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江口水庫，遙看沈從文的身影

丹江口水庫，遙看沈從文的身影

文 李輝

一，「幹校」木板失而復得

五十年代，侄女朝慧從鳳凰來到北京，由沈從文一家的成員。

十幾年前，劉煥章、沈朝慧夫婦第一次向我講述一塊「幹校」木板的故事。

木板與沈從文相關。劉煥章是沈從文先生的侄女婿。歲月流光碎影中，木板支離漂泊，機緣巧合，最終回到他的手中，怎能不讓他詫異而激動？

一九八五年，劉煥章應邀到香港舉辦展覽，其雕塑作品需要木箱裝運。當時，木材尚屬計劃調控物資，市場上難以買到，中國美協為此特批一批木材，供劉煥章製作箱子。

木材運至美院，才發現木板過厚。正好倉庫里有一批十年前從歷史博物館運來的舊木板，其尺寸較為適合，於是，遂以新木材與之交換。

沈從文從丹江口寄回北京的的木箱板。

展覽結束，展品從香港運回北京。再過幾年，才將木箱拆開。忽然，劉煥章發現有兩塊舊木板的內側各有字跡。一塊上面由毛筆直接書寫，另一塊上面貼著寫好的紙條。內容都是「丹江文化部辦事處沈從文」。一辨認，竟全是由沈從文本人書寫。

木板顯然是沈從文一九七一年在「五七幹校」勞動期間使用過的。據《沈從文年表簡編》（《沈從文全集》附卷），沈從文於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日離開北京，下放至位於湖北咸寧的文化部五七幹校勞動。兩年之後，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一日，與張兆和同車抵達丹江。

約半年之後，一九七二年二月，七十歲的沈從文獲准回京治病，離開丹江，從此不再前往。木板上的地址，應是他在離開咸寧之前，親筆在裝運行李的木箱上寫下的。但木箱何種方式、何時回到了北京，又如何被拆開從歷史博物館運到中央美院，堆放在倉庫里，均不得而知。

然而，木板畢竟與沈家有緣，分手十幾年後，誰料想它們又走了過來。當劉煥章發現留有當年墨跡的木板重現時，沈從文已經去世，他沒有機會得知這一巧合。他們向我講述這一故事時，正為木板後來又不知去向而懊喪。還說，要是早些認識我，送給我就好了。

機緣卻仍在。十一年前，二〇〇六的一個夏天，他們的房子改造所有老式暖氣，拆除設備時，貼有紙條地址的那塊木板，忽然間從管道縫裡露了出來。儘管另外一塊雖暫無蹤跡，但已足讓他們高興了。

「那塊木板又找到了！」

一見到我，劉煥章眉毛揚起，總是顯得特別有神的眼睛，瞪得更大更圓，亮得喜人。

「這塊木板送給你吧！你研究那段歷史，一定感興趣。」他們夫婦熱情地說。

從此，在我的各色各樣的史料收藏中，多了一個特殊的禮物。

一塊看似普通的木板，伴隨著一代文豪漂泊遷徙，在親友的眼裡多了一份親切，在我的眼裡，更多了一些歷史意味。

沈從文走進丹江

一直想集中研究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沈從文等知識分子的「五七幹校」生活，那是文化史重要的一頁。知識被貶斥，人格被扭曲，精神被閹割，眾多學者、作家、藝術家在所謂勞動中消磨才華，虛擲熱情，荒廢生命。慘痛的一頁醒目地書寫在史冊上，要想人為地遺忘、撕去，恐怕很難。

1969年和張師傅一家（在幹校）。

沈從文最初是在咸寧文化部「五七幹校」期間負責看菜園，但仍鍾情文學，念念不忘因「文革」爆發而戛然中斷的古代服飾史研究。他在地鋪上寫舊體詩，嘗試新的寫作形式；他致函歷史博物館領導，希望回到北京參加博物館「通史陳列」的修改。據《年表簡編》敘述，他在信中說，在此「消極的坐以待斃，不是辦法」，要求「讓我回到那個二丈見方原住處，把約六七十萬字材料親手重抄出來，配上應有的圖像，上交國家，再死去，也心安理得！」

沈從文得到的回答——「你那幾份資料，希望你自己能一分為二來看待，那是還沒有經過批判的……」當他和張兆和一起離開咸寧前往丹江時，回北京開始研究的期待，對於他仍然只是一個夢。

