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賁：人為什麼會上當受騙

文| 徐賁

有報道說，求職者李文星通過網路招聘平台被騙入傳銷組織，最終死於天津。無獨有偶，他的山東老鄉，25歲的內蒙古科技大學畢業生張超，也因網路招聘誤入傳銷組織身亡。他們都是大學生，按理說應該知道如何辨別騙局，不容易為之所騙，但他們還是不幸成了組織化欺騙的受害者。在為他們的不幸惋惜和對傳銷組織的道德譴責之外，我們不應該忘記一個很關鍵的問題，那就是人為什麼會上當受騙。我們無法阻止別人說謊欺騙，但我們可以讓自己不上當欺騙，或者至少不那麼輕信易騙。

▍一說謊與欺騙

一個人上當受騙，是針對別人對他說的謊言和進行的欺騙而言的。說謊，用美國倫理學家博克（Sissela Bok）在《謊言：公共和私人生活中的道德選擇》(Lying： Moral Choice in Public and Private Life)一書里的話來說，是「以陳述形式故意表達造成假象的信息」。《美國傳統英語辭典》將說謊定義為「意在欺騙或給人造成錯覺的任何事物。而把「欺騙」定義為「耍花招騙人、詐騙，使人上當受騙、不誠實地行動或欺詐」。說謊和欺騙屬於同一個範疇，都是欺詐騙人。

說謊與欺騙有聯繫，但不是一回事。加拿大心理學家奇瓦·孔達（Ziva Kunda）在《社會認知》（Social Cognition）一書中指出，欺騙(cheating)和說謊（lying）一樣，牽涉到蒙蔽和不誠實，不過說謊主要是口頭言語，而欺騙則一般指非言語的行為。例如，你努力用功地為考試做了充分的準備，而在考試的時候你你同桌同學卻抄襲你的答案，那就是欺騙行為。如果你叫這位同學停止欺騙，而他卻否認自己在欺騙，那就是說謊。我們經常把說謊者和欺騙者統稱為「騙子」，把被他們矇騙稱為「上當受騙」。

從道德上說，欺詐騙人——包括說謊和欺騙——通常被視為僅次於謀財害命的嚴重惡行。說謊和欺騙違背了誠實、公正、公平和善良正當的原則。它們還違背了人的自由原則，因為說謊和欺騙的行為者會獲得不正當的自由，以此陷害和剝奪他人的自由，使他成為受害者。欺詐騙人愚弄和剝奪他人、造成人際關係中的不信任。說謊者總是企圖用欺詐的手段來獲取不義的利益，為了維護一個謊言，他需要不斷製造新的謊言。這必然危害社會公正和正義。普遍性的謊言還會導致整體社會的道德墮落和衰退瓦解。因此，為了我們社會的今天和未來，我們有責任反對和抵抗欺詐騙人的事情，如果不能讓所有的騙子停止欺騙，那就讓我們自己變得聰明起來，不上他們的當，不受他們的騙，或者至少變得不那麼容易上當受騙。

在當今中國，最遭人厭棄和痛恨的欺騙有三類，第一類是詐財劫色的詐騙和行騙。具體手法可以說是日新月異、層出不窮，有傳統的，有新式的，或者二者混合的。傳統的如法師騙局、驅鬼、消災、神醫、算命狐仙；新式的如網上交友和借錢、盜用信用卡、兌換假幣、中大獎、簡訊招聘、電信詐騙、假網站、假軟體；混合形式有假冒身份、「撞」老人騙局、金蟬脫殼、辦證人和黑中介、騙婚詐財、徵婚陷阱、假大款和假高幹等等。凡此種種騙術變化無窮，數不勝數。

第二類是公共服務的欺騙，偽劣產品、商業欺詐、黑心食品、有害藥品、虛假保險、賣房騙局、虛假宣傳、藝人假唱、假新聞報道、司法腐敗、官員貪污、假形象工程、醫生行騙、教授剽竊。

第三類是權貴、精英和公共人物的偽善，如假慈善、假楷模、賄選假選、口是心非、心口不一、沽名釣譽、首鼠兩端、玩弄權術、欺騙洗腦。

欺騙的種類和手法雖然不同，但是，凡是能得逞的謊言和欺騙，背後都一定會有某些類似的因素在起作用：那就是利用我們自己身上天生帶來的情感弱點和認知偏誤。這些弱點和偏誤是人類天性的一部分，稍不留心就會給我們的行為帶來負面的，甚至災難性的影響。

