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早：中國最早的國文教科書是怎麼編出來的

導語：文言與白話的教學與使用，是兩套不同的體系。

作者：楊早，知名文史學者，作品有《野史記》等。

中國有規模成套的教科書，始自商務印書館張元濟主持，1904年開始出版的《最新教科書》。這套教科書，僅初、高小就有11門32種156冊，是當時我國小學教科書課目最完備的一套課，從1904年一直發行到1911年底，發行量佔全國課本份額的80%，是我國第一套完整的中小學教科書。對此，編者之一蔣維喬很自得地表示：「凡各書局所編之教科書及學部國定之教科書，大率皆模仿此書之體裁，故在彼一時期，能完成教科書之使命者，舍《最新》外，固罔有能當之無愧者也。」

不過這套教科書很難說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從商務印書館獨立出來創辦中華書局的陸費逵即指出，這套書是以日本明治三十七年（1904）的教科書為藍本編纂而成。是故該套教科書每一本的扉頁，除了標明編纂者外，都會附署以四名校訂者：

日本前文部省圖書審查官 小谷重

日本前高等師範學校教授 長尾槙太郎

福建長樂 高鳳謙

浙江海鹽 張元濟

在1904年，有兩位日本資深校訂者，還是一種權威性的保障。到了民國元年，民族意識勃發，商務印書館因為有日資參股備受對手指責，這種名目就不便打出來了。

各門教科書中，最難編的是《國文教科書》，因其沒有辦法模仿歐美與日本的教科書，「無成法可依附也」。而社會上又特別重視《國文》這一門課。正因為這樣，各書局編纂教科書，都把《國文教科書》拿來做門面。

社會上為什麼特別重視國文課？因為國文課承載的，並不單單是語言文字的教學，而是一門綜合教材。來看看《最新國文教科書》的《緣起》是怎麼說的：

凡關於立身（如私德、公德及飲食、衣服、言語、動作、衛生、體操等）、居家（如孝親、敬長、慈幼及洒掃、應對等）、處世（如交友、待人接物及愛國等），以至事物淺近之理由（如天文、地理、地文、動物、植物、礦物、生理、化學及歷史、政法、武備等），與治生之所不可缺者（如農業、工業、商業及書信、帳簿、契約、錢幣等），皆萃於此書。其有為吾國之特色（如開化最早，人口最多及古聖賢之嘉言懿行等），則極力表章之；吾國之弊俗（如拘忌、迷信及纏足、鴉片等），則極力矯正之，以期社會進步之進步改良。

《最新國文教科書》的內容涉及了國文、歷史、修身、自然、地理、政治等科目。這一點，從書里很多課文，在日後的課本里，都能無縫轉移到《歷史》《修身》《自然》《地理》等教材中，可以明見。

陸費逵批評這套《最新教科書》有三大毛病：一，程度太深。二，分量太多。三，各科欠聯絡，前後欠銜接。然而他創辦的中華書局搶先推出的《中華國文教科書》，採用的卻是單純的「範文彙編」，既無註疏評點，也無習題設計。所以雖然大打民國牌，搶了市場先機，風行一時，但據說「不旋踵而就自然消滅」，並沒有太長的生命力。

倒是商務印書館，雖然失了先手，但趕上了另一個契機：南京政府教育部改革學制，將初小五年、高小四年、中學四年改為初小四年、高小三年、中學三年。因此商務印書館的確可以乘機適應新學制，將《最新教科書》的程度調低，分量減少。

比如《最新國文教科書》初小第一冊第一課，只有八個單純的漢字：天，地，日，月，山，水，土，木。第二課才出現家庭圖景，要學的是四個字「父，母，子，女」。

而《共和國教科書·新國文》初小第一冊第一課，則是一幅「三代同堂圖」，有祖父祖母，父親母親，剛上小學的哥哥，小一兩歲的妹妹，以及尚在襁褓之中的小弟弟。這一張當時中國的典型家庭結構畫像，要講的只有一個字「人」。這在當時，被稱為「從天到人」的轉變。1915年中華書局出版《新制單級國文教科書》，初小第一課也是《人》。

到了1917年《商務國語教科書》出版，第一課變成了配圖的「入學」，第二、三課則要學的是「敬師」與「愛同學」。語文課本一開始講述學校情況與道德法則，似乎成了新的慣例。

1920年1月，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北洋政府教育部命令全國國民學校一、二年紀國文教材改用語體文，即白話文。教科書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如商務印書館1920年出版的《新法國語教科書》，前四冊都是白話文，從第五冊開始出現文言文。當時比較有創意的做法，是將白話文與文言文並置，如第六冊第23課、第24課是同一個故事：