沈公子虎雛先生編撰的《沈從文年表簡編》，詳略妥當，敘述得體。其中，關於七十年代初沈從文在「五七幹校」期間的活動，有如下記述：

1971年

1月17日，再次致函幹校連隊領導，請求准許回京治病，無答覆。

2月8日，致函幹校連隊領導，重申回京治病請求：「與其在此如一廢物，近於坐以待斃，不僅我覺得對國家不起，從國家說，也極不經濟……權力名位對我都無所謂」，只因「可用生命已有限……儘可能爭取一年半載時間，將一些已改正，待親手重抄工作抄出來，上交國家」。請求未獲答覆。

可憐而無奈！研究「文革」時，我一直為知識分子在「幹校」的窘狀感到痛心，沈從文請求工作而不得，又多了一個佐證。

1972年沈虎雛來到丹江口乾校探望父母。

決定把咸寧幹校的一批老弱病殘者轉移到丹江，是在一九七一年七月初。張兆和先行到丹江打前站。她在七月十五日從丹江給兒子虎雛和兒媳之佩寫信說：

我七日動身，八日午前到達丹江。這次走得很快，一日宣布老弱病殘來丹江名單，開座談會。第二天我到雙溪，因為是幹校根據中央機關五七幹校會議紀要精神，落實毛主席兩個指示，我想是統一布置的，沒想到他那裡毫無動靜。三日為爸爸洗床帳衣服，曬棉衣棉被棉鞋，全上了霉，下午得到連部電報，要我在四日趕回。回連後開了學習班，整理行裝，七號早晨就離開了下放一年零九個月的向陽湖了。這次文化部五七幹校，將送來丹江三百五十人。說得很清楚，不是退休退職，不是甩包袱，因為這些人不適合於在生產第一線，轉移一個地方，為了將來更好的繼續革命。黨對於幹部工作人員負責到底。到這裡以讀書和休養為主，兼做力所能及的勞動。爸爸早先只想回北京，希望沒有能達到，這次我一說他就同意來，並且要我先來，隨後他們連部動員時我再回雙溪接他，料理搬家。我們幹校五個大隊，只有我們第四大隊動得最快，趕在雙搶之前送走我們。

在張兆和先行抵達丹江之後，沈從文仍在咸寧幹校里勞動。當年湖北推廣雙季稻，七月中旬正是晚稻插秧時節，他參加了插秧。有意思的是，在七月十九日寫至丹江的家書中，他沒有訴說酷暑中的艱辛，而是饒有興趣地向張兆和描述鄉下孩子引發出的他對童年生活的回憶，以及對當前教育存在問題的擔憂。他在信中寫道：

昨晚約四十幹部下田插秧時，一大群孩子均坐在田埂上看熱鬧，可愛得很。事實上我似乎也就是怎麼長大的，甚至於比他們還野得多，因為在小鄉城裡由看殺豬、殺羊、殺牛、破黃鱔、做棺材、雕佛像、做炮仗、染布、絞繩子、織網布，以及十里八里外去參加和龍街子式各種各樣的鄉場，玩著草龍抬著戴柳條圈的母狗去各處鄉下求雨讓人用泔水倒了一身再下到河中去捉水蛇，比坐下來讀讀經書或「人手刀尺」可豐滿得多！可惜的是現在鄉下孩子，野的機會已不多了，所以興趣也極窄。在小學三年級，即作論文或「鬥私批修」，也可以說是教改中的一些小問題，可是卻涉及以億計的思想和感情！大家多覺得大學教改有必要，問題又極複雜。還少有人在《紅旗》上做文章，談小學和初中語文教學問題。事實上一到鄉下和教師學生稍有接觸，即可明白問題比大學更迫切要改，不然，初中畢業，很少學生會自動看報的。

記憶如早年的《湘行散記》和《從文自述》一樣，依然活潑而富有色彩。對教育的憂慮似乎顯得有些「迂」，頗為不合時宜，但也從另一個角度反映出以往他常常表現過的憂患意識和喜歡評說現實的入世態度，其骨子裡依然是文人的精神自由。汪曾祺在談到四十年代沈從文就婦女運動參與討論的往事時，曾對我說「他就愛多管閑事」，在幹校里的沈從文無疑依然故我。不同的是，此時沒有公開發表看法的空間，他只能在家書中隨意發揮罷了。

不過，他的這種狀態當時恐怕很難為人理解，即便妻子也不例外。張兆和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在丹江寫給兒女的一封信中，曾這麼說：「爸爸長期三脫離，過著孤寂的生活，腦子裡想的，往往和現實格格不入，跟不上形勢發展。他害怕過集體生活，歡喜自由自在，我卻覺得更可怕的是長期三脫離。」多年之後，卻讓人感到，他的這種狀況恰恰真實反映出一個天才藝術家在艱難處境中的特立獨行。