情感弱點的問題比較明顯，也容易理解。人在受到虛榮、貪婪、妒嫉、仇恨、憤怒、恐懼、驕傲、怨恨等情感支配的情況下，理性思考的能力會被削弱，甚至完全喪失。

認知偏誤的問題則要隱蔽的多，也要複雜的多。認知偏誤是人在某些情況下的特定思考方式和行為傾向，經常是捷徑思維（heuristics）所致，導致推理和判斷產生系統性偏誤，是發生錯覺和自我欺騙的主要原因。一旦理性、邏輯、論證思考的過程發生認知短路或障礙，人對欺騙的抵禦能力就會大幅度降低，甚至完全失靈。這可能會發生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是我們容易上當受騙的一個自身原因。在互聯網的信息時代，這樣的認知偏誤發生得更加頻繁，沒有人可以完全免疫。我自己也不例外。

▍二 我為什麼上當受騙

去年，美國著名搖滾歌手鮑勃·迪倫拒絕接受諾貝爾文學獎的假消息在微信中廣為轉發，我開始也相信了這個消息，後來證明是假消息。於是我便問自己，我為什麼和許多人一樣，會上當受騙呢？

我得知這個消息時，覺的有些奇怪，但並不感得意外。因為消息是這麼說的，鮑勃·迪倫得獎後整晚上一秒都沒有睡，對著牆上的歐美地圖坐了整整一夜。凌晨，他打電話給了經紀人，宣布了自己的決定，其理由是，「我們美國人的音樂，不需要歐洲人指手畫腳」。這個消息符合我對鮑勃·迪倫一向獨立特行，我行我素的印象。

我覺得有些奇怪的原因是，鮑勃·迪倫是個藝術家，他總不會不知道藝術無國界的道理吧？怎麼也會有這麼狹隘的文化民主主義想法，用「歐洲人指手畫腳」來說事？但是，奇怪歸奇怪，我還是沒有懷疑他拒獎消息的真實性。這是因為，我所知道的鮑勃·迪倫是一個以反叛和行為難以預測著稱的藝術家，我頭腦里已經有了這個先入之見，他的拒獎理由與我頭腦里的想法是一致的。

因此，我就「自然而然」地把這當作了他拒獎的真實理由，在這個過程中起作用的是一種「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確認偏誤又稱肯證偏見或驗證偏見，是認知偏誤(cognitive bias)的一種，指的是，當我們主觀上已經有了某種看法或觀點時，我們往往傾向於尋找或直接接受那些能夠支持原有看法的信息，而忽視那些可能推翻原有看法的證據。疑人偷斧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這種偏誤是普遍存在的，即便我們有了對這種認知偏誤的知識，在特定的情況下，我們照樣還是會犯這個錯誤。我寫過不少與認知偏誤有關的文章，但我照樣還是犯了這個認知偏誤的錯誤。

除了我自己天生的「確認偏誤」之外，我上當受騙的第二個原因是，我在得知這條消息時，並沒有給它太多的注意。換句話說，我是因為缺乏關注，才沒有懷疑這是一條假消息的。人只是對特別注意或在意的信息，才會產生認真的懷疑，也只是因為認真懷疑，才會去進一步核實。尤其是在互聯網的信息瀑布時代，我們對每天接受到的許許多多信息會作一個快速的評估，一般只會關注自己認為是重要的信息。對信息的重視是對信息進行批判性思考的必要條件，只有重視了才會細加思考。我對這條假消息覺得奇怪，但並沒有將奇怪轉變為認真的懷疑，因此也就沒有想到要核實它的真假。

其實，核實這條消息並對之證偽一點也不困難。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的主要媒體沒有一個報道迪倫拒獎的消息。如果再仔細一點的話，就會發現，這條消息來自「洋蔥新聞」，洋蔥新聞以正統的新聞報道手法，報道純粹虛構或真假摻半的新聞事件，從而達到娛樂或諷刺的目的。

我教了二十多年的公共說理和批判性思維，總是跟學生說，在評估一個消息是否可靠時，不要忘記核查消息來源是否可靠。在讀到迪倫拒獎的消息時，我自己就沒有這麼做。可見，只是知道什麼是虛假或欺騙（知識）還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隨時能用這個知識去審視自己的行為。

