嶺南傷寒、溫病學術開始獨立而系統的發展。

起步較晚的嶺南溫病學術，必然受到嶺北溫病學術的影響。嶺北溫病學術對嶺南溫病學術的影響突出表現在：嶺南醫家廣泛整理研究嶺北溫病名著。除了何夢瑤之外，潘名熊《葉案括要》整理葉天士《臨證指南醫案》，是嶺南地區第一位全面引進並繼承葉天士學術的醫家；黃保康《吳鞠通方歌》將《溫病條辨》中部分條文及方劑編成方歌，是嶺南地區最早系統引進吳鞠通《溫病條辨》的學術著作；李朝棟《寒溫條辨治疫彙編》輯錄楊璿《傷寒瘟疫條辨》，是嶺南地區首部系統傳承楊璿學術的醫著；林樹紅《新輯名家醫方歌訣》對雷少逸《時病論》的大量引用，使其成為嶺南地區第一部大量傳承雷少逸學術的醫著。清代嶺南醫家通過引進嶺北溫病學術，開闊了學術視野，促進了溫病學說在嶺南地區的傳播。

在此學術的積累、沉澱過程中，嶺南醫家也提高了自身的溫病學術水平，由此得以在臨床實踐中對中原溫病學術進行發揮。如：梁玉瑜對瘟疫的認識深受吳又可《溫疫論》影響，著《舌鑒辨正》中有18種舌象與瘟疫相關，重視以舌象作為判斷病情及擬定治療方案的參考因素，發揮並完善了《溫疫論》辨舌的內容。

嶺南醫家在中原溫病學術的指導下，開始考察嶺南溫病的病證特點、疾病譜、理法方葯等內容。如：蔣希曾《經驗醫案》認為：「粵東地勢更低，天時炎熱，濕濁熏蒸，人在氣交中，最易受溫受暑。」林樹紅《新輯名家醫方歌訣》指出：「嶺南內地人煙稠密，風氣常帶溫暖，比北省嚴寒大相逕庭，故用北人之方治南人之病，多有不合。」徐延祚《醫粹精言》也指出：「粵居南方屬火，溫病最多。」黃熾華《醫學芻言》認為：「吾粵居溫帶之南……常患風溫諸證。」不同的醫家從不同的角度進行闡述，卻得出相似的結論，均認為嶺南溫病多熱多濕的特點，從一個側面說明嶺南溫病有其獨特的臨床特點及學術內涵。

嶺南醫家在繼承中原溫病學術的基礎上，結合在嶺南的臨床經驗，開始有獨樹一幟的溫病學術理論面世，發前人所未發，並影響全國。典型代表如嶺南醫家辨治鼠疫，受吳宣崇《治鼠疫法》影響而成的羅汝蘭《鼠疫彙編》直接或間接影響了後世至少十一部鼠疫相關著作的學術觀點，包括：陳兆祥《急救鼠疫傳染良方》、林慶銓《時疫辨》、黎佩蘭《時症良方釋疑》、鄭奮揚《鼠疫約編》、勞守慎《惡核良方釋疑》、余伯陶《鼠疫抉微》、李健頤《鼠疫新篇》與《鼠疫治療全書》、伍連德等《鼠疫概論》、楊如侯《溫病講義》、廣州中醫學院溫病教研組《溫病學講義》（1959年版）等。這說明嶺南醫家在繼承經典溫病學術的同時所進行的創新也促進了溫病學術的發展。

從清初以降，嶺南醫藉中關於「瘴」的論述明顯減少，反映嶺南醫家逐漸淡化「瘴」這一相對模糊的疾病概念。這說明嶺南醫家對外感病的認識逐漸明朗。但這也不意味著前代嶺南醫家對「瘴」學術的斷代與消失，這些學術經驗成為嶺南傷寒或嶺南溫病的學術特點一部分。

自清初嶺南溫病獨成體系之後，嶺南溫病學術明顯呈現出漸精漸密的進步趨勢。清代是嶺南溫病學術發展過程中的重要階段。清代嶺南醫家注重對嶺北溫病學術的傳承與發揮，同時注重對嶺南溫病學術內涵的思考，奠定了嶺南溫病學術的研究基調，對後世嶺南溫病研究影響深遠。

4 成熟階段（民國時期至今）

二十世紀以來，嶺南醫家將溫病理論應用到急性傳染性及感染性疾病的歷次流行中，包括：鼠疫、乙型腦炎、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瘧疾、破傷風、流行性感冒、痢疾、肝炎、鉤端螺旋體病、腸傷寒、禽流感、SARS等。如：黃省三《流行性感冒實驗新療法》將流行性感冒納入風溫範疇進行診治。鄧鐵濤認為1958年廣州乙型腦炎屬「暑濕」，強調熱盛濕伏，治療上注意清熱與透濕同施。何炎燊認為腸傷寒屬「濕溫」、「伏暑」，自擬加減達原飲治療腸傷寒初、中期，在不用氯黴素情況下效果相當。這些實踐進一步充實了嶺南溫病學術體系，也可將此視為嶺南醫家拓展溫病學術臨床應用範圍的嘗試。

廣州中醫藥大學嶺南名醫壁黃省三浮雕

該時期嶺南醫家對溫病學術的理論認識也有原創性的補充與發揮。如：重視伏氣溫病，從學術理論、臨床實踐上均有創見，並形成學術傳承隊伍延續至今。民國陳任枚、劉赤選合編《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溫病學講義》，重視伏氣、內傷，開嶺南溫病學教育重視伏氣溫病之先河。其後梁子居《廣東保元國醫學校溫病學講義》、1959年廣州中醫學院溫病教研組編《溫病學講義》關於伏氣溫病觀點仍遵《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溫病學講義》。之後，廣州中醫學院溫病教研室主任劉仕昌「對溫病的發病主張既有新感又有伏邪，決不在觀點上隨波逐流。對1963年第二版大學統編教材《溫病學》刪除伏氣學說，他一直持保留意見。近十餘年來，……在劉仕昌教授的力促下，彭勝權教授在主編的規劃教材《溫病學》中，重新增添了伏氣學說內容。」彭勝權「運用伏氣溫病學說指導臨床，治療了不少急性傳染性和急性感染性疾病，及一些難治性疾病如白血病、紅斑狼瘡、慢性肝炎等，均取得了良好療效，從而顯示出這一學說所具有的優勢和潛力。」劉仕昌學術經驗繼承人鍾嘉熙運用伏氣溫病理論指導和治療系統性紅斑狼瘡、皮肌炎和白塞病等疑難雜症，取得良好療效，拓展了伏氣溫病學術的臨床適用範圍。

《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溫病學講義》

該時期的嶺南醫家對嶺南溫病的重視逐步增強。到當代，嶺南醫家明確將嶺南溫病作為重要研究命題，意味著嶺南溫病學術進入系統的、多學科交叉的研究水平。如：劉仕昌明確提出嶺南溫病研究方向，帶領其學術團隊進行多學科、多層次、多側面的理論、臨床與實驗研究，使嶺南溫病成為廣州中醫藥大學溫病學教研室一個長期而穩定的研究方向，並出版嶺南溫病研究專著《嶺南溫病研究與臨床》。

近現代嶺南溫病學術一方面繼續傳承與發揮經典溫病學術，開始獨立地對整個溫病學術體系做出詮釋與完善，意味著嶺南溫病總體學術水準的提升。另一方面注重對嶺南溫病學術內涵的思考，但較之前代，無論從理論總結、臨床應用等各個方面都有本質性的突破與提高。至此，嶺南溫病形成成熟的學術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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