沈從文談論教育的信，應是在離開咸寧幹校之前寫給張兆和的最後一封信。不到一個月，他就該離開這裡，前往丹江了。

漢丹線上的唐縣鎮火車站

沈從文1972年在湖北丹江水庫。

丹江口水庫一瞥，李輝 攝。

丹江——對於我這個湖北人來說，實在是太熟悉的地方了。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位於漢水上游的丹江水庫建成，在湖北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當時，它也是全國的大型水庫之一。因有了這個水庫，特地將漢口通到襄樊的鐵路繼續往西，直通丹江，簡稱「漢丹線」，其重要性可見一斑。

從兒時起，我就熟悉了丹江的地名。

我的家鄉在湖北隨縣（今改為隨洲市），有十年時間居住在漢丹線上的一個小鎮——唐縣鎮。記得1964年左右，隨著漢丹線修到唐縣鎮，遠在西北方向幾百里之外的丹江，頓時成了似乎與我們有關的地方。曾經陌生的這個地名，一度被我和小夥伴們天天掛在嘴上。那一年，我剛剛八歲。

我們家住在距鎮子幾里遠的公路旁邊，因依傍公路大橋，這個公社也就被命名為大橋公社。每至放學後，我總愛跑到公路大橋上玩耍。數開過的汽車——多是運貨卡車，往襄陽、丹江口方向的運日用品，望武漢方向的運木材；看橋下的河水——它一年四季流淌不息，夏季水大時可以跑船，一直駛入漢水，直達武漢，冬天清澈見底，從橋上甚至可以看到魚在水中閒遊。

鐵路修到河邊，看得最多的當然就是修鐵路橋了。鐵路橋橋址在公路橋和鎮子之間。在我們好奇的目光注視下，一個又一個橋墩從水底漸次露出來，再慢慢向上挺拔而起。安裝橋樑時，我們特地跑上幾里地，去看大吊車這個龐然大物如何把橋樑預製板吊起又放下。在我們將近一年時間的注目下，大橋架好，鐵軌一節一節向前延伸而去。

很巧，鐵路剛通到襄樊，「文革」就爆發了。於是，十歲的我，得以有機會成天與夥伴們擁擠到鐵路旁，看大串聯的紅衛兵擠在車廂里高歌、高喊、高叫，不時撒出一疊油印傳單，紅的，綠的，黃的，飄灑而飛。我們追逐火車，爭搶飄在空中的傳單，比賽看誰的戰利品最多。

時隔五十年重逢唐縣鎮火車站。

再過幾年，我們家搬到縣城，住在火車站附近的山坡上。每日上學，穿過鐵路，走進城裡的學校。感覺中，來來往往的火車，永遠是我親近的朋友，它們把我的嚮往帶得很遠。那時，我總想，要是能坐上火車到遠方去，該多好。

當年從咸寧到丹江，無論鐵路或公路，隨縣都是必經之地。沈從文當年遷移時，乘坐火車前往丹江，路過的正是我家附近的火車站。

離開咸寧幹校前，張兆和特地從丹江趕來幫助沈從文收拾行李，沈從文在寫給虎雛的信中，詳細敘述了他們遷移前的準備和最初的行程：

這次遷移，因媽媽四號即到了雙溪，有四五天安排，十一號圖博口又來了四位少壯同志為扎行李，所以下午上卡車前，媽媽還在比較從容情形下，為幫忙同志作了四樣菜，買了五瓶啤酒，煮了卅個鹽茶蛋，吃個飽飽的。行李交車站後，我們即灑腳灑手轉回中轉站，一住九天。有幾天溫度還在四十度左右，但是遷移事總算有了歸結，就只等待到丹江後取行李了。

在他託運的行李中，想必就有標明「丹江文化部辦事處沈從文」字樣的木箱。

沈從文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五日自丹江致信虎雛：

我十一號坐機關卡車到咸寧縣文化部中轉站，原說十五號過丹江，不料和媽媽直到廿，才聽說圖博口有十多人到了火車站，有同事來通知，才一同到車站。下四點多開車，六點到武昌，等十點坐丹江車。在等待中我們還從從容容乘了無軌電車到大橋西端，再回頭慢慢走過大橋。正值傍晚，有微風，天氣不熱，所以走了約四十分鐘才到橋南，飽看三鎮夜景，人也不太累。上車給了我一個卧鋪，獨一的。

沈從文乘車途經隨縣前往丹江的那一年，我十六歲。或許，某一天，我所打量過的某列火車，裝載著正是他和他的行李木箱。匆匆東來，又匆匆西去。沒有想到，許多年後，那一年他所經歷的故事，成了我追尋的歷史場景。

修訂於二〇一七年八月初，北京看雲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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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根者誰？

李輝 葉匡政 綠茶韓浩月潘采夫 武雲溥

醉能同其樂，醒能著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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