我上當受騙第三個原因是，和所有的人一樣，我頭腦里天生就有一種難以擺脫的因果邏輯需要。人經常把兩件並列，沒有邏輯關係的事情在頭腦里形成虛假的因果關係。我在把迪倫拒獎當成真消息（至少沒有當成假消息）的時候，頭腦里自動形成的是一個不知不覺的「因為-所以」邏輯關係——因為他是個反叛而行為捉摸不定的人（因），所以他會做出拒獎之事（果）。

洋蔥新聞在編造這條消息時，利用的一定也是這個看似邏輯的關係。但是，這種邏輯關係只是一個錯覺或幻覺，分開來看，在我頭腦里的「因」和「果」可能都是事實，但它們之間並沒有邏輯聯繫，邏輯關係是我錯誤想像出來的。因此，就算迪倫真的拒獎，他的反叛性格也可能不是真正的原因。

我上當受騙還有第四個原因，那就是，我是從朋友微博的信息里讀到的。迪倫拒獎的消息是經過我朋友們篩選的，我對朋友們的智力有基本的信任，所以沒有產生特別的懷疑。要是我從《環球時報》上讀到這個消息，我肯定會有所懷疑。這是「信任」在起作用。我們對自己信任的人較少懷疑，這雖然是人之常情，但也是我們容易上當受騙的一個原因。

這其實也是我對學生經常強調的批判性思維的一環：即使信息來自你認為值得信任的來源，你也還是有責任檢驗它的可靠性和真實性。我犯下的是一種叫「相似性捷思」（Similarity Heuristic）的錯誤：那就是，以為熟悉的就是靠得住的。人對陌生人有天生的戒備，但也最容易上熟人的當。用老鄉、同事、同學、熟人的連帶關係套近乎，往往是欺騙和拖入下水的第一步。同樣，雖然我懂這個道理，一不留神，我也照樣會上當受騙。

▍三 便捷思維與認知偏誤

我們上當受騙，經常是因為對自己的「便捷思維」（又稱「捷徑思維」，heuristics)缺乏認識和提防。便捷思維是造成認知偏誤的主要原因，也往往直接表現為認知偏誤。

便捷思維的概念是由美國認知心理學家阿摩司·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和丹尼爾·卡內曼（Daniel Kahneman）從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提出來的，隨後在經濟、法律、醫學、政治科學等等領域中都發生了影響，對我們思考人在社會生活中為什麼上當受騙特別有啟發作用。

特沃斯基和卡內曼提出，人有兩套推論和判斷思維繫統，一套是分析和批判的，另一套是經驗和直覺的。人在信息不充分、不確定的情況下，或是由於沒有時間細思慢想，必須快速決斷。這時候，人經常只是運用經驗和直覺的捷徑思維。他們開始的時候提出了三種基本的捷徑思維：可用性捷思、代表性捷思和定錨和調整性捷思。每一種捷思都可能造成一些認知偏誤。

可用性捷思（availability）指的是，評估一件事情是否常見，全憑是否容易從記憶中回想。容易回想的就以為常見，不容易的就以為不常見。這樣的捷思引導人們高估熟悉事物的意義和價值。例如，媒體常報道的事情會讓人以為這樣的事情真的是經常發生的。「文革」時，天天報道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這樣的信息在人們頭腦中日積月累，一說到「我們」或「敵人」就能從記憶中自動提取。因此，許多人都本能地因為自己的生活鶯歌燕舞，形勢一片大好，以為解救全世界真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等著他們去解放。這種宣傳能奏效，利用的就是人們的可用性捷思。

代表性捷思(representative)指的是，在不確定的情況下評估一件事情的或然性，依賴於頭腦里有代表性的事例。例如，碰到了好人，以為這世界上好人多，碰到了壞人，就以為壞人多或全是壞人（「男人沒有一個好東西」）。其實，人們心目有代表性的不見得就更有可能發生，更不見得就真實。代表性捷思高估了個別事例的代表性，是一種經驗性直覺，看似準確，其實不能用它來準確認識事物或預測未來的類似事件。例如，由於看到熟人買彩票或在股市裡發了財，錯誤地用這種代表性來估計自己買彩票或股票發財的機會。又例如，給你講一個周扒皮或黃世仁的故事，就能讓你以為所有的地主都是十惡不赦的惡魔。這是一種很容易讓人上當受騙的捷思，

