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名著為何只有《西遊記》被翻來覆去地翻拍

《悟空傳》的持續熱映，有關「西遊」影視改編的討論再次達到了高潮。前有張紀中版《西遊記》、《西遊降魔記》、《西遊伏妖篇》，後接《大聖鬧天宮》、《敢問路在何方》、《西遊記：女兒國》……《西遊記》這部距今400餘年的明代小說，像一部孜孜不倦的「永動機」，創作出一部部大小不一、良莠不齊的影視作品;又像一隻鮮黃錚亮的碩大橙子，人人都要從它身上榨得一杯橙汁一飲而下。作為四大名著之一，《西遊記》不如《紅樓夢》悲涼之霧遍被華林，不如《三國演義》政治詭譎風雲變幻，不如《水滸傳》刀光劍影快意恩仇，它的故事主線也非常簡單，甚至可以由一句話概括：「唐僧師徒四人，去西天取經。」但其改編次數與頻率，卻遠遠高於其他三部名著。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追根溯源，「西遊」系列影視劇作的成功，必然歸功於明朝吳承恩的這部《西遊記》。用今日時髦的詞來說，這部小說當屬於「公路體」。所謂「公路體」，就是以一段旅程為背景，主人公在這段旅途中不斷結識新的朋友、遇見新的難關或敵人，產生一系列的戲劇衝突，一路過關斬將到達終點;途中主人公可能完成思想和性格上的轉變，也可能在種種變故後依舊保持初心。《西遊記》作為中國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無論在敘事手段、故事風格還是人物塑造上都有著極高的前瞻性，完美地契合了時下新興的「公路片」特徵。

除此之外，《西遊記》具有其他易於翻拍的好處。

一是人物眾多，性格豐富。一心向佛、慈悲為懷的唐僧，火眼金睛、嫉惡如仇的孫悟空，好吃懶做、憨厚單純的豬八戒，任勞任怨、忠心護主的沙和尚，狡詐陰險、變化多端的白骨精，狂妄自大、野性難馴的紅孩兒……吳承恩用綺麗的想像和飽滿的筆墨創造出取經的師徒四人和路上大大小小近百個妖怪，各個脾氣、性格迥異，任君挑選組合。

二是「半架空」，時空背景相對抽象。《西遊記》描繪了一個「東方魔幻烏托邦」，說的是人與妖魔鬼怪的故事，沒有具體的年代。這樣一來，編劇和導演可以不受歷史背景的羈絆，改編起來比一般作品具有更大的開放性和包容度，極大地增添了發揮的空間。

三是受眾廣闊。《西遊記》是家喻戶曉的名作，情節故事老少皆宜，省去了普通IP前期宣傳造勢的成本，並且能夠打開範圍不小的市場;猶如一塊超市加工過的「半成品」，電影人把它買到手後，只需稍稍加以製作就可「出鍋」見客，賣相不會很差;若是在輔以一點點創新元素，更是叫好又叫座。更勿論《西遊記》因為歷史的久遠，不需要買下版權即可拍攝，這樣划算的買賣，試問誰不會趨之若鶩呢?

當下正在熱映的《悟空傳》，講述的是五百年前未成為齊天大聖的孫悟空不服天命，向天地諸神發起抗爭的故事。不僅這部，《大鬧天宮》、《西遊記之大鬧天宮》、《大聖歸來》……不少影視劇作把「師徒四人」中的孫悟空單拿出來加以挖掘和重塑，這也恰恰反映了「孫猴子」在人們心中的分量。在中國，沒有人會不知道「猴哥」，孩子們愛聽它的故事，早在人物「周邊」市場興起之前，大街小巷就出現了形形色色有關孫悟空的初級「手辦」。國人對這隻「猴子」的痴迷，細細想來，遠遠超過其他任何文學作品中的任一人物。其中的深層次原因著實值得人們思索。

從童話的角度看，孫悟空只是一隻「猴子」;從文藝的角度看，它是人、猴、神三者成功統一於一體的藝術典型;從宗教的角度看，自大鬧天宮至西天取經，它所代表的是從佛教的小乘境界(自我完善)到大乘境界(普度眾生)的轉換……不同年齡、層次、心境的人看孫悟空，都會有不同的人生感悟和智慧啟迪。而最能夠引起共鳴的，是孫悟空一直企圖掙脫一切束縛，攪攬乾坤，爭取理想的自由空間，從鬧龍宮強取金箍棒、鬧地府勾去「猴類生死簿」，到上天庭做弼馬溫不如意大鬧天宮，孫悟空做的，是大多數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這种放縱而肆意的自由，是多數人求而不得甚至不敢所求的東西。然而，孫悟空被如來佛祖壓在五指山之下，遇見唐僧，戴上「緊箍咒」……不由得讓讀者對孫大聖產生了推己及「猴」的同情：緊箍咒是什麼?不就是人類社會用來約束自身的法律、道德、宗教、倫理、輿論等等許許多多的精神枷鎖嗎?它所圈束的哪裡是什麼猴王的腦袋，分明就是人類心靈的欲求。

我們為悟空大鬧天宮而暗自激動，就是讚揚這種衝破世俗、對抗權威的勇氣;我們對唐僧經常不理解悟空甚至懲罰它而氣憤，就是為自己在社會中遭受到的偏見和誤解而吶喊搖旗。我們對這隻猴子寄託了如此這般多的東西，就是在為我們的生活和命運找尋共識和慰藉。

也許我們每個人，都是一隻「猴子」。

備註：以上圖片均來源於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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