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漁和明末清初的閱讀革命

01

李漁的跨界：從作家到職業出版人

李漁（1611—1680）

初名仙侶， 字謫凡，號笠翁，浙江蘭溪人。他出生於明神宗萬曆年間，經歷過明、清兩代，是著名的戲劇家、戲劇理論家和美學家，被列入世界文化名人。他曾親自創建戲班，擁有豐富的戲曲創作和演出經驗，還提出了較為完善的戲劇理論體系，因此有人稱他為「東方莎士比亞」。

李漁在科考中屢次落榜，卻精通人世間許多俗氣的學問。比方說，他懂得園林營造和飲食養生，對戲曲的創作和編排了如指掌，甚至對女子的姿容相貌也自有一套理論。如果生於現代，李漁的人生會有很多種可能性。他可以是媒體節目上妙語連珠的評論人，也可以是備受追捧的生活美學家，抑或是劇場影院里最賣座的導演或編劇。總之，他的每一項才華都能夠兌現，並成為賴以生存的立足點。

然而，在幾百年前的明末清初時期，並沒有這些五光十色的職業可供選擇。李漁只能靠賣賦糊口，將滿腹才華濃縮到文字里，拿到書市中售賣。在當時特殊的歷史背景下，許多文人開始拋下成見，投身到純粹商業化的出版活動中，而李漁正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代表著這個時代的閱讀口味，也悄悄引領著這場暗流涌動的閱讀革命。

公元1669 年初夏，即清康熙八年，金陵芥子園落成。李漁舉家搬入園中，在這裡開始了一生中最為愜意的時光。「芥子園」之名取自佛經中的「芥子納須彌」，意思是園林雖小，五臟俱全。這個微小的園子里融入了主人李漁的美學主張，設計精巧，包羅萬象。

金陵芥子園

李漁時年59 歲，經歷過科舉失利，目睹過朝代更迭。對讀書人來說，這不是一個好時代。異族入侵，改朝換代，科舉無門，報國難成。

李漁是個俗人，愛好美姬、美食、庭園、戲曲，他割捨不了世間的種種享樂，也無緣通過仕途來改善經濟處境。所幸的是，他有一支妙筆可以吐字生文，並以此來養活家小，維持安逸生計。

在搬入芥子園之前，李漁已經是聲名卓著的作家，既寫過《無聲戲》《十二樓》這樣的白話小說，也著有《風箏誤》《比目魚》這類膾炙人口的傳奇，在市場上反響不俗。而寫書獲取的稿費，也成為李漁主要的經濟來源。

《無聲戲》《十二樓》《風箏誤》《比目魚》（書影）

作為一個暢銷作家，李漁的作品是書商們爭相盜版的對象。他的書籍甫一面世，就會招致翻版，並且被迅速推向市場。李漁對此怒不可遏，四處奔走交涉，卻很難有效阻止。

明代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中記載：「今海內書，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 金陵也、閶闔也、臨安也。」由此可見，當時四大出版中心，即北京、金陵、蘇州、杭州。到了清代，江南一帶的書坊發展興盛，王士禎《居易錄》中記載：「近則金陵、蘇杭書坊刻板盛行，建本不復過嶺。」

1662 年，李漁遷居金陵，索性自立門戶，開設書坊，出版並售賣自己的書。

「弟之移家金陵也，因拙刻作祟，翻版者多，故違安土重遷之戒，以作移民就食之圖。」 ——《與趙聲伯文學》

翼聖堂是李漁在金陵的第一個書坊。芥子園落成以後，他在芥子園內繼續出版活動，集編寫、印刷、發行於一體，號稱「芥子園書鋪」。從此，「湖上笠翁」的名號和芥子園書鋪密不可分。

李漁出身於商人之家，自幼耳濡目染，對經商之道有幾分研究。他不僅是暢銷作家，還是一個頗有營銷頭腦的編輯。李漁主持書坊期間，策劃並出版了許多實用類的書籍。例如，駢文寫作指導書《四六初征》，書信寫作範本《尺牘初征》。此外還有李漁本人編寫的《笠翁對韻》，囊括諸多字詞的對仗、修辭和用韻手法，至今仍是人們學習近體詩、詞寫作的重要參考書。