錨定和調整性捷思(anchoring and adjustment)。錨定指的是過度依賴得到的第一個信息（錨），用它來做出發點，並用與它的關係來調整對其他事物的判斷或決定。錨的作用是形成偏見或刻板印象。「文革」時階級鬥爭教育中的「憶苦飯」就這樣的一個「錨」，有了它就可以調整出對新社會的「甜」來。有了舊社會的「苦」，新社會哪怕物質再匱乏，再缺衣少食，也覺得無比幸福。美國的窮人和槍擊事件也可以成為這種性質的「錨」，來襯托其他國家的社會穩定和富足幸福。

捷思的基礎是經驗和直覺，經驗越豐富，直覺可能越可靠。但是，經驗和直覺提供的判斷也可能是錯誤。這時候捷思就會造成認知偏誤。下面是幾種常見的認知偏誤。

1.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這在前面已經提到，我們一旦對某個事物有了看法，便會選擇有利於這個看法的證據，或對「客觀事實」作出有利於證明自己看法的偏向性解釋。因此也就會忽視或排斥不利於看法的證據或解釋。互聯網時代的信息爆炸和「迴音室效應」更是加劇了許多人的確認偏誤。確認偏誤還包括，人天生就喜歡別人與自己有同樣的想法，找同類的人當朋友，訪問與自己觀點或看法一致的網站，政治觀點相同或相近的人們互有好感。

2.內群體的偏見（Ingroup Bias）：這是一種與確認偏誤相似的思維偏差，人群有部落化的傾向。進化心理學認為這與人的「愛的催產素」（Oxytocin）有關，是腦下垂體後葉荷爾蒙之一種。它使人與同族群人形成緊密聯繫，排斥外族群的「外人」。尤其是在發生族群間的衝突和戰爭時，不管同族群內部曾經怎樣相互仇恨和殺害，都會一致對外，也就是所謂的「血濃於水」。不管你的國家政府怎麼迫害和殘害你，都是「母親打兒兒不怨」，自己人總比外人好、胳膊肘朝里拐、家醜不可外揚等等因此而成為一種思維定勢。魯迅批評有人相信，「到底還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隸好」，說的就是這個。

3.賭徒謬誤（Gambler』s Fallacy）：雖說是一種「謬誤」，其實是一種思維障礙。我們注重以前發生過的事情，以為那些事情會對將來有所影響。有時候確實如此，有時候卻並非如此。例如，拋硬幣賭運氣，如果一連數次都是反的，我們會以為下一次總該是正的了吧。其實每一次的幾率都是百分之五十。賭徒越是輸，就越覺得下一次準會贏，所以欲罷不能。與賭徒謬誤有關的是「正面期待偏誤」(positive expectation bias)，這也是賭博成癮的一個原因，因為它讓賭徒輸了就覺得自己會時來運轉，而贏了就覺得「很順手」，還想繼續再來。談戀愛失敗多次的人，每一次都覺得下一次會有更好的機會，因而不能好好把握和珍惜眼下的機會。政治上的「付學費」和「白紙」說法也包含類似的謬誤，以為一種白紙就可以畫上最新最美的圖畫，而最後卻是一塗鴉。

4.購後合理化（Post-Purchase Rationalization）：又稱時後合理化，許多人買了東西，掏出錢來之前反覆猶豫，但買了之後，不管是不是花了冤枉錢，都會說服自己說值得。心裡越懊惱，越會找出該買的合理理由，這樣才能消除懊惱帶來的痛苦。購後合理化又叫「購買者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這是在下意識中平衡花錢的懊惱和購物的愉快。這種認知偏誤在其他決定選擇時也經常發生，是一種「認知失調」——自己得不到的葡萄是酸度，自己有的檸檬則是甜的。

5.歸因謬誤(Attribution Error)：對別人的行為，尤其是不良行為，總是傾向於強調內部原因，如人品、性格、教養、用心，而忽視或低估外部的環境原因。對自己的同樣行為，則正好相反。同樣的行為，別人的就很嚴重，自己的就輕描淡寫。在與別人發生爭吵時，總是責備別人先「挑釁」，強調別人的惡意，而把自己說成是不得已才還的手。個人之間是如此，群體之間，甚至國家之間也是如此。

6.選擇性觀察偏誤(Observation Selection Bias)：一下子由於某個原因而突然開始注意到以前沒有注意的現象，而且誤以為這一現象頻頻發生或特別嚴重。牙齒某個地方不舒服，用舌頭舔，越舔越不舒服。自己買了一個牌子的車，一下子覺得大街上到處都是這個牌子的車。肅反的時候，到處都是特務姦細；階級鬥爭之弦緊繃的年代，滿眼都是階級敵人。疑人偷斧也是這樣，偶然注意到了什麼疑點，有了疑心，越看越覺得處處都有證據。