人有用一杯酒送給門客的，許多門客見了，大家都說道，僅僅一杯酒，我們如何能全喝得著呢，不如大家都在地上畫一條蛇，誰先畫成，就給誰喝。

於是各人就畫起來，不多時，一個人說道：「我的蛇畫成了。」舉起酒來要喝，忽又想道：「我還能給蛇添上腳。」等到畫上腳，別人的蛇卻已畫成了。

於是第二畫成的人，就將酒奪著喝盡，說道：「蛇本沒有腳。現在你給他添上腳，這不是蛇了。」

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為蛇，蛇先成者，獨飲之。」

一人曰：「吾蛇先成。」奉酒而起曰：「吾能為之足。」及其為之足而後成。

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是非蛇也。」

這種做法，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國文教科書的標配。1923年商務版《新法國語文教科書》，除了老編者庄俞等，還加入顧頡剛等新派學者，《編輯大要》中指出：「本書加入文言文，為的是：學生方面，稍微懂得文言文組織的方法，將來升入中學，學習文言文，可以不感困難，就是讀文言文的報紙，也便利了。學校方面，有許多不能改用語體文教授的，固然可以把這書作一個絕好的過渡方法，就是改用了語體文，這書也很合用。」

有意思的是，與現在中小學課本里的文言文課文後附「白話譯文」不同，當時教材的編排，總是語體文在前，文言文在後，編者的意思，語體文是日常使用的語言，文言文則是需要學習的書面語言，按照「從舊入新」「從具體入抽象」的原則，何者為先，不言而喻。

說到文言白話，多說兩句。「如果一個人有了很好的文言功底，他寫不好白話文，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樣的話，我們現在的人，是沒有資格說的。因為文言與白話的教學與使用，是兩套不同的體系。1999年王朔批評金庸，順帶地圖炮捎上南方作家，說他們用的都是死語言。從某個角度看，他說的也沒有錯。魯迅說甲學了文言文來做文言文，乙又學了文言文來讀甲做的文言文，其實對於大部分人尤其是非北方方言區的人，學白話（普通話）又何嘗不會經歷類似的過程？1905年，已經在北京住了三代的《京話日報》主編彭翼仲，仍然在慚愧自己的白話不幹凈：

受文話的毒深了，一時很不容易改……我中國的言語不同，是第一件不好的事，不是替字母義塾吹嘴，要叫言語相同，非通行了新字母不成……唯獨像我這類詩文入手的，彷彿染黑了的布一樣，無論怎麼洗，萬萬的是不能幹凈了，躲避了之乎者也，又遇見況且雖然，還要時常的露馬腳，用點子陳穀子爛芝麻的成語……唯有《大公報》主人英斂之，和我們那位啙窳先生，瓜爾佳先生，演說的白話，是很乾乾淨凈的。

他後面提到的幾位，都是旗人。有文化的旗人，同樣是「詩文入手」，為什麼他們演說白話，可以「乾乾淨淨」吶？因為他們從小說「京話」，很容易「我手寫我口」，而對於非語言中心區的寫作者，文言也好，白話也罷，都是通過教育習得，兩種文體之間，其實沒有什麼通約性。文言好，白話也可能爛，像章太炎、嚴復這樣的大師，也很難說他們能寫出漂亮的白話文。

近世文言廢而白話興，以我之淺見，去除那些橫加於其上的家國情懷，最重要的原因，是文言文過於套路化，說理言情，基本上都在典故里打轉，難於再出新意。而面對西方的舶來學問，又難於精密地迻譯。蔡元培從啟蒙角度出發，稱應當「應用文用白話，美文用文言」，後來的歷史發展卻恰恰相反，公文那一套「等因」「奉此」，用文言表達無礙，倒還顯得堂皇；現代生活中的點點滴滴，繁複曲折，用文言哪裡夠？等到更激進的政府，將公文也改用白話，不也迅速地形成了一套公文腔？用不用文言，倒還在其次。

都說網路語言活潑，我倒覺得它已經在迅速地套路化，雖說新詞層出不窮，表情包也花樣翻新，但實質都是以多種套路，來代言複雜的事實與情緒，表鬱悶但稱「心塞」。抓狂必曰「撓牆」，社交媒體上的交流表達，正在千人一面化。類似的弊病，可以通過增加文言文教學改良否？我不太樂觀。

中小學語文教材的編法，我還是服膺葉聖陶、豐子愷諸先生在1932年《開明國語課本》的「編輯要旨」里所說：

本書內容以兒童生活為中心，取材從兒童周圍開始，隨著兒童生活的進展，逐漸擴大到廣大的社會。與社會、自然、藝術等科企圖作充分的聯絡，但本身仍是文學的……本書盡量容納兒童文學及日常生活上需要的各種文體詞、句，語調力求與兒童切近，同時又和標準語吻合，適於兒童誦讀與吟詠……本書圖畫與文字為有機的配合，圖畫不單是文學的說明，且可拓展兒童的想像，涵養兒童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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