為迎合市場需求，芥子園書鋪刻印過小巧便攜的袖珍本，出品過文創產品——花箋。古人在紙張上印染美麗的花樣或顏色，用來題詩寫詞備顯風雅，這便是花箋。芥子園印製的韻事箋、織錦箋，紋樣華美，精緻無比，有數十種之多。其中織錦箋「盡仿迴文織錦之義，滿幅皆錦，止留紋缺處待人作書」。

芥子園中，花木扶疏，姬妾相伴。除了刻印書籍，李漁還成立家班，排演自己所寫的戲曲。《閑情偶寄》就是在這個時期誕生的。此書涵蓋詞曲、演習、聲容、居室、器玩、飲饌、種植、頤養等八個部分，內容博雜，堪稱古代生活藝術百科全書。李漁對紅塵的痴迷和在行，都在這本書里表現得淋漓盡致。

《閑情偶寄》精刻本

02

刻本時代：從鴻蒙到盛世

中國人的閱讀經歷了漫長而悠遠的過程。一本看似再尋常不過的刻本書籍，在漢字誕生數千年以後才得以出現。

雕版印刷，先將文字反刻在木板上，形成凸出的陽文，再在陽文上塗墨汁，將紙張覆於板上，輕拂紙背，頃刻之間，一個個文字就被印刷到紙張上。雕版印刷術得到廣泛應用之後，文字傳播的速度驟然加快，中國自此步入刻本時代。

「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 ——蘇軾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軾所描述的正是從寫本時代向刻本時代過渡的景象。從前的老儒生們只能通過手抄來記錄文字，一字一句都來之不易。雕版刻書，一日之間，便可以印刻出數萬張密布文字的書頁。活字印刷術發明以後，進一步加快了刻書的效率。在政府提倡之下，歷代經典被刻印成書，大量書籍湧現於世。對那些經歷過寫本時代的老儒生們來說，這無疑是一次信息爆炸。

在雕版印刷的發展歷程中，佛教、道教的推動作用功不可沒。經卷和用來供奉的佛像，都是尋常人家所需之物。為了滿足大批量的需求，唐代的寺廟、道觀率先使用雕版印刷技術。

宋代是雕版印刷的黃金時期，官刻、私刻和坊刻（即政府刻書、私家刻書和書坊刻書）三足鼎立，為後世的出版活動奠定了基本模式。北宋張擇端繪製《清明上河圖》，精描細摹，繪盡風俗百態，市井繁華。在百業浩蕩的汴梁城，就出現了「書坊」的招牌。這裡的書坊是街市上售賣書籍的店鋪，相當於今日的書店。不同的是，古代許多書坊自產自銷，兼顧出版社、印刷廠、書店等多項業務。

（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局部）

相對於官刻和私刻，坊刻是最商業化的出版活動。書商們為盈利而刻印書籍，坊刻本與普羅大眾的生活息息相關，類型眾多，主要有：科舉考試的參考書籍，日常生活所需的曆書、醫書，《千字文》《百家姓》之類的兒童啟蒙書籍，以及各類供人們消遣閱讀的詩文小說等。今天，你去路邊的書攤看一看，最常見的照舊是這類書籍，其中還有不少是從舊時流傳下來的。

出版是系統工程，一本書從策划到誕生，其中涉及選題、編著、校對、雕版、刻印、發行等諸多環節。即便是在現代，這些程序往往也需要多個部門協作完成。然而，在坊刻系統中，這些均由一個書坊獨立完成。

芥子園出版書籍多圍繞李漁而展開，幾乎為他量身定做，而湖上笠翁也是芥子園書鋪的活字招牌。明代醫學家熊宗立曾開設種德堂，刻印了諸如《傷寒論》《新編名方類證醫書大全》等諸多實用醫藥書籍。由此可見，坊刻本的風格與出版人的學識、性情密不可分。