7.維持現狀偏誤(Status-Quo Bias)：人有害怕變化的天性，因此在結果不確定的變化面前會裹足不前。就算拿「樹挪死，人挪活」的話從認知上來鼓勵變化，但心理仍然會忐忑不安。中文的「一動不如一靜」，英語的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不破就不修）都是表現這種心態的諺語。維持現狀偏誤是恐嚇性宣傳能夠奏效的心理基礎：政治改革有危險，一放就亂，因此穩定為上，一切照舊。

8.負面偏誤(Negativity Bias)：人們對負面消息的關注程度遠超過正面消息。從進化心理學來看，這一心理特徵有助於我們對危險的事情保持警覺，但它也會對我們的客觀評估造成障礙，形成偏見，影響我們的正確判斷和決定。2016年美國大選中確實有許多抹黑和惡意攻擊的現象，但就此把民主選舉說成是鬧劇和醜劇，予以挖苦、醜化和徹底否定，便是負面偏誤的結果。

9.隨大流效應(Bandwagon Effect)：人都喜歡隨大流，因為這樣輕鬆自在，沒有離群獨處的焦慮或壓力。就算特立獨行的人也不會在心理上沒有壓力感。大家怎麼說，我也這麼說，至少不會錯。這是一種方便但不可靠的捷思。隨大流的問題不在於它本身，而在於它對個人思考造成的障礙和扭曲。尼采說，瘋狂在個人是例外，在群體是常態。弗洛伊德持相似的看法，他的《集體心理學和自我的分析》(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the Ego)一書受勒邦《群氓》一書的影響，他認為「人群衝動、善變、躁動」，人身處於人群而隨波逐流，很快就會倒退到不成熟的狀態中去。

10.只顧眼前的偏誤(The Current Moment Bias)：人對未來的想像能力天然受到限制，對未來的變化要麼過分樂觀（烏托邦），要麼過分悲觀（反烏托邦），或者選擇根本不去多想，即所謂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管他明日是與非」（是否與唐代詩人羅隱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憂」有關，有興趣者不妨考證一下）。維穩壓倒一切就是這種認知偏誤的結果。

▍四 結語

認知偏誤既然是「人之常情」，了解和認識認知偏誤的目的是否就只能是接受性的理解呢？心理學家哈塞爾頓（Martie G. Haselton）等人在《認知偏誤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Cognitive Bias）一文中指出，「無論是在內容上還是在傾向上，認知偏誤都不帶有強制性（arbitrary）」。也就是說，這種偏誤並不是非犯不可的。認知偏誤是可以控制的，也是可以「去偏誤」的（debiased）。我們認識捷徑思維和認知偏誤，正是為了降低和盡量消除它們對我們的認知影響，這樣我們才有可能變得不那麼容易輕信，不那麼容易上當受騙。

關注當今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欺騙和說謊問題，我們不能只是關注或強調外部原因（雖然這也非常重要），而是同時要關注人的輕信和自欺問題，這是人上當受騙的內因。人天生就是善於欺騙的動物，同時也是輕信和易騙的動物。欺騙狡詐和輕信易騙同時是人性的組成部分，二者都是在人類的進化過程中形成的。康德說，「人性這根曲木，絕然造不出任何筆直的東西」。知道並承認人性曲木無直材，這對我們認識和應對欺騙具有特別的意義。但是，我們不應該因此對人性悲觀失望。同樣也是把人的天性比喻成樹和木材，陳獨秀在1917年的《近代西洋教育》一文中說，「生來本性的力量誠然不小，後來教育的力量又何嘗全然無效？譬如木材的好醜和用處大小，雖然是生來不同，但必經工匠的斧斤雕鑿，良材方成棟樑和美術的器具，就是粗惡材料，也有相當的用處。教育的作用，亦復如此」。這才是我們所需要的積極態度。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教育和啟蒙的作用。我們可以藉助教育和啟蒙，尤其是自我教育和自我啟蒙的力量，讓自己變得不那麼輕信，也不那麼容易上當受騙。

【作者簡介】

徐賁|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美國馬薩諸塞州大學文學博士，加州聖瑪麗學院英語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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