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滅亡，王安石是罪魁禍首還是歷史的背鍋俠？

歷史上但凡一個國家出現問題總要有人出來為這些問題承擔歷史責任，成為後人口誅筆伐的對象。例如安史之亂中的楊貴妃，明末清初的陳圓圓都背上國家戰亂和滅亡的罪名，而北宋年間的王安石也因為自己的變法運動也被認為是北宋滅亡的導火索，承擔了北宋滅亡的歷史責任。那王安石是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還是北宋決策者的替罪羊？

王安石沒有變法之前，北宋是給什麼狀態？基本上是屬於等死，當時國家「百年之積，惟存空簿」，國庫已經一分錢沒有了，處於一個積貧積弱的狀態。王安石變法後：宋廷財賦有了明顯的增加，國庫充裕，宋神宗年間國庫積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財政支出，徹底改變了北宋「積貧」的局面；通過「強兵之法」的推行，積弱局面得以緩解，甚至一舉扭轉了西北邊防長期以來屢戰屢敗的被動局面對西夏吐蕃等都取得了空前的勝利，北宋國力大為增強。從結果來看這場變法無疑是成功的，它將北宋從死亡線上又拉回來了，就像一個病入膏肓的病人，王安石的變法就是一隻強心針給了注入強迫的動力，尤其是收復了河湟和橫山，就如兩把斬斷西夏下半身和直插西夏心腹的尖刀。

在來看看王安石變法的主要內容：利用農田水利法、保馬法鼓勵生產。改變稅收體系，讓富人交一點稅，窮人少交一點稅。3、加強地方治安，主要是保甲法，間接提高了社會生產的發展。4、整頓軍備，將兵法，通過將兵法初步改變了，北宋將不認識兵，兵不識將的情況，減少了吃空餉、喝兵血的現象。這些改革內容每一條的初衷都是好的，然而卻得不到當時人民的接受，尤其是那些可以左右國家命運的大貴族，大官僚，大地主的支持，僅僅是改革稅收這一條就被富商和與富商們關係密切的官僚、貴族集團們強烈反對。

而自古中國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他的這些改革政令在具體執行的時候卻出了很大的岔子如青苗法等新法推行到地方，能夠增加政府收入，限制了高利貸對農民的剝削，可是實際作用中強制農民借貸；免疫法讓農民從勞役中解脫出來，但造成了貧苦之人的負擔；農田水利法促進增收，但是一旦成為官員考核標準，就對民眾造成了壓迫。另一方面部分地方官員為了明哲保身，乾脆應付了事，許多很有進步意義的新法最終淪為一紙空文,變法一定意義上說是增加了百姓的負擔.。

王安石變法本是出於為國的一片忠心，然而在制定變法政令之時，忽視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下手過於剛猛，沒能夠統一人心,造成了宋朝長期的黨爭,長期的內耗造成了統治集團內部的分裂,不利於國家的穩定.黨爭發展到最後,就變成了為為了反對而反對,毫無理智可言,新舊黨之間水火不容,變與不變因新舊黨的輪替幾經反覆,而且在變法後期變法集團內部混入了許多企圖借著變法升官發財的投機分子,成為了導致北宋滅亡的害群之馬.客觀上造成了北宋政治局面的混亂。王安石變法對於北宋的滅亡也有著間接的聯繫。

但將所有罪責都歸咎於王安石身上顯然是不公平的.北宋的變法本來就是滅亡之前的一場自我救贖，是生存的最後一個救命稻草,可是好不容易等到了勵精圖治的皇帝和有智慧和能力的大臣時,變法卻遭受波折,尤其是一司馬光為首的反對派更是對他的變法橫加阻攔，不明白為什麼能洗出《資治通鑒》這樣鴻篇巨製的歷史書籍的司馬光，為何卻不明白一個朝代走上變法圖強的道路之時，必然是舊的制度不在適應於今天的社會的道理。變法啊總結的失敗,這不僅是王安石個人的悲哀,也是時代的悲哀.。然而強大出頭鳥，歷史上身先士卒的人一般都要經受別人苛責的眼光,如果事成則萬世敬仰,如果失敗就容易被人當做始作俑者。王安石註定要為他的變法背上所有的罵名，儘管這些問題是多方因素造成的，也要算在他的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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