03

文人和坊刻：市井階層的一次閱讀革命

陸遊《老學庵筆記》中記載了一個故事：考官因為看了麻沙本《易經》而記錯文章內容，在學生面前鬧出了笑話，顏面掃地。

所謂「麻沙本」就是福建建陽麻沙鎮刻印的書籍。宋周《清波雜誌》中也說：「若麻沙本之差舛，誤後學多矣。」麻沙本也因此名聲越來越差，後來幾乎成了劣質書籍的代名詞。

其實，福建是我國古代一個重要的刻書中心。閩地盛產紙張和紅梨木，梨木鬆軟，雕刻時省工省力，是很好的雕版木材，福建因此成為刻書盛地。麻沙、崇化等地刻印的書籍行銷全國，甚至遠傳到朝鮮、日本等地。然而，閩地書商在刻書時過度注重產量和速度，為了控制成本偷工減料，刻印質量難以保證，書籍往往字跡模糊，錯誤頻出。這也是許多坊刻本都難以避免的一個問題。

明代資本主義萌芽，市井文化升溫發酵，在這安逸的環境中，孕育出一批挑剔的讀者。他們是城市中的手工業者和商販，能夠識文斷字，有些閑情和時間，閱讀成為一種消遣。他們熱愛戲曲、小說等通俗作品，其中題材也多是才子佳人、世情傳奇之類的故事，貼近市井生活，可供休閑娛樂。

為了推出新書，許多知識水平有限的書坊主人也開始擔當主編的角色，有些書商乾脆僱傭一些窮老名士，在家中尋章摘句，拼湊成書。這樣粗製濫造的書籍，質量可想而知，往往也無法長久經營。

書坊刻書沒有教條的約束，形式自由，內容多樣，需要迎合變幻莫測的市場，也因此擁有了更多創新的機會。李漁、馮夢龍、陳繼儒這類文人的介入，為書坊注入了新鮮活力。

作為小說家的李漁深諳市民的閱讀口味，小說多採用通俗白話，情節曲折，用誤會和巧合構築起一個個喜聞樂見的世俗故事。這些「故事會」類型的小說深受市民階層喜愛，婦孺皆知。

「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恆言》）的作者馮夢龍性情放誕，受晚明覺醒思潮的影響深遠。他肯定世俗的美好和人的個性慾望，推崇「情」說，並將這個主張代入編輯出版活動之中。馮夢龍編輯整理的作品中有「最淺最俗，亦最真」的民歌，也有許多流散在歷史長河中的愛情故事。

「三言」中的故事來源於俗世的勾欄瓦肆，本是說書人案頭的腳本。經過文人的加工，它們褪去粗陋模樣，成為書市上矚目的佳作，並為後世的通俗文學開道引路。崇禎年間，凌初效仿「三言」，創作了《初刻拍案驚奇》和《二刻拍案驚奇》，世人合稱為「三言二拍」。

「三言二拍」

取悅市場是職業作家們難以逃避的宿命。在李漁、凌初等人的小說中，通俗有時也越界發展成低俗，奇情甚至轉變為畸情。這類獵奇的撰寫，早已脫離了馮夢龍所提倡的情觀，只是純粹的感官刺激。

書籍的裝幀排版也在不斷發展豐富。從宋代的白紙墨字到元代的朱墨雙色套印，再到明代的多色套印和拱花技術，書頁中的配圖愈來愈精美細緻。一些書籍的板框上甚至繪有花草、古器、竹枝等物，精緻美觀，極具裝飾性。書籍不再只是傳播文字的載體，它承載了越來越多的表達使命和審美趣味。

李漁離開金陵以後，女婿沈因伯接替了書坊工作，號稱「芥子園甥館主人」。在他的主持下，《芥子園畫傳》誕生。畫傳分為四集，囊括133 幅圖畫，採取餖版印刷，線條清晰，設色精美，堪稱最經典的中國畫入門書籍。齊白石、豐子愷、黃賓虹等大師都是從臨摹此書開始繪畫生涯的。在過去三百多年間，《芥子園畫傳》被多次臨摹，重新出版。雖然印刷技術不斷革新，可是後人翻新出版的畫譜在設色、韻味等方面卻比初版遜色許多。雕版印刷的魅力由此可窺一斑。

《芥子園畫傳》

李漁在為《芥子園畫傳》作序後的第二年長辭人間，未能親眼看到這部畫譜刻印成書。然而，這本書卻在選題出版的過程中得到了李漁的指導和資助，並最終以「芥子園」的名義出版，為出版人李漁的一生畫下完美的句號。

04

世俗的勝利：在名利間徘徊的寫書人

在寫本時代，書籍主要通過傳寫來傳播。作者寫完書以後，直接傳布給大眾，沒有中間環節。讀者自備紙墨，僱人或是親自抄寫，書籍內容紙筆相傳，因此流傳下來。

《晉書·左思傳》中記載，左思寫完《三都賦》以後，深受追捧。「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這一時期，著書者只保留署名，並不能從中獲得金錢。這個慣例一直維持到刻本時代，雖然宋代時已經有了版權登記的先例，各家刻書之時也會聲明禁止翻印，但是盜版之風不曾斷止。袁枚曾經作詩諷刺：「自梓詩文信未真，麻沙翻板各家新。左思悔作三都賦，枉是便宜賣紙人。」從中可以看出，明末清初時期，著書謀生的文人十分關注寫書帶來的金錢收益。

私刻本是古代士人階層的一種傳統。家底富足的官僚、富紳著書立說，刻印成冊，將治學思想發揚光大，用以提升自己的聲望和地位。私家刻書旨在求名，不為謀利，發行量較少，所刻印的書籍也集中在正經、正史、諸子、文集這幾類，與官刻書籍重合度很高。

金庸小說《鹿鼎記》以庄廷明史案為開場，在歷史上確有其事。莊家私刻《明史》，不承認清朝正統，因而觸怒朝廷，獲罪遭誅，先後有千餘人受到牽連。

由此可見，刻書的功用不只是為了傳播知識，也是話語權的一種象徵。清初文字獄盛行，清王朝統治下的漢人如驚弓之鳥，人人自危。在這種環境下刻書，稍不留神就會招來禍事。李漁這樣的文人乾脆收斂起前朝之思，老老實實地出版通俗讀物，取悅市井大眾。

其實早在明末時期，江南一帶的私刻已經有世俗化的傾向。許多富戶開始雕版刻書，不是為了著書立說或附庸風雅，而是投向市場，以此謀利。這類書籍為市場而生，多是實用或通俗的書籍。所以，有些學者也將這類刻書活動列入坊刻的範疇。

湖州凌氏家族的「桂芝館」就是當時私刻的佼佼者，所刻書籍世稱「凌版」。凌初祖輩世代為官，可是他科舉不順，屢屢受挫，便轉而以著書刻書為業。從凌初開始，「凌版」開始採用套版印刷，並成為一個特色。

為了賺錢而寫書，是媚俗的行為，文人不恥。因此，許多文人在撰寫通俗小說時，或是托以假名，或是在刻意說明，寫書只是遊戲筆墨，業餘愛好。彷彿一旦將寫書當作事業，就會低人一等。

在過去的幾千年里，賣書鬻文這件事被蒙上了曖昧而糾結的面紗。文人對金錢二字避之不及，寫文章、作書畫所收取的酬金也被雅稱為「潤筆」，藉此來淡化銅臭味。到了晚清時期，林紓的譯作《巴黎茶花女遺事》出版之後，報人汪康年相中其商業價值，希望可以購買版權，並率先在報紙上進行宣傳。林紓同意了此事，卻對巨額潤筆嚴詞拒絕，並再三讓汪康年登報聲明，向讀者解釋自己並未接受稿費。

林紓（畫像）

然而，李漁偏要為了金錢斤斤計較。他認為寫書刻書，是通過自己的才華謀生，並不可恥。書商和作家的二重身份，讓李漁的出版更具現代性，並且擁有十分強烈的版權意識。面對市面上翻印盜印，李漁氣憤地控訴：「我耕彼食，情何以堪？」為了打擊盜版，李漁不惜與書商對簿公堂，通過打官司來捍衛自己的版權，甚至放言「誓當決一死戰」。

從康熙到咸豐年間，芥子園書鋪前後綿延近二百年，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老字號。其間雖然屢經易主，卻一直保持了優良出版傳統，書籍暢銷不衰。

當文人走進書坊，他們為市井階層閱讀帶來新鮮的體驗，同時也被拽進了俗世的沼澤。閱讀不再是少數人的特權，在雅俗的較量中，世俗最終還是略勝一籌。

明清之際，與李漁同時期的儒生們，或是遠遁山野，效仿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做個洒脫的遺民隱士；或是躋身廟堂，在清王朝的羽翼下度日，背負著「降清」的惡名。李漁是幸運的，他找到了一條更加自由的道路，在書坊中安身立命，「覓應得之利，謀有道之生，即是人